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d City Running

講者：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David Eldon)

九五年的《財富》雜誌以封面專題宣佈香港的死亡（The Death of Hong Kong），指九七回歸後，香港將會逐漸喪失國際城市的光環。這個預言並沒有實現──至少在回歸十週年之際，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表現勇猛，市面上歌舞昇平。不過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卻警愓港人，我們仍有三大憂慮，必須居安思危，勿讓當年的預言成真。

香港今年的上市集資額超過紐約、直逼倫敦，令紐約市市長彭博也要急謀對策，正視香港的挑戰。但艾爾敦卻在香港總商會第十三屆香港商業高峰會上發言，指若要香港的經濟有長足增長，我們不得不重視以下三大隱憂：

一． 競爭力

艾爾敦認為，就最低工資立法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消費稅），都是香港競爭力的障礙。

他回憶有一次到溫哥華發表演講，如數家珍地向當地人「唱好」香港：法制建全、資訊流通、貿易自由…但台下反應平平。直至他提到香港奉行簡單低稅制，沒有繁復的稅賦，稅率簡單易明──特別是沒有消費稅──時，台下遂響起熱烈掌聲。艾爾敦深切體會到，現有的稅制是香港其中一項重要的國際競爭優勢。

他同意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但更歡迎政府從善如流，腰斬消費稅的諮詢。艾爾敦說，稅賦往往是造成大政府的催化劑，影響社會的整體競爭力，故香港應從產業增值和創造機會的方向去增加競爭力，而不是打新稅的主意。

二． 環境問題

去年總商會發起《清新空氣約章》運動，得到五百家企業支持，特區政府也於兩週前簽署了約章。可惜，五百家企業相對於香港三十萬家註冊公司、七萬家在珠三角設廠的港商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艾爾敦強調，隨著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日趨成熟，港人應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善生活條件上，畢竟環境問題和營商機會，是密不可分的。

三． 香港精神

香港過去的成功，建基於香港人的「做得到」（can do）精神，這令我們當年從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後來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跳板、再進而發展服務業。但令艾爾敦失望的是，這種香港精神似乎逐漸被「做不到」（can’t do）的負面情緒取代。金融風暴前很多企業認為炒樓比專注本業更賺錢，目前炒樓的風氣，則被追逐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內地IPO所取代。人們捨難取易，不務正業，鑽營抽新股搵快錢之道，卻對上市公司的基本質素和前景不求甚解，令人不安。

一個更不好的現象是，社會上似乎瀰漫著一種奉承、揣摩上意（second guessing）的氣氛。商人推測政府的態度，而政府欲推行新政時，則先猜度立法會的意向；立法會隨風擺柳，視乎民意取向而行，而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在揣測北京想什麼（說到這裏，現場響起一片笑聲，似乎對艾爾敦的一針見血，心領神會）！艾爾敦對此深感憂慮，擔心我們原先的拼博精神，變成瞻前顧後的惶恐，而這種心態將令社會事事妥協，以無傷大雅的政策換取多數人的認同，致強政勵治失效，長遠將蠶食我們的競爭力。

後記:艾爾敦笑言，致辭的其中一項要素是題目需譁眾取寵，所以他從電影Dead Man Walking（《死囚一六八小時》）中擷取靈感，把這天的演講題為Dead City Running(「奔跑的死城」)。

效法矽谷 跨科技經濟門檻

講者：Prof. Henry Rowen（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

毫無疑問，香港需要經濟轉型。可是香港社會向來功利，R&D（科研）僅佔GDP的0.6%（零四年），和中國的1.44%、新加坡的2.25%、南韓的2.64%相比，瞠乎其後。科研從缺，要走知識經濟之路，困難重重。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Prof. Henry Rowen ，研究了太平洋兩岸共六個地區的科技發展形勢，有些策略，值得香港借鏡。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週初邀請了她在史丹福的老師Henry Rowen出席午餐會，分享他研究日本、南韓、印度、北京、台灣和新加坡六地創新科技發展之經驗。Henry Rowen已屆八十一歲高齡，多年來遊走學界、政界，又參與智庫，是高新科技創業的專家。他概述了這六個地區搞高科技的經驗，指各地發展的步伐不很一致，以下是部份重點：

