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憂經濟硬著陸 憂社會硬著陸

正在英國訪問的總理溫家寶，昨明言有信心內地全年通脹保持在百分之五或以下，經濟增長逾百分之七，為最近中國經濟硬著陸之說降溫。內地經濟硬著陸風險低，但社會硬著陸的風險卻很高，尤其貪腐遇上通脹，更令民怨急劇上升。
中央手段多　可解經濟困局

近月不少外國言論質疑中國經濟將硬著陸，因通脹高企、樓市泡沫將爆、銀行呆壞帳或急增等。針對這些言論，溫總日前已在《金融時報》撰文，回應內地通脹可控，昨又於英國提到，只要通脹控制在百分五以下，經濟增長又達百分之八至九，中國經濟仍是全球最佳。

溫總接連唱好內地經濟，除向外界派定心丸外，亦表達當局調控經濟的信心。

因在維持緊銀根政策下，下半年通脹可望見頂；銀行㕲呆壞帳主要來自地方債務平台，去年全國地方債務為十萬七千億，若其中三至四萬億為呆壞帳，以中國經濟總量一年四十萬億，中央有能力吸納；樓市確有泡沫，但若樓價大幅下滑，威脅經濟穩定，中央可減少遏樓價措施；至於中小企融資困難，中央已嘗試針對性地向中小企放水，防止資金鏈斷裂。

內地經濟問題雖多，但中央仍有足夠政策應付，故溫家寶有信心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

但當前中國最大挑戰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社會出現硬著陸的風險遠高於經濟。正如溫家寶昨在英國提出，一旦通脹和貪腐結合在一起，便足以影響政權穩定。

中國貪腐問題一向深重，是人民對社會、政府的最大不滿。內地經濟近年高速發展，但在官商勾結、貪污腐敗下，社會分配不公日益凸出、貧富懸殊不斷擴大，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民主法治改革寸步難行，致民怨不斷累積。近月高通脹更直接打擊基層生活，大大加重生活擔子，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怨憤上升，可成引爆民怨的導火綫。

上月底江西發生連環爆炸，疑涉拆遷補償不公；廣州增城近日又出現大規模騷亂，正因外地民工受到剝削與壓逼。現時內地一年的示威騷亂高達二十萬宗，中央為加強維穩，今年公共安全支出（俗稱維穩費）高達六千二百多億元人民幣，超過軍費開支，但社會卻愈維穩愈不穩。

通脹加貪腐　民怨動搖社會

政府要遏通脹，避免經濟硬著陸，更要積極推行政治改革，解決貪污腐敗問題，締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紓減民怨，才能避免社會出現硬著陸。

憲制風波可解 管治炸彈難拆

政府昨向立法會提交的臨時撥款決議案不獲通過，可能令政府在四月一日至預算案通過前無法運作。這場憲制風波應可及時化解，但政府與議員不盡責的表現，卻令市民非常失望。雙方若不克盡己任，勢必威脅香港的管治與穩定。

政府政治麻痺　徒然自製危機

臨時撥款決議案不獲過半數出席立法會議員通過，屬歷史上首次，出乎議員與政府意料。因撇除出席人大政協兩會而不在港的議員，若其他議員都出席會議，議案應可得到通過。政府下周三將再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議案，屆時建制派議員已回港，議案極可能獲通過，避免發生政府財政無以為繼、服務可能受阻的憲制風波。

這場憲制風波，政府責無旁貸。預算案慘遭滑鐵廬，大幅修改後仍有萬人上街抗議，政府理應高度警覺，但在泛民事先表明不支持議案下，政府竟未盡全力箍票，力保昨提交的臨時撥款議案過關，此顯示官員警覺性不足，政治神經麻痺。

此外，泛民亦難辭其咎。臨時撥款決議和預算案是兩回事，泛民大可先通過臨時撥款，在不影響市民得到政府服務的前堤下，爭取時間和政府討價還價。但泛民可能想藉投棄權票向政府施壓、擺政治姿態，孰料議案不獲通過，弄假成真，予人政治花招凌駕市民利益之感。

政府、議員都沒有盡好本份，令市民既失望又無奈。預算案自宣布後爭議不斷，政府可說能做的都沒有做好、可以出錯的都出錯，市民縱想同情亦情何以堪。另一方面，泛民爭取修改預算案，不是沒有民意支持，但不應不顧大局，淪為政治把戲，更令市民利益受損。

今明兩年將舉行區議會與立法會兩場大選，各議員、政黨必全力以赴搶佔選票和曝光率，對任期只剩下一年半的弱勢政府群起而攻。但泛民要知道，不是政府輸，泛民便一定贏；泛民若做出不受市民歡迎的舉措，未必可搶分，反而會失分。

泛民政治動作　凌駕市民利益

目前的局面令市民十分擔心，若政府、泛民繼續如此不負責任，香港的經濟如何向前、民生如何獲得改善、社會如何穩定？政府與泛民都必須檢討，各盡本分，以免香港陷入一次又一次管治危機中。

奧巴馬知錯 創就業保連任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發表國情諮文，激勵美國人面對轉型，積極工作。奧巴馬深知兩年來他忽視就業，令國民不滿，卻巧借華麗詞藻把就業挑戰包裝成國民機遇，避免直接承認本身失誤，但能否落實改善就業，才是爭取連任的關鍵。

演說激勵民眾　展領導者風範

自挾高民望上任後，奧巴馬聲勢不斷下滑，直至近期才出現回勇。他支持度下跌，因兩年來花費太多精力在金融改革和醫療改革上，忽略逼在眉睫的就業問題，結果經濟復甦乏力，社會怨氣不斷累積，令他去年底輸掉國會中期選舉，失去眾議院控制權。

奧巴馬最新的國情諮文卻反映其政策出現轉向，以製造就業、提升美國競爭力為施政首務。在演詞中，奧巴馬並無明言施政轉向，卻以看家本領的激昂演說，藉全球化、中印崛起來激發國民鬥心，掩飾本身施政不足。

他提出「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的口號，謂美國人要拿出五、六十年代與蘇聯太空競賽的鬥心，不斷進步，保持實力，才能改善就業，繼續保持全球第一。這是借激發國民創新的潛質、不服輸的精神，淡化他創造就業不足的失責。

奧巴馬另一重要的轉變，是著手改善華府與商界關係。他最近先後委任了摩根大通高層戴利為白宮幕僚長，和通用電氣行政總栽伊梅爾特為總統就業和競爭力委員會主席，表明他希望修補和商界的關係，爭取中間選民支持。

奧巴馬最成功之處是懂得在關鍵時刻，發表關鍵說話來激勵人心、提振士氣，以鼓勵國民團結一起為未來打拼，而非嚴詞斥責，甚至擴大矛盾。這對所有領導人來說，包括競逐未來香港行政長官的，都應該學習。

毫無疑問奧巴馬的演說技巧超卓，但要落實宏圖，他須跨越至少兩重障礙。

其一，是否真的贏得商界信心，讓商界願意增加投資，帶動就業。其二，能否贏得國會支持，通過他的創造就業措施，例如減稅，因共和黨必會拖其後腿，以阻其連任，重奪總統寶座。

聯商界創職位　考驗執行能力

奧巴馬一向長於演說，卻拙於落實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現在痛定思痛，以創造就業為大方向，是走對了路，亦是為了連任選舉所必要交出的成績。奧巴馬能否成功連任，就要看除打動人心的演說外，他是否有推動職位創造的魄力及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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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２０１１年國情諮文全文
奧巴馬２０１１年國情諮文演說

善意助崛起 非井水犯河水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回應趙連海案件時，提到港人應「井水不犯河水」，說法令人疑惑。港人關注趙連海只是出於善意，並非干預內地司法獨立，且中央若能聽取不同聲音，可助落實公平正義，有利締造和諧社會與大國崛起。

