不是社論:李栢儉提早獲釋 難服眾

前高院法官李栢儉夫婦，由於詐騙綜援罪成，各被判入獄十一個月。日前二人就刑期上訴得直，獲提前釋放，當庭重獲自由，共服刑四個多月。雖然律政司已表明不再上訴，但此案對本港社會和司法制度造成的衝擊，卻難以就此平息。

處理該宗上訴案件的高院法官辛達誠（John Saunders）表示，原審裁判官以入獄十五個月為量刑起點，再以以下人道理由，為二人各減刑四個月，判刑並無「明顯地過重」（not manifestly excessive）：

· 被告年事已高
· 身體狀況欠佳
· 需各自賠償$50,000，作為詐騙$111,244綜援的補償（注意：並非「罰款」）
· 有人撰信替被告求情

李栢儉夫婦於一月二十六日被判即時入獄，扣減假期後，原定可於八月二十五日刑滿獲釋；今高院法官判二人當庭釋放，等於將餘下的三個月刑期一筆勾消，有法律界人士認為，高院法官的判決難以服眾。

若重新審視原審裁判官的四項「同情」理由，事隔四個月，

· 二人的年歲及身體狀況與原審時無分別
· 二人已繳納總共$100,000款項。雖然當時原審裁判官並不確定二人會否從善如流，但並沒有以此作為將來減刑的條件；換言之，不管二人有沒有作出該$100,000的補償，都不構成減刑的理由
· 唯一未經原審庭考慮的因素，乃被告另外呈上的兩封由「顯赫」人物(very eminent persons)、退休英國女法官Elizabeth Butler-Sloss及英國法官Mathew Thorpe，所撰寫的求情信

當原審裁判官基於四項同情理由，把刑期由十五個月減至十一個月時，其實已為李栢儉夫婦減刑27%。一名司法界人士認為，該判決相當合理。

但當辛達誠法官宣佈二人當庭釋放時，等於將其刑期再由最初的十五個月，大幅減至四個月，減刑達73%！而唯一可以作為減刑考慮的因素，乃該兩封於原審時並無呈堂的、由顯赫人物撰寫的求情信（因為其餘三項包括身體欠佳等理由，已在原審時獲充分考慮）。即使按辛達誠的說法，考慮行為良好的因素，服刑四個月相當於六個月，他的減刑幅度（即九個月）也達60%。扣除原審裁判官已減的27%，兩封重量級求情信，「貢獻」的刑期減幅達33%。

該司法界人士懷疑，李栢儉已離鄉別井數十年，兩封來自英倫的求情信，是否應有如此大的效果。他認為辛達誠法官提前釋放李栢儉夫婦的理由「令人費解」，予人「夾硬」放的感覺，是「顯明的有問題」。

細心閱讀高院法官的判詞，會發現辛達誠法官也同意，詐騙綜援及公共房屋者，應予嚴懲。像李栢儉夫婦般，詐騙社會福利達$100,000至200,000的，合理的刑期應為十五至二十四個月。更何況李氏夫婦都是資深法律從業者，其行為堪稱知法犯法，其罪行實在不容輕判。

李栢儉夫婦於原審期間，三番四次藉詞終止或拖延聆訊，予人濫用司法程序之感，早令社會人士不滿。他們罪成入獄，雖不致大快人心，但至少彰顯了香港法治的公平和公正，亦大大鼓勵了致力打擊濫用福利的執法者，讓他們以法律為後盾，勇往直前。今因為兩封越洋求情信，李氏夫婦獲高院寬大處理，提早釋放，繼續「上流」，很難令人同情。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將來不管我們要做國際金融中心，還是走高科技路線，良好的法治都是不可或缺的，司法人員和機構亦因此得到香港市民的高度尊祟。故不論法庭的判決是否盡如人意，我們應予尊重，但是，法庭亦應盡可能作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裁判，這才不負七百萬香港市民的期望。對香港來說，一宗李栢儉判決所作出的傷害，已經太多。

