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up系列五之一：本地薑創新軟件 全球突圍

專訪：李景輝（Team and Concepts主席）

灣仔一幢商業大廈的一間頂層辦公室，這天和平時非常不一樣。
這裡共有十個年青人在工作，他們之中年紀最大的才二十六歲。
他們全是「土炮」──百分百香港教育制度下產生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開發的產品EditGrid，教微軟的首席軟件建築師（Chief Software Architect，原先由微軟主席蓋茨本人親自出任的職位）Ray Ozzie也另眼相看 ，他在五月一日接受路透社訪問時主動提及,指那是他們留意的對象之一。
製作EditGrid的Team and Concepts，其公司主席兼創辦人之一李景輝，去年八月更被《Business Week》(《商業週刊》)封為「亞洲廿五歲以下最優秀的創業者」之一。

這天這群年青人打算下班後去慶祝一番，因為他們剛剛收到公司成立四年來第一筆私募基金──向美國中經合集團（WI Harper，一間管理四億美元的創投基金）募集的125萬美元（約港幣975萬）。
李景輝現在更加肯定，在創業的首十八個月裡，他每月只支六千元薪水的日子，終於可以結束了。

你可能還沒聽說過EditGrid，但你肯定用過試算表（Spreadsheet）。
EditGrid就是一個在網上應用的試算表。
它厲害之處在於可同時容納多人瀏覽或改動同一試算表，而且表裡的數據可不經人手，自動從網絡中套取資料實時更新。
舉例，一個本地博客（blogger）利用EditGrid製造了一個簡單的試算表，以香港恆指成份股在美國的預托證券報價，預計次天開市時的港股恆生指數是多少，數據幾分鐘便自動更新一次。
這樣一個試算表，面世僅兩個月，已錄得訪客人次超過四萬。在市場並不大的本地博客中，這是非常罕見的高收視。

EditGrid在零六年四月面世，於今年的情人節才脫離Beta模式，較Google的試算表僅僅提早了兩個月，但功能比後者還多。雖然才幾個月大，但EditGrid的用戶人數已超過五十萬，而企業用戶當中，還包括跨國公司路透社和IBM。

李景輝說，他們的殺手鐧，是挑最難的來做：「微軟辦公室(MS Office)裡技術含量最高的軟件是試算表，我們把這個最複雜的軟件在網上展現，其他人看到我們把這麼棘手的東西都做出來了，就立刻向我們買，而不再花時間自己鑽研了。」這招果然使EditGrid一鳴驚人；只是許多人無法想像，這可是李景輝他們八個人連續花了十八個月創造的成果。
「有點像古人寒窗十年，結果一朝成名天下識。」李景輝說。

他從不諱言自己和團隊的所有成員都是「土炮」，但他自信，「全香港最top的電腦工程師，都在這裡。」他不是在和一般電腦公司搶人才；他是在跟Google和摩根士丹利搶人才。
當他自己才支六千塊錢一個月時，李景輝堅持以市價聘請優秀的員工，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天份得到尊重。但他知道，比起Google，他付得起的報酬亦大大不足，所以他用其他誘因：「我的員工將嚐到，自己設計的一個功能，全世界都在用的滿足感！」

零三年大學畢業那年，李景輝已決定了創業，那時合夥人共有八位，後來走了一些又加入了另一些，目前Team & Concepts的創辦人共有五位，全部生於一九八一年。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想過要把自己侷限在香港：「產品本身並沒有界限，我們著眼解決的，是Google也想解決的問題。我想為世界改變一點東西，希望把自己的品牌，帶到世界級層次。」李景輝雙目烱烱地說。
（香港start-up系列：之一）

草船借箭　夥韓公司發圍
能使EditGrid在短短時間裡聲名鵲起、用戶人數高達五十萬，李景輝巧妙地應用了諸葛亮草船借箭的變奏版。
他使的這招是夥伴關係（Partnership）。
舉例，有一家韓國公司叫ThinkFree.com，九九年成立，業務是在網上推出各式各樣微軟辦公室的替代品。Team & Concepts和這家公司組成夥伴關係，讓後者採用EditGrid，而不必另行開發試算表。僅僅通過這樣的合作，EditGrid就等於吸納了ThinkFree的三十萬名用戶，而後者則輕而易舉地向客戶提供了本來複雜無比的網上試算表，雙贏。
此外，EditGrid不向個人用戶徵收費用，此舉等於讓萬千網民都成了他們的免費廣告渠道。利用Google的Blogsearch(博客搜尋)查詢「EditGrid」，將獲得四千多項結果，可見全世界博客都在談論它，為它宣傳。