港人同情趙連海　哀司法不公

內地「結石寶寶之家」召集人趙連海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入獄後，最近已獲「保外就醫」，但其行蹤至今未明。港區人大曾就此事向中央聯署表達關注，王光亞昨以「井水不犯河水」作回應。

港區人大有責任監督內地司法及執法，而港人高度關注事件，則因內地處理手法與港人的價值觀有很大落差。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近一項調查，指港人信任中央政府的比率，較三個月前下跌百分之五，為百分之三十七；不信任中央政府的比率更上升一成至百分之三十二。民調是在趙連海被投獄、劉曉波獲頒貝爾和平獎後進行的，當中多少反映港人對內地處理維權人士手法的不滿。

其實港人對內地人權、公義的關注，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本質上一脈相連。

溫總上周日與電台聽眾交流，解釋他心目中「生活有尊嚴」的四項條件，首項便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的自由和權利」。趙連海是受害人卻被判有罪，此顯然不符溫總所說的「生活有尊嚴」。人民權利得不到司法保障，活得欠缺尊嚴，胡溫領導層積極提倡的公平正義便缺乏基礎，要構建和諧社會更難。

港人表達對趙連海案的意見，中央或覺添煩，但對國家是好事。其一，中國要真正大國崛起，不只要經濟做強，更要在文化、民權各方面做得好，人民整體生活得到改善；香港運用言論自由，善意地提出不同意見甚或批評，可助中央省思政策與舉措，尤其是否偏離國際接受的價值。

其二，容許港人自由表達意見，直抒對內地社會問題之不滿，既彰顯大國可容批評的風範，贏取國際尊重，更不會予人口實，指中國容不下異見，社會萬馬皆瘖。

容許有異見　彰香港言論自由

港人對趙連海事件的關注純綷出於同情，對其關心並無利益關係，對中央表達意見亦只出於善意，並非井水干犯河水，中央更勿以陰謀論視之。究其根本，胡溫提倡的公平正義得以落實，人民生活更有尊嚴，最符合人民與國家利益。

陳太葉太相爭 中西文化之爭

專訪香港總商會總裁方志偉

　　無官一身輕的方志偉，在香港總商會履新剛好一年。

　　這天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為同學們發表演講，談香港在全球化下的定位。

　　站在舊課室裏，面對年輕的新面孔，方志偉談得格外揮灑自如，在他身上逐漸找不到為官時的步步為營。

　　的確，回歸都十年了，連曾經一人之下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可走入街市和群眾天南地北，香港又豈能戀棧殖民地的餘暉，一成不變？

◆一場補選 兩太成鬥爭代表◆

　　一場意外補選，一個小小立法會議席，竟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請出來了。

　　坊間的焦點，是兩位官太太的衣着談吐與針鋒相對，而在方志偉眼中，二人所代表的中西文化衝突，卻更值得細味。

　　「陳方安生標榜的是西方價值：法治、高透明度、民主；葉劉淑儀高舉的，卻是東方美德：講求合作和妥協，避免正面交鋒，大家都聽老大哥的話。」曾被派駐紐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5年，後來又以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的身份，在日本待了5年的方志偉，對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敏感。

　　「九七年前，香港人盡一切努力融合、發揮西方文化的優點，九七年後，香港人又忙於鑽研東方文化的美麗。」在為本身定位的過程中，方志偉看到香港的優點：「我們讓兩種鬥爭的力量交流，從中走出新的路。」

　　在調整的過程中，許多人對變化感到疑惑，特別是對政府角色的轉變。過去，「積極不干預」被奉為金科玉律，如今，政府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最新的例子，就是大手入股港交所。方志偉已棄官從商，是否更接受市場主導這一套？

　　「過去，我們周邊的國家，像新加坡、台灣，都是大政府主義，因此，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就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很自然就把人才和資金吸引了過來。」過去我們盡攬優勢，是因為在亞太一隅，我們獨一無二。

　　但全球化把距離縮短、競爭加劇，近年大興土木的杜拜就以香港為目標，而中國的急速現代化，又已把多個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推上國際舞台，若要保持優勢，我們的思維，看來要轉。

　　就以對中國的角色為例，方志偉指出，隨中國由78年的改革開放，到01年的加入世貿，香港的定位一直在變：

　　‧78年以前：門戶（Gateway）

　　在這個階段，香港是往來中國唯一的路，只要資訊和人流暢通，我們就可以坐享其成。

　　‧1978年到2001年：樞紐（Hub）

　　香港工業北移，生產再不是經濟動力，被講究服務與精密計算的物流取代，香港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

　　‧2001年後：平台（Platform）

　　平台的意思，是指不限於實物交收的中轉站，更包括信息、資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為例，我們可以如此發揮平台優勢：

　　物流：香港的航運業已江河日下，空運暫時仍佔優勢，但「與其拉鋸，不如轉型」，方志偉指香港應力拓高增值服務，如和船務有關的軟件設計和服務。

　　商貿：許多來自歐洲的中小型公司到香港來註冊，着眼大陸市場，香港可以提供收購合併服務，成為歐資公司進入內地的夥伴。

　　專業服務：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人才-「香港有好多聰明人，目前駐內地境外人員，香港人佔最大部分」，方志偉說，香港的公關、市場推廣或廣告人才，專業水平高，在內地特別吃香。

　　金融：國家已表明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因此香港的金融服務仍大有可為。

◆建橋效率遜內地 官場要改◆

　　香港要變，香港的官員更要變。

　　方志偉曾在官場打滾廿餘年，深明種種官場積習，他不忍數落舊同袍，但舉了一個例子：上海的杭州灣大橋，02年經國家計委批准立項，03年奠基，今年已全綫貫通，預計明年通車；而港珠澳大橋，經過多年的折騰，現在仍在「講」的階段。

　　「港珠澳大橋由於牽涉三方利益，當然比杭州灣大橋複雜得多-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限制，可以很着數，可以不着數-但政府應承認這（決而不行）是個問題，應該盡量消減，勿給自己藉口。」

香港第四代 社運另闢天地

專訪Roundtable共同召集人、獨立媒體編輯部及本土行動成員林輝

　　8月1日上午11點，數百警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一個小時內，把擾攘竟日的皇后碼頭清場。最後離場的，是一個以單車鏈把自己脖子鎖在石柱上的青年。他叫林輝。

　　清場前不過兩天，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才用母親的口吻向這些抗爭的年輕人說：「我當年讀大學時……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你們有這樣的激情是好正常，我都後生過……」

　　言猶在耳，警方已揮動巨剪，割離林輝和「皇后」。林輝張嘴高呼的電視畫面，成了整個運動從高潮嘎然終結的一個休止符。

　　但第二代香港人（生於40至60年代嬰兒潮，如林鄭月娥）和第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的下一代，生於70年代末或之後，如林輝）之間的抗爭並無完結。

我搞運動

　　第二代香港人踏入社會時（60至80年），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他們只要腳踏實地，努力不懈，就可以平步青雲，與建制抗爭的激情只屬於大學年代。目前在香港指點江山的，就是這一代。

　　第四代香港人出身時（約從回歸前後開始），最紙醉金迷的香港卻已隨英國國旗落幕。由於父母的努力，他們從小物質生活豐裕，所以高薪厚祿早就不是他們的目標。

　　「我們這代人橫豎沒有甚麼職業保障，反而可以追求生活質素-像好的環境、融洽的人際關係，而並非純粹的物質享受。」林輝說，90年代香港股樓最暢旺的時候，小島上幾乎全無學運；因為那是搶錢的年代。

　　深度介入保衞「天星」和「皇后」抗爭的「本土行動」和「獨立媒體」，就是繼90年代的斷層後，新一代社會運動的標誌。

　　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等人創辦的「獨立媒體」，以互聯網作平台，讓青年有機會在主流媒體以外就時事發表文章。

　　而「獨立媒體」的骨幹成員，又在天星碼頭的抗爭結束後，組成「本土行動」，把網上的聲音，在現實生活中延續下去。

　　林輝說他們不是為反而反，但作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心痛政府對歷史的漠視、對保育的冷感。他們要捍衞這片他們所愛的土地。