耶魯校長：中國崛起 莫學日本

講者：Professor Richard Levin（耶魯大學校長）

亞洲協會香港分會主席、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介紹耶魯大學校長雷文教授（Professor Richard Levin）時，這樣講：聽說美國有兩份工作最棘手──美國總統，及美國大學的校長（兩者的英文都是“President”），我想，毫無疑問，肯定是美國總統難當些。後來才醒悟，難當的應是校長──因為美國總統都是這傢伙教出來的。

此話應用在雷文身上一點不假。最近六位美國總統裏，有四位畢業自耶魯（福特、老布殊、克林頓及小布殊），覬覦總統寶座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也是耶魯的高材生。

能夠產出這麼多對世界舉足輕重領袖的高等學府，其領導人亦必具長遠眼光。雷文自九三年起出任耶魯大學的校長，格外強調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資助內地高級幹部往耶魯進修，又應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訪美的邀請，率領一百個學生訪京交流。他認為中國有三大難題，其觀點值得參考：

（１） 法治
「未來力倡中國需保護知識產權的聲音，將不再來自外界，而是由中國人自己提出。」雷文說，隨中國高速發展，許多企業將擁有自己的商標和多媒體產品，再難容忍猖獗的盜版行為。不保障知識產權，如何鼓勵自主創新？

此外，貪污橫行、言論受遏，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絆腳石，必須正視之。

（２） 創新
「想像一下，如果蘋果電腦、微軟和Google都是日本的企業，她還會面臨始自九十年代的衰退嗎？」

雷文說，日本在戰後生產力高速增長，四十年來都使美國望塵莫及；她的管理技術、龐大儲備，都使美國人既羨且妒。為什麼這些優勢一去不返，使她忽然陷入經濟發展困境？

表面原因是企業負債與金融市場崩圍，但雷文說，更核心的問題是日本人無法隨資訊革命起舞，因而在知識型經濟中被美國大幅抛離。

舉例說，因循多年，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逐步僵化，什麼都論資排輩。一個四十五歲的科學家，即使成就達世界級，亦不得不仰人鼻息，因為撥款和資源都掌握在六十五歲的老人手上。「換了在美國，就算你只有三十五歲，錢都是你的。」雷文說，這種能者居之的美式文化，大大推動了美國的創意工業，誕生出微軟和Google等巨企，稱霸全球。

「在日本發生過的事，也有機會在中國重演。」雷文稱讚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強調「自主創新」，很有前瞻性，他更補充三點：
（一） 要從事世界級研究
（二） 改善教育體制，為國家培養更多精英
（三） 優化金融體系，提升危機處理能力
中國不欲重蹈日本覆轍，不得不察。

（３） 環保
雷文說，有一點對中國來說可能不公平的，就是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西方國家發生工業革命時，環境保護並未引起關注。但當中國在奮力工業化時，卻生不逢時，被環保份子視為眼中釘。

但不管怎樣，資源浪費、水質污染、溫室效應，這些問題即使不招來國際壓力，亦將拖中國發展的後腿。此外，中國正在加速都市化，當越來越多人從郊區搬到城市居住時，如果規劃不當，亦勢將使環境問題惡化。

雷文指中國作為世界上煤的最大生產國和消耗者，應該致力研究改善燒煤的技術，減少空氣污染。

對於環保議題，他的意見很客觀：「如果你想中國從善如流，所有國家都要作出改變。」他認為這是全球問題，誰也不應推缷責任，美國也不例外。

在這位耶魯大學校長眼中，巨龍甦醒，是褔不是禍：「中國繼續崛起，受惠的不只中國本身，全球也得益。」

富豪第二代辦智庫 政府會聽嗎？

專訪：鍾逸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

一群原本曝光於娛樂名流版的富豪後代，忽然成了政治版的新寵。
李兆基之子李家傑、霍英東長孫霍啟剛，還有一眾背景相近的商界後代，正準備籌組「香港青年百人會」；同時，該會部份成員又於日前成立了「菁英會」，以延續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影響力。
在官場打滾半世紀的教父級人物、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眼中，富豪第二代籌組這些組織，能否迸發出驚人爆炸力？