日本：科技和生產的技巧十分優越，但輸入外國技術較少。Henry Rowen指日本曾是最具創業家精神的國家，可惜在二戰後有點裹足不前。

印度：和一般美國人不同，Henry Rowen沒有對印度流露推祟備至之情，他稱讚印度起步雖遲，但速度驚人，唯其官僚架構臃腫，是世上「最不可救藥」的政府。

北京：在所有研究地區中，內地的法制較為落後，對知識產權的保障亦不足，但人才充沛，中關村鼓勵外國企業投資，帶動了國內的資訊科技發展。

台灣：創投基金發展最佳，八十年代推動工業發展，大搞新竹科技園，鼓勵競爭，方向正確。

新加坡：過去甚為依賴跨國企業帶動科技發展，今逐漸傾向發展本土創意，不假外求。

Henry Rowen又談到大學和政府的角色。他說，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大學的角色並非想像中那樣重要。因為很多大學急功近利，追求快速可見的研究來耀武揚威；但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大力支持教育、制定良好法規、鼓勵創意、發展基建。他說，和香港一樣，矽谷也是「高收入、高成本」的地區，面向國際市場，科技發展興盛。香港有條件成為矽谷，最少有兩點可以效法：

1. 輸入人才。有與會者提到本地大學生大都不搞科研，如何令這方面長足發展？Henry Rowen說，美國人其實也不愛工科，所以大學錄取了大量中國大陸學生；新加坡也是這樣，地方雖小，但廣納世界人才。寄語香港在人才爭奪戰中，切莫怠慢。
2. 發展創意服務(innovative service)。在矽谷，創新科技蓬勃，許多配套服務亦應運而生，譬如知識產權的交易平台。這方面，香港其實甚有優勢。許多內地廠商，需要輸入外地技術或專利權，但內地法律制度不建全，合約精神沒有保障，交易很難談妥。香港卻可以利用本地可靠法制的優勢，以中介人角色拉攏技術交易的雙方在香港簽約，既滿足了內地廠商的技術需要，又確保出售技術的公司有所保障。

效胡溫以人為本 推消費稅

專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羅富昌

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方案自面世以來，遭一面倒反對。政府以稅基狹窄、收入不穩作遊說，市民聽不進去，不同意小政府需要穩定財源；政府以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將大幅上升作恫嚇，呼籲大家未雨綢繆，市民反感，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立法會議員見民氣可用，索性動議中止有關諮詢，教政府官員灰頭土臉。

中華廠商會的會長及副會長雖認同稅制改革的必要，但始終不是主流意見，會內唯一的共識是希望諮詢不應停下來，討論要繼續。副會長羅富昌說，上週四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親臨廠商會推銷消費稅，效果不錯，打動了一些溫和派。但羅富昌指出，政府在推銷新稅時，胸襟不夠闊，眼光不夠遠，策略稍欠技巧，難怪焦頭爛額。如果糾正過來，有可能逐步令市民接受。

羅富昌說，第一，我們要承認稅制有結構問題。稅基太狹窄，經濟好，利得稅水漲船高，經濟差，稅收跌得一塌糊塗；和地產有關的收入更不可靠，過去八年，賣地收入的波幅可以上落百分之五百四十！稅收如此不穩定，絕非長遠之策。

第二，就香港的競爭力來說，我們在物流、港口、旅遊上的優勢正逐漸消減，唯有進一步強化金融中心的地位，才可免被邊緣化。廠商會建議在香港搞總部經濟，做其財富中心。現製造業雖北移，但有二十萬家香港企業的總部仍在香港，利潤在香港，融資活動、會計及法律服務，都在香港進行。部份資金用作投資豪宅，支援內地企業的頭寸調動，又帶活了地產市道的氣氛。如果香港進一步爭取內地民企到港成立總部，接軌世界，那香港總部經濟的效應，將會倍增。羅富昌認為，這應是我們長遠發展的綱領。

稅基狹窄，有人搬出寧加利得稅也不加消費稅的豪情壯語，羅富昌直指此乃「開倒車」。從００年到０５年，競爭對手新加坡把利得稅從２６％調低至２０％，近日李顯龍更建議進一步下調，以吸引企業到新加坡營商；然而，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利得稅卻從１６％調升至１７．５％。新加坡已和我們非常接近，「真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嗎？」羅富昌問。香港的簡單低稅制，是吸引企業到港營商的重大誘因，貿然加稅，豈止趕客，更有悖做總部經濟的理念，絕不可行。

既要擴闊稅基，又要打造總部經濟，開徵消費稅是兩全其美之舉。目前新加坡的構思，也正是輕微調高消費稅，讓政府有空間減所得稅：利得稅減，企業願意進駐；薪俸稅減，就可以吸引人才。

