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行動綱領 欠缺了甚麼？

專訪：葉劉淑儀（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　　

　　特首曾蔭權率眾商界翹楚集思廣益，經過四個多月，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經濟高峰會》行動綱領，終於以雷霆萬鈞之勢出台。坊間普遍認為這份「集大成」的綱領巨細無遺，但葉劉淑儀甫開腔便一語中的地指出：「美中不足，就是缺乏了新經濟！」

順應過去優勢 沒發掘新方向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說，行動綱領只是順應了過去的優勢，沒有發掘香港的新方向，在資訊科技大行其道的環境下，我們卻缺乏推動新經濟的具體方案。

　　她舉例說，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旅遊專題小組建議，香港要力爭成為區內的主要數據中心。可是，「如果做data inputting、data coding（數據輸入、數據編碼），香港根本冇得做。」訪問這天，葉劉淑儀剛剛自東莞參觀一家數據服務公司回來。負責人告訴她，在香港請一個人的價錢，在當地可以請99個。香港完全沒有成本優勢。

　　這家公司稱自己位於東莞的廠房為「知識工廠」，年輕的操作員像製衣廠工人一樣，一天12小時，對着熒光幕「篤篤篤」，把來自客戶的各種資料，快速正確地輸入電腦。這種工作不但呆板，又要求高度耐性，哪有香港人願意做。

　　「香港做這種中低檔的科技服務，根本沒有優勢。」葉劉淑儀說，香港法制好、知識產權保障完善，港人善項目管理，又有國際觸覺，大有條件發展新經濟。但專題小組的建議，卻不能把香港的潛在優勢發揮出來。葉劉淑儀說，對於新經濟，政府缺乏專才，對資訊科技了解不足，應多向業界取經。

　　港府制定政策，向來都有諮詢業界，但多由官員做主導；「行動綱領」卻反其道而行，葉劉淑儀認為無可厚非。

　　「官員的優點是踏實、效率高、熟悉程序，但處處量入為出，追求收支平衡，不能充分考慮長遠的發展。」行動綱領由商界角度出發，更着重戰略性研究，可補官僚之不足。

　　葉劉淑儀向來有話直說，行動綱領的建議超過兩百項，她不諱言當中有的不可行，而有些重要的議題，卻芳踪杳杳。她認為政府「努力可嘉」，只是經驗所限，對於首次被納入國家的5年規劃，我們還未摸索出和中央的溝通之道。

參與「十二五」 游說發改委

　　「發改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未必知道香港可以做甚麼，我們一定要告訴人家我們的強項是甚麼，我們要爭取……各部委只是負責執行，但發改委則制定將來的發展方向，影響力很大的啊。」葉劉淑儀指出，香港欲參與「十二五」規劃，一定要和發改委增加溝通。

　　她覺得北京愈來愈像華盛頓，漸漸呈現出大國首都的格局。地方官員、私人機構，不約而同到這裏來進行游說，向國家爭取利益。

　　這並非伸手「攞着數」。「我們要找一個宏觀角色，思考怎樣戰略性地配合祖國的發展，達到雙贏。」她舉例，香港向國家爭取進行人民幣業務，就是找對了方向：「人民幣業務不是白益香港人的啊。香港是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起點，很可能在第一個階段，就是和香港進行自由兌換。做好人民幣業務，有助人民幣走出世界。」這就是香港獨一無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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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有話說︰急專用通道 抨大橋芳蹤杳

　　行動綱領中，葉劉淑儀認為「金融」那部分的建議最為具體和切實可行-畢竟這是我們的強項。但對部分其他建議，卻有話要說：

˙需以專用通道接駁廣深

　　「無論學界或商界，凡着眼香港長遠發展的，皆感到憂心如焚，就是覺得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專用通道，才能和內地的高速鐵路接軌。沒理由在內地每小時行走350公里的，到了香港只走60公里吧。」葉劉淑儀贊成專題小組的建議，認為官員不可以傳統「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的手法來斟酌專段的成本效益，要有長遠眼光，否則「全國都快，到了香港卻慢下來，就真是自我邊緣化了。」

˙不建港珠澳大橋會被孤立

　　「有一個很重要的基建項目沒有被提及--港珠澳大橋。從整個泛珠三角區域發展的角度看，香港若不和西部接軌，一定會被孤立。這個重要性特區政府應該知道，問題是怎樣重新推動它。」

˙輸入內地貨車司機不可行

　　「這根本不可行，簡直非常愚蠢！你說每個貨櫃（中港）成本差異是300美元，其中司機佔了若干，那其他呢？船公司呢？碼頭處理費呢？為甚麼不提這些？生意做得多，賺錢的是船公司、是貨櫃碼頭，為甚麼要犧牲工人的利益呢？」