其中，「香港青年百人會」的籌組由中聯辦居中協助，藉匯集這些富豪的年輕後代，培養其國家觀念，鼓勵他們服務社會。

早於一九五七年，這些富豪第二代還未呱呱墮地之前，鍾逸傑已越洋來港走馬上任。他官至布政司，尤德於任內去世時，他還當過署理港督；退休後鍾逸傑仍對香港事務念茲在茲，並領導工商專業聯會，吸納不少工商及專業界名人，進行各種研究，為香港出謀獻策。他從政經驗豐富，可認為年青富豪參政，能事半功倍？

鍾逸傑欣見「香港青年百人會」破繭而出，他說「智庫」的關鍵不在多少──香港的參政平台，在回歸後百花齊放，數目不嫌多──而在如何突破政府的自我保護，否則功能成疑：「民間的提議對政府幾乎不起作用，就像風中的呼嘯，引不起注意。想滲透政府的保護殼，很困難。」鍾逸傑舉例道，光是法定的諮詢組織，香港就有五百多個，可是不管討論的目的是什麼、收集到的意見如何，諮詢組織的所有議題皆由官員主導──連它們都不能左右大局，遑論智庫。

除了官府的充耳不聞，政黨發展有欠成熟，也是智庫發展的絆腳石。在美國，智庫與政黨的關係猶如大腦和四肢：政黨是選舉機關，成員出面「落區」、拉票、參選；其政綱和政策，則由智庫研究、供應與補給，雙方各專所長，互利共生。

一旦政黨入主白宮、或執掌議會，智庫的建議便有很大機會得到落實，其成員亦順理成章會被政府羅致、借用為謀臣，學而優則仕。如美國國務卿賴斯，便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然而在香港，政黨無緣執政，智庫謹能向執政者（即特首）獻媚，前途較黯淡。

鍾逸傑感慨：「議員們光坐在那兒等政府提出建議，然後作出否決。」還用得著做政策研究嗎？

官僚、政黨、商人，共同掌握了社會上最重要的三種資源：名、利、權。如果運用得宜，鍾逸傑認為「香港青年百人會」大可挾財政和人脈上的超級優勢，使下情上達，幫助執政者解決許多社會難題，如：中港經濟融合、貧富懸殊、住屋問題等：「香港有一半人無法擁有自己的居所。沒有安身之所，談什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石。」鍾逸傑說。

坊間對「香港青年百人會」所知甚少，其核心人物看來也暫時對自己的定位不甚了了。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若其成員欲以正宗的美國精英組織「百人會」為藍本，志不在多弄一個富豪俱樂部出來，那他們能為香港出力的地方，多著。

配稿：香港智庫　人才難求
去年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美國進修後回港，旋即宣佈成立智囊組織「匯賢智庫」，以深入研究香港公共政策，鼓勵公民參與。其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說，美國政制發展成熟，政商透過遊說或議題設定，曲線影響施政的機會很多，因此智庫根本不需要「寄生」於政黨或官僚體系內，大多能獨立運作，具規模的，甚至可動輒聘請百人以上作公共政策研究。智庫同時發揮「旋轉門」的功能──智庫成員可以入主白宮，退休官員也可出掌智庫，容易吸引新人加入。在香港，陳岳鵬說智庫發展最大的障礙是：「人才難求啊。」

另一以年青人為主的論政平台Roundtable Group成立於二零零四年，其成員陳智遠和沈旭暉曾撰文，指香港發展智庫的空間，是吸引一些（１）對社會關心，但不想被政黨／社運局限，（２）具學術能力，但無意長居象牙塔，和（３）雖從事商業活動，但仍心繫社會發展的年輕人。他們以王家衛的電影作比喻，謂參與其中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的角色，但整體卻可以發揮個人力所不及的潛能。

