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列強可組E8 團結穩油價

講者：Mikkal Herberg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研究總監）

　　消委會推出的「油價計算機」，幫助駕駛者輕易地撥開擾亂視聽的「優惠」雲霧，令油價透明度大增。

　　它背後的構思是令消費者在市場上有更大力量，迫使油公司在價格上加強競爭。這招簡單卻高明。

需求漸復甦 恐高價見200美元

　　「治大國如烹小鮮」。美國的石油專家Mikkal Herberg亦引用類似概念，建議各大石油消耗國，尤其美國與中國，組成E8（Energy Eight），結合「消費者」力量，與產油國組織OPEC抗衡，穩定油價。

　　國際油價去年曾高見147美元一桶，但不久即江河日下，大跌100元以上，如今在40元左右徘徊。油價波幅為何如此驚人？

　　Mikkal Herberg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中，是負責能源安全的研究總監，從事石油相關研究達20年。他在亞洲協會的午餐會上說，油價波幅驚人，一方面是商品買賣大升大跌的性質使然，但投機與美元滙價卻不是主導因素；供需不平衡才是關鍵。

　　Herberg說，去年油價急升，不是因為需求突然增加，而是因為供應不足。

　　但到了去年下半年，情況開始逆轉：一直高企的油價遏抑了部分需求，而金融海嘯捲起，又把需求進一步降低-單是美國，用油量便在一年間下跌了10%，幅度很大。而另一方面，油組反應慢，供應並無即時減低。兩重夾擊下，油價便落得如此下場。

　　但他相信油價不久後將再次昂然向上，因為供應緊張的情況將持續，「需求將隨經濟改善而恢復，但供應依然困難重重。」不少石油專家相信，由於供應只會有減無增，經過這次下跌後，只要經濟稍微好轉，油價便會很快重回70至80元水平，下一個高位將會是200美元。

亞洲勢爭油 應合作建油儲

　　這將對亞洲影響深遠。據估計，在未來25年，世界對石油的需求將持續上升，其中六成的增幅，將來自亞洲-「我們需要額外兩個沙特阿拉伯來滿足這樣大的需求」-而這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未有新能源作出取代前，各國將蜂擁至俄羅斯和非洲採油，但相信最主要的供應者，仍以「最不穩定和最不友善」的中東為主。能源安全問題將令各國元首難以安枕無憂。

　　為了爭奪能源，Herberg相信亞洲各國將面臨緊張關係：撇開中美不說，中日和中印之間，都有可能因為石油問題而發生摩擦。為了穩定局勢，他認為各國之間一定要搭建多邊交流平台，尋求合作，減少競爭，甚至考慮建立區域性石油儲備，及在基建（例如鋪設油管）上加強合作。

　　「產油國之間為了共同利益，合作無間，但耗油國之間卻缺乏這樣的默契。」Herberg說。未來油價與能源安全能否得到妥當處理，端視各國能否和衷共濟了。

奧巴馬演說熱轉冷 政治計算精

專訪：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

是我們期望太高嗎？

１月２０日，奧巴馬在寒風澟洌下，以萬民景仰的姿態，第一次以「美國總統」的身份發言。為了迎接這高潮的一刻，２００萬置身其中的美國民眾屏息靜氣，無數守候在電視機與網絡前的世界公民急不及待。可惜奧巴馬的就職演說，似乎多了平實，少了激昂。

比較奧巴馬過去的演講，其就職演顯得太「冷」了。在競選期間，奧巴馬發表過許多令人熱血沸騰的演講，他最喜歡以一系列排比句，一步一步令群眾情緒逐級升溫，然後在關鍵時刻，振臂一呼：「Yes We Can!」（我們做得到！）。這種激昂的風格在１１月的勝利演說中表露無遺：在演講的尾聲，他每講完一段話，就喊出「Yes We Can」，連續七次。可惜在是次就職演說中，奧巴馬卻捨棄了這個指定動作。

馬英九亂開期票 令民眾失望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相信，奧巴馬的由熱轉冷，是司編家們（spin doctor）精心策劃的結果：「若不斷把期望升溫，就會落得馬英九那樣的下場。」馬英九沒有做好期望管理，從頭到尾都在強調經濟『馬上好』，結果上任後無法立即交出成績，就教台灣人民大失所望。奧巴馬明知美國經濟問題深重，不能一蹴而就，唯有出手降溫。

「從政治化粧的角度看，這是聰明之舉；但從理想主義角度出發，卻無異於背叛選民。」蔡子強說。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是次就職演說中，奧巴馬揚棄了「Change」（改變；只出現過兩次），換上「Nation」（國家；共十五次），還強調美國進入了「負責任的新年代」（A 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這篇演辭，感覺略為乏味。

「國家」、「責任」、「道德」等，都是比較保守的理念，與奧巴馬在競選時強調的那套破舊立新、改朝換代，截然不同。他在就職演說中使用這些右傾的字眼，反映了什麼？

蔡子強一語道破：「講『權利』，是選舉的語言；講『責任』，才是治國的語言。」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