　　司機被市場淘汰，那叫無話可說；被滙豐銀行裁掉的資訊科技組員工，可以轉型，但「你想想貨櫃司機怎樣轉型？沒理由想搞好經濟，卻先扼殺自己一個行業吧。」
　　（編按︰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昨日表示無意引入內地司機。）

民望與執政聯盟 特首不能少

專訪：王家英（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

汲取董建華的經驗，特首曾蔭權深明搞好民望才有利施政，故上任以來，亮出強政勵治的口號，落力塑造幹練形象，個人評分力保在六十分以上，羨煞多少領導人。

但商品及服務稅（消費稅）的夭折、學券制的反高潮，卻使人發現他的高民望不一定有助政策的落實。問題出在哪裏？

「民望絕非首長唯一的關注；他同樣需要重視政治基礎。」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王家英舉例說，九十年代中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民望如日中天，但由於他無法掌握國會的多數，致一度出現沒法出糧予公務員的窘境，因為國會不通過預算。

同樣，曾蔭權的民望雖高，但他卻從未真正掌握過議會的過半數，所以在施政上，步步維艱。

王家英說，零五年曾蔭權挾高民望履新，以全民政府為定位，「逐條議案和不同的政黨商議，搞合縱連橫」。但這種「舖舖清」的做法沒有延續性，難以和政黨建立穩定的關係，故遇上富爭議的政策，如消費稅諮詢時，政府原有的盟友可以比反對派更快發炮攻擊政府，令市民覺得政府沒有想像中的強勢主導，對其失去信心。

及後政府調整定位，搞親疏有別，但口號歸口號，政府和政治盟友間的關係，看不出有多好。

「民望和執政聯盟，是兩條腿走路。」王家英說，政府搞執政聯盟，不單單是分餅仔、搞權力分配，更必須在政策蘊釀中，邀請盟友參與，作出多邊溝通，這樣才能取得政治上的配合，使切合民眾需要的政策，在議會中得到落實。否則，若政府政策長期得不到議會的支持，民望亦會受壓。

去年特首的得分，由四月份的高位拾級而下，正因為日子一久，市民發現政府有很多政策遭否決，曾蔭權的能力，予人不外如是之感，甚至只是「會搞民望的董建華」。

王家英說，經濟暢旺，社會怨氣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特首取得高民望；但若環境一旦急速惡化，「曾蔭權的處璄，可能比董建華還差」，因為除廿三條一役外，董建華一直有民建聯與自由黨的奧援，政府和政治盟友之間關係較緊密。

趁現在社會氣氛好，王家英認為曾蔭權應積極部署建立執政聯盟，這一方面有助減少特首未來施政受到的制肘，另一方面，亦對特首的更替和普選起關鍵作用。

「尤其是普選後第一、二屆政府，北京都希望他屬意的建制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可以主導政局，使政治上不會失控。除非政府能建立穩定強大的親建制聯盟，否則，怎樣面對普選？」王家英說，一日政府表面仍四分五裂、貎合神離的話，中央亦無足夠信心在普選後可以主導政局，沒有這個信心，對普選的開放步伐，也就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了。

前瞻特首民望
王家英預期，經過一段日子的走下坡後，曾蔭權的民望，有機會在一月份反彈：「上一、兩個月的負面消息已出得七七八八了，我估計未來曾蔭權的得分，應可在六十、六十一分，到六十四、五分之間上落。」他說，六十五分左右是曾蔭權得分的瓶頸，若未來有什麼利好的政策、政網出台，為特首造勢，有機會攀得到，但要持續衝破至零五年上任時七十分的高位，卻不容易。

至於梁家傑，王家英估計在曾蔭權未宣佈競選連任前，梁的支持率短期內可再上升百分之五左右，至百分之廿七、八，即陳方安生的水平，但不超過三成。「因為超過三成，將被認為有實力擔任特首一職。」可是市民對梁家傑的管治能信心不足，他又沒有招攬足夠的政治人才組成自己的班底，予人單打獨鬥的感覺。何況他得到的支持中，不少來自對現任政府的反彈票，不是對他的信任票。

「畢竟選特首不是選明星。」王家英說。

全球化顛覆權力 你是主角

講者：哈佛商學院教授肯特教授（Dr. Rosabeth M. Kanter）

《時代》雜誌破天荒地挑選「你」(You)──全世界的網民──作為本年度的風雲人物，確認了看似微不足道的云云眾生，竟也有顛覆權力、稱霸世界的能量。其實早在全球化伊始，就已有不少人提出，結合互聯網的力量後，傳統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將會面臨根本改變。哈佛商學院教授肯特女士（Dr. Rosabeth M. Kanter），是其中一個前瞻這趨勢的人。