大南街賣橙　造就創業精神
雖然出生於較富庶的八十年代，但李景輝的童年卻與眾不同。
他住在深水埗，七、八歲開始，就要和當小販的爸爸推著木頭車，在大南街賣橙，「一蚊一個、十蚊十一個」那樣叫賣，直到升上中學，才慢慢淡出。
生於憂患，鍛鍊了李景輝小小年紀就有創業的魄力和不怕吃苦的個性。他想：還有什麼工作差得過光天化日在大街上賣橙？
童年最深刻的體驗，帶給他最大的本錢。
後來為了創業，李景輝連續十八個月只讓自己領六千元月薪，每月僅給予母親象徵式的家用。最近他終於可以獨立承擔家庭整個月的開銷：「這是我迄今最大的成就。」他展開燦爛的笑容說。
除了皆曾和爸爸合作「開檔」，李景輝另一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相似之處是，他也來自平民名校，是荃灣官立中學的畢業生。

百事攻神州 本地化建功

講者：朱華煦（百事國際集團亞洲區非執行董事長）

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品牌之戰，早就成了市場學的殿堂級例子，沒有哪個投身市場策略的人，未聽過他們故事的一鱗半爪。
上世紀末，他們不約而同把眼睛放在大中華市場：一個剛剛開放的市場、一片潛力無限的處女地。

最初佔內地市場份額較大的可口可樂，曾經在九七年一個內部會議中，聲稱要在三年內把百事可樂逐出東海之外。
然而十年下來，百事可樂非但沒有在中國市場消聲匿跡，其佔有率反而年年迭創新高，至零五年，更成為碳酸飲料之首；零六年，中國更成為百事在海外的第一大市場。

為百事可樂領軍的朱華煦，到底和團隊打了一場怎樣的硬仗？

雙雄逐鹿中原的故事，該由九八年說起。
那年三月，在香港長大、高中後赴美讀書的朱華煦，加入了百事。至零七年升任集團亞洲區非執董時，他是百事國際飲料中國區總裁。
甫入職即面對可口可樂這個強大的老對手，朱華煦沒有被嚇倒。他設定了最簡單的銷售戰術：本地化、以客為先。

在進駐內地市場初期，百事投放了許多資源在廣告上來奠立品牌形象。然而廣告雖然成功，產品卻始終打不進人民的生活。於是他們改變策略，起用本地明星與國際巨星搭檔──例如用香港的郭富城配Janet Jackson、讓韓國的Rain和Christina Aguilera同台。效果不錯。

下一步，他們讓為百事拍廣告的明星全面本土化。有一個以電影Gladiator(《帝國驕雄》)為藍本的廣告，片子都拍好了，用的是三位年青漂亮的外國明星，如Britney Spears，可是他們不放心，決定重拍。

這一次，百事起用了多名中港台明星，包括周杰倫、鄭秀文、陳冠希等，效果異常壯觀，反應也極佳。本地化的路走對了。

但這還不夠。朱華煦他們想把百事打進顧客的生活中，例如怎樣把產品和農歷新年扯上關係呢？
他們 靈機一觸，利用品牌的名字，創造了一句口號：「祝你百事可樂！」
策略成功了。

利用本地明星與本土題材，廣告使百事逐步邁向市場領導之路。例如在零四年世界盃期間，百事以中國與海外球星，拍了多個和足球有關的廣告。結果即使當時百事並非賽事的贊助商，卻比對手更成功地使消費者把足球與運動和百事連結起來，贏了漂亮的一仗。

此外，方便顧客也很重要。在中國的零售市場，俗稱的「拆家」的分銷商很多。產品從廠房出產後，需要經過一層層的供應鏈才能送到顧客手上，既不便利顧客，也無助百事了解市場訊息。所以朱煦華決定，用一切辦法，縮短供應鏈，包括用上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甚至單車，使產品去得更快、顧客更滿意。

除了廣告和銷售，最令朱煦華引以為傲的，始終是他的團隊。
「集團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中國來，他們不一定懂中文，但不要緊，他們只需要懂中國這個市場就行了。」他的管理隊伍裏一個美國人都沒有，有的是香港人、中國人、新加坡人甚至印度人。
他得意洋洋地說：「在我加入中國百事的頭五年裏，對手公司連換了四個總裁。」相對來說，百事的管理層忠心得多，其穩定性和對百事及中國的了解，是企業年年進步的主要原因。

四月起出任集團亞洲區非執董的朱煦華，可以說已退下火線，總結這些年來在中國市場的打拼，他吐出心底話：「要有耐性。改變顧客的消費習慣，並非一朝一夕。」

與新媒體共舞 報紙仍有價

講者：沈嘉若（Gabriella Stern，道瓊斯通訊社高級主編）

資訊有價。
真的嗎？自從Google誕生後，很多人都認為傳統資訊媒介，例如報紙，將成明日黃花。利用搜尋如Google，彈指之間，成千上萬條搜尋結果躍現眼前，且完全免費。誰還會付錢買報紙？
梅鐸會。
向來無寶不落的梅鐸，放風聲欲以五十億美元的超高價，買下道瓊斯通訊社及其《華爾街日報》。正膠著間，另一家歷史悠久的通訊社路透社，已被加拿大的Thomson集團以一百七十億美元買下53%股權。
看來資訊不但有價，而且價值不菲。