蔡子強進一步解畫：「為了推翻現政府，選舉的時候當然要講『改變』；但主政後想改善政府，唯有叫民眾『堅忍』。」這篇演辭的訊息是：美國的經濟太差，面臨的處境太艱難，國民必須延續先賢的立國精神，才能走出困境。蔡子強說，列根當年的就職演說，也傳遞了差不多的主題，但技巧更勝一籌（見另文）。

內容左右逢源 顯從政經驗淺

除了以「選舉語言」去解釋奧巴馬的風格轉變外，蔡子強說，其就職演說中表現出來的左右逢源（例如既說要把伊拉克交還給該國人民，又說對打擊恐佈活動不會猶疑；既說要逆轉正在變暖的地球，又說不會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致歉），也反映了從政經驗尚淺的奧巴馬，尚未形成清晰的世界觀或強烈的治國理念，只好模棱兩可。

奧巴馬的就職演說無異可以更好，但比照中國領導人死板板的講話，已是雲泥之別。古代中國講究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但到了現代，惟恐講了什麼不該說的話被對手藉詞攻擊，政治人物的講話永遠小心奕奕，不偏不倚。蔡子強說，近年唯有總理溫家寶的講話較有人情味，使人感動。

「在中國，取悅群眾不是成為政治領導的途徑。政治人物想在黨內鬥爭中取得勝利，講話就不能有棱角。」蔡子強說。

在美國，一篇曠古礫今的演說足以打造出一位政治家──奧巴馬就是個好例子。但同樣情況若要發生在中國，看來還有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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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取經:列根演說更優雅 表達完整

和前人相比，蔡子強認為奧巴馬的就職演說只能算中庸之作，比起列根８１年的就職演說，猶有不及：

「列根不單描述了當時美國的境況有多逼在眉睫，更開出處方：政府才是問題所在。他又以偉人來烘托殉國的小兵Martin Treptow，喚起國民的承擔精神。他的用字更優雅，文氣更連貫，價值觀與信念也表達得更完整。」

其實細心閱讀奧巴馬的就職演說，會發現它帶著不少前美國總統的影子：

－他在尾聲引述了立國那年，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嚴冬中激勵子民的話。這樣的敘述手法，與列根在８１年的就職演說中，以小兵Martin Treptow的故事作結，如出一轍。

－他說，這是「負責的年代」（era of responsibility），與甘廼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理念相同。

－列根說過，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克林頓則主張小政府，認為政府不是問題，也不要期望政府能解決一切問題；奧巴馬的講法和前兩者都不一樣，他說不要去討論政府過大還是過小，關鍵在於政府是否有效。

奧巴馬藉與過去對話，表現了他的務實。

延伸閱讀：
《美國總統的七門課》，大衛．葛根（David Gergen）著
《打造美國總統》，彭滂沱著
《新君王論II》，蔡子強著

勞資以和為貴 免釀「工運年」

專訪：趙其琨（浸會大學管理學系教授）、呂漢光（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好不容易送走2008年，2009年卻被形容為更難捱的一年。迎接市民的不但是財富縮水，更有可能是飯碗不保。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還預言，今年將是「工運年」，看來打算摩拳擦掌。

　　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呂漢光對前景的展望，沒有主流那樣灰：「09年沒有香港人想像中差的！」他的樂觀，來自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當全世界的經濟增長只有『0』的時候，中國卻在全力『保八』，期望有7至8%正增長，香港受惠於中國效應，今年經濟不會太差。」

　　他認為人的心理預期使經濟比實際更差，港人不必反應過敏：「恒指跌幅比道瓊斯指數還低，難道我們的經濟比美國更糟嗎？有銀行倒閉了嗎？不見得。」他相信只有個別行業如餐飲、旅遊和高消費零售會艱苦經營，失業與企業倒閉情形會比較嚴重。

　　浸會大學管理學系教授趙其琨卻對未來前景，尤其失業問題，感到擔憂：「過去20年，香港失業率的按季波幅都在0.3%之內，但我預計未來兩至三季，跌幅將擴大至0.5%。」他擔心未來緊張的勞資關係，將成為引爆香港社會福利問題的導火綫，影響社會和諧。

　　無論如何，就業市場勢必成為今年主導議題之一。在裁員、倒閉、失業的陰霾下，政府、僱主與僱員，各自該如何應對？

政府：誠信威望 應大力改進

　　「不要再說甚麼『最壞的情況還未來臨』了！」呂漢光慨歎，現在市民最缺的是信心，高官卻一味強化負面預期，為甚麼不多給予正面信息呢？

　　「滙豐銀行月前宣布增設50億美元中小企貸款資金，其中5億用於香港。高官應該大力宣傳這些好消息，並鼓勵其他銀行效法。」的確，作為本地龍頭銀行，滙豐此舉不但可助其中小企客戶度過難關、減少本身呆壞帳、搶佔市場，更有利社會，在逆市下是很有戰略眼光的一着。