肯特是殿堂級學者。她曾擔當哈佛商業期刊(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編輯，又當選過「世界最有權力的五十位女性」之一，獲榮譽博士學位二十二個。她上週應香港美國商會邀請發表午餐演說，大講全球化，沒有「世界是平的」之類的艱深理論，卻用親身經歷，講了三個小故事，畫龍點睛地勾勒了一些全球化的特質。

肯特深信，一九八九年是舉足輕重的一年。這年發生的連串國際事件，掀起全球化的序幕，柏林圍牆的倒塌是其中之一，因它促成歐洲共產主義的結束。在圍牆倒下不久，肯特和一位在匈牙利掌管經濟的部長晚膳。這位部長滔滔不絕，引用數據，大談貿易流量、油價、匯價等對國家經濟的影響。部長夫人是一位企業家，她只說了一句話：「我好想去購物（We want to go shopping）!」能無拘無束、想到哪購物就到哪購物，她期待已久。

肯特發現，部長的口若懸河，不及夫人一句就道出了全球化的精髓：一切將以消費者為中心。
過往生產商和服務供應商決定售賣什麼產品，消費者沒有主導權。可是隨全球化不斷推進，地域限制大大縮小，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到處消費，世界成了一個巨大的商場；消費者掌握的資訊越來越多，而企業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競爭，也不能再閉門造車，必須迎合消費者的口味，才能突圍而出。

另外，全球化也促進了人才的流動和合作。肯特舉例，外人可能不知道，可是一直以來，IBM的埃及員工，和IBM的以色列同儕合作緊密──他們只要不談宗教和政治就可以了。

由此亦可見跨國企業對國際的影響，可能比一些國家還大。因為這些企業在世界各地都僱用了大量員工，又向他們灌輸差不多的企業文化、價值、理念。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因為受聘於同一集團，由此變得越來越相似。

最後，由於資訊交流自由，員工對僱主有什麼不滿，可以在很短時間內一傳千里，令企業不得不增加透明度，重視員工的訴求，使傳統的黑箱作業式企業管理，不再管用。肯特舉了一個例子：美國一家電信公司為了節省成本，決定減少能源的消耗，於是管理層想出一個法子──關掉熱水爐，不供應熱水。如此一來，每一個員工每天至少被提醒兩三次，公司對他們有多差。員工的不滿日益累積，並到處宣揚，這家公司不倒霉才怪。

延伸閱讀
肯特專長企管策略和領導力的研究，又鑽研在全球化框架下，企業面對的挑戰和變化，至今擁著作（包括合著的）共十六本，包括以下數本：
1. Confidence: How Winning Streaks & Losing Streaks Begin & End – 肯特的最新作品，比較優秀和失敗企業之不同。
2. The Change Masters – 被《金融時報》喻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企管著作之一。
3. When Giants Learn to Dance –肯特的得獎作品，研究IBM,AT&T,柯達等大企業，如何面對資訊時代的挑戰。後來IBM的前行政總裁Louis Gernstner也「回敬」了一本暢銷書：Who says that Elephants can’t Dance?(誰說大象不會跳舞)

Dead City Running

講者：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David Eldon)

九五年的《財富》雜誌以封面專題宣佈香港的死亡（The Death of Hong Kong），指九七回歸後，香港將會逐漸喪失國際城市的光環。這個預言並沒有實現──至少在回歸十週年之際，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表現勇猛，市面上歌舞昇平。不過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卻警愓港人，我們仍有三大憂慮，必須居安思危，勿讓當年的預言成真。

香港今年的上市集資額超過紐約、直逼倫敦，令紐約市市長彭博也要急謀對策，正視香港的挑戰。但艾爾敦卻在香港總商會第十三屆香港商業高峰會上發言，指若要香港的經濟有長足增長，我們不得不重視以下三大隱憂：

一． 競爭力

艾爾敦認為，就最低工資立法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消費稅），都是香港競爭力的障礙。

他回憶有一次到溫哥華發表演講，如數家珍地向當地人「唱好」香港：法制建全、資訊流通、貿易自由…但台下反應平平。直至他提到香港奉行簡單低稅制，沒有繁復的稅賦，稅率簡單易明──特別是沒有消費稅──時，台下遂響起熱烈掌聲。艾爾敦深切體會到，現有的稅制是香港其中一項重要的國際競爭優勢。

他同意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但更歡迎政府從善如流，腰斬消費稅的諮詢。艾爾敦說，稅賦往往是造成大政府的催化劑，影響社會的整體競爭力，故香港應從產業增值和創造機會的方向去增加競爭力，而不是打新稅的主意。