科舉制度遺禍 中國科學落後

講者：施爾畏（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一提起中國科學的發展，沉重感便突然來襲。「洋務運動」、「科教興國」與近代飽受蹂躪的中國歷史糾結在一起，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施爾畏來中文大學就「中國科學發展」發表演說時，卻迴避了這些宏大的題目，轉而用他口中「零星生活中的反思」，刺激學生們思考：

* 廈門的胡里山炮台建於清光緒「洋務運動」期間，原有兩座購自德國的鋼炮，各值白銀六萬兩，有效射程可達六千多米。結果，一門鋼炮於「大煉鋼」期間被毀，另外一門，保存完好，僅發射過三炮。
* 鴉片戰爭時，一些皇親國戚建議把猴子掛上鞭炮，抛到洋人的軍艦上，對付敵人。結果共有十九隻猴子被選出來，卻沒有敢抛猴子的人。
* 一九五二年，中國自行生產了第一座蒸汽機車，宣稱這是「領先世界」的成果；同年，日本停止生產蒸汽機車，因為這已被淘汰。
* 為了量度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中國派了一個小隊攀上珠峰，安放測量標誌，然後再以幾何方式，計算其高度。當時，歐洲派了一架直升機直飛山頂，逗留三分五十秒後，得出珠峰高八千八百五十米的結果。

從這些小小的故事，不難看出中國科學發展的種種問題：效率太低、人才不夠、效益不足。施爾畏說，追本溯源，科舉制度正是扼殺中國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士農工商」的說法：農民得到扶植、工人與商人被抑制、而讀書人則被鼓勵「學而優則士」，循科舉制度晉身朝廷，出任文官或武官，「書唸得特別好的，皇帝還會把女兒嫁給你，讓你當駙馬」，施爾畏說，這樣的制度大大鞏固了皇權的穩定。然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卻令唸科學的讀書人，與搞技術的工人老死不相往來，窒礙了科學的進步。

西方科學之所以能「大躍進」，與文藝復興時期，學者與工匠「爆炸性」的結合不無關係──只有當理論和實碊可以完美結合、相得益彰時，科學才可推動社會進步。

施爾畏說，中國科學發展不但有先天不足，近代又遭逢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發展大為滯後，可以說值到八十年代後，才開始真正發展起來。然而如今又面對兩個巨大的挑戰：資源和人口老化壓力。

由於過度開發與不重視環境保護，國內面對沉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壓力，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隱憂；另一方面，由於「一孩政策」與人口老化，未來勞動力勢將出問題，屆時國家「還沒有富起來，人口已經老齡化」，施爾畏說。

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知識技術產出，不以血汗工廠來賺取卑微的回報。但國內經濟發展火爆，據施爾畏所知，很多學生想投身商界賺快錢，而不以當科學家為志。如何建設「創新型國家」，不以衣服鞋襪換取外國的高科技產品，實在任重道遠。

「蘋果」高手 公開創業祕訣

講者：Guy Kawasaki（創投基金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創辦人）

收到香港美國商會的通知，有一個叫Guy Kawasaki的人將出席他們的午餐會。
根據簡介，這個叫“Guy”的亞裔美國人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寫了一系列暢銷書，還有，他曾經在蘋果電腦（Apple）工作過，職責是「首席傳教士」（Chief Evangelist，這可能是蘋果電腦獨有的職銜，類似一般企業的市場或公關人員）。
曾在喬布斯(Steve Jobs)麾下工作過的要員都獨當一面，憑這點，就知道這個講座值得一聽。

Guy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又曾在蘋果電腦工作過，他不但擅於演講，更是激發創意的能手。如果你想創業，他的意見更值得參考：

１． 有意義嗎？Make Meaning
許多人打算創業，以賺錢為首要目標，Guy認為，這是本末倒置，必須先為自己的工作賦予意義，以宏大理想作基石，才是基業長青之道。