　　別人問及「本土行動」接下來會不會轉戰灣仔街頭時，林輝引用博柯（Foucault）的話回答：「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反抗。」

又寫博客

　　「我們經常一手包辦整宗新聞，不但自編自導自演，還自己買好票進場觀賞。」林輝笑着打比喻道，「獨立媒體」既發掘新聞，也會參與其中；不但邀請主流媒體進行採訪，而且自己也會作出報道，並利用博客，盡一切努力把心聲擴大。

　　之所以要不惜一切發聲，因為主流媒體的地盤，被第二代牢牢緊握，水潑不進、針插不入，他們必須另闢天地。

　　舉個例子。林輝去年報讀中文大學社工系碩士時，曾參與實習計劃，其中有整整半年時間，他在正職以外每周抽18小時，隨外展社工於新界北區「執仔」-駕駛7人車在區內穿梭，主動接觸流連在街上的青少年。

　　那些年輕人，十之八九都有濫藥習慣。

　　每次看着天空從漆黑漸漸泛白，見證青春在毒品中燃燒，林輝都很感觸。

　　在自己的博客上，林輝這樣寫：

　　「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們或被冠以雙失、三低、夜青、邊青等銜頭，他們是教育制度和勞工市場中的最底層……主流社會太輕易用上『唔識諗』、『唔成熟』、『唔自愛』來總結他們濫藥的原因……卻沒有人願意許諾，給青年人一個公平的社會、像樣的家庭、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參選議員

　　搞過運動，做過社工，林輝還曾經參選區議員-盡管一切並非意料之中。

　　04年，大學畢業後不久，林輝參加了一個由嶺南大學副教授李彭廣舉辦的議員助理訓練班。課程結束後，他被前來招聘的觀塘啟業邨區議員歐玉霞相中，成為其全職助理。

　　歐玉霞28歲便當選區議員，連任18載，但任期未滿，便撒手塵寰，辭世時才47歲，遺下丈夫和女兒。

　 　她很受街坊愛戴，「我們為她在邨內的籃球場舉行追悼會，結果來了幾百個人，擠都擠不下。」林輝說，歐玉霞遺下的議席，其上屆對手、民建聯的施能熊早就虎 視眈眈。結果，在街坊與義工的眾望所歸下，林輝扛下了補選的擔子。但他最終以四成得票率而飲恨。他承認那是因為自己力不從心。

　　「做議員 助理做到一個地步，到底為了甚麼？是不是真的想做區議員呢？這好像是一份『大兼職』，做了，又怎樣呢？區議員永遠影響不了政策，又沒有政治影響力。甘乃威 即使在地區上受擁護到飛起，但等了20年還是沒有參選立法會的機會，好慘！」林輝說，他看不到在香港當區議員，有甚麼出路。

繼續尋夢

　　選舉雖然落敗，但林輝反而得到尋夢的機會。因為林輝工作3年多以來，從未放過長假——「最長的一次，只有4天。」他打算10月中孤身出發，從四川、雲南、西藏開始，再一路往西，起碼流浪3個月。途中他會拍照、寫作，更重要的是，好好思考未來的路。

　　搞社運、忙上網，有工作不好好幹（林輝是持牌社工），遇到挫敗就去旅行散心，這完全衝擊了第二代的價值觀，是他們不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但偏偏這是第四代心中的理想生活。

　　「雖然我賺不了多少錢，但我希望做自己覺得對和開心的事，若能影響社會，更令我鼓舞。」還未為自己選定一個身份的林輝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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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四代香港人》，呂大樂著

　林輝的博客

　香港獨立媒體

從政如入娛樂圈 年輕人要面皮厚

專訪匯賢智庫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

　　對香港的精英來說，從政只是錦上添花。

　　富豪第三代，有錢有權有品味，在家族旗下一集團當總裁之餘，若身兼建制裏某諮詢委員，恍如古董茶杯再被鍍上金邊，一般的公子哥兒更難望其項背。

　　年過四十的企業家，年輕時艱辛創業，如今名利雙收，在自己的王國裏呼風喚雨，若能投身官場，當個議員，甚至某公營機構的頭頭，當真此生無憾。

　　若以上兩項皆不是，而是一個挾世界級名校學位的年輕人，有官不去考，有錢不去賺，卻隨一個曾經辭官的前輩從政，矢志「讓政治成為生命的一大部分」，這不是很令人疑惑嗎？在香港，政治從來都不是一個職業選擇。

　　陳岳鵬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

　　他25歲，家裏做生意，不算很富裕但衣食無憂；他是老么，上有兄姊，沒家庭負擔；在史丹福大學唸了個公共政策學士後，又考了個政治及比較社會學碩士，畢業時準備考取政務官，連表格都填好了，卻臨門扭軚，決定隨亦師亦友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回港成立智庫，一邊學政策研究，一邊在薄扶林置富花園搞地區事務。

　　不知就裏的人覺得他太傻，但他看得很透徹：「走上這條路，我輸贏都係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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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本報記者　答——陳岳鵬

　　問：你當初真的放棄了報考特區政府的政務官（AO）嗎？

　　答：對，因為我很了解AO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跟葉劉從政 不比當官差

　　入職頭十年，AO只是龐大官僚架構的一員，日常工作就是準備Q＆A、立法會簡報、為老闆整理工作日誌、逢重大議案投票時便到立法會當「狗仔隊」，力保一票不少，起碼要做到首席助理秘書長後，才有機會沾手政策研究。

　　現在我甫入行就跟隨一位曾在政府工作多年的前局長，讓她手把手教我政策研究技巧，這個學習機會不見得會比在政府裏差。

　　問：可是你還要兼顧地區工作（見另文），對不對？

　　答：是。但我很享受我的地區工作。作為從政者，政策研究和選舉經驗（或民意基礎），缺一不可。

　　問：然而當官也可從事地區事務，而且薪酬和前途穩定得多。在香港全職從政，保障不會比紮鐵工人好多少。

　　答：AO是公務員，不但有保障，而且一切都可預料-連人工也被逐點列出來，你可以預計自己10年後能賺多少、在哪個位置、做甚麼。參政的不確定因素高得多，風險也高得多。但正因為這樣，其滿足感和得着，也高得多。

　　問：你在香港考完會考後赴美升學，本來考入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唸生物醫學工程，將來當醫生，為甚麼唸了一年卻轉校？

　　答：我一向對數理化着迷，又好鍾意計數-直到大學一年級。

　　彼時我在原校修讀了一些哲學課程，發現原來人類都可以用像研究分子（molecule）那樣的方法去研究，感到趣味盎然。

　　一天晚上，我通宵準備一份功課，在學校的電腦室裏踱步，苦苦思索甚麼是社會公義，就在那一刻，我忽然頓悟：啊，原來在大學、在一個不起眼的電腦室裏，真的可以思考甚麼是社會公義！這是一個虛無縹緲不着邊際的議題，卻實實在在是追求學問的一部分。

　　問：開竅後，你就決定轉校了？

　　答：嗯。我決定在理科和政治之間作出取捨。

　　我想通了：計數只是我的興趣，了解社會卻是我的激情。

　　雖然醫生參政的例子很多 —— 如李國章、楊永強 —— 但我卻想把政治變成生命的一大部分、想把自己浸淫在政治的藝術中。

　　當時我很清醒，今天放棄了考取專業的途徑，就是放棄長遠的工作穩定，但這是好事呀，我本來就喜歡冒險。

無後顧之憂 要為社會做點事

　　問：去矽谷創業（start-up）、為對冲基金工作，也很冒險。

　　答：讓我換個說法。

　　環顧世界，甚麼人願意放棄私人企業的高薪厚祿，跑去參政、當政治領袖？真正對政治有興趣、肯花心血的，不少恰巧都是社會上享受着特權、生活優裕的人。

　　我從小也享受着種種「特權」-家境不錯、會得讀書、在同輩和師長中都得寵、又喜歡與人接觸-其實我沒有怎樣付出過努力，這些幾乎都是與生俱來的。我問自己：為甚麼我擁有這些？既然我擁有了這些，是否可以為社會做一些事？