消費稅若有這些好處，市民何以不能體會？羅富昌說，這正正是官員們閉門造車，胸襟不夠、策略不週所致。

他說，消費稅有累退性，小市民買包米都要繳稅，很容易被煽動出劫貧濟富的效果。所以無論行政上有多煩瑣，政府都必須豁免一切基本所需的稅項。其次，羅富昌以大學撥款的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打比喻，說政府應有胸襟，把消費稅收入所得，不管多少，一律全部、甚至加倍，回饋社會。這才可以贏人心，並向市民宣示，政府是為了長遠解決稅基狹窄問題，和穩定社會而行，絕非為了開源，拿市民開刀。

第三，最重要的是，回饋的機制必須以抒緩低下階層和大多數人為主。他舉例，政府考慮因增設消費稅而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酒稅、燃油稅等，這些商品並非民生必需，又偏袒相對富裕人士，完全是本末倒置。要爭取市民支持，必須先以大部份徵收消費稅所得，抒緩民生，照顧原先是稅網以外的市民；然後才減薪俸稅，幫助要繳稅的基層；如果仍有空間，才減利得稅，增加企業到港設總部的誘因。

把消費稅收入統統回饋社會，固然達到減稅的效果，但是人口老化問題豈不是懸而未決？羅富昌說，這就是政府混淆長短期策略所致。眼下經濟正好，是做稅務改革的好時機，目標是推新政，故要贏民心；將來財政來源穩定了，再商量怎麼用就容易多了。

在內地做生意的羅富昌有感而發，他說，胡溫為構建和諧社會，凡事以人為先；香港推銷一個小小政策，卻不懂從大多數市民的出發點設想，應該好好反省。

無懼新力PS3 任天堂藍海突圍

專訪：《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金偉燦（W. Chan Kim）

家庭遊戲機市場競爭白熱化。由去年微軟的Xbox360，到上月面世的SonyPS3，無不掀起搶購潮，機迷通宵排隊輪隊，新貨動輒被炒高幾成。剛在美國推出的任天堂Wii，更令人眼前一亮。它靠動作感應操控遊戲突圍，賣點和前兩者截然不同，卻開發了遊戲機市場的藍海。

《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教授金偉燦，昨天在貿易發展局國際貿易經濟論壇演講，並在其後接受了我們的專訪。他在台上表現生鬼活潑，令數百名聽眾深被吸引。金偉燦說，遊戲機的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紅海。PS3和Xbox360以相似的條件（同時標榜高清畫質），爭奪同一批玩家（典型的18-35歲男機迷），焉會不鬥得頭崩額裂。他們為了戰勝對手，只有不斷壓縮成本、不斷追逐更細緻的畫質，以有涯隨無涯，在紅海中無日無之地撕殺。

但任天堂卻不同。它參考《藍海策略》的建議，試圖把注意力從固有的顧客群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老年人不打機？為什麼師奶不打機？原來對這些人來說，遊戲桿（joystick）難以控制、遊戲說明太複雜看不懂、手指不夠靈活，按掣老是不聽使喚．．．他們根本無從入手。這些拒絕、迴避、從不打機的顧客，不像原本的玩家般令任天堂一頭栽進紅海中，卻讓任天堂看到未開發的市場──一個人數更龐大的市場。

任天堂另樹一格，它並不追逐更細緻的畫質、更複雜的遊戲，卻開發了一個仿似電視搖控器的感應器。玩家只要揮動感應器，就可以操作電子遊戲──打高球、釣魚、甚至拳擊。Wii不只適合年青人，連老人也可以樂在其中。它改變了遊戲機的意義，也改變了家庭遊戲的意義。最主要的是，一旦形成這個全新的意念後，生產成本一點也不高。結合家庭遊戲和電子遊戲機，這就形成了一個藍海，像金偉燦說：「藍海往往誕生於兩個紅海之中」。

金偉燦說，我們習慣了競爭，從考試爭第一到在市場裏爭做龍頭，一切策略都以競爭為中心、以擊敗對手為原則，但勝利不一定是零和的。藍海策略的意念，建基於「創新」。只要找到藍海，就能不戰而勝。他以Starbucks為例，指美國的咖啡店，並沒有因為Starbucks的出現而遭淘汰，相反，由於Starbucks開拓了仿效在酒店喝咖啡的閒適文化，咖啡的市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Starbucks固然是龍頭，但它沒有絕了其他咖啡店的生路。
Sidebox – 香港的藍海在哪裏？
金偉燦說，藍海策略不一定應用在商場，政府一樣可以思考藍海策略，為自己定位。不久前，新加坡就邀請了金偉燦和他的團隊，與眾政府官員集思廣益。