二． 環境問題

去年總商會發起《清新空氣約章》運動，得到五百家企業支持，特區政府也於兩週前簽署了約章。可惜，五百家企業相對於香港三十萬家註冊公司、七萬家在珠三角設廠的港商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艾爾敦強調，隨著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日趨成熟，港人應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善生活條件上，畢竟環境問題和營商機會，是密不可分的。

三． 香港精神

香港過去的成功，建基於香港人的「做得到」（can do）精神，這令我們當年從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後來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跳板、再進而發展服務業。但令艾爾敦失望的是，這種香港精神似乎逐漸被「做不到」（can’t do）的負面情緒取代。金融風暴前很多企業認為炒樓比專注本業更賺錢，目前炒樓的風氣，則被追逐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內地IPO所取代。人們捨難取易，不務正業，鑽營抽新股搵快錢之道，卻對上市公司的基本質素和前景不求甚解，令人不安。

一個更不好的現象是，社會上似乎瀰漫著一種奉承、揣摩上意（second guessing）的氣氛。商人推測政府的態度，而政府欲推行新政時，則先猜度立法會的意向；立法會隨風擺柳，視乎民意取向而行，而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在揣測北京想什麼（說到這裏，現場響起一片笑聲，似乎對艾爾敦的一針見血，心領神會）！艾爾敦對此深感憂慮，擔心我們原先的拼博精神，變成瞻前顧後的惶恐，而這種心態將令社會事事妥協，以無傷大雅的政策換取多數人的認同，致強政勵治失效，長遠將蠶食我們的競爭力。

後記:艾爾敦笑言，致辭的其中一項要素是題目需譁眾取寵，所以他從電影Dead Man Walking（《死囚一六八小時》）中擷取靈感，把這天的演講題為Dead City Running(「奔跑的死城」)。

效法矽谷 跨科技經濟門檻

講者：Prof. Henry Rowen（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

毫無疑問，香港需要經濟轉型。可是香港社會向來功利，R&D（科研）僅佔GDP的0.6%（零四年），和中國的1.44%、新加坡的2.25%、南韓的2.64%相比，瞠乎其後。科研從缺，要走知識經濟之路，困難重重。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Prof. Henry Rowen ，研究了太平洋兩岸共六個地區的科技發展形勢，有些策略，值得香港借鏡。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週初邀請了她在史丹福的老師Henry Rowen出席午餐會，分享他研究日本、南韓、印度、北京、台灣和新加坡六地創新科技發展之經驗。Henry Rowen已屆八十一歲高齡，多年來遊走學界、政界，又參與智庫，是高新科技創業的專家。他概述了這六個地區搞高科技的經驗，指各地發展的步伐不很一致，以下是部份重點：

日本：科技和生產的技巧十分優越，但輸入外國技術較少。Henry Rowen指日本曾是最具創業家精神的國家，可惜在二戰後有點裹足不前。

印度：和一般美國人不同，Henry Rowen沒有對印度流露推祟備至之情，他稱讚印度起步雖遲，但速度驚人，唯其官僚架構臃腫，是世上「最不可救藥」的政府。

北京：在所有研究地區中，內地的法制較為落後，對知識產權的保障亦不足，但人才充沛，中關村鼓勵外國企業投資，帶動了國內的資訊科技發展。

台灣：創投基金發展最佳，八十年代推動工業發展，大搞新竹科技園，鼓勵競爭，方向正確。

新加坡：過去甚為依賴跨國企業帶動科技發展，今逐漸傾向發展本土創意，不假外求。

Henry Rowen又談到大學和政府的角色。他說，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大學的角色並非想像中那樣重要。因為很多大學急功近利，追求快速可見的研究來耀武揚威；但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大力支持教育、制定良好法規、鼓勵創意、發展基建。他說，和香港一樣，矽谷也是「高收入、高成本」的地區，面向國際市場，科技發展興盛。香港有條件成為矽谷，最少有兩點可以效法：

1. 輸入人才。有與會者提到本地大學生大都不搞科研，如何令這方面長足發展？Henry Rowen說，美國人其實也不愛工科，所以大學錄取了大量中國大陸學生；新加坡也是這樣，地方雖小，但廣納世界人才。寄語香港在人才爭奪戰中，切莫怠慢。
2. 發展創意服務(innovative service)。在矽谷，創新科技蓬勃，許多配套服務亦應運而生，譬如知識產權的交易平台。這方面，香港其實甚有優勢。許多內地廠商，需要輸入外地技術或專利權，但內地法律制度不建全，合約精神沒有保障，交易很難談妥。香港卻可以利用本地可靠法制的優勢，以中介人角色拉攏技術交易的雙方在香港簽約，既滿足了內地廠商的技術需要，又確保出售技術的公司有所保障。