　　問：唔，如果連你這種無後顧之憂的人都不肯冒險，還有誰願意為政治冒險呢？

　　答：是。在大學裏，我學過被公認為本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John Rawls所寫的《社會公義》（A Theory of Justice）。他的理念肯定了我的志向，讓我確定我應該轉校、我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問：可否簡單談談John Rawls的理念？

　　答：可以。

　　人一生下來，有許多東西已不由你選擇：智商、性格、家庭、國籍等等。可以這樣說：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

　　John Rawls的核心思想是：當社會沒有絕對的平等，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義時，這種不公義，應有利於最弱勢的人。

　　問：把這個理念套用在你身上，即是說？

　　答：即是說，我知道我比許多人幸運、能力也許比別人高，得到的比較多，因此，我有責任，把我的幸運和能力，與比我條件稍遜的人分享。

　　問：明白。那就是說你多付出一些，他們少付出一些，這本來不公平，但此種不公卻可以幫助比你弱勢的人。不過，這是否包括犧牲你的私隱？

　　答：哈哈哈，是啊，我搬屋都曾被傳媒大書特書。

　　其實從政和加入娛樂圈真是沒有分別，都是在爭取人氣、知名度、回報與影響力。

　　我們都是各自演好自己的一台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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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居民 「企街」當磨練

　　大約兩個月前開始，陳岳鵬若沒事在身，每天上、下班時分，總會帶上幾個印有他姓名，還有和葉劉淑儀合照的易拉架，站在域多利道的交通要塞，向每一架途經的車輛揮手、微笑、欠身。

　　除了這天因遷就記者而僅站了個多小時外，他每次都站上兩個鐘頭；頻密的時候，一周上下午合起來差不多站十次。

為什麼要這樣站？

　　「如果不是這樣站法，我根本沒可能和所服務的居民碰面。

　　這裏的人，出入都駕車，路上幾乎碰不到任何人；而居民很中產，有甚麼事自己解決，不會貿然走到地區辦事處來，我不能單靠傳媒、第三者或通訊來和他們接觸。

　　見過面、揮過手，那份親切感便很不一樣。」

　　不難堪嗎？

　　「剛開始的一天半天是有點尷尬，但當有人揮手向我回禮時，就沒事了。」陳岳鵬開心地說。

　　就在此時，一輛私家車呼嘯而過，車上的年輕人朝陳岳鵬大喊：「Good Luck！」他笑得更開心。

港人放下優越感 消弭兩地傷痕

講者：南方朔教授（《亞洲週刊》總主筆）

香港回歸至今剛好十年，沸沸騰騰的反思和前瞻暫告一段落後，造夢的繼續造夢，鑽營的繼續鑽營。究竟香港人有沒有換上一顆清醒的腦袋，審視我們的定位？

也許在這個金錢至上的小島上，每年一度的書展已是我們文化的全部，世界級的人文學者嗎？在這裏永遠不嫌多。《亞洲週刊》總主筆、著名評論家及學者南方朔來了香港，除了對台灣作出最沉痛的鞭撻外（見本欄周三《力谷繁榮假像　台灣明年勢危》），還以世界級視野，告訴我們香港是怎樣的。

香港回歸了十年，就折騰了十年。
南方朔說，雖然我們的確仍需非常努力，才可避免被邊緣化，可是我們不必妄自菲薄，小看本身的先天條件：「地理的優越，加上內地的體諒，使香港把連接兩個世界的平台位置充分發揮。這樣的平台，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他舉了昔日的南斯拉夫（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實行社會主義，但與當時的蘇聯保持距離，故得到西方社會支持），和今天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即其東岸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她們九零年脫離蘇聯獨立）為例，指這些國家由於是連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平台，故很能討西方國家歡心，外國資金源源不絕，造就了股市的興旺、商業的蓬勃發展。香港的得天獨厚亦如出一轍。

多得官員的提醒和自由行的闊綽，香港人從未像如今這樣怕被邊緣化。南方朔也看得出來，香港人特別怕上海，怕有朝一日，上海將取香港代之，成為金融中心。可是此事他看得很輕鬆：「中國就是有三個金融中心也不值得害怕，沒關係的，中國的經濟規模絕對可以容納。」他甚至樂觀地認為，「即使中國不好，香港也會好。」

南方朔說，我們要努力之處，除了力保中心地位不變外，應該是要對本地的窮人多加關心。

「就像兩隻手拍掌，我們一隻手拼命賺錢，另一隻手拼命幫助別人，這樣我們的社會就不會瓦解。」他說香港應多鼓勵關懷和慈善，「政府不要只顧改善投資環境，還要改善生活環境才行。」南方朔說，香港不應只當一個購物中心。

在南方朔眼中，香港的挑戰不在經濟發展，而在民主發展──這是他唯一形容為「有點複雜」的地方。

他用了澳門來作對比，指澳門的民主發展不複雜，因為「澳門人對中國人沒歧視，可是香港人卻有點看不起內地人──嘩，你們又抽煙又粗魯，英文又說不好。」這種優越感，對中港之間的感情傷害至深，南方朔說，如果我們不早日覺悟，到了要緊關頭，兩地感情的傷痕可以帶來嚴重後果。

「中國人其實很容易受哄，『只要你稱我為老大哥，我就隨便你搞』，中國人對香港人也是一樣的。一旦兩地感情差距縮短了，大家成了兄弟，內地就可以隨便你怎麼選了。」南方朔寄語港人，一定要適當地調適。

力谷繁榮假象 台灣明年勢危

講者：南方朔教授（《亞洲週刊》總主筆）

《亞洲週刊》總主筆、著名評論家及學者南方朔上周來了香港，出席一個由香港總商會主辦的講座，談香港與台灣的前景。
對香港的未來，他很樂觀：「即使中國不好，香港也會好」，而且他說香港還會「佔到台灣不幸的好處…不管怎麼樣，對香港不會有壞處」。
可是一提到台灣，南方朔就忍不住發炮了：「我很愛台灣，但我一跑到外面去就要罵台灣…沒辦法，我是要告洋狀。」

他對台灣愛之深恨之切。
作為「黨外人士」（即綠營）出身的南方朔，對台灣零八年的總統之爭，比國民黨中人還著急。他應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之邀為國民黨中常會演講時，不住問聽眾一個問題：「你準備好了沒有？」

對於國民黨重奪政權的可能性，南方朔不抱很大的期望，但他努力振臂高呼：「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著想，不管怎樣，明年一定要投票。」他最近在報章撰文，深深為之擔心，「國民黨若錯過2008，大概就要永遠錯過了。」

在南方朔眼中，當香港正在努力向前看的時候，整個台灣社會卻陷入「鬼扯」之中，民進黨以「轉型爭議未完成」之類似是而非的概念，聲稱「貪污不是貪污」，把種種貪腐合理化。

目前台灣的格局是，「領導失去向前能力，靠活在過去來鞏固群眾基礎（即清算、更名）。到處都是政治鬥爭和貪腐，簡直不可思議。」他說，台灣的統計數字看起來還不錯，股市和房地產也蠻暢旺，可是這些都是假象。

他說，現在很多台灣企業的生意是「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百分之四十五都是這樣；換言之，那些令人振奮的統計數字，有百分之四十五不屬於台灣。數字令人迷惑，所以大家更應留意真象：「在台灣，有十五萬小學生無法繳付每月港幣一百元的伙食費，因此無法享受午餐，可見其社會的窮困程度。」經濟不振，許多台商，特別是藍營的，不是把公司關門就是跑到大陸去，騰出來的空位就讓綠色資本頂替，更造就不少綠色新富新貴。