但在免費資訊多得使人窒息的時代，百年老號如道瓊斯通訊社的價值，究竟在哪裏？

在香港總商會的午宴上，道瓊斯通訊社高級主沈嘉若（Gabriella Stern）坦言，Google和蘋果電腦正以競爭者的恣態，改寫傳媒的面貎，並威脅了其收入來源，令她們憂心忡忡。

她以「自海倫的特洛伊」以來最成功的「木馬」來形容Google:「他們對一切訊息（content）來者不拒，統統放在自己的網上，然後讓上網者予取予攜，分文不取。」Google的運作模式，使他們成為網上廣告的最大收益者，以英國為例，六成網上廣告的收入，落入搜尋器口袋。

喬布斯(Steve Jobs)的蘋果電腦，亦在不知不覺間，侵佔了傳統媒介的地位，而且遇強越強：「喬布斯看來每年都要弄一種全新的資訊傳播媒介出來：iPod改變了音樂的分銷渠道，又透過pod-casting和影像功能，成為新聞傳播的一份子；即將面世的iPhone不但可播音樂，還具個人化的訊息與新聞傳播功能。」沈嘉若說，蘋果針對用家需要的簡約設計，大大便利了人們使用新的資訊科技，摧毀現狀。

綜合而言，Google和蘋果電腦等新資訊科技，方便了受眾和廣告商，卻為傳媒的大眾傳媒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 科技（technology）和資訊(content)的結合，使傳播媒介的數量和來源激增，受眾擁有更多撰擇，廣告渠道也亦步亦趨，緊咬不放
· 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棄傳統媒介而取網上或流動傳媒
· 傳統的傳媒市場正在萎縮

這對道瓊斯來說，是重大打擊：去年他們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來自傳統媒介，即主要是印刷廣告。如今，應何去何從？

但沈嘉若她們仍然非常樂觀，原因之一，是因為其旗下的財經報章《華爾街日報》，是少數銷路和利潤皆站得住腳的「舊」媒介。作為少數收費網站，《華爾街日報》網上版共有訂戶九十餘萬人，收入來源除訂費外更包括廣告收入，其營運模式相當成功，令同行亦紛紛效尤。沈嘉若沾沾自喜地說：「這是因為我們大膽、聰明和早著先機。」

新媒體縱競爭激烈，但道瓊斯卻從危機中看見商機：也許傳統媒介的地位正被蠶食，但人們對資訊的渴求從未缺缺。經數碼化的訊息，能通過電子渠道廣為傳播，與新科技共跳探戈，此類訊息的需求，不跌反升。

此外，訊息來源越多，可靠、準確與專業的訊息就更形可貴──特別是對那些「訊息就是金錢」的投資者而言。中國市場龐大，人們對道瓊斯這類成立超過一個世紀、擁三十三個普立茲新聞獎的堅實傳媒機構充滿信心，這就是一大商機。

沈嘉若總結，道瓊斯期望從依賴印刷利潤的「舊」傳媒，變身為以內容為主導的多元「新媒體」：「即使如Google或蘋果般以創新自居，總得依賴外界提供內容吧──他們自身根本沒內容可言。」

「創投慈善」 社企商業革命

講者：阮耀啟（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學人）

全球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去年六月突然宣佈，他將於零八年淡出微軟的日常營運，全身投入慈善事業。蓋茨這個令人譁然的決定，既戳破了巨賈「為富不仁」的印象，亦令人發現，原來「高科技」也可以這樣和慈善事業劃上等號。

但其實早在科網熱潮方興未艾時，一些「新經濟」的寵兒已為傳統的慈善行業掀起革命。

科網熱點石成金，許多初生之犢一夜暴富，部份天之驕子遂衍生回饋社會的念頭。可是在捐獻之際，卻對傳統慈善組織的運作相當懷疑：單靠接濟，這些慈善團體怎可能持續發展？他們進而大膽假設：為什麼不可以像我們一樣，從車房起家，經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 fund）支持，日漸壯大後，掛牌上市？這樣，慈善團體也可擺脫被接濟的命運了。

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學人阮耀啟，在一個「三十會」的研討會上介紹這種全新的「創投慈善」 (venture philanthropy)概念時，這樣打比方：

如果把慈善事業比喻為股票市場，那麼「創投慈善」與「社會企業」的關係，就好像「創投基金」與「新興公司」（Start-up）一樣。

而「創投慈善」與一般「無名氏」捐獻者不同之處，在於它不但「出錢」資助該社會企業，更「出力」扶助它們成長。這包括派出成員加入後者的董事局、在營運上出謀獻策、甚至出動本身的人際網絡，以期在三數年的投資期內，使被資助的社會企業暢順運作，並在脫離基金後，仍能自力更生，不必依賴公眾或政府的捐獻。