　　趙其琨也對政府的表現感到失望：「在僱主、僱員、政府三方中，政府本來起着緩衝、潤滑的角色，可是如今特區政府勢弱，在商界利益與基層福祉之間，無從平衡。」他認為政府必須大力改進誠信與威望，努力運用其中間人角色，說服商界減少裁員。

　　此外，呂漢光還敦促政府要多在內地下功夫：「應該在每個國家『五年計劃』前兩三年就開始游說工作——不是要把香港放進國家的計劃裏去，而是要動腦筋思考香港怎樣去配合其他省市的需求，主動去提供服務。」

僱主：公開盤數 讓員工了解

　　趙其琨認為，僱主在97與03年逆市時要求僱員共度時艱，04年經濟好轉時卻沒有兌現與僱員共享成果的承諾，造成今天勞資關係薄弱的惡果。

　　「做生意向來注重兩條底綫：營業額與盈利。但商界不妨略為放寬對盈利的最低要求，好令員工安心些。只要他們多做，營業額上升了，自然能帶動盈利好轉。如果非減薪、凍薪不可，就要承諾不裁員。」趙其琨希望企業的人力資源部有勇氣和智慧說服僱主不要裁員，要建立同舟共濟的僱傭關係，而非純綷的買與賣。

　　呂漢光比較同情僱主，認為目前勞資關係緊張，是因為雙方對前景的看法有落差：「老闆比較前瞻，一旦手上沒有單，就知道未來數月情況會很險峻；員工只曉得今天仍有工開，怎會明白老闆的擔憂？」想消弭這種落差，呂漢光覺得僱主不必「收埋盤數」，要坦白讓員工了解公司的狀況，爭取員工支持。

　　「只要肯攤開來說，不要動不動就對立起來，雙方斡旋的空間就大得多。譬如說以無薪假來代替裁員，一樣可以節省勞工成本。」呂漢光說。

僱員自強 最低工資應爭取

　　大環境倘若不順遂，個人力量如此單薄，怎能扭轉乾坤？呂漢光期望打工仔自強，趙其琨則寄望政府不要放棄爭取「最低工資」。

　　「不要當自己是打工仔，要把工作當成自己的生意來看，才能激發個人的積極性。」呂漢光說，當OT（加班）少了，就把多餘的時間用來增值吧。不一定讀甚麼文憑，只要多為自己的出路籌謀、多留意就業資訊，也是投資的一種。

　　趙其琨說即使經濟轉壞，也不可擱置「最低工資」，因為貧富懸殊與社會流動性不足，得通過「最低工資」來保障大部分基層。但他強調，「前提是必須有充分的福利配套，以保障最弱勢的社群，免他們反被僱主以『最低工資』為藉口，而首先遭殃。」

　　對政府、僱主與僱員的角色，兩位學者的觀點或有不同，但在對政黨的態度上，卻相當一致。

　　趙其琨說：「今年不致成為『工運年』，但工會活動勢趨活躍，運輸與飲食業尤甚……希望政治組織不要有風駛盡 ，勿單看自己的利益或選票。」他最怕再有甚麼突發性的天災人禍，令社會承受不住。

　　呂漢光說：「市民對前景人人自危，因為政黨與工會不斷強化經濟轉差的負面信息……政黨應少搞分化，放下僱主必然剝削僱員的心態，才有望令雙方和衷共濟。」可惜要有成熟的政黨，先要有成熟的選民。這是否短期內可以達到？

誰掌潔淨能源 誰將稱霸全球

講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作者）

　　著名新聞工作者、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出版了新作Hot, Flat and Crowded。前作把「全球化」概念推廣得街知巷聞的佛里曼，今回能否掀起一場綠色革命？

　　佛里曼日前到訪香港，在亞洲協會的午宴上演講，推介新書。他的立論簡單而破格：

　　美國正面臨一場金融危機，她的全球影響力岌岌可危；世界也面臨着一場危機，變得更熱、更平、更擁擠。只要美國能解決世界的危機，全力發展能源科技（Energy Technology），就能重振經濟、重掌全球霸主之位。直接點說，誰掌握能源科技，誰就稱霸全球。

人口太多消耗大 資源終短缺

　　能源科技憑甚麼牽動國家以至世界興亡？

　　佛里曼說，因為世界變得已經太熱、太平坦、太擁擠了：

　　‧Hot（太熱）：溫室效應不斷惡化，天災將更頻密更具破壞力。攝氏幾度的變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危害深遠——如同只要比正常體溫高出兩三度，我們就會發高燒一樣。

　　‧Flat（太平坦）：承接《世界是平的》一書的論述，全球化令大量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冒起，這些「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的新貴們學會了像美國人那樣消費，最終將造成資源短缺。

　　‧Crowded（太擁擠）：人口不斷膨脹，從現在到2020年，全球將增加10億人。這些人那怕只是多開一盞燈泡，都會消耗大量能源。

　　當世界更熱、更平、更擁擠，我們不但要承受⑴氣候變化、⑵資源貧乏、⑶生物多樣性銳減之苦，世界也會變得更不和諧，因為⑷石油出產國將攬油自重，而⑸全球的貧富懸殊勢必加劇——不是沒電開風扇的問題，而是沒法啟動電腦上Google的問題。