效胡溫以人為本 推消費稅

專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羅富昌

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方案自面世以來，遭一面倒反對。政府以稅基狹窄、收入不穩作遊說，市民聽不進去，不同意小政府需要穩定財源；政府以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將大幅上升作恫嚇，呼籲大家未雨綢繆，市民反感，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立法會議員見民氣可用，索性動議中止有關諮詢，教政府官員灰頭土臉。

中華廠商會的會長及副會長雖認同稅制改革的必要，但始終不是主流意見，會內唯一的共識是希望諮詢不應停下來，討論要繼續。副會長羅富昌說，上週四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親臨廠商會推銷消費稅，效果不錯，打動了一些溫和派。但羅富昌指出，政府在推銷新稅時，胸襟不夠闊，眼光不夠遠，策略稍欠技巧，難怪焦頭爛額。如果糾正過來，有可能逐步令市民接受。

羅富昌說，第一，我們要承認稅制有結構問題。稅基太狹窄，經濟好，利得稅水漲船高，經濟差，稅收跌得一塌糊塗；和地產有關的收入更不可靠，過去八年，賣地收入的波幅可以上落百分之五百四十！稅收如此不穩定，絕非長遠之策。

第二，就香港的競爭力來說，我們在物流、港口、旅遊上的優勢正逐漸消減，唯有進一步強化金融中心的地位，才可免被邊緣化。廠商會建議在香港搞總部經濟，做其財富中心。現製造業雖北移，但有二十萬家香港企業的總部仍在香港，利潤在香港，融資活動、會計及法律服務，都在香港進行。部份資金用作投資豪宅，支援內地企業的頭寸調動，又帶活了地產市道的氣氛。如果香港進一步爭取內地民企到港成立總部，接軌世界，那香港總部經濟的效應，將會倍增。羅富昌認為，這應是我們長遠發展的綱領。

稅基狹窄，有人搬出寧加利得稅也不加消費稅的豪情壯語，羅富昌直指此乃「開倒車」。從００年到０５年，競爭對手新加坡把利得稅從２６％調低至２０％，近日李顯龍更建議進一步下調，以吸引企業到新加坡營商；然而，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利得稅卻從１６％調升至１７．５％。新加坡已和我們非常接近，「真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嗎？」羅富昌問。香港的簡單低稅制，是吸引企業到港營商的重大誘因，貿然加稅，豈止趕客，更有悖做總部經濟的理念，絕不可行。

既要擴闊稅基，又要打造總部經濟，開徵消費稅是兩全其美之舉。目前新加坡的構思，也正是輕微調高消費稅，讓政府有空間減所得稅：利得稅減，企業願意進駐；薪俸稅減，就可以吸引人才。

消費稅若有這些好處，市民何以不能體會？羅富昌說，這正正是官員們閉門造車，胸襟不夠、策略不週所致。

他說，消費稅有累退性，小市民買包米都要繳稅，很容易被煽動出劫貧濟富的效果。所以無論行政上有多煩瑣，政府都必須豁免一切基本所需的稅項。其次，羅富昌以大學撥款的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打比喻，說政府應有胸襟，把消費稅收入所得，不管多少，一律全部、甚至加倍，回饋社會。這才可以贏人心，並向市民宣示，政府是為了長遠解決稅基狹窄問題，和穩定社會而行，絕非為了開源，拿市民開刀。

第三，最重要的是，回饋的機制必須以抒緩低下階層和大多數人為主。他舉例，政府考慮因增設消費稅而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酒稅、燃油稅等，這些商品並非民生必需，又偏袒相對富裕人士，完全是本末倒置。要爭取市民支持，必須先以大部份徵收消費稅所得，抒緩民生，照顧原先是稅網以外的市民；然後才減薪俸稅，幫助要繳稅的基層；如果仍有空間，才減利得稅，增加企業到港設總部的誘因。

把消費稅收入統統回饋社會，固然達到減稅的效果，但是人口老化問題豈不是懸而未決？羅富昌說，這就是政府混淆長短期策略所致。眼下經濟正好，是做稅務改革的好時機，目標是推新政，故要贏民心；將來財政來源穩定了，再商量怎麼用就容易多了。

在內地做生意的羅富昌有感而發，他說，胡溫為構建和諧社會，凡事以人為先；香港推銷一個小小政策，卻不懂從大多數市民的出發點設想，應該好好反省。

無懼新力PS3 任天堂藍海突圍

專訪：《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金偉燦（W. Chan Kim）

家庭遊戲機市場競爭白熱化。由去年微軟的Xbox360，到上月面世的SonyPS3，無不掀起搶購潮，機迷通宵排隊輪隊，新貨動輒被炒高幾成。剛在美國推出的任天堂Wii，更令人眼前一亮。它靠動作感應操控遊戲突圍，賣點和前兩者截然不同，卻開發了遊戲機市場的藍海。