我們問他可否為受「邊緣化」困擾的香港獻計，他說香港要加強和中國的融合，因為兩者之間還有許多互惠的空間，並利用以下幾個步驟制定藍海策略：
１． 尋找我們目前的定位在哪裏
２． 我們的目標定位在哪裏
３． 這中間的落差是什麼
４． 最後利用「四步框架」(Four Step Framework)，找出要剔除(eliminate)、減少（reduce）、提升（raise）和創造（create）的元素，建立和已前不一樣的「價值曲綫」（Value Curve），即理想中的定位和藍海所在。

Sidebox2 – 紅海vs藍海
歷來商管書藉都以競爭策略為核心，《藍海策略》之所以一紙風行，並由零五年出版至今被翻譯成３２種語言，皆因作者在研究了過去一百年內超過１５０個案例後，整理出不把競爭當一回事的「藍海策略」。本書以「紅海」代表陷入苦戰的傳統市場，「藍海」則是創造價值的新市場。

《藍海策略》暢銷，許多企業都慕名請金偉燦為他們制定藍海策略，除了前述的新加坡政府外，韓國的Samsung和LG也是其顧客。金偉燦表示他已在二十四個國家設了辦事處，打算年內在香港擴張。

瑞士銀行 教香港做世界第一

講者：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Dr. Urs P. Roth，CEO of 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


不知從那一部港產片開始，「我在瑞士開了一個私人戶口…」成了政商鉅子、電影明星的必講對白。在瑞士擁有一個私人銀行的戶口，暗示了巨大的財富和嚴密的保護，是翻身的機會，夢想的實現。現實裏，瑞士的確很依賴其世界聞名的私人銀行服務，截至零六年，她為客戶所保管的股票，市值達四萬四千億瑞士法郎（折合約港幣二十七萬七千多億）！是港股總市值的兩倍多。

誰不垂涏這巨大的財富？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日前在中文大學出席演講，就以「專業＋創新＝成功」為題，剖析瑞士私人銀行業務稱霸全球的原因。香港也可借鏡，看我們是否有條件成為亞洲的瑞士。

瑞士銀行業蓬勃，國內共有三百三十七間銀行，以私人銀行為主，四成為外資。其中最大的兩所銀行是UBS和Credit Suisse ，加起來佔整個市場的三分二。在瑞士，銀行業佔全國GDP的10%(香港是8%，英國為4%)，僱用了十萬人，經濟貢獻不少。以下是她的一些成功因素：

1. 高度穩定。瑞士一直以來就是中立國，穩定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政府不敢怠慢，長久以來都保持著政治、經濟、社會、法治和貨幣政策的穩定，令客戶放心把財富交出。
2. 人才滙聚。歷史因素，瑞士本身累積了大量財富管理的專家，從全球聘請精英，遠至新加坡也不放過。為了培育人才，Suisse Finance Institute由政府、學界和商界合作，提供不少教席和博士生研究計劃，源源不絕為業界注入新意和新血。
3. 著重創意。瑞士不斷提供創新的金融產品以貼近客戶需要，舉例，其結構式衍生產品（structured product）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值約二千億美元。
4. 有效監管。和香港一樣，成熟的金融監管系統是穩定市場的不二法門，也是給予公眾信心和維持長期繁榮的基石。
5. 尊重私隱。瑞士在1934年就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銀行保密法，是瑞士銀行業立業之本，為客戶保密是各銀行的第一原則，也是不少政商巨要信賴瑞士銀行的主要原因。不過，其保密原則不免和金融罪案的偵察有所衝突。雖然Dr. Roth沒有解釋銀行界怎樣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強調他們一定會滙報任何洗黑錢或與恐佈組織有關的金融活動，必要時凍結該戶口，絕不妨礙調查，並指瑞士是九一一之後，第一個支持美國對恐佈份子金融活動的打擊。
6. 世界網絡。不少銀行雖以瑞士為中心，但一直以來在全球累積了豐厚的投資網絡，和大量基金、策略投資者合作經年，得以維持其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論那個行業，要維持競爭力，就要做世界第一，而且要做得專。例如瑞士以私人銀行服務為主，羅特坦言，他們的投資銀行業早就萎縮了，同業都跑到倫敦或紐約去，只留下很小部份和財富管理有關的投資銀行留在本土。這就是取捨。此外，瑞士拒絕加入歐盟，一方面為了維持瑞士法郎之穩定，同時為了保時獨立，不受歐洲央行政策左右。這種做法，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否獨善其身？看來尚未可知。