　　要扭轉地球命運、一舉解決這5個難題，佛里曼認為答案只有一道：生產大量便宜、乾淨、可靠的能源。

　　佛里曼的主張，和環保組織或環保積極分子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最不同之處是，「環保」於他並非單純出於保護冰川或拯救北極熊之類的公民責任，而是國家強盛所必備的武器，是未來的增長、創新、機會所在，重要性更大於資訊科技。

　　佛里曼說，現在人人講的環保，只是隔靴搔癢，充其量是一場「綠色派對」，而非「綠色革命」。

搞環保不足夠 須領袖掀革命

　　「甚麼叫『革命』？有人重創的才叫革命，企業若不改變就剩死路一條的，才叫革命。」佛里曼說，一直以來，「綠色革命」不成氣候，因為那些不環保的企業和國家（如油公司與產油國）根本絲毫無損，仍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惡化溫室效應。要摧毀這樣一個盤根錯節、製造骯髒能源的市場，必須下重藥：「不是換燈泡，是要換領導人！」因為只有國家領袖才可以改變規則、規則改變市場、市場才具這樣的規模效應，把潔淨能源推而廣之。

　　佛里曼主張政府以價格重塑市場，迫使消費者對煤、油等產生溫室氣體的能源敬而遠之，令潔淨能源有利可圖，直到它們強大得足以取代前者。

　　美國的候任總統奧巴馬似乎正是佛里曼期待的領袖，他不久前正式提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華裔科學家朱棣文出任其能源部長，看中的正是朱棣文對再生能源╱「碳中和」（carbon-neutral）能源的研究和推動。

　　「綠色革命」能不能進行到底，佛里曼說指標是看大家能不能忘掉「綠色」：「如果有一天，汽車必然是綠色的，建築物必然是綠色的……當綠色成了常態，那這場革命就算成功了。」

自強抗海嘯 打造品牌攻內地

專訪：張家敏（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馮紹波（經濟日報集團主席）

　　金融海嘯衝擊下，香港四大支柱接連失守，我們如何維持競爭力？展望「阿爺打救」不免稍欠志氣，本欄專訪的3位商界人士，指出香港應集中火力拓展一些具優勢的行業，既保香港競爭力，亦為內地增值，大可互惠互利。

　　前文專訪的中國銀行高級經濟研究員謝國樑，提出香港有制度上的優勢，可充當教練，幫助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

　　而在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家敏眼中，供應鏈管理與攻佔內地消費市場，是另外兩道保優勢的不二法門。

　　「《世界是平的》講的是甚麼？講的就是利豐、就是香港！」這句話張家敏很喜歡講，因為他覺得，「世界是平的」這現象，根本就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的香港╱珠三角開始的。

出口下滑 非搞內銷不可

　　當時不少港商基於成本考慮，把機器和生產綫搬回內地，但保留香港辦公室作見客與融資之用，實現「前店後廠」的雛形。這種簡單自然的分工現象，經過30年的發展，卻讓香港摸索出「供應鏈管理」之路——「而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就是香港。」張家敏說，供應鏈管理屬於高增值的「生產性服務業」，既充分表現港商成熟、彈性、守規矩的優勢，亦為內地引入了工業、人才、稅收，達到技術轉移和管理技術提升。兩地都能受惠。

　　然而隨珠三角生產成本不斷上漲，不少內地廠家學習了香港的供應鏈管理技巧後，把工廠再一分為二，將部分工序再往北移。

　　這種轉變帶來新挑戰，表示香港的貿易公司單做「前店後廠」的「店」還不夠，必須有更大的增值——那就是打造品牌，並設法把產品賣進內地去。

　　張家敏說，如果3年前你去建議一家工廠把產品內銷，會被視為癡人說夢，因為當時歐美出口市場大得不得了，一張單子便輕易變出白花花銀子，而內銷市場風險卻很大，誰會做吃力不討好的事？但問題是現在歐美出口市場萎縮，不搞內銷不行。

　　「情況就像當年要把廠房搬去內地一樣：再難也得做。」張家敏說，港商要攻佔內地消費市場，要克服幾個難關：

　　1.心態要變。做歐美市場充其量只是來料加工，只要做好生產就行了，不必苦惱分銷問題。但在內地，因為消費市場不發達，批發制度不成熟，廠商必須兼顧銷售者的角色，要打品牌、搞分銷網絡、做市場推廣，否則再好的產品也沒有渠道將之賣出去。

　　2.收數困難。

　　3.產品由出口轉為內銷，稅務手續轉變極大，若稍一不慎，被海關視為有逃稅之嫌而頻頻檢查，運作將大受影響。

　　而開拓內地市場，品牌效應很重要，「內地有許多中產階級，沿海有錢人又多，最貴的高檔產品反而不愁客路。」張家敏說。打造這樣一個高利潤的品牌，正是最考港人創意之處。

　　這也和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思考的方向，不謀而合。

集中精力 搞好金融醫療創意

　　馮紹波說，面對香港競爭力正被削弱的現實，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搞好我們既有優勢、又有龐大需求的行業——特別是內地經濟有需求的行業。這包括：