《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教授金偉燦，昨天在貿易發展局國際貿易經濟論壇演講，並在其後接受了我們的專訪。他在台上表現生鬼活潑，令數百名聽眾深被吸引。金偉燦說，遊戲機的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紅海。PS3和Xbox360以相似的條件（同時標榜高清畫質），爭奪同一批玩家（典型的18-35歲男機迷），焉會不鬥得頭崩額裂。他們為了戰勝對手，只有不斷壓縮成本、不斷追逐更細緻的畫質，以有涯隨無涯，在紅海中無日無之地撕殺。

但任天堂卻不同。它參考《藍海策略》的建議，試圖把注意力從固有的顧客群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老年人不打機？為什麼師奶不打機？原來對這些人來說，遊戲桿（joystick）難以控制、遊戲說明太複雜看不懂、手指不夠靈活，按掣老是不聽使喚．．．他們根本無從入手。這些拒絕、迴避、從不打機的顧客，不像原本的玩家般令任天堂一頭栽進紅海中，卻讓任天堂看到未開發的市場──一個人數更龐大的市場。

任天堂另樹一格，它並不追逐更細緻的畫質、更複雜的遊戲，卻開發了一個仿似電視搖控器的感應器。玩家只要揮動感應器，就可以操作電子遊戲──打高球、釣魚、甚至拳擊。Wii不只適合年青人，連老人也可以樂在其中。它改變了遊戲機的意義，也改變了家庭遊戲的意義。最主要的是，一旦形成這個全新的意念後，生產成本一點也不高。結合家庭遊戲和電子遊戲機，這就形成了一個藍海，像金偉燦說：「藍海往往誕生於兩個紅海之中」。

金偉燦說，我們習慣了競爭，從考試爭第一到在市場裏爭做龍頭，一切策略都以競爭為中心、以擊敗對手為原則，但勝利不一定是零和的。藍海策略的意念，建基於「創新」。只要找到藍海，就能不戰而勝。他以Starbucks為例，指美國的咖啡店，並沒有因為Starbucks的出現而遭淘汰，相反，由於Starbucks開拓了仿效在酒店喝咖啡的閒適文化，咖啡的市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Starbucks固然是龍頭，但它沒有絕了其他咖啡店的生路。
Sidebox – 香港的藍海在哪裏？
金偉燦說，藍海策略不一定應用在商場，政府一樣可以思考藍海策略，為自己定位。不久前，新加坡就邀請了金偉燦和他的團隊，與眾政府官員集思廣益。

我們問他可否為受「邊緣化」困擾的香港獻計，他說香港要加強和中國的融合，因為兩者之間還有許多互惠的空間，並利用以下幾個步驟制定藍海策略：
１． 尋找我們目前的定位在哪裏
２． 我們的目標定位在哪裏
３． 這中間的落差是什麼
４． 最後利用「四步框架」(Four Step Framework)，找出要剔除(eliminate)、減少（reduce）、提升（raise）和創造（create）的元素，建立和已前不一樣的「價值曲綫」（Value Curve），即理想中的定位和藍海所在。

Sidebox2 – 紅海vs藍海
歷來商管書藉都以競爭策略為核心，《藍海策略》之所以一紙風行，並由零五年出版至今被翻譯成３２種語言，皆因作者在研究了過去一百年內超過１５０個案例後，整理出不把競爭當一回事的「藍海策略」。本書以「紅海」代表陷入苦戰的傳統市場，「藍海」則是創造價值的新市場。

《藍海策略》暢銷，許多企業都慕名請金偉燦為他們制定藍海策略，除了前述的新加坡政府外，韓國的Samsung和LG也是其顧客。金偉燦表示他已在二十四個國家設了辦事處，打算年內在香港擴張。

瑞士銀行 教香港做世界第一

講者：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Dr. Urs P. Roth，CEO of 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


不知從那一部港產片開始，「我在瑞士開了一個私人戶口…」成了政商鉅子、電影明星的必講對白。在瑞士擁有一個私人銀行的戶口，暗示了巨大的財富和嚴密的保護，是翻身的機會，夢想的實現。現實裏，瑞士的確很依賴其世界聞名的私人銀行服務，截至零六年，她為客戶所保管的股票，市值達四萬四千億瑞士法郎（折合約港幣二十七萬七千多億）！是港股總市值的兩倍多。

誰不垂涏這巨大的財富？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日前在中文大學出席演講，就以「專業＋創新＝成功」為題，剖析瑞士私人銀行業務稱霸全球的原因。香港也可借鏡，看我們是否有條件成為亞洲的瑞士。