可想而知，這種「高度參與」、「目標為本」的「商業」運作模式，將大大衝擊傳統的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直接點說，這有違他們「博愛」、「非牟利」、「以人為本」甚至以「同情」為籌款基礎的本質。

舉例，一位「三十會」的專業成員，曾經義務為一家社會企業提供諮詢服務。一位盡心盡力的社工負責人，很高興地說，他們不但收支平衡，而且已經有錢賺了。那位三十會的成員問：「你有沒有把自己的工資也算進去呢？」，對方想了一想，搖搖頭：「沒有啊．．．不過如果算了進去，就沒錢賺了。」問題是，俟這位「好」社工一走，他必須找到一個和他一樣不支分文的人接手，否則，這家社會企業便不能繼續下去，它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必隨之而逝。

由此可見，要大力發展社會企業，必須先扭轉人們對它的核板印像：作為「企業」，賺取盈利是理所當然的事；只不過，社會企業在賺錢之餘，也著眼於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平安鐘」為長者提供緊急服務、「新生會」幫助精神病康復者就業。福利事業與商業，並非水火不容，若雙方能合拍共舞，反能創造雙贏。

連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之一蓋茨，也聲稱要全身投入慈善事業，以紓緩疾病與教育難題，可見他心中的資助形式，絕不止捐一大筆錢那麼簡單。

「三十會」正摩拳擦掌，準備以「創投慈善」的模式，藉各成員的專業知識，從金錢和行動上幫助具潛質的社會企業。但「創投慈善」與「社會企業」是唇齒相依的產物，故「三十會」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是，究竟香港有沒有足夠的社會企業，供他們資助與扶持？

不是社論:李栢儉提早獲釋 難服眾

前高院法官李栢儉夫婦，由於詐騙綜援罪成，各被判入獄十一個月。日前二人就刑期上訴得直，獲提前釋放，當庭重獲自由，共服刑四個多月。雖然律政司已表明不再上訴，但此案對本港社會和司法制度造成的衝擊，卻難以就此平息。

處理該宗上訴案件的高院法官辛達誠（John Saunders）表示，原審裁判官以入獄十五個月為量刑起點，再以以下人道理由，為二人各減刑四個月，判刑並無「明顯地過重」（not manifestly excessive）：

· 被告年事已高
· 身體狀況欠佳
· 需各自賠償$50,000，作為詐騙$111,244綜援的補償（注意：並非「罰款」）
· 有人撰信替被告求情

李栢儉夫婦於一月二十六日被判即時入獄，扣減假期後，原定可於八月二十五日刑滿獲釋；今高院法官判二人當庭釋放，等於將餘下的三個月刑期一筆勾消，有法律界人士認為，高院法官的判決難以服眾。

若重新審視原審裁判官的四項「同情」理由，事隔四個月，

· 二人的年歲及身體狀況與原審時無分別
· 二人已繳納總共$100,000款項。雖然當時原審裁判官並不確定二人會否從善如流，但並沒有以此作為將來減刑的條件；換言之，不管二人有沒有作出該$100,000的補償，都不構成減刑的理由
· 唯一未經原審庭考慮的因素，乃被告另外呈上的兩封由「顯赫」人物(very eminent persons)、退休英國女法官Elizabeth Butler-Sloss及英國法官Mathew Thorpe，所撰寫的求情信

當原審裁判官基於四項同情理由，把刑期由十五個月減至十一個月時，其實已為李栢儉夫婦減刑27%。一名司法界人士認為，該判決相當合理。

但當辛達誠法官宣佈二人當庭釋放時，等於將其刑期再由最初的十五個月，大幅減至四個月，減刑達73%！而唯一可以作為減刑考慮的因素，乃該兩封於原審時並無呈堂的、由顯赫人物撰寫的求情信（因為其餘三項包括身體欠佳等理由，已在原審時獲充分考慮）。即使按辛達誠的說法，考慮行為良好的因素，服刑四個月相當於六個月，他的減刑幅度（即九個月）也達60%。扣除原審裁判官已減的27%，兩封重量級求情信，「貢獻」的刑期減幅達33%。

該司法界人士懷疑，李栢儉已離鄉別井數十年，兩封來自英倫的求情信，是否應有如此大的效果。他認為辛達誠法官提前釋放李栢儉夫婦的理由「令人費解」，予人「夾硬」放的感覺，是「顯明的有問題」。

細心閱讀高院法官的判詞，會發現辛達誠法官也同意，詐騙綜援及公共房屋者，應予嚴懲。像李栢儉夫婦般，詐騙社會福利達$100,000至200,000的，合理的刑期應為十五至二十四個月。更何況李氏夫婦都是資深法律從業者，其行為堪稱知法犯法，其罪行實在不容輕判。