　　1.金融業——這是最壞的時刻，也是最好的時刻。因為歐美金融業療傷需時，而內地經濟增長動力仍強，可趁此機會吸納人才，為長遠崛起成為金融中心作準備。

　　而香港作為成熟金融中心，條件遠超芸芸內地城市，我們應加強金融基建與金融安全，並進一步發展各種新舊業務，如股票、期貨、財富管理、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離岸中心等。

　　2.醫療保健——人口老化令醫療需求更形迫切，香港有國際級的醫療設備與人才，可集中資源研究治療港人的三大殺手：癌症、心臟病及肺病。只要達到領先水平，就可吸引其他國家的人來港求醫。

　　3.創意產業——設計、軟件、應用科技、表演藝術與文化產業等創意主導的高增值行業，港人深具優勢。我們本來就擁有中西文化薈萃、資訊暢通、靈活頭腦等先天資本，值得利用科技支援，進一步推動。

　　除了上述三者外，馮紹波覺得還可在旅遊、展覽、人才培訓等方面探索，擴闊產業基礎，最重要是，「香港發展的基本點，除了背靠國家外，還應依靠自己努力。」他總結。（二之二）

馬雲愛海嘯 重回基本創造價值

"危機來臨前才需擔憂，到身處危機之中時，懼怕已經太遲，反而要尋找當中的機會——「十年後將會有人因為這場風暴而富起來。」馬雲斷言。"

書名︰《阿里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作者︰鄭作時）

　　「坦白說，我愛這場金融危機。」

　　這話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雲講的。這很令人狐疑，因為阿里巴巴在金融海嘯中損失不菲：它的股價已跌至招股價的三分一，此外，在阿里巴巴的3,600萬註冊用戶中，大部分是來自內地的中小企，金融海嘯令出口歐美貨量銳減，他們首當其衝。

股價大上大落 早感不妙

　　狂人馬雲憑甚麼愛這場金融危機？

　　「股價從13.5元升到40元，我們沒有做過甚麼對的事；股價從40元跌到4元，我們也沒有做過甚麼錯的事。」馬雲最近在一個公開場合上這樣說。

　　去年11月，阿里巴巴首日掛牌當天，股價單日勁升1.9倍，市盈率被炒至高達300倍！一年之內，它的股價最高超越40，但最近卻跌至4元左右。馬雲無視股價上落，他深思的卻是造成這極端表現的底蘊。

　　從股票上市那天起馬雲一直覺得有些地方很不對勁：年輕人對做生意不感興趣，卻幻想可以在四五年內退休；市場上賺得最盤滿砵滿的投資銀行家們，大部分人都投資於同一樣東西；沒有人關心顧客、沒有人關心服務、沒有人關心企業的價值，但大家卻金睛火眼盯着盈利。

　　當大家在狂喜時，馬雲一直覺得很不妥。終於一場金融海嘯捲至，把一切推倒重來。

　　「現在是回到基本的時候了。」馬雲說，他愛這場金融風暴，因此時企業才可冷靜下來，反思當初的夢想是甚麼、反問自己當天為甚麼要創業、反省如何為顧客創造價值。他說，危機來臨前才需擔憂，到身處危機之中時，懼怕已經太遲，反而要尋找當中的機會——「十年後將會有人因為這場風暴而富起來。」馬雲斷言。

　　不少香港人大概因為去年阿里巴巴的上市才認識馬雲，對這個不一樣的上市公司主席感到無所適從。大家若想了解馬雲，可一看內地財經作家鄭作時的《阿里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此書把阿里巴巴從99年面世到07年上市前的故事一一展開，閱罷你會發現，馬雲如此與眾不同，因為他至少有兩大異於常人的特徵：

　　第一，他是個逆向思維的人，想法往往和大眾相左，所以他挑戰常規；

　　第二，他是個敢於做夢、又能鼓動別人做夢的人，所以他創出奇迹。

敢做夢 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

　　一如他說他很愛金融危機一樣，馬雲一直以來都在挑戰「想當然」的智慧。譬如，他認為超過90%人認同的事不要做；在阿里巴巴創辦之始，他曾拒絕了38個投資者；創辦淘寶網時他曾立下「三年內不要賺錢」的目標，認為要先培養市場，直到能為用家創造價值時，自然能賺他們的錢；他同意別人趁這經濟寒冬去進修，但他叮囑MBA學生一定要忘記所學才能畢業——「我討厭人們老說『書上說……』或『教授說……』……你必須學習、離開、忘記」，等等。馬雲不追隨潮流、不去爭其中的「第一」，他逆流而上，做其「唯一」，結果自然也是獨一無二了。