瑞士銀行業蓬勃，國內共有三百三十七間銀行，以私人銀行為主，四成為外資。其中最大的兩所銀行是UBS和Credit Suisse ，加起來佔整個市場的三分二。在瑞士，銀行業佔全國GDP的10%(香港是8%，英國為4%)，僱用了十萬人，經濟貢獻不少。以下是她的一些成功因素：

1. 高度穩定。瑞士一直以來就是中立國，穩定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政府不敢怠慢，長久以來都保持著政治、經濟、社會、法治和貨幣政策的穩定，令客戶放心把財富交出。
2. 人才滙聚。歷史因素，瑞士本身累積了大量財富管理的專家，從全球聘請精英，遠至新加坡也不放過。為了培育人才，Suisse Finance Institute由政府、學界和商界合作，提供不少教席和博士生研究計劃，源源不絕為業界注入新意和新血。
3. 著重創意。瑞士不斷提供創新的金融產品以貼近客戶需要，舉例，其結構式衍生產品（structured product）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值約二千億美元。
4. 有效監管。和香港一樣，成熟的金融監管系統是穩定市場的不二法門，也是給予公眾信心和維持長期繁榮的基石。
5. 尊重私隱。瑞士在1934年就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銀行保密法，是瑞士銀行業立業之本，為客戶保密是各銀行的第一原則，也是不少政商巨要信賴瑞士銀行的主要原因。不過，其保密原則不免和金融罪案的偵察有所衝突。雖然Dr. Roth沒有解釋銀行界怎樣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強調他們一定會滙報任何洗黑錢或與恐佈組織有關的金融活動，必要時凍結該戶口，絕不妨礙調查，並指瑞士是九一一之後，第一個支持美國對恐佈份子金融活動的打擊。
6. 世界網絡。不少銀行雖以瑞士為中心，但一直以來在全球累積了豐厚的投資網絡，和大量基金、策略投資者合作經年，得以維持其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論那個行業，要維持競爭力，就要做世界第一，而且要做得專。例如瑞士以私人銀行服務為主，羅特坦言，他們的投資銀行業早就萎縮了，同業都跑到倫敦或紐約去，只留下很小部份和財富管理有關的投資銀行留在本土。這就是取捨。此外，瑞士拒絕加入歐盟，一方面為了維持瑞士法郎之穩定，同時為了保時獨立，不受歐洲央行政策左右。這種做法，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否獨善其身？看來尚未可知。

香港有許多地方和瑞士相似──人口相若，且都缺乏天然資源，而以出口貿易和金融業為主。香港也有條件開發私人銀行服務：據花旗銀行今年二月的調查，香港有二十七萬四千名百萬富翁，平均每人擁流動資產約三百四十萬元，市場不小。但羅特明言，瑞士的一些優勢，是難以仿效的，例如地緣政治的穩定、累積了多年的信譽和專業等。此外，今天香港市面的一片繁華，端賴國企接連來港上市所帶動，似乎沒有必要如瑞士般調整投資銀行和私人銀行服務的比重。

工業往西看 香港新機遇

講者：梁兆基（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

香港步入中年，危機四伏。但不要以為擔心被邊緣化的只有香港。在國內，幾個經濟區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例如在九十年代崛起的長三角，由於各省市間積極呼應上海的龍頭效應，發展勢頭足，經濟實力已直逼珠三角。為此，廣東省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提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概念，並定下了「輕至重」、「東至西」的發展策略。如果香港了解這套思維，當可把握此機遇，事半功倍地找到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身兼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的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於週一舉行的研討會上，簡介了珠三角發展的兩大戰略：空間戰略和產業戰略。
· 空間戰略，以「提升西岸，優化東岸」為綱領，大力拓展珠三角的西部；
· 產業戰略，則是推動珠三角產業結構轉變，朝重工業、高新技術和服務業方向走。
這兩大戰略，實行起來是相輔相承的。

先講空間戰略。珠三角的中、東、西部分別以廣州、深圳和珠海為中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部實力最強，東、西部發展水平相若；但廿多年後，珠三角的經濟重心明顯向東移，西部大落後（參考表一，各區域GDP總值比較）。主要原因是珠三角西部與香港的聯繫，不及中、東緊密。東部和香港陸路相連，香港的投資者多數可以在三個小時內到達辦廠、採購等，而西部基建落後，故不獲青睞。　