李栢儉夫婦於原審期間，三番四次藉詞終止或拖延聆訊，予人濫用司法程序之感，早令社會人士不滿。他們罪成入獄，雖不致大快人心，但至少彰顯了香港法治的公平和公正，亦大大鼓勵了致力打擊濫用福利的執法者，讓他們以法律為後盾，勇往直前。今因為兩封越洋求情信，李氏夫婦獲高院寬大處理，提早釋放，繼續「上流」，很難令人同情。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將來不管我們要做國際金融中心，還是走高科技路線，良好的法治都是不可或缺的，司法人員和機構亦因此得到香港市民的高度尊祟。故不論法庭的判決是否盡如人意，我們應予尊重，但是，法庭亦應盡可能作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裁判，這才不負七百萬香港市民的期望。對香港來說，一宗李栢儉判決所作出的傷害，已經太多。

耶魯校長：中國崛起 莫學日本

講者：Professor Richard Levin（耶魯大學校長）

亞洲協會香港分會主席、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介紹耶魯大學校長雷文教授（Professor Richard Levin）時，這樣講：聽說美國有兩份工作最棘手──美國總統，及美國大學的校長（兩者的英文都是“President”），我想，毫無疑問，肯定是美國總統難當些。後來才醒悟，難當的應是校長──因為美國總統都是這傢伙教出來的。

此話應用在雷文身上一點不假。最近六位美國總統裏，有四位畢業自耶魯（福特、老布殊、克林頓及小布殊），覬覦總統寶座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也是耶魯的高材生。

能夠產出這麼多對世界舉足輕重領袖的高等學府，其領導人亦必具長遠眼光。雷文自九三年起出任耶魯大學的校長，格外強調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資助內地高級幹部往耶魯進修，又應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訪美的邀請，率領一百個學生訪京交流。他認為中國有三大難題，其觀點值得參考：

（１） 法治
「未來力倡中國需保護知識產權的聲音，將不再來自外界，而是由中國人自己提出。」雷文說，隨中國高速發展，許多企業將擁有自己的商標和多媒體產品，再難容忍猖獗的盜版行為。不保障知識產權，如何鼓勵自主創新？

此外，貪污橫行、言論受遏，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絆腳石，必須正視之。

（２） 創新
「想像一下，如果蘋果電腦、微軟和Google都是日本的企業，她還會面臨始自九十年代的衰退嗎？」

雷文說，日本在戰後生產力高速增長，四十年來都使美國望塵莫及；她的管理技術、龐大儲備，都使美國人既羨且妒。為什麼這些優勢一去不返，使她忽然陷入經濟發展困境？

表面原因是企業負債與金融市場崩圍，但雷文說，更核心的問題是日本人無法隨資訊革命起舞，因而在知識型經濟中被美國大幅抛離。

舉例說，因循多年，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逐步僵化，什麼都論資排輩。一個四十五歲的科學家，即使成就達世界級，亦不得不仰人鼻息，因為撥款和資源都掌握在六十五歲的老人手上。「換了在美國，就算你只有三十五歲，錢都是你的。」雷文說，這種能者居之的美式文化，大大推動了美國的創意工業，誕生出微軟和Google等巨企，稱霸全球。

「在日本發生過的事，也有機會在中國重演。」雷文稱讚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強調「自主創新」，很有前瞻性，他更補充三點：
（一） 要從事世界級研究
（二） 改善教育體制，為國家培養更多精英
（三） 優化金融體系，提升危機處理能力
中國不欲重蹈日本覆轍，不得不察。

（３） 環保
雷文說，有一點對中國來說可能不公平的，就是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西方國家發生工業革命時，環境保護並未引起關注。但當中國在奮力工業化時，卻生不逢時，被環保份子視為眼中釘。

但不管怎樣，資源浪費、水質污染、溫室效應，這些問題即使不招來國際壓力，亦將拖中國發展的後腿。此外，中國正在加速都市化，當越來越多人從郊區搬到城市居住時，如果規劃不當，亦勢將使環境問題惡化。

雷文指中國作為世界上煤的最大生產國和消耗者，應該致力研究改善燒煤的技術，減少空氣污染。

對於環保議題，他的意見很客觀：「如果你想中國從善如流，所有國家都要作出改變。」他認為這是全球問題，誰也不應推缷責任，美國也不例外。

在這位耶魯大學校長眼中，巨龍甦醒，是褔不是禍：「中國繼續崛起，受惠的不只中國本身，全球也得益。」

富豪第二代辦智庫 政府會聽嗎？

專訪：鍾逸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

一群原本曝光於娛樂名流版的富豪後代，忽然成了政治版的新寵。
李兆基之子李家傑、霍英東長孫霍啟剛，還有一眾背景相近的商界後代，正準備籌組「香港青年百人會」；同時，該會部份成員又於日前成立了「菁英會」，以延續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影響力。
在官場打滾半世紀的教父級人物、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眼中，富豪第二代籌組這些組織，能否迸發出驚人爆炸力？