　　此外，聽過馬雲演說的人，不難發現他最喜歡說的兩個字，就是「做夢」。在成立阿里巴巴之前，馬雲在杭州的大學教英語，他經常夢想要出外闖蕩十年，目的是歷經磨練後，再回到學校裏教書，好把經驗和學生分享。他常說在杭州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雖然每個月的工資只有90元人民幣，可是因為心中懷着夢想，他從不感到貧乏。

　　他自嘲樣子長得奇怪，所以從前沒有甚麼自信，「後來我就不和別人比俊俏，卻比誰的意志更堅強、誰的夢想更遠大。」他說，自創出阿里巴巴這樣了不起的團隊後，自信心就更堅定了。那18個鐵杆兄弟，當年決心和馬雲闖天下，為的不是錢，而是拜倒馬雲的魅力、願意和他一起幹一番大事，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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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box: 內地互聯網 土鼈贏海龜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內地，最出類拔萃的互聯網公司，大多是「土炮」，像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等；而這些「土炮」公司的創辦人，不約而同地，和馬雲一樣，都是「百分百中國製造」的「土鼈」，如陳天橋、丁磊、馬化騰等。總之，中國的互聯網市場，外國人做不好，海歸也做不好，幾已成定律。為甚麼會這樣？

為討好上級 忘記討好顧客

　　馬雲高度概括地說，那是因為這些跨國公司一進入內地時，渾忘了它們的核心價值：「他們不再把注意力放在顧客上、忘記了企業家精神、忘記了他們最初的夢想，把討好上級變成比討好顧客更重要的事。」一句話，就是沒有堅持夢想。

　　當年阿里巴巴旗下的C2C網站淘寶和eBay正面交鋒，結果財雄勢大的eBay反而先敗下陣來。書中記載了這個故事，並引述馬雲的話說：「eBay也許在海裏是條鯊魚，但我是長江裏的一條鱷魚。如果我們在大海裏對抗，我肯定鬥不過它；但如果我們在江河裏較量，我們能贏。」

助廣東國際化 港粵締雙贏

專訪：謝國樑（中國銀行高級經濟研究員）

　　凶險的外圍環境如大軍壓境，經濟衰退逼在眉睫。港府除了強調能做的不多外，似乎只知「金融中心」和「背靠祖國」兩條出路。而後者，卻被視為與「伸手攞着數」無疑。

　　剛巧上周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訪港，他說，50年後，香港會變成一個更中國化的城市，而新加坡則會成為一個更國際化的都會。

　　這對於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來說，真是當頭棒喝。

　　香港之於內地，真的不值一提嗎？

　　不是。

　　三位商界人物接受本欄專訪（共分兩期），告知港人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把握以下優勢，我們仍然舉足輕重：

　　第一，是制度的優勢。

深化前店後廠 提升制度振經濟

　　港人可能習以為常，但我們在行政管理、合約精神、行業標準等各方面的優秀制度，每教內地人歎為觀止，是他們甚重視的一環。

　　中國銀行高級經濟研究員謝國樑年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香港的制度優勢，可助內地尤其廣東省克服未來發展的瓶頸，該觀點值得參考。

　　過去粵港採取「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兩地經濟成就斐然。若要深化這種關係，謝國樑認為瓶頸不是資金或技術，而在如何使廣東的制度與規則走向規模化與國際化。

　　「一個國家的管治水平提升一個均方差（standard deviation）（註1），可令該國的人均收入提升300%，即制度對經濟發展具有『三倍紅利』。」廣東省若要得到制度的提升，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向香港取經。

　　粵港兩地在制度上有巨大差異，而香港的優勢，來自健全法治；三權分立；經濟金融運作與監管制度規範；行政透明度高；司法具公信力；和產權制度明晰，交易成本低。

　　此外，香港又是國際金融中心，資金流通，國際機構與人才集中。

　　「（這些優勢）可以充分配合廣東企業利用國際市場及國際人才進行融資、資金運營以及提升公司管治水平的需要。

　　「促進粵港營商與做事規則規範化、國際化的目標是要促進珠三角地區工商業運作按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市場接軌，推動珠三角企業朝國際化發展，提升粵港地區的整體營商環境。」謝國樑在文章中指出。

　　當廣東不斷學習香港，兩地逐步從經貿投資向制度層面上深化後，得益的不止廣東。因為廣東擁有接近1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及蓬勃的工商業，可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提供擴展的腹地，兩地合作，才有望和紐約、倫敦並駕齊驅。

「教識徒弟無師傅」 思維太狹隘

　　有人認為讓內地學習我們的制度優勢，不一定能為本港帶來經濟效益；而且「教識徒弟無師傅」，將使香港的剩餘價值不保。但謝國樑並不同意：

　　「這種思維太狹隘。內地學習了香港的制度後，兩地融合加強，他們才會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和商務中心的平台，享用各種服務。」而粵港之進一步融合，可以完善整個大珠三角的區域實力，謝國樑說，那末我們在面對長三角、環渤海、以至世界其他經濟區域的競爭時，才有能力一較高下。