２． 不斷創新Jump to the next curve
大部份人終其一生只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成長，不曾脫離原有的軌跡，因而無法突破。
Guy說，不要為過去的成功而因循怠慢。八十年代，蘋果已在電腦行業獨當一面；千禧年，蘋果涉足MP3市場，以iPod改變了整個市場模式；最近，蘋果再度脫離原有軌道，欲以全無鍵盤的iPhone，進軍個人通訊市場。
每一次求變，蘋果都為追隨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是勇於突破成規的典範。

３． DICEE
優秀的產品，須具備以下條件：
Depth──深度。Guy在演講中展示了一隻「人字拖」，這隻拖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鞋底有一個小小的開瓶器。因為這樣，「它比其他同類產品多了一倍的功能，真了不起(how deep)!」這個略嫌跨張的例子惹得哄堂大笑。
Intelligence──智慧。有沒有試過在漆黑中想開電筒時，卻發現它與現成的電池不兼容，使人一籌莫展？樂聲牌發明了一種電筒，可以配合三種不同大小的電池來使用，大大方便用家，「終於有人動腦筋了!」Guy戲謔地說。
Complete──意念完整。
Elegance──高貴。最佳例子莫如現在幾乎人手一機的iPod，只須一根姆指操控的click wheel，外型簡潔秀麗。
Emotive──產品是否打動人心？如果你在街上瞥見一架神氣的哈利電單車（Harley Davidson），即使不懂駕駛，也會回眸再三吧。

４． 保持獨特Niche yourself
不要懼怕有些人喜歡你的產品，另一些人避之則吉；好的產品，自然會吸引獨特的買家。專為二十二歲喜歡戶外活動年青人設計的吉甫車，無論如何不會使五十多歲的中年爸爸動心。
做你最專長、而又能為顧客創造最大利益的產品，才可獨樹一格，並帶來豐厚利潤；
僅著眼於為顧客創造利益而不顧自己所長，最終將陷入價格競爭，無法一枝獨秀；相反，若僅做自己擅長的事而不理顧客死活，亦太曲高和寡，自終亦難以生存。

Guy給與會者最後的忠告，是別讓「笨蛋」（bozo）輕易打擊你的意志。
他說，這些「笨蛋」通常都身穿黑色西裝、開一輛德國車、薄有名氣，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樣（「其實這完全不等於聰明。」Guy說。）。他們總是給你種種忠告，告訴你這樣做多麼不智，令你對自己的抉擇猶疑。而一個已成功的人，也很容易自我局限，陷入同樣結局。

這樣的事曾經發生在他自己身上：有人請Guy到還未成名的Yahoo出任行政總裁，當時Yahoo離他家很遠，他想：「開車到那裏去太遠了吧，而且我也看不出這怎麼可以賺錢。」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愚蠢的想法，Guy後來的損失，以億美元計。

「當你在一方面已很成功時，最困難的是迎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Guy如此總結。

10/20/30 教你打動投資者
作為一個以聆聽創業家意念並決定是否注資為生的人，Guy為試圖向創投基金叩門的人提供了一道10/20/30法則：
－　只用10張幻燈片；
－　整個演說不超過20分鐘；
－　以30pt作為幻燈片字體的大小。這樣一來令看的人比較舒適，此外由於字體較大，不可能在一頁中寫太多字，可避免演講的人照本宣科地跟稿唸。

在他的網誌blog.guykawasaki.com和零四年出版的書The Art of the Start裏，Guy談了更多創意和創業之道。

港粵融合不足 難拼上海長三角

專訪：馮玉麟（麥肯錫公司香港區總經理）

特首曾蔭權連任後誓言，五年之後，大家談起亞洲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會想到香港，而非新加坡或上海。
這個想法是否一廂情願，關鍵不單在香港，更在我們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上海。