至於股市和房地產的小陽春，南方朔認為那是民進黨在沒有政績可言的窘境下，用以顯示自己有能力搞好經濟的手段，也是他們為了明年總統大選所制定的一份更全盤的策略──以製造紙面財富來收買人心，而毋須再像零四年那樣，依靠「兩發子彈」來扭轉形勢──故南方朔預言，台灣的股市在明年三、四月總統大選前都不會垮掉，但「到零八年綠營選上了，股市就會兵敗如山倒。」對於台彎的未來，他是如此悲觀。

從一個全球化的視點出發，南方朔指目前台灣的問題並非其獨有。過去二十年來，那些脫離專制或威權政治，邁向民主社會的各個國家──那些被稱為「第三波民主」的國家──包括俄羅斯、東歐、東南亞及拉丁美洲諸國，結果全都毫無例外地搞得一塌糊塗。

這些第三波民主國家，困境相近：「政治鬥爭激烈、貪腐嚴重、藉清算過去以團結現在，其混亂程度實在不可思議。台灣亦恰恰處於這個階段。」

即使如此，南方朔仍希望國民黨能為台灣翻身：「國民黨輸掉零八大選的話，它就是亡黨；而它任由民進黨亂搞的話，它就是亡國！」

一個愛台灣人的大聲呼喊，國民黨聽到了嗎？

富豪第二代辦智庫 政府會聽嗎？

專訪：鍾逸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

一群原本曝光於娛樂名流版的富豪後代，忽然成了政治版的新寵。
李兆基之子李家傑、霍英東長孫霍啟剛，還有一眾背景相近的商界後代，正準備籌組「香港青年百人會」；同時，該會部份成員又於日前成立了「菁英會」，以延續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影響力。
在官場打滾半世紀的教父級人物、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眼中，富豪第二代籌組這些組織，能否迸發出驚人爆炸力？

其中，「香港青年百人會」的籌組由中聯辦居中協助，藉匯集這些富豪的年輕後代，培養其國家觀念，鼓勵他們服務社會。

早於一九五七年，這些富豪第二代還未呱呱墮地之前，鍾逸傑已越洋來港走馬上任。他官至布政司，尤德於任內去世時，他還當過署理港督；退休後鍾逸傑仍對香港事務念茲在茲，並領導工商專業聯會，吸納不少工商及專業界名人，進行各種研究，為香港出謀獻策。他從政經驗豐富，可認為年青富豪參政，能事半功倍？

鍾逸傑欣見「香港青年百人會」破繭而出，他說「智庫」的關鍵不在多少──香港的參政平台，在回歸後百花齊放，數目不嫌多──而在如何突破政府的自我保護，否則功能成疑：「民間的提議對政府幾乎不起作用，就像風中的呼嘯，引不起注意。想滲透政府的保護殼，很困難。」鍾逸傑舉例道，光是法定的諮詢組織，香港就有五百多個，可是不管討論的目的是什麼、收集到的意見如何，諮詢組織的所有議題皆由官員主導──連它們都不能左右大局，遑論智庫。

除了官府的充耳不聞，政黨發展有欠成熟，也是智庫發展的絆腳石。在美國，智庫與政黨的關係猶如大腦和四肢：政黨是選舉機關，成員出面「落區」、拉票、參選；其政綱和政策，則由智庫研究、供應與補給，雙方各專所長，互利共生。

一旦政黨入主白宮、或執掌議會，智庫的建議便有很大機會得到落實，其成員亦順理成章會被政府羅致、借用為謀臣，學而優則仕。如美國國務卿賴斯，便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然而在香港，政黨無緣執政，智庫謹能向執政者（即特首）獻媚，前途較黯淡。

鍾逸傑感慨：「議員們光坐在那兒等政府提出建議，然後作出否決。」還用得著做政策研究嗎？

官僚、政黨、商人，共同掌握了社會上最重要的三種資源：名、利、權。如果運用得宜，鍾逸傑認為「香港青年百人會」大可挾財政和人脈上的超級優勢，使下情上達，幫助執政者解決許多社會難題，如：中港經濟融合、貧富懸殊、住屋問題等：「香港有一半人無法擁有自己的居所。沒有安身之所，談什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石。」鍾逸傑說。

坊間對「香港青年百人會」所知甚少，其核心人物看來也暫時對自己的定位不甚了了。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若其成員欲以正宗的美國精英組織「百人會」為藍本，志不在多弄一個富豪俱樂部出來，那他們能為香港出力的地方，多著。

配稿：香港智庫　人才難求
去年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美國進修後回港，旋即宣佈成立智囊組織「匯賢智庫」，以深入研究香港公共政策，鼓勵公民參與。其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說，美國政制發展成熟，政商透過遊說或議題設定，曲線影響施政的機會很多，因此智庫根本不需要「寄生」於政黨或官僚體系內，大多能獨立運作，具規模的，甚至可動輒聘請百人以上作公共政策研究。智庫同時發揮「旋轉門」的功能──智庫成員可以入主白宮，退休官員也可出掌智庫，容易吸引新人加入。在香港，陳岳鵬說智庫發展最大的障礙是：「人才難求啊。」

另一以年青人為主的論政平台Roundtable Group成立於二零零四年，其成員陳智遠和沈旭暉曾撰文，指香港發展智庫的空間，是吸引一些（１）對社會關心，但不想被政黨／社運局限，（２）具學術能力，但無意長居象牙塔，和（３）雖從事商業活動，但仍心繫社會發展的年輕人。他們以王家衛的電影作比喻，謂參與其中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的角色，但整體卻可以發揮個人力所不及的潛能。

下一個十年 軟件成關鍵

講者：柏聖文(Stephen Bradley,英國駐港總領事)

陽光燦爛的一天，踏著細碎腳步，從車水馬龍的雲咸街拾級而上。經過高雅的時裝店，小小的花檔，一座古舊的紅磚平房映入眼簾。還在喘氣的當兒，你走了進去這座漂亮的建築物。高聳的樓底、調暗了的燈光、還有那紅木裝潢，令人頓時暑氣全消。

在「集體回憶」忽爾流行的今天，在這座充滿殖民地風味的「外國記者會」內，英國駐港總領事柏聖文絮絮說起香港回歸十年前後的變化，甚至帶我們穿梭未來，一窺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是怎樣的……

回憶大概總是美好的。隨柏聖文回到一九八七年的香港，有這樣的情境：
*政府──「只須短短一個上午、從走廊這頭的辦公室走到那頭，就可以達到共識。」在他眼中，下亞厘畢道的效率與倫敦的白廳（Whitehall，英國議會及眾多政府部門之所在地）相比，是天淵之別。

八八年柏聖文加入香港政府，任港督衛奕信的顧問。當時香港奉行小政府，「政通人和」大概是最貼切的形容詞。

「走進任何一個同事的辦公室，你會得到三個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的原因，而非六個不上馬的理由。」他讚美道。

*政治──行政會議（行政局）影響深遠，而所有立法會（立法局）議員都是委任的，因此與港府「合作無間」。

「我記不起有什麼重要的遊行，政治絕不可能成為晚宴的話題。」柏聖文說。

然而在該段美好的時光裏，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震撼了這座小城。一時間，人心徨徨，在香港，「一切全變了樣」，柏聖文說。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國家才逐漸回復元氣。

九七年香港回歸，退下了大不列顛的國旗，特區政府在不獲西方看好的情況下，如初生嬰兒般顛顛簸簸地走過一道道難關。好不容易十年了。柏聖文正面肯定了主權的順利移交，並指香港與英國的關係更趨成熟和正常化。
回歸十年來，「恒生指數快升上二萬一千點，幾乎是八七年的十倍；人均生產值每月二萬元，是八七年的兩倍…還能使這更美好嗎？」

有的。柏聖文認為，第一要理順行政立法關係，以期令管治更有效；此外，就是要加強環保工作，使藍天再現。

在演說的尾聲，柏聖文拿了一隻小小的白瓷藍花茶器（圖）出來。他最近去倫敦時，看上了這小東西；一隻乾隆時期的茶器。這隻並不十分起眼的茶器本來和其他的沒有什麼不同，但當它從清朝被帶到英國期間，有人替它鍍上了細細的一道金邊。