香港有許多地方和瑞士相似──人口相若，且都缺乏天然資源，而以出口貿易和金融業為主。香港也有條件開發私人銀行服務：據花旗銀行今年二月的調查，香港有二十七萬四千名百萬富翁，平均每人擁流動資產約三百四十萬元，市場不小。但羅特明言，瑞士的一些優勢，是難以仿效的，例如地緣政治的穩定、累積了多年的信譽和專業等。此外，今天香港市面的一片繁華，端賴國企接連來港上市所帶動，似乎沒有必要如瑞士般調整投資銀行和私人銀行服務的比重。

工業往西看 香港新機遇

講者：梁兆基（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

香港步入中年，危機四伏。但不要以為擔心被邊緣化的只有香港。在國內，幾個經濟區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例如在九十年代崛起的長三角，由於各省市間積極呼應上海的龍頭效應，發展勢頭足，經濟實力已直逼珠三角。為此，廣東省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提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概念，並定下了「輕至重」、「東至西」的發展策略。如果香港了解這套思維，當可把握此機遇，事半功倍地找到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身兼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的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於週一舉行的研討會上，簡介了珠三角發展的兩大戰略：空間戰略和產業戰略。
· 空間戰略，以「提升西岸，優化東岸」為綱領，大力拓展珠三角的西部；
· 產業戰略，則是推動珠三角產業結構轉變，朝重工業、高新技術和服務業方向走。
這兩大戰略，實行起來是相輔相承的。

先講空間戰略。珠三角的中、東、西部分別以廣州、深圳和珠海為中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部實力最強，東、西部發展水平相若；但廿多年後，珠三角的經濟重心明顯向東移，西部大落後（參考表一，各區域GDP總值比較）。主要原因是珠三角西部與香港的聯繫，不及中、東緊密。東部和香港陸路相連，香港的投資者多數可以在三個小時內到達辦廠、採購等，而西部基建落後，故不獲青睞。　

這令珠三角西部的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廣東省決定從基建投入，在宏觀佈局上對西岸傾斜，其中一項重點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橋。大橋落成後，將使香港到珠海的距離縮短到三十公里，行車時間僅半小時（不必依賴海運），令西部諸市也有機會納入以香港為中心的三小時輻射圈內。珠西地理位置優越，它和泛珠三角區域中的西南西省──廣西、雲南、貴州和四川──接壤，這裏人口多、市場大，而且能源和礦產豐富，可與廣東和香港互補。港人若在珠西投資，不但可享有較東部便宜兩至三成的勞動力，更可視之為跳板，進入龐大的西南腹地發展。

對香港影響更深的是珠三角的產業戰略。珠三角將調整「以輕為重」的產業結構，著力發展重工業，香港恐沒有相關配套而吃虧。另外，以往香港和珠三角之間「前店後廠」的局面將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將是「廠店合一」的模式。因為廿多年來，珠三角在做「廠」的同時，正不斷提升「店」的功能，並踏足一些香港的優勢行業，如物流、金融及中介等，有可能把香港從價值鏈中擠出去。

在整個戰略思維中，產業轉型將與空間發展相結合，務求令整個珠三角地區協調發展：
· 中部──做綜合服務中心，即發揮「店」的功能
· 東部──以高科技、電子電器為主，做製造業基地
· 西部──主力發展臨港工業，如能源、重化工等
圍繞城市的週邊地方，則發展成旅遊區。

面對這種變化，兩地有必要探索新的分工模式，香港更要創造新優勢，加強「店」的功能。梁兆基建議，香港可考慮：
· 重點拓展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
· 發展品牌優勢
· 挾豐富國際經驗和網絡，助民營企業「走出去」，鼓勵企業到港發展，以提升其管治能力和開拓海外市場
· 成為區內人才及教育培訓中心

在研討會上，梁兆基不斷強調：內地不等你了。他說，除了積極「向西看」，制訂具針對性的投資策略外，更應強化固有優勢，與內地尋求合作機會，否則將來恐無法佔一席位。

表一：珠三角中部、東部、西部的GDP總值比較
１９８０（億元） ２００５（億元）
中部 ８６ ７９４９（廣州佔５１１６）
東部 １８ ７９１３（深圳佔４９２７）
西部 ２９ ２２５４（珠海佔６３５）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講者：吳光正（貿易發展局主席）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很多人以為科技，特別是高端科技，和我們沾不上邊，原來這純屬誤會。零三年用於火星探險的鑽鉗，就是香港理工大學和本地牙醫合作的成果，令人始料不及。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說，香港絕非科技的「塘邊鶴」，去年本地出口總值達22,460億港元，其中三分一，就是OECD分類下的科技產品。若我們能和比鄰的深圳聯手，更有機會發展成中國的矽谷，帶動經濟增長。