港人可能不察覺，當珠三角地區（廣東、深圳和香港）仍因為一國兩制和心態問題，未能好好整合發展時，長三角地區（上海、蘇州和浙江）的GDP，早在零五年已超越珠三角。

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需要上海作為龍頭。鄧小平便說過：「…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當珠三角在區域競爭中已被拋離時，以長三角為腹地的上海，是否更具挑戰香港的實力？

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香港區總經理馮玉麟說，長、珠的區域競爭情況很複雜。以行業來說，兩者並非此消彼長，因為中國市場夠大，許多企業不介意在兩地都設點；但單就金融業來說，挑戰就大了，「不少企業開始想在國內上市，趨勢漸漸明顯。」馮玉麟說。

去年年底，當香港股市總市值首度突破十三萬億時，深滬兩地的總市值僅在八萬億；但半年不到，截至四月三十日，深滬總市值已暴增一倍至十六萬億，僅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總市值，已超過十二萬億，要超越香港目前的十四多萬億，指日可待。

因為中央的協調和祝福，長三角地區以上海為龍頭，已無異議；但港粵之間，既意識到有合作的需要，但又在暗地裏較勁，協作效應明顯不足。

「龍頭之爭沒有意思，不如尋找有沒有雙贏的方案，例如可否吸引企業以深圳為後勤總部、在香港搞投資？通關快一些，不是互惠互利嗎？」馮玉麟說，「Integr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go(整合是唯一的出路)。」

馮玉麟認為，香港必須加強本身的優勢，「否則，我們不被上海趕過，也有可能輸給新加坡。」他特別強調人才的重要，因為許多跨國集團認為作為人才樞紐，是香港最吸引之處，可惜香港雖然有爭奪人才的意識，卻不夠主動：「我們說要吸引內地專才來港，但撫心自問，我們為他們做了多少？」馮玉麟說，他有許多商業上的朋友，決定是否往一個國家工作時，最關注的是子女的教育。可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很多，卻從沒有一所為內地人度身訂造的學校。不少內地專才，寧可回到上海去工作，起碼小孩可以唸好國語。

關於區域競爭，危機意識要有，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從大局來看，香港對中國的角色仍然重要：「在歐洲，英國發展再好，也不會取代法國。法國仍有其獨特的地位。」馮玉麟說，香港是中國的窗口，過去數十年助外國企業打進中國，未來我們亦應藉這個窗口，把中國的企業推上世界舞台。

一孩政策的重大隱憂
今年的五一黃金周剛過去，國家商務部指全國消費總額達3,200億人民幣，較去年增長15.5%，中央以黃金周來催谷內需的原意漸見成果。麥肯鍚一份有關中國經濟的最新研究亦支持這個發現，指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個人消費，佔零零至零五年GDP增長的百分之四十四。

馮玉麟指中國的中產階級與成熟的西方國家很不一樣：「他們非常年輕，介乎廿多至四十來歲，喜歡潮流用品如手提電話鈴聲；思想開放，消費力旺盛，渴望買樓買車。」

這個冒起的階層相對節儉的上一代大大不同，但亦帶來隱憂：「國家的儲蓄可能減少、有通脹壓力。」這相對美國人不顧一切的消費模式，可能還有一段距離，但對經濟的影響不可不察，畢竟內地的社會保障遠不如美國。

而且，由於「一孩政策」的實施，這群現今正處黃金時代的中產，十多廿年後可能要面對非常大的負擔，「未來中國沒有收入的人口會很大很大，這些中產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問題很大。」馮玉麟說。

法總統爭霸 形象塑造勝實際

專訪：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被喻為50年來最難分勝負的法國總統大選，將於本周日（5月6日）舉行投票。外界普遍把這次選舉視作世紀性的左右對決，但右派的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在強調愛國等傳統價值之餘，矢志改革，甚至被質疑「他真的是對（右）先生嗎？」（Is he Mr. Right？）；而左派的羅瓦爾（Segolene Royal），卻有其保守一面，她的「慈母」形象，深受青年歡迎。這真是旗幟鮮明的左右之爭嗎？