「或許有人會把香港比喻為這隻茶器，英國人在佔領它的百多年裏，為它鍍上了金邊：法治、有效的政府、社交、貿易、宗教和言論自由、自由市場，一切使香港自一般中國城市脫穎而出的因素；那套軟件。」柏聖文說，許多中國城市都想成為香港，特別是嚮往香港的「國際化」。

他在想，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應該是這樣的：「屆時我將退休，正在盤算在港島區找一套小小的房子。一位新的特首從普選中誕生──希望他也是立法會最大黨的領袖──而立法會也由普選選出。」有沒有這樣的一天，端視香港能不能保持優勢，就像那茶器的點點金邊，是否已經和它本身渾然一體，抑或隨時間褪色。

不是社論:不是煲呔贏選舉 是梁家傑輸

香港第一次有泛民代表出選的特首選舉曲終人散，曾蔭權以六百四十九票高票當選，而梁家傑則僅獲一百二十三票，比他取得的提名票還少。泛民對這樣的選舉結果應大失所望，因為他們既無法在選舉工程中贏得民望，亦保不住中間派選委的支持。

泛民放下道德包袱，高調參與特首選舉，原本是一次必賺的盤算：對泛民來說，可借選舉直接向政府提出普選訴求，打擊管治班子的威望；公民黨則可藉此提高知名度，提升民主派的聲望，甚至確立其泛民中的領導地位；對梁民傑而言，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二零一二，提早晉身「特首後選人」之列，可助他累積經驗和人氣，以期在下屆選舉中挾更大的優勢捲土重來。

但令泛民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在這種必勝的盤算下，他們竟也輸得一敗塗地。這點可以從民調中梁家傑的支持度中反映出來。

泛民的鐵干支持度約在三成左右，若陳方安生代表民主派出戰特首選舉，可取得百分之二十七、八的支持，一旦超過三成，將被認為有實力擔任特首一職。「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若曾蔭權在選舉中失手，而泛民搶攻成功，其民望可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把政府的支持度削弱至百分之五十五；若雙方皆有超水準表現，打成平手，泛民的支持度可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五，曾蔭權百分之六十五；相反，若曾蔭權打出水準，而梁家傑未能交出功課的話，其民望可直插至百分之十五，使曾蔭權得享百分之七十五的超高民望。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梁家傑的支持度只徘徊在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二，從未突破民主派的固有鐵票，反而更為接近上述三種情況中，泛民表現較差的最後一種。這反映了泛民非但無法爭取廣泛市民的信任，更流失了一定的中間支持者。

這說明泛民在從未想過輸的心態下，先後自選委選舉的成功，和一百多張提名票中嚐到甜頭，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忽略了民主派的缺陷：他們根本交不出一份像樣的政綱。

民主派向被詬病為只懂破懷，不懂建設，這次既然有機會和執政者站在同一舞台上較勁，當藉此向市民展示其執政能力，以扭轉能破不能立的形象。可惜其政綱空洞馬虎，反而自曝其短，對比曾蔭權有姿勢（十大矛盾論），又有實際（承諾減稅）的政綱，亦相形見拙，無法取得務實的市民或中間派選委的支持。這是泛民選舉工程最大的敗筆。

此外，泛民的政改方案又指特區官員的任命毋須經過中央批准，這根本脫離現實的說法，搞亂焦點。

梁家傑聲稱自己代表「無權、無勢、無錢」的基層市民，可惜這和他用袋巾、穿皮鞋競跑等舉止格格不入。特首候選人如此放不下身段，實在很難取得基層市民的認同。再加上其「寄生蟲」、「港英餘孽」、「大學生是一嚿飯」等言論，似乎無的放矢，更難予人好感。

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有一句話：不是反對黨贏了選舉，是政府輸了它（oppositions do not win elections, governments lose them），指反對黨如何憑擢破政府的錯處、顯示自己的實力，而取得選舉的勝利。可惜在香港回歸後第一次有競爭的選舉中，反對派的表現卻恰如其反，倒是曲綫增加了小圈子選舉的認受性。

十一五行動綱領 欠缺了甚麼？

專訪：葉劉淑儀（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　　

　　特首曾蔭權率眾商界翹楚集思廣益，經過四個多月，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經濟高峰會》行動綱領，終於以雷霆萬鈞之勢出台。坊間普遍認為這份「集大成」的綱領巨細無遺，但葉劉淑儀甫開腔便一語中的地指出：「美中不足，就是缺乏了新經濟！」

順應過去優勢 沒發掘新方向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說，行動綱領只是順應了過去的優勢，沒有發掘香港的新方向，在資訊科技大行其道的環境下，我們卻缺乏推動新經濟的具體方案。

　　她舉例說，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旅遊專題小組建議，香港要力爭成為區內的主要數據中心。可是，「如果做data inputting、data coding（數據輸入、數據編碼），香港根本冇得做。」訪問這天，葉劉淑儀剛剛自東莞參觀一家數據服務公司回來。負責人告訴她，在香港請一個人的價錢，在當地可以請99個。香港完全沒有成本優勢。

　　這家公司稱自己位於東莞的廠房為「知識工廠」，年輕的操作員像製衣廠工人一樣，一天12小時，對着熒光幕「篤篤篤」，把來自客戶的各種資料，快速正確地輸入電腦。這種工作不但呆板，又要求高度耐性，哪有香港人願意做。

　　「香港做這種中低檔的科技服務，根本沒有優勢。」葉劉淑儀說，香港法制好、知識產權保障完善，港人善項目管理，又有國際觸覺，大有條件發展新經濟。但專題小組的建議，卻不能把香港的潛在優勢發揮出來。葉劉淑儀說，對於新經濟，政府缺乏專才，對資訊科技了解不足，應多向業界取經。

　　港府制定政策，向來都有諮詢業界，但多由官員做主導；「行動綱領」卻反其道而行，葉劉淑儀認為無可厚非。

　　「官員的優點是踏實、效率高、熟悉程序，但處處量入為出，追求收支平衡，不能充分考慮長遠的發展。」行動綱領由商界角度出發，更着重戰略性研究，可補官僚之不足。

　　葉劉淑儀向來有話直說，行動綱領的建議超過兩百項，她不諱言當中有的不可行，而有些重要的議題，卻芳踪杳杳。她認為政府「努力可嘉」，只是經驗所限，對於首次被納入國家的5年規劃，我們還未摸索出和中央的溝通之道。

參與「十二五」 游說發改委

　　「發改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未必知道香港可以做甚麼，我們一定要告訴人家我們的強項是甚麼，我們要爭取……各部委只是負責執行，但發改委則制定將來的發展方向，影響力很大的啊。」葉劉淑儀指出，香港欲參與「十二五」規劃，一定要和發改委增加溝通。

　　她覺得北京愈來愈像華盛頓，漸漸呈現出大國首都的格局。地方官員、私人機構，不約而同到這裏來進行游說，向國家爭取利益。

　　這並非伸手「攞着數」。「我們要找一個宏觀角色，思考怎樣戰略性地配合祖國的發展，達到雙贏。」她舉例，香港向國家爭取進行人民幣業務，就是找對了方向：「人民幣業務不是白益香港人的啊。香港是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起點，很可能在第一個階段，就是和香港進行自由兌換。做好人民幣業務，有助人民幣走出世界。」這就是香港獨一無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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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有話說︰急專用通道 抨大橋芳蹤杳

　　行動綱領中，葉劉淑儀認為「金融」那部分的建議最為具體和切實可行-畢竟這是我們的強項。但對部分其他建議，卻有話要說：

˙需以專用通道接駁廣深

　　「無論學界或商界，凡着眼香港長遠發展的，皆感到憂心如焚，就是覺得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專用通道，才能和內地的高速鐵路接軌。沒理由在內地每小時行走350公里的，到了香港只走60公里吧。」葉劉淑儀贊成專題小組的建議，認為官員不可以傳統「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的手法來斟酌專段的成本效益，要有長遠眼光，否則「全國都快，到了香港卻慢下來，就真是自我邊緣化了。」