吳光正早前分別在香港的「創業投資／私募投資合伙會議」(10月9 日)，和在倫敦的貿發局週年晚宴（10月31日)上致辭，講述把香港打造成亞洲技術貿易平台的構思。他說，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重點鼓勵企業的自主創新，這不啻給香港製造了一個大展拳腳的機會。因為香港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和海外國家進行科技貿易和技術交流的集散地。內地既是香港科技產品最大的供應地，也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事實上，香港早已擁有一批科技公司，專攻研發和科技應用，並把生產基地設在內地。我們可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科技貿易，這包括：
1. 地利──珠三角有大量工廠，需要科技支援
2. 融資優勢──香港聚集了超過170家風險投資基金，助企業進行融資活動
3. 自由貿易──可隨時從西方進口高科技設備
4. 建全法制──保障知識產權

和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科技發展上更為大膽進取。目前深圳已有超過一半的工業產品屬高科技類別，她又從全國匯聚了大量科研人才，成績驕人。更令人吃驚的是，吳光正從中央官員口中得知，深圳政府打算把過去二十五年累積起來的財政盈餘，幾乎悉數注入科研開發中，其大膽和果斷應該教香港感到慚愧。

不過，香港和深圳，既是競爭對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過去我們和深圳的發展唇齒相依，未來也應攜手合作，吸引國內和海外的科技公司到這裏來，從事生產、開發甚至服務支援。吳光正認為，如果我們持之以恒，港深兩地有機會建立具有關鍵效應的科技企業群，吸引各地專才，做到類似加州矽谷的科技群聚效應。將來，我們可能不必再叫這裏作「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乾脆叫自己作「矽谷」（Silicon Delta）好了。

四十年前，香港由山寨廠起家，憑藉自強不息，今已成世界第十一大貿易體；二十年前，隨製造業北移，服務業取而代之，香港積極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平台，服務內地及海外企業；如今，隨中國對科技的需求不絕，香港可把握機會做亞洲科技貿易的集散地，並把科技應用在工業和商貿上，相輔相成，為經濟注入活力，帶動第三次經濟增長。

中港人才接軌 改寫國家金字塔

講者：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

八大院校中，以香港大學歷史最悠久，地位最祟高。其校長徐立之的理念很清晰：要使港大成為以研究為主導的綜合大學。可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為眾大學訂下諸多條條框框，研究經費撥款又少得可憐，大學欲突破常規，貫徹徐校長的理念，真是談何容易；想令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更是任重道遠。
大專教育的藍海在哪裏？

徐立之本週三到訪本報，談香港的大專教育及甚前景。他說，每次和教資會開會，被問到大學最想要什麼，港大的答案只有一個字：flexibility（靈活）。教資會對大學生人數的限制，可以去到個位數字，其管制之嚴格可想而知。九月分政府成立高層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領軍，研究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策略，但徐立之說，教資會規定非本地生人數不能超過總數的一成、給予學生的配套設施如宿舍不足、非本地生的出路又成疑，要做教育樞紐，急也急不來。

被問到打造私立大學是不是大學的出路時，徐立之說他理想的大學經營模式是：
第一，政府不干預。大學高度自主，譬如說賺錢的學科多取錄一些學生；
第二，研究經費主要由政府承擔

徐校長不是人又要錢又要的癡人說夢。事實上，教育是非常昂貴的投資，世界上所有研究型大學的經費，沒有一間不是主要來自政府。以哈佛大學為例，它的學費固然高昂，但其實這只佔學校總收入的兩成。零五年，哈佛從聯邦政府那裏獲得的研究經費超過五億美元；在香港，零五年教資會撥款予八間大學的研究經費總和約為五億港元，真是雲泥之別。

原來，像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一類的國際級「私立」大學，其實並不是「私營」的。反之，它們的經費，絕大部份來自美國聯邦政府，只不過這些大學擁有高度財政自主權，故被稱為「私立」，不像「公營」學校般受到政府管制。港大理學院院長郭新教授，曾為本報撰文，剖析這些私立大學的經營和成功之道，總結起來，主要有幾點：

1. 國家把大型實驗室設在校園，交予大學管理。例如，大空總署把噴射推進實驗室設置在加州理工學院，每年經費逾十億美元；
2. 聯邦政府大量支持個人研究，由政府提供經費。一位教授欲申請研究經費，需要額外加上百分之五十的「大學管理費」，經費獲批後上繳予大學。這樣，大學仿如大業主，教授就像小商家，研究就成了一門賺錢的生意；
3. 即使不是大學職員，只要在申請經費時，包括了自己的薪金，大學也會樂意聘請，因此很多大學僱員實際上並不是由大學付薪的。但這些研究員往往無償為大學上課，訓練研究生，兩者相得益彰。
4. 作為全職教員，大學只付九個月薪金，其餘由研究費支付。職員為了保住飯碗固然扭盡六壬爭取研究資助，大學也可以藉此挑選最有能力的人才留為己用。