　　「不見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沈旭暉說。「和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各據一方不同，今次選舉並沒有明顯意識立場之別，選舉的意義其實聚焦在中間。」

球星施丹 整合法國矛盾

　　民眾想變又不想大變的心思，初選結果已略見端倪。首先，是次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是數十年來法國總統大選中最高的，顯示很多人認同選舉的重要性，想藉此表達對現狀的不滿；另外，雖然整體上選民的取向較為右傾，但選票卻頗平均地流向三位主要候選人：薩爾科齊得31%，羅瓦爾有26%，中間派候選人貝魯（Francois Bayrou）獲19%；極右派候選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只有一成支持率，「顯示民眾知道，過激的作風可監督政權，但最終不會成為主流，也不可能執政。」

　　法國目前問題多多：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國家債台高築、經濟增長緩慢，還有新移民與少數族裔問題，「針對現有的問題，看來誰當總統都不見得好。」

　　沈旭暉說，薩氏主張嚴格限制新移民，作風強硬與美國總統小布殊那套接近，毫不討好；羅瓦爾建議由提高社會保障入手，緩解社會矛盾，但又似乎沒有針對問題的癥結落藥。

　　05年底和去年3月，法國接連發生騷亂，肆事者主要就是失業的青年-法國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非裔青年的失業數字更高達百分之四十-「不論誰當總統，都不能防止任內不會再發生類似事故。」沈旭暉說。既然左右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難怪每五位法國選民中，有一位把票投給走中間路綫的貝魯。

　　事實上隨選舉進入倒數階段，貝魯的角色更見吃重。由於薩爾科齊和羅瓦爾的支持度旗鼓相當，貝魯支持者的選票，將左右大局。沈旭暉說，「我們可以看到，在講數的過程中，貝魯第三條路的思想，可以分別灌輸入其餘兩黨中。」

　　在種種社會不穩定中，沈旭暉認為法國去年的騷亂其實早五、六年就應該發生；是球星施丹營造了短暫的和諧：「在過去幾屆的世界杯中，施丹的突出成就整合了法國社會的內部矛盾。他是少數族裔（阿爾及尼亞人），但他成功、富有，就像一個spin doctor，超越了左右派別的施丹，獲得大多數人認同。」

拿破崙Vs聖女貞德 勢中間靠攏

　　如此看來，不論是自比為「拿破崙」的薩爾科齊，還是被喻作「聖女貞德」的羅瓦爾，他們高舉的左╱右大纛（音︰毒，古時軍隊或儀仗隊的大旗），其實是形象塑造多於實際，無論誰執政，都會盡量向中間靠攏，未必會為法國帶來革命式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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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辯論難左右大局

　　囿於嚴格的競選規定，薩爾科齊和羅瓦爾並未在初選中正面交鋒，因此外界對今天（5月2日）的公開辯論相當重視。特別是二人支持度非常接近，當短兵相接後，其中一方可否穩佔上風？

　　沈旭暉認為，近代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沒有一次可以影響選情，「無根基的新人尚且有機會一展身手，但當兩個候選人都是相對老練和為人熟悉的政客時，電視辯論很難帶來令人意外的結果。」

　　沈旭暉說，如果電視辯論真的還像尼克遜對甘迺迪（註）那個年代般具關鍵性影響的話，獨立候選人佩羅特（Ross Perot）就應該在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脫穎而出。

民眾分辨 實力和口才

　　當時共和黨老布殊尋求連任、民主黨由克林頓出戰，而來自德州的億萬富豪佩羅特，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躋身最後三強。「佩羅特的表現異常優秀，形象好、口才佳，電視辯論能發揮的優點，他都做到了。」可是事後的民意調查顯示，佩羅特並無因為電視辯論而得到絲毫好處，民意甚至乎稍為掉頭向下。