˙不建港珠澳大橋會被孤立

　　「有一個很重要的基建項目沒有被提及--港珠澳大橋。從整個泛珠三角區域發展的角度看，香港若不和西部接軌，一定會被孤立。這個重要性特區政府應該知道，問題是怎樣重新推動它。」

˙輸入內地貨車司機不可行

　　「這根本不可行，簡直非常愚蠢！你說每個貨櫃（中港）成本差異是300美元，其中司機佔了若干，那其他呢？船公司呢？碼頭處理費呢？為甚麼不提這些？生意做得多，賺錢的是船公司、是貨櫃碼頭，為甚麼要犧牲工人的利益呢？」

　　司機被市場淘汰，那叫無話可說；被滙豐銀行裁掉的資訊科技組員工，可以轉型，但「你想想貨櫃司機怎樣轉型？沒理由想搞好經濟，卻先扼殺自己一個行業吧。」
　　（編按︰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昨日表示無意引入內地司機。）

民望與執政聯盟 特首不能少

專訪：王家英（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

汲取董建華的經驗，特首曾蔭權深明搞好民望才有利施政，故上任以來，亮出強政勵治的口號，落力塑造幹練形象，個人評分力保在六十分以上，羨煞多少領導人。

但商品及服務稅（消費稅）的夭折、學券制的反高潮，卻使人發現他的高民望不一定有助政策的落實。問題出在哪裏？

「民望絕非首長唯一的關注；他同樣需要重視政治基礎。」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王家英舉例說，九十年代中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民望如日中天，但由於他無法掌握國會的多數，致一度出現沒法出糧予公務員的窘境，因為國會不通過預算。

同樣，曾蔭權的民望雖高，但他卻從未真正掌握過議會的過半數，所以在施政上，步步維艱。

王家英說，零五年曾蔭權挾高民望履新，以全民政府為定位，「逐條議案和不同的政黨商議，搞合縱連橫」。但這種「舖舖清」的做法沒有延續性，難以和政黨建立穩定的關係，故遇上富爭議的政策，如消費稅諮詢時，政府原有的盟友可以比反對派更快發炮攻擊政府，令市民覺得政府沒有想像中的強勢主導，對其失去信心。

及後政府調整定位，搞親疏有別，但口號歸口號，政府和政治盟友間的關係，看不出有多好。

「民望和執政聯盟，是兩條腿走路。」王家英說，政府搞執政聯盟，不單單是分餅仔、搞權力分配，更必須在政策蘊釀中，邀請盟友參與，作出多邊溝通，這樣才能取得政治上的配合，使切合民眾需要的政策，在議會中得到落實。否則，若政府政策長期得不到議會的支持，民望亦會受壓。

去年特首的得分，由四月份的高位拾級而下，正因為日子一久，市民發現政府有很多政策遭否決，曾蔭權的能力，予人不外如是之感，甚至只是「會搞民望的董建華」。

王家英說，經濟暢旺，社會怨氣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特首取得高民望；但若環境一旦急速惡化，「曾蔭權的處璄，可能比董建華還差」，因為除廿三條一役外，董建華一直有民建聯與自由黨的奧援，政府和政治盟友之間關係較緊密。

趁現在社會氣氛好，王家英認為曾蔭權應積極部署建立執政聯盟，這一方面有助減少特首未來施政受到的制肘，另一方面，亦對特首的更替和普選起關鍵作用。

「尤其是普選後第一、二屆政府，北京都希望他屬意的建制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可以主導政局，使政治上不會失控。除非政府能建立穩定強大的親建制聯盟，否則，怎樣面對普選？」王家英說，一日政府表面仍四分五裂、貎合神離的話，中央亦無足夠信心在普選後可以主導政局，沒有這個信心，對普選的開放步伐，也就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了。

前瞻特首民望
王家英預期，經過一段日子的走下坡後，曾蔭權的民望，有機會在一月份反彈：「上一、兩個月的負面消息已出得七七八八了，我估計未來曾蔭權的得分，應可在六十、六十一分，到六十四、五分之間上落。」他說，六十五分左右是曾蔭權得分的瓶頸，若未來有什麼利好的政策、政網出台，為特首造勢，有機會攀得到，但要持續衝破至零五年上任時七十分的高位，卻不容易。

至於梁家傑，王家英估計在曾蔭權未宣佈競選連任前，梁的支持率短期內可再上升百分之五左右，至百分之廿七、八，即陳方安生的水平，但不超過三成。「因為超過三成，將被認為有實力擔任特首一職。」可是市民對梁家傑的管治能信心不足，他又沒有招攬足夠的政治人才組成自己的班底，予人單打獨鬥的感覺。何況他得到的支持中，不少來自對現任政府的反彈票，不是對他的信任票。

「畢竟選特首不是選明星。」王家英說。

還有倒扁的可能嗎？

講者：邱毅 （台灣國民黨藉立委)

十月十日，台灣有一百五十萬「紅衫軍」進行「天下圍攻」，要把陳水扁轟下台。這其中，少了一位倒扁的關鍵人物──有「爆料天王」之稱的台灣立委邱毅。他沒有處身人群中，卻應香江論壇之邀，先來香港參加研討會，討論這場他高度頌揚民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公民運動，再馬不停蹄趕回去。

從九九倒扁、遍地開花到天下圍攻，聲勢浩大的倒扁運動有三大特色：
第一，中產階級很多，其中更包括了許多以往絕跡於抗爭的婦女，使運動深入每個階層，一呼百應。邱毅笑言，漂亮奪目的「辣妹」使這場運動生色不少，是「最被忽略的社會貢獻」；
第二，沒有特定的主群，是不分藍綠、貧富、南北的和平抗爭；
第三，參與者自發上街，因為政府顛倒是非，以「我壞，你更差」作擋箭牌，聒不知恥，群眾為了捍衛台灣的核心價值而戰。

邱毅說，群眾要倒扁，因為陳水扁一家，至少涉及五起弊案（見表），但他本人卻厚著臉，不道歉、不認錯、不辭職，令台灣人忍無可忍。這場倒扁運動可貴之處，在於許多人心裏都清楚，陳水扁為求自保必定忍辱偷生，但明知倒他不了，卻仍「知其不可為而為」，展現公民社會的力量。

儘管認為自己有可能比阿扁更早進監獄，邱毅樂觀地預測，未來令陳水扁下台的機會，還有兩個：
（１）月底國務機要案審結──這案先經審計署查帳，再由以清廉公正見著的陳瑞仁提出檢控，令人民寄予厚望，盼陳水扁終可以得到司法制裁；
（２）年底（十二月九日）台北、高雄將舉行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倘民進黨大敗，為求自保，他們有機會和陳水扁劃清界綫，令阿扁失去最後的護身符。

除此之外，倒扁成功與否，還要看一個人：馬英九。
馬英九本來企圖置身事外，俟零八年總統選舉一到，就穩坐釣魚船，但倒扁運動進行至今，他卻顯得進退失據。邱毅認為，國民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不能讓群眾孤軍深入，袖手旁觀。十月十三日的罷免案既然不能通過，邱毅認為馬英九應該提請倒閣，若通過成案，則可逼陳水扁解散國會，全面改選。因目前民進黨民望低落，屆時藍軍很有可能大勝，三分之二立院通過罷免的機會便大增。