聯邦政府透過研究費和管理費間接資助大學，靈活性很高；而大學也可藉此擁有高度財政自主，兩者各取所需。香港太小，沒有一個龐大的聯邦政府作後盾，目前想走私立大學之路，很難。但若能和內地接軌，情況就不一樣了。

徐立之提出了一個「人才金字塔」的意念。他說，在一個社會裏，需要少數人才，站在最前端，專心致志從事研究，不必過問生產。然而其他人卻可利用這些少數尖端者的研究成果，套在應用、生產、營銷上，使越來越多人參與其中，漸形成金字塔的中、下層，讓社會經濟活起來。徐立之說，中國的「人才金字塔」也許不是那麼尖，中間寬一點；而香港人少，未必可以設置龐大的生產基地，下層沒有承接。但若讓兩者接軌，港人專注研究，做金字塔的尖端，把生產基地設在內地，我們可以改寫國家的金字塔，亦為自己找到一片藍海。

「程翔案」後遺症︰北上草木皆兵

講者：張炳玲（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吳靄儀（立法會議員）
　　上周香港記者協會和程翔關注組舉行了一場研討會，討論在內地進行資訊蒐集的困難和可能碰上的陷阱。會上討論到，「程翔案」最令人關注的一點是，不但記者在內地進行採訪有可能誤觸「國家機密」，事實上隨中港兩地交流日頻，一般人在進行學術交流或北上傾生意，也有可能墮進陷阱，頗令人有防不勝防的擔憂。
　　一些商人經常來往中港兩地，接觸不少人，這些人可以有許多頂帽子-民間的、官方的。在閒話家常時，他若提到一些消息，你不可能知道那是不是國家機密，他也不可能透露消息來源，這是陷阱之一；
避敏感題目 損學術水準
　　香港人到內地出差，為某些項目進行資料蒐集，如果「明知」是國家機密，當然不會那麼笨寫出來，但有時候卻很難說，這是另一個陷阱；
　　國內許多「環評報告」，比如說有關三峽的、有關港珠澳大橋的，都屬「國家機密」。從事環保的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副主席葉廣濤說，如果你知道了一些資料，又說了出來，很可能踩中陷阱。
　　他說，若商人和公眾同時知道一些政策方面的消息，那就不叫「商機」；若你想辦法去了解一些內容，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機密的，又是一個陷阱。
　　前記協主席張炳玲，就道出學術界因程翔案引起的草木皆兵。她說，這場研討會本想邀請一些學者談他們進行和內地有關研究的經驗，可是她卻不斷「食白果」。這些學者要不直截了當推卻「千萬別叫我站出去講」，要不表現「鬼祟」，囑在引述其發言時「別弄得人家知道是我」。這令張炳玲感覺到，在學術界做研究，若要蒐集內地資訊，往往要打擦邊球。
　　學者進行研究時，往往需要內地研究夥伴提供大量數據、事實、資料。學者發表論文或研究，按道理應該列明出處，這可保障自己，證明這些是正確無誤的一手資料，非剽竊所得。
　　但若資料來源敏感，怎麼辦？不引的話，論文的學術地位馬上下降；引的話，萬一惹上麻煩，不但自己有禍，也可能連累內地的合作夥伴。
　　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學者只好棄敏感資料不用，轉而研究一些不容易惹上麻煩的領域，這樣，只會愈來愈少人研究中國的政治、權力動向等問題，研究題目愈趨平淡，不尖銳。不但如此，有時學者在內地接觸到一些資料，不敢帶回香港作分析，怕誤觸地雷，只好能記多少記多少，考驗記憶力。
　　張炳玲感慨，如今從事中國研究，「好似做賊一樣」，長此以往，在香港做的中國研究，質素焉有不倒退的？
　　吳靄儀說，無論根據《官方機密條列》或二十三條，程翔若在香港審理，都不可能入罪。
倘在港審理 程翔難入罪
　　以《官方機密條列》來說，若程翔要被判罪成，控方必須證明：
　　（i）所披露的資料是來自官方、
　　（ii）未經授權披露、
　　（iii）被告人明知是來自官方，同時明知未經授權、
　　（iv）明知所披露的資料是受保護的、
　　（v）該披露對國家安全是有損害性的，而且明知那損害性。
　　程翔一案，上面五項都不能證明。
　　至於二十三條，吳靄儀說，用二十三條入罪的機會是提高了，但若案子是在香港審，則
　　（i）舉證的責任在控方、
　　（ii）法庭程序的獨立性有保障、及
　　（iii）審案將會牽涉陪審團，由常人用常理去判斷。
　　這三點足以令一個獨立的檢控專員放棄起訴。
　　而且在香港審理刑事案，是以無罪為起點，控方要合理推論、逐點擧證，不能憑控方一紙「鑑定書」或「確認函」便當作證據。
　　程翔作為香港居民在內地被捕，吳靄儀慨歎，過去我們那麼辛苦地爭取新聞及資訊自由的法律保障、避免兩地遣送等，一下子都變成白費力氣。
　　（註：本文根據程翰所整理的研討會「初步筆錄稿」而撰）