其中，「香港青年百人會」的籌組由中聯辦居中協助，藉匯集這些富豪的年輕後代，培養其國家觀念，鼓勵他們服務社會。

早於一九五七年，這些富豪第二代還未呱呱墮地之前，鍾逸傑已越洋來港走馬上任。他官至布政司，尤德於任內去世時，他還當過署理港督；退休後鍾逸傑仍對香港事務念茲在茲，並領導工商專業聯會，吸納不少工商及專業界名人，進行各種研究，為香港出謀獻策。他從政經驗豐富，可認為年青富豪參政，能事半功倍？

鍾逸傑欣見「香港青年百人會」破繭而出，他說「智庫」的關鍵不在多少──香港的參政平台，在回歸後百花齊放，數目不嫌多──而在如何突破政府的自我保護，否則功能成疑：「民間的提議對政府幾乎不起作用，就像風中的呼嘯，引不起注意。想滲透政府的保護殼，很困難。」鍾逸傑舉例道，光是法定的諮詢組織，香港就有五百多個，可是不管討論的目的是什麼、收集到的意見如何，諮詢組織的所有議題皆由官員主導──連它們都不能左右大局，遑論智庫。

除了官府的充耳不聞，政黨發展有欠成熟，也是智庫發展的絆腳石。在美國，智庫與政黨的關係猶如大腦和四肢：政黨是選舉機關，成員出面「落區」、拉票、參選；其政綱和政策，則由智庫研究、供應與補給，雙方各專所長，互利共生。

一旦政黨入主白宮、或執掌議會，智庫的建議便有很大機會得到落實，其成員亦順理成章會被政府羅致、借用為謀臣，學而優則仕。如美國國務卿賴斯，便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然而在香港，政黨無緣執政，智庫謹能向執政者（即特首）獻媚，前途較黯淡。

鍾逸傑感慨：「議員們光坐在那兒等政府提出建議，然後作出否決。」還用得著做政策研究嗎？

官僚、政黨、商人，共同掌握了社會上最重要的三種資源：名、利、權。如果運用得宜，鍾逸傑認為「香港青年百人會」大可挾財政和人脈上的超級優勢，使下情上達，幫助執政者解決許多社會難題，如：中港經濟融合、貧富懸殊、住屋問題等：「香港有一半人無法擁有自己的居所。沒有安身之所，談什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石。」鍾逸傑說。

坊間對「香港青年百人會」所知甚少，其核心人物看來也暫時對自己的定位不甚了了。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若其成員欲以正宗的美國精英組織「百人會」為藍本，志不在多弄一個富豪俱樂部出來，那他們能為香港出力的地方，多著。

配稿：香港智庫　人才難求
去年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美國進修後回港，旋即宣佈成立智囊組織「匯賢智庫」，以深入研究香港公共政策，鼓勵公民參與。其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說，美國政制發展成熟，政商透過遊說或議題設定，曲線影響施政的機會很多，因此智庫根本不需要「寄生」於政黨或官僚體系內，大多能獨立運作，具規模的，甚至可動輒聘請百人以上作公共政策研究。智庫同時發揮「旋轉門」的功能──智庫成員可以入主白宮，退休官員也可出掌智庫，容易吸引新人加入。在香港，陳岳鵬說智庫發展最大的障礙是：「人才難求啊。」

另一以年青人為主的論政平台Roundtable Group成立於二零零四年，其成員陳智遠和沈旭暉曾撰文，指香港發展智庫的空間，是吸引一些（１）對社會關心，但不想被政黨／社運局限，（２）具學術能力，但無意長居象牙塔，和（３）雖從事商業活動，但仍心繫社會發展的年輕人。他們以王家衛的電影作比喻，謂參與其中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的角色，但整體卻可以發揮個人力所不及的潛能。

科舉制度遺禍 中國科學落後

講者：施爾畏（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一提起中國科學的發展，沉重感便突然來襲。「洋務運動」、「科教興國」與近代飽受蹂躪的中國歷史糾結在一起，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施爾畏來中文大學就「中國科學發展」發表演說時，卻迴避了這些宏大的題目，轉而用他口中「零星生活中的反思」，刺激學生們思考：

* 廈門的胡里山炮台建於清光緒「洋務運動」期間，原有兩座購自德國的鋼炮，各值白銀六萬兩，有效射程可達六千多米。結果，一門鋼炮於「大煉鋼」期間被毀，另外一門，保存完好，僅發射過三炮。
* 鴉片戰爭時，一些皇親國戚建議把猴子掛上鞭炮，抛到洋人的軍艦上，對付敵人。結果共有十九隻猴子被選出來，卻沒有敢抛猴子的人。
* 一九五二年，中國自行生產了第一座蒸汽機車，宣稱這是「領先世界」的成果；同年，日本停止生產蒸汽機車，因為這已被淘汰。
* 為了量度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中國派了一個小隊攀上珠峰，安放測量標誌，然後再以幾何方式，計算其高度。當時，歐洲派了一架直升機直飛山頂，逗留三分五十秒後，得出珠峰高八千八百五十米的結果。