Side box:陳水扁親信所涉及的五宗弊案

台灣民眾對陳水扁管治無方的怨憤日積月累，無處宣泄，遂透過向傳媒「爆料」一泄心中之恨。立委邱毅在台灣有「爆料天王」的外號，自去年開始，不少涉及陳水扁的弊案，都通過他給「爆」出來：
（１）2005年8月：高雄捷運案
牽涉人物有總統府副祕書長陳哲男，及高雄市市長、行政院長謝長廷。
由於和陳水扁的貼身幕僚和他所提拔的官員有關，邱毅認為單就這一宗弊案，阿扁都應該引咎辭職。
（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總統府炒股案
第一夫人吳淑珍涉嫌漏報股權，且進出股市，每每低買高賣，彷如女股神。
（３）２００６年５月：台開案
陳水扁女婿趙建銘介入內綫交易，又被揭發涉嫌賣官鬻爵。
（４）２００６年１月：SOGO案
吳淑珍被指收受禮券，此案最近審結，獲脫罪。
（５）國務機要案
總統府涉用假發票申請報銷，審理中。

邱毅說，他還有第六宗弊案捏在手裏暫時不爆，這是他的「壓箱寶」，等陳水扁下台了，失去保護傘後才抖出來。

台灣民主給香港的啟示

專訪：鄧文正（禧文學舍創辦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陳水扁曾經是台灣人的驕傲。
二零零零年，人民用「一人一票」把陳水扁送上總統寶座，使台灣成為全球第一個實施民主制度的華人社會。
才不過六年光景，陳水扁已成了台灣人的羞恥。他的管治失當、腐敗瀆職，使台灣成了「瞧，這就是民主！」的反面教材。

其實台灣人不必太慚愧，香港人也不必對民主感到迷失。如能藉台灣民主轉型之痛，反省民主的內涵和真諦，深化中國人對民主的認識，未嘗不是我們之福。

台灣走到這一步，是陳水扁一人之過嗎？
不見得。
陳水扁個人的失德固然是主因，但民進黨、國民黨、傳媒和民眾，都有責任：民進黨馬上得天下，一朝得志，形成暴發戶心態，疏忽了自我監督；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沒有好好履行反對的責任，對政府作出適時的鞭撻；傳媒、學者初期沉溺於台灣民主的驕傲，對政府的監管不足；初嚐民主洗禮的台灣人民，以為「一人一票」就是民主，也沒有好好掌握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難怪南方朔說：「民主的領袖要有更高的榮譽感與責任心，民主要有更多元的權力制衡，民主也要有更具警戒心的公民。」

如果這樣說，那實行民主是不是要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呢？曾有人提出，香港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指這會引起民粹主義、福利泛濫，云云。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鄧文正說，雖然台灣的教訓讓我們對「民主」作出反省，這不等於說行民主要有什麼先決條件──兩百年前美國開始實行民主制度時，社會好得到哪裏去？

鄧文正指出，只要社會的司法制度公正建全，人民享有自由、對人寬容，那已足夠行民主。就以香港來說，自第一次立法局／立法會選舉以來，政黨之間絕少抹黑或互相攻訐，亦從沒爆出什麼造票醜聞，這就證明香港人高度廉潔，而且信任投票制度；再看零三年的七一遊行，鄧文正說，這可以稱得上是「曠世成就」，因為從沒有一個地方──即使民主如歐洲發達國家──在過十萬人激烈反對政府之下，竟可自發地進行一場井然有序、毫無暴力衝突的遊行。港人質素之高，冠絶全球，足夠實施民主制度有餘。

爭取民主是一回事，但鄧文正指出，民主和有效的管治沒有必然關係。哈佛大學的載雅蒙教授（Larry Diamond)上週在香港出席一系列講座時說過：空有民主而缺乏良好管治，這樣的社會比比皆是。貪污、濫權、瀆職、司法不彰、暴力等，都可令一個民主社會行之不效。鄧文正說，由此可見民主並不完美，它只是相對合理的制度而已。

因此，如果有一天香港實施民主制度，和台灣一樣，我們也有可能選出不稱職的人來。鄧文正說，如果你讓我選，我當然希望多選兩個「吳靄儀」，好過多選兩個「梁國雄」。但如果真的是「梁國雄」比「吳靄儀」多，我也應該尊重多數人的選擇。民主的確是冒險，但香港人連「沙士」都可以挺下來，鄧文正說，我們當然有足夠的能力承受民主轉型之痛。

Side box:一人一票不足百年
「一人一票」是很多人對民主最簡單的詮釋。但鄧文正說，雖然這個概念早於十七世紀在英國萌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真正無分種族和性別的「一人一票」選舉──以前只有白種男人有權投票，女人和黑人都被拒諸門外。鄧文正笑說，既然西方國家的一人一票也實施了不足百年，香港民主的發展，較諸其他民主社會，其實相距不遠。

培養反對黨 建民主社會

講者：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Paul Keetch)及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Nigel Evans)

「我們的工作，就是把政府拉下馬來，然後取而代之。」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一語道破反對黨存在的意義。

他同行的伙伴、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附和，並期望「我們下次來香港時，你們已經擁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敢向政府說不，屆時香港就是走向了真正的民主。」

思滙政策研究所和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昨日邀請了兩位著名的英國國會議員，祈智忠和艾文思，以「反對意見在議會的價值」為題發表演說。與會者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譚香文，智庫成員史泰祖（新力量網絡）、陳智遠（Roundtable），一些大學生及各大傳媒等。

西方反對黨的工作，大概可以用一句中國人的話來概括：「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正如艾文思所說，作為反對黨，他們的工作就是監察現任政府，並以取而代之為目的。作為「排隊中」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waiting），他們除例行向政府說不外，須為選民提供自己的政策，並且時刻保持可靠（credible）和高效(effective)，如此才能獲取選民的信任，逐步邁向執政之路。

祈智忠則開宗明義地描述了反對黨的四大工作原則：

1. 必須和其他反對黨議員順利合作。席間有與會者向兩位提問，反對黨不光反對政府，在各反對黨之間，也必然存在衝突──正如香港的民主派未能取得共識一樣──他很納悶，到底英國的國會議員們，是如何求同存異呢？祈智忠答得簡單：尊重他人。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有一年，一群英國國會議員訪問北京和香港，正計劃是否取道台灣。當時有記者問該組國會議員之首：你們會到台灣去嗎？答案是：我們要去！雖然這在當時未取得英國政府之同意，甚至得不到中方祝福，可是既然這位小組主席決定了，同行的議員們，雖然來自不同黨派，也尊重這決定，集體行動。
2. 敢當不受歡迎的人。去年倫敦發生恐佈襲擊，多人死亡。當時政府希望通過建議，准許警方扣留有關疑犯達九十日，以搜集充分證據作出起訴。一般來說，警方最多可以扣押疑犯十四天。這個建議當然得到一些市民的贊同，特別是那些在襲擊中有家屬喪生的人們。可是祈智忠說，他們明知這會引來選民的不滿，但他們不能接受政府無故扣押疑犯超過十四天，這實在有違他們的原則，因此在投票中作出反對。這引伸到祈智忠所說的第三項原則──
3. 不管多困難，也必堅持到底，即使該決定在當時看來是錯的。因為如果那是正確無誤的，必被時間證明。
4. 通過以上的原則，表現民主的精神。

祈智忠的話不但說得動聽，他看來也有恣勢有實際。他說，我對自己說，選民才是我的老闆，不是英國政府，也不是我的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須得以自己選民的福祉為依歸。難怪他可以連續三屆，冧莊赫爾福德郡（威爾斯邊境上一個原屬英格蘭的郡）的國會代表，成為自由民主黨的一項紀錄。

作為反對黨，在政府「親疏有別」的原則下，發展可謂荊棘滿途。有出席者因此向兩位國會議會請教，指政府手執重大資源和議題設定能力（agenda setting）（例如特首曾蔭權最近的新設議題，就是和環保有關的「藍天工程」），反對黨在不具優勢下，如何取信於民？

艾文思也答得簡單。他說，我們有一句話：不是反對黨贏了選舉，是政府輸了它（oppositions do not win elections, governments lose them）。即是說，選民並非不辨是非，他們耳聞目睹政府的不是，自會作出結論，而向政府說不，讓成熟的反對黨黃袍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