　　而且，內地要轉移香港的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舉例，內地反貪部門向本港廉政公署取經數十年，但進步很小。為甚麼？

　　因為這不是單成立一個部門、一個機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牽涉社會文化、官員任命與升遷、法律等整個制度的配合，難度很大。

　　但港人的優勢，正正在於我們既有西方制度的成功經驗，又懂國情與內地文化，這種獨特性，就不是隨便一個「國際猛人」可以取代的了。（二之一）

　　（註1：來自世界銀行經濟學家Daniel Kaufmann與Aart Kraay的研究；一個均方差的制度差距，約為智利與印度在制度上的距離。）

50年後 星洲國際化 香港中國化？

講者：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

　　「50年後，香港會變成一個更中國化的城市，而新加坡則會成為一個更國際化的都會。」

人口老化 不拘一格搶人才

　　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本周訪港，他周二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周年晚宴上，脫口講出心中話。

　　對於香港的出路，特區班子只會夢囈般重複「金融中心、背靠祖國」，新加坡的領導人卻似乎比我們自己更清楚。無他，新加坡面對的局面比我們更嚴峻，他們來自種族、宗教、地理環境的挑戰，比香港的複雜百倍。因此坡人永遠知己知彼，未雨綢繆。

　　吳作棟說，新加坡目前面對的三大挑戰，是人口老化、貧富懸殊和人才流失。「沒有足夠的年輕人，我們怎麼在全球競爭？」他說，新加坡的年輕人不大願意生育，而每年又有大量優秀人才移民到澳洲、日本、中國、香港另謀高就，教政府頭痛不已。

　　「我們是一個小地方，人才尤為可貴。」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不斷完善教育與醫療制度，注重治安——「還有潔淨的空氣」——吳作棟又再幽香港一默。他說，新加坡求才若渴，只要是精英，不管來自藝術、體育抑或財經，他們都無任歡迎。正因為勇於這樣不拘一格搶人才，吳作棟才會大膽估計，50年後，新加坡會比香港更國際化。

　　當香港愈來愈中國化時，內地又如何？吳作棟預測，50年後的中國會比現在更自由，透明度更高。因為中國每年派送大量年輕人到海外學習，其中不少是領導階層的子女，這些下一代會把他們的見聞帶回內地，並隨着他們漸漸大權在握，將來逐步開放中國的體制。

　　雖然嘴巴上暗諷香港將日趨中國化，但吳作棟心裏清楚，地理與文化上和中國的距離，使新加坡在中國國勢日漸上升時，無法像香港那樣均沾多少好處，使之在星港競爭中，形勢上再落後一些。為了保持競爭力，近年新加坡政府努力不懈：一方面減稅吸引外資，另一方面設消費稅增加收入，保經濟繁榮；一方面利誘外來人才落戶星洲，另一方面又增加低收入人士的補貼，促進社會和諧；更跳出框框，建賭場、投資高科技、鼓勵創意……不一而足。

港背靠祖國 競爭形勢稍優

　　很多人都知道，星港最大的分別是，新加坡最優秀的人才在政府，香港最優秀的人才在民間。特區政府以「行政主導」自居，可是觀乎特首連任以來的連串不幸事件：副局長、外傭稅、生果金、雷曼風波……其管治能力如何港人心知肚明。新加坡的領導人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可是社會習慣了上而下的推動，民間的創新動力遠不如香港。是以吳作棟作出了「50年後」的預測後，亦不忘補充一句：「可是屆時誰更具經濟實力卻很難說。」他十分客氣地說，如何保持新加坡的優勢，「得定期來港學習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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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作棟︰良好管治四大核心

　　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兩年前受邀加入一個由諾貝爾學者主持的委員會，研究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

　　他們發現，從1950年來，共有十三個經濟體能夠維持年增長7%以上達25年或更多，包括中港台、星馬泰等。雖然從中總結了經濟高速增長的17個因素，但吳作棟說這並不足夠——「要不成功的國家將遠超此數」——必須一併考慮一國的管治能力才行。

　　他以中國和印度體制截然不同（一黨專政vs民主制度），而經濟卻同樣蓬勃為例子，說明政治體制或有不同，但優秀的治國方略卻必有四大特點：

　　(1)問責與透明度。政府必須營造共識才能使社會長治久安。

　　(2)遠見與執行力。領導人不能因短期的民望而犧牲社會長遠的利益。

　　(3)社會公義與和諧。人人都應享有同樣的機會，不能忽視少數族群。

　　(4)培育公共管治人才。以公平的制度甄選優秀人才，給予他們集思廣益、互相砥礪的機會。

　　新加坡以精英治國，雖被抨民主欠奉，但在栽培政治人才上不遺餘力。執政黨有系統地從各界挑選廿多卅歲的精英入黨，提供選舉與行政經驗，助他們扶搖直上。

奧巴馬無包袱 領美國重新上路

講者：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General Colin Powell）

　　「奧巴馬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而他剛巧是個黑人，令此際深具歷史意義，使人格外激動……他燃起了美國的激情（He turned America on）。」