從這些小小的故事，不難看出中國科學發展的種種問題：效率太低、人才不夠、效益不足。施爾畏說，追本溯源，科舉制度正是扼殺中國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士農工商」的說法：農民得到扶植、工人與商人被抑制、而讀書人則被鼓勵「學而優則士」，循科舉制度晉身朝廷，出任文官或武官，「書唸得特別好的，皇帝還會把女兒嫁給你，讓你當駙馬」，施爾畏說，這樣的制度大大鞏固了皇權的穩定。然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卻令唸科學的讀書人，與搞技術的工人老死不相往來，窒礙了科學的進步。

西方科學之所以能「大躍進」，與文藝復興時期，學者與工匠「爆炸性」的結合不無關係──只有當理論和實碊可以完美結合、相得益彰時，科學才可推動社會進步。

施爾畏說，中國科學發展不但有先天不足，近代又遭逢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發展大為滯後，可以說值到八十年代後，才開始真正發展起來。然而如今又面對兩個巨大的挑戰：資源和人口老化壓力。

由於過度開發與不重視環境保護，國內面對沉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壓力，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隱憂；另一方面，由於「一孩政策」與人口老化，未來勞動力勢將出問題，屆時國家「還沒有富起來，人口已經老齡化」，施爾畏說。

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知識技術產出，不以血汗工廠來賺取卑微的回報。但國內經濟發展火爆，據施爾畏所知，很多學生想投身商界賺快錢，而不以當科學家為志。如何建設「創新型國家」，不以衣服鞋襪換取外國的高科技產品，實在任重道遠。

「蘋果」高手 公開創業祕訣

講者：Guy Kawasaki（創投基金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創辦人）

收到香港美國商會的通知，有一個叫Guy Kawasaki的人將出席他們的午餐會。
根據簡介，這個叫“Guy”的亞裔美國人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寫了一系列暢銷書，還有，他曾經在蘋果電腦（Apple）工作過，職責是「首席傳教士」（Chief Evangelist，這可能是蘋果電腦獨有的職銜，類似一般企業的市場或公關人員）。
曾在喬布斯(Steve Jobs)麾下工作過的要員都獨當一面，憑這點，就知道這個講座值得一聽。

Guy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又曾在蘋果電腦工作過，他不但擅於演講，更是激發創意的能手。如果你想創業，他的意見更值得參考：

１． 有意義嗎？Make Meaning
許多人打算創業，以賺錢為首要目標，Guy認為，這是本末倒置，必須先為自己的工作賦予意義，以宏大理想作基石，才是基業長青之道。

２． 不斷創新Jump to the next curve
大部份人終其一生只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成長，不曾脫離原有的軌跡，因而無法突破。
Guy說，不要為過去的成功而因循怠慢。八十年代，蘋果已在電腦行業獨當一面；千禧年，蘋果涉足MP3市場，以iPod改變了整個市場模式；最近，蘋果再度脫離原有軌道，欲以全無鍵盤的iPhone，進軍個人通訊市場。
每一次求變，蘋果都為追隨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是勇於突破成規的典範。

３． DICEE
優秀的產品，須具備以下條件：
Depth──深度。Guy在演講中展示了一隻「人字拖」，這隻拖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鞋底有一個小小的開瓶器。因為這樣，「它比其他同類產品多了一倍的功能，真了不起(how deep)!」這個略嫌跨張的例子惹得哄堂大笑。
Intelligence──智慧。有沒有試過在漆黑中想開電筒時，卻發現它與現成的電池不兼容，使人一籌莫展？樂聲牌發明了一種電筒，可以配合三種不同大小的電池來使用，大大方便用家，「終於有人動腦筋了!」Guy戲謔地說。
Complete──意念完整。
Elegance──高貴。最佳例子莫如現在幾乎人手一機的iPod，只須一根姆指操控的click wheel，外型簡潔秀麗。
Emotive──產品是否打動人心？如果你在街上瞥見一架神氣的哈利電單車（Harley Davidson），即使不懂駕駛，也會回眸再三吧。

４． 保持獨特Niche yourself
不要懼怕有些人喜歡你的產品，另一些人避之則吉；好的產品，自然會吸引獨特的買家。專為二十二歲喜歡戶外活動年青人設計的吉甫車，無論如何不會使五十多歲的中年爸爸動心。
做你最專長、而又能為顧客創造最大利益的產品，才可獨樹一格，並帶來豐厚利潤；
僅著眼於為顧客創造利益而不顧自己所長，最終將陷入價格競爭，無法一枝獨秀；相反，若僅做自己擅長的事而不理顧客死活，亦太曲高和寡，自終亦難以生存。

Guy給與會者最後的忠告，是別讓「笨蛋」（bozo）輕易打擊你的意志。
他說，這些「笨蛋」通常都身穿黑色西裝、開一輛德國車、薄有名氣，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樣（「其實這完全不等於聰明。」Guy說。）。他們總是給你種種忠告，告訴你這樣做多麼不智，令你對自己的抉擇猶疑。而一個已成功的人，也很容易自我局限，陷入同樣結局。