還有倒扁的可能嗎？

講者：邱毅 （台灣國民黨藉立委)

十月十日，台灣有一百五十萬「紅衫軍」進行「天下圍攻」，要把陳水扁轟下台。這其中，少了一位倒扁的關鍵人物──有「爆料天王」之稱的台灣立委邱毅。他沒有處身人群中，卻應香江論壇之邀，先來香港參加研討會，討論這場他高度頌揚民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公民運動，再馬不停蹄趕回去。

從九九倒扁、遍地開花到天下圍攻，聲勢浩大的倒扁運動有三大特色：
第一，中產階級很多，其中更包括了許多以往絕跡於抗爭的婦女，使運動深入每個階層，一呼百應。邱毅笑言，漂亮奪目的「辣妹」使這場運動生色不少，是「最被忽略的社會貢獻」；
第二，沒有特定的主群，是不分藍綠、貧富、南北的和平抗爭；
第三，參與者自發上街，因為政府顛倒是非，以「我壞，你更差」作擋箭牌，聒不知恥，群眾為了捍衛台灣的核心價值而戰。

邱毅說，群眾要倒扁，因為陳水扁一家，至少涉及五起弊案（見表），但他本人卻厚著臉，不道歉、不認錯、不辭職，令台灣人忍無可忍。這場倒扁運動可貴之處，在於許多人心裏都清楚，陳水扁為求自保必定忍辱偷生，但明知倒他不了，卻仍「知其不可為而為」，展現公民社會的力量。

儘管認為自己有可能比阿扁更早進監獄，邱毅樂觀地預測，未來令陳水扁下台的機會，還有兩個：
（１）月底國務機要案審結──這案先經審計署查帳，再由以清廉公正見著的陳瑞仁提出檢控，令人民寄予厚望，盼陳水扁終可以得到司法制裁；
（２）年底（十二月九日）台北、高雄將舉行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倘民進黨大敗，為求自保，他們有機會和陳水扁劃清界綫，令阿扁失去最後的護身符。

除此之外，倒扁成功與否，還要看一個人：馬英九。
馬英九本來企圖置身事外，俟零八年總統選舉一到，就穩坐釣魚船，但倒扁運動進行至今，他卻顯得進退失據。邱毅認為，國民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不能讓群眾孤軍深入，袖手旁觀。十月十三日的罷免案既然不能通過，邱毅認為馬英九應該提請倒閣，若通過成案，則可逼陳水扁解散國會，全面改選。因目前民進黨民望低落，屆時藍軍很有可能大勝，三分之二立院通過罷免的機會便大增。


Side box:陳水扁親信所涉及的五宗弊案

台灣民眾對陳水扁管治無方的怨憤日積月累，無處宣泄，遂透過向傳媒「爆料」一泄心中之恨。立委邱毅在台灣有「爆料天王」的外號，自去年開始，不少涉及陳水扁的弊案，都通過他給「爆」出來：
（１）2005年8月：高雄捷運案
牽涉人物有總統府副祕書長陳哲男，及高雄市市長、行政院長謝長廷。
由於和陳水扁的貼身幕僚和他所提拔的官員有關，邱毅認為單就這一宗弊案，阿扁都應該引咎辭職。
（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總統府炒股案
第一夫人吳淑珍涉嫌漏報股權，且進出股市，每每低買高賣，彷如女股神。
（３）２００６年５月：台開案
陳水扁女婿趙建銘介入內綫交易，又被揭發涉嫌賣官鬻爵。
（４）２００６年１月：SOGO案
吳淑珍被指收受禮券，此案最近審結，獲脫罪。
（５）國務機要案
總統府涉用假發票申請報銷，審理中。

邱毅說，他還有第六宗弊案捏在手裏暫時不爆，這是他的「壓箱寶」，等陳水扁下台了，失去保護傘後才抖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