這令珠三角西部的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廣東省決定從基建投入，在宏觀佈局上對西岸傾斜，其中一項重點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橋。大橋落成後，將使香港到珠海的距離縮短到三十公里，行車時間僅半小時（不必依賴海運），令西部諸市也有機會納入以香港為中心的三小時輻射圈內。珠西地理位置優越，它和泛珠三角區域中的西南西省──廣西、雲南、貴州和四川──接壤，這裏人口多、市場大，而且能源和礦產豐富，可與廣東和香港互補。港人若在珠西投資，不但可享有較東部便宜兩至三成的勞動力，更可視之為跳板，進入龐大的西南腹地發展。

對香港影響更深的是珠三角的產業戰略。珠三角將調整「以輕為重」的產業結構，著力發展重工業，香港恐沒有相關配套而吃虧。另外，以往香港和珠三角之間「前店後廠」的局面將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將是「廠店合一」的模式。因為廿多年來，珠三角在做「廠」的同時，正不斷提升「店」的功能，並踏足一些香港的優勢行業，如物流、金融及中介等，有可能把香港從價值鏈中擠出去。

在整個戰略思維中，產業轉型將與空間發展相結合，務求令整個珠三角地區協調發展：
· 中部──做綜合服務中心，即發揮「店」的功能
· 東部──以高科技、電子電器為主，做製造業基地
· 西部──主力發展臨港工業，如能源、重化工等
圍繞城市的週邊地方，則發展成旅遊區。

面對這種變化，兩地有必要探索新的分工模式，香港更要創造新優勢，加強「店」的功能。梁兆基建議，香港可考慮：
· 重點拓展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
· 發展品牌優勢
· 挾豐富國際經驗和網絡，助民營企業「走出去」，鼓勵企業到港發展，以提升其管治能力和開拓海外市場
· 成為區內人才及教育培訓中心

在研討會上，梁兆基不斷強調：內地不等你了。他說，除了積極「向西看」，制訂具針對性的投資策略外，更應強化固有優勢，與內地尋求合作機會，否則將來恐無法佔一席位。

表一：珠三角中部、東部、西部的GDP總值比較
１９８０（億元） ２００５（億元）
中部 ８６ ７９４９（廣州佔５１１６）
東部 １８ ７９１３（深圳佔４９２７）
西部 ２９ ２２５４（珠海佔６３５）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講者：吳光正（貿易發展局主席）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很多人以為科技，特別是高端科技，和我們沾不上邊，原來這純屬誤會。零三年用於火星探險的鑽鉗，就是香港理工大學和本地牙醫合作的成果，令人始料不及。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說，香港絕非科技的「塘邊鶴」，去年本地出口總值達22,460億港元，其中三分一，就是OECD分類下的科技產品。若我們能和比鄰的深圳聯手，更有機會發展成中國的矽谷，帶動經濟增長。

吳光正早前分別在香港的「創業投資／私募投資合伙會議」(10月9 日)，和在倫敦的貿發局週年晚宴（10月31日)上致辭，講述把香港打造成亞洲技術貿易平台的構思。他說，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重點鼓勵企業的自主創新，這不啻給香港製造了一個大展拳腳的機會。因為香港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和海外國家進行科技貿易和技術交流的集散地。內地既是香港科技產品最大的供應地，也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事實上，香港早已擁有一批科技公司，專攻研發和科技應用，並把生產基地設在內地。我們可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科技貿易，這包括：
1. 地利──珠三角有大量工廠，需要科技支援
2. 融資優勢──香港聚集了超過170家風險投資基金，助企業進行融資活動
3. 自由貿易──可隨時從西方進口高科技設備
4. 建全法制──保障知識產權

和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科技發展上更為大膽進取。目前深圳已有超過一半的工業產品屬高科技類別，她又從全國匯聚了大量科研人才，成績驕人。更令人吃驚的是，吳光正從中央官員口中得知，深圳政府打算把過去二十五年累積起來的財政盈餘，幾乎悉數注入科研開發中，其大膽和果斷應該教香港感到慚愧。

不過，香港和深圳，既是競爭對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過去我們和深圳的發展唇齒相依，未來也應攜手合作，吸引國內和海外的科技公司到這裏來，從事生產、開發甚至服務支援。吳光正認為，如果我們持之以恒，港深兩地有機會建立具有關鍵效應的科技企業群，吸引各地專才，做到類似加州矽谷的科技群聚效應。將來，我們可能不必再叫這裏作「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乾脆叫自己作「矽谷」（Silicon Delta）好了。

四十年前，香港由山寨廠起家，憑藉自強不息，今已成世界第十一大貿易體；二十年前，隨製造業北移，服務業取而代之，香港積極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平台，服務內地及海外企業；如今，隨中國對科技的需求不絕，香港可把握機會做亞洲科技貿易的集散地，並把科技應用在工業和商貿上，相輔相成，為經濟注入活力，帶動第三次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