　　「這顯示當破格的辯論表現成了常規後，民眾已分割了候選人的實力和口才，不再受辯論左右個人決定。」沈旭暉說。

　　註：06年，美國舉行了史上第一次總統電視辯論。在這之前，尼克遜和甘迺迪的支持度不相伯仲，但一場辯論卻扭轉了局勢。熒光幕前，談笑風生的甘迺迪把大病初癒的尼克遜完全比下去。雖然收聽電台的聽眾大多支持尼克遜，但七成自稱受該次辯論影響的選民，卻投票給甘迺迪，使後者最終以些微差距入主白宮。

下一個十年 軟件成關鍵

講者：柏聖文(Stephen Bradley,英國駐港總領事)

陽光燦爛的一天，踏著細碎腳步，從車水馬龍的雲咸街拾級而上。經過高雅的時裝店，小小的花檔，一座古舊的紅磚平房映入眼簾。還在喘氣的當兒，你走了進去這座漂亮的建築物。高聳的樓底、調暗了的燈光、還有那紅木裝潢，令人頓時暑氣全消。

在「集體回憶」忽爾流行的今天，在這座充滿殖民地風味的「外國記者會」內，英國駐港總領事柏聖文絮絮說起香港回歸十年前後的變化，甚至帶我們穿梭未來，一窺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是怎樣的……

回憶大概總是美好的。隨柏聖文回到一九八七年的香港，有這樣的情境：
*政府──「只須短短一個上午、從走廊這頭的辦公室走到那頭，就可以達到共識。」在他眼中，下亞厘畢道的效率與倫敦的白廳（Whitehall，英國議會及眾多政府部門之所在地）相比，是天淵之別。

八八年柏聖文加入香港政府，任港督衛奕信的顧問。當時香港奉行小政府，「政通人和」大概是最貼切的形容詞。

「走進任何一個同事的辦公室，你會得到三個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的原因，而非六個不上馬的理由。」他讚美道。

*政治──行政會議（行政局）影響深遠，而所有立法會（立法局）議員都是委任的，因此與港府「合作無間」。

「我記不起有什麼重要的遊行，政治絕不可能成為晚宴的話題。」柏聖文說。

然而在該段美好的時光裏，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震撼了這座小城。一時間，人心徨徨，在香港，「一切全變了樣」，柏聖文說。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國家才逐漸回復元氣。

九七年香港回歸，退下了大不列顛的國旗，特區政府在不獲西方看好的情況下，如初生嬰兒般顛顛簸簸地走過一道道難關。好不容易十年了。柏聖文正面肯定了主權的順利移交，並指香港與英國的關係更趨成熟和正常化。
回歸十年來，「恒生指數快升上二萬一千點，幾乎是八七年的十倍；人均生產值每月二萬元，是八七年的兩倍…還能使這更美好嗎？」

有的。柏聖文認為，第一要理順行政立法關係，以期令管治更有效；此外，就是要加強環保工作，使藍天再現。

在演說的尾聲，柏聖文拿了一隻小小的白瓷藍花茶器（圖）出來。他最近去倫敦時，看上了這小東西；一隻乾隆時期的茶器。這隻並不十分起眼的茶器本來和其他的沒有什麼不同，但當它從清朝被帶到英國期間，有人替它鍍上了細細的一道金邊。

「或許有人會把香港比喻為這隻茶器，英國人在佔領它的百多年裏，為它鍍上了金邊：法治、有效的政府、社交、貿易、宗教和言論自由、自由市場，一切使香港自一般中國城市脫穎而出的因素；那套軟件。」柏聖文說，許多中國城市都想成為香港，特別是嚮往香港的「國際化」。

他在想，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應該是這樣的：「屆時我將退休，正在盤算在港島區找一套小小的房子。一位新的特首從普選中誕生──希望他也是立法會最大黨的領袖──而立法會也由普選選出。」有沒有這樣的一天，端視香港能不能保持優勢，就像那茶器的點點金邊，是否已經和它本身渾然一體，抑或隨時間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