這樣的事曾經發生在他自己身上：有人請Guy到還未成名的Yahoo出任行政總裁，當時Yahoo離他家很遠，他想：「開車到那裏去太遠了吧，而且我也看不出這怎麼可以賺錢。」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愚蠢的想法，Guy後來的損失，以億美元計。

「當你在一方面已很成功時，最困難的是迎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Guy如此總結。

10/20/30 教你打動投資者
作為一個以聆聽創業家意念並決定是否注資為生的人，Guy為試圖向創投基金叩門的人提供了一道10/20/30法則：
－　只用10張幻燈片；
－　整個演說不超過20分鐘；
－　以30pt作為幻燈片字體的大小。這樣一來令看的人比較舒適，此外由於字體較大，不可能在一頁中寫太多字，可避免演講的人照本宣科地跟稿唸。

在他的網誌blog.guykawasaki.com和零四年出版的書The Art of the Start裏，Guy談了更多創意和創業之道。

港粵融合不足 難拼上海長三角

專訪：馮玉麟（麥肯錫公司香港區總經理）

特首曾蔭權連任後誓言，五年之後，大家談起亞洲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會想到香港，而非新加坡或上海。
這個想法是否一廂情願，關鍵不單在香港，更在我們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上海。

港人可能不察覺，當珠三角地區（廣東、深圳和香港）仍因為一國兩制和心態問題，未能好好整合發展時，長三角地區（上海、蘇州和浙江）的GDP，早在零五年已超越珠三角。

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需要上海作為龍頭。鄧小平便說過：「…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當珠三角在區域競爭中已被拋離時，以長三角為腹地的上海，是否更具挑戰香港的實力？

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香港區總經理馮玉麟說，長、珠的區域競爭情況很複雜。以行業來說，兩者並非此消彼長，因為中國市場夠大，許多企業不介意在兩地都設點；但單就金融業來說，挑戰就大了，「不少企業開始想在國內上市，趨勢漸漸明顯。」馮玉麟說。

去年年底，當香港股市總市值首度突破十三萬億時，深滬兩地的總市值僅在八萬億；但半年不到，截至四月三十日，深滬總市值已暴增一倍至十六萬億，僅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總市值，已超過十二萬億，要超越香港目前的十四多萬億，指日可待。

因為中央的協調和祝福，長三角地區以上海為龍頭，已無異議；但港粵之間，既意識到有合作的需要，但又在暗地裏較勁，協作效應明顯不足。

「龍頭之爭沒有意思，不如尋找有沒有雙贏的方案，例如可否吸引企業以深圳為後勤總部、在香港搞投資？通關快一些，不是互惠互利嗎？」馮玉麟說，「Integr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go(整合是唯一的出路)。」

馮玉麟認為，香港必須加強本身的優勢，「否則，我們不被上海趕過，也有可能輸給新加坡。」他特別強調人才的重要，因為許多跨國集團認為作為人才樞紐，是香港最吸引之處，可惜香港雖然有爭奪人才的意識，卻不夠主動：「我們說要吸引內地專才來港，但撫心自問，我們為他們做了多少？」馮玉麟說，他有許多商業上的朋友，決定是否往一個國家工作時，最關注的是子女的教育。可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很多，卻從沒有一所為內地人度身訂造的學校。不少內地專才，寧可回到上海去工作，起碼小孩可以唸好國語。

關於區域競爭，危機意識要有，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從大局來看，香港對中國的角色仍然重要：「在歐洲，英國發展再好，也不會取代法國。法國仍有其獨特的地位。」馮玉麟說，香港是中國的窗口，過去數十年助外國企業打進中國，未來我們亦應藉這個窗口，把中國的企業推上世界舞台。

一孩政策的重大隱憂
今年的五一黃金周剛過去，國家商務部指全國消費總額達3,200億人民幣，較去年增長15.5%，中央以黃金周來催谷內需的原意漸見成果。麥肯鍚一份有關中國經濟的最新研究亦支持這個發現，指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個人消費，佔零零至零五年GDP增長的百分之四十四。

馮玉麟指中國的中產階級與成熟的西方國家很不一樣：「他們非常年輕，介乎廿多至四十來歲，喜歡潮流用品如手提電話鈴聲；思想開放，消費力旺盛，渴望買樓買車。」

這個冒起的階層相對節儉的上一代大大不同，但亦帶來隱憂：「國家的儲蓄可能減少、有通脹壓力。」這相對美國人不顧一切的消費模式，可能還有一段距離，但對經濟的影響不可不察，畢竟內地的社會保障遠不如美國。

而且，由於「一孩政策」的實施，這群現今正處黃金時代的中產，十多廿年後可能要面對非常大的負擔，「未來中國沒有收入的人口會很大很大，這些中產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問題很大。」馮玉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