　　說這話的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General Colin Powell）。

　　作為美國第一位出將入相（官至國務卿）的黑人，此話意義格外重大。

鮑威爾受愛戴 與奧巴馬相似

　　鮑威爾對港人來說略嫌陌生，但他在美國以至國際舞台上，卻是一位響噹噹的人物。

　　鮑威爾是非裔美國人，大學畢業後從軍，打過越戰，統領過著名的「沙漠風暴」波斯灣戰爭，官拜四星上將。

　　89年，他以52歲之齡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史上最年輕的一位，也是第一位黑人。

　　00年，小布殊上任後委任他為國務卿，令他成為美國史上官職最高的黑人。

　　鮑威爾雖然出身戎馬，但絕不嗜戰，主張以外交和圍堵政策取代軍事介入。911後小布殊一意孤行攻打伊拉克，鮑威爾獨排眾議，令他和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之間嚴重分歧，他在小布殊04年連任後請辭。

　　他是少數族裔，又是國家英雄，且文韜武略兼備，其溫和中間立場令鮑威爾深受舉國愛戴。在成為共和黨員之前，兩黨都考慮過以他出選副總統，在96年，鮑威爾更被視為最有力壓倒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的人，但他最終並無參選。

　　原來遠在奧巴馬之前，美國已經出現了一位在朝野上下、不分藍紅都受到歡迎的人物。

　　鮑威爾為了出席加拿大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香港分校10周年誌慶而訪港，當天（11月5日）恰巧是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同一天。

　　作為共和黨人，鮑威爾卻在大選前約兩周公開支持民主黨的奧巴馬，盛讚對方是個「改弦易轍」的人物（transformational figure），更炮轟共和黨陝隘的抹黑手段。 這更凸顯他的擇善固執，不以立場決定思維。

　　奧巴馬終於當選，鮑威爾感觸格外深。久戰沙場的他，不但在會見傳媒時一度表現激動，更在其後幾乎一個小時的演說中，把自己力爭上游的經歷，和奧巴馬的故事交織起來，言詞幽默，而態度誠摯，多次引來台下笑聲回應與起立鼓掌致敬。

　　鮑威爾在1937年出生，他於1958年加入軍隊時，軍中已取消種族隔離政策5年。他回憶長官的話：「我們不再關注你的膚色、你的父母、你出身的貧富……我們只注重你的表現。在這裏，唯一的顏色就是你制服上的顏色。」這一刻，從小飽受種族歧視之苦的鮑威爾，終於找到一展所長的機會。

　　加入軍中至今50年，他感喟美國人今天終於不分黑白，齊心以手上的一票選出了一位黑人總統：

　　「我的國家改變得多麼顯著，雖然緩慢，但到底通過民主的制度，使我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成為國務卿……以至到了這天，選了一位完全勝任的人入主白宮，而他碰巧是位黑人。」

團結國人 混血出身反引為傲

　　鮑威爾記得當年當他成為國務卿時，曾有人問他作為一位「黑人」國務卿有甚麼感想。他當時的反應是，「咦，難道還有一位白人國務卿嗎？」他說他憑努力成為國務卿，而不是一位「黑人國務卿」。

　　鮑威爾非常認同奧巴馬，因為他不以膚色為恥，反以自己的混血出身為傲，成功團結了所有美國人——不論長幼、黑白、貧富、男女、藍紅。這樣一個帶肯尼亞血統、曾經在印尼成長，條件優秀但背景異常複雜的人都可以成為美國總統，鮑威爾說，那是因為奧巴馬不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將成為總統的黑人」，而是一個「總統，兼有色人種」。這是絕不容易的事，但奧巴馬做到了。這和鮑威爾本身的經歷何其相似，難怪他心情激動。

　　但鮑威爾說，奧巴馬和他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是一個嬰兒潮後出生、沒有經歷過越戰和冷戰的美國人。而這樣一個無包袱、擁抱改革與希望的領袖，才可以帶美國重新上路，因為美國人太需要激勵了（we need the boost so much）。

　　鮑威爾向奧巴馬公開背書，可他並不打算回朝，因為他很清楚，奧巴馬帶來的改變是「改朝換代」（generational and transformational）的，盡管他樂意出謀獻策，但治理國家之重任，應落在年輕一代身上。這份胸襟，值得以元老自居的政壇人物學習。

　　伸延閱讀：《My American Journey》 （鮑威爾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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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四大力量改變世界

　　也許受到奧巴馬的感染，鮑威爾在是次演說中，亦以「改變」為主軸。他談到前蘇聯的巨變，說她的瓦解不但使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霸權崩潰，最慘痛的，是使俄人的優越感崩潰。

　　他又談到中國的巨變，盛讚鄧小平的遠見，以經濟制度改革改變國家，以「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釋放人民的生產力，創造財富。

MBA經驗有用 不下從軍

　　展望未來，鮑威爾認為世界將受四大力量左右：

　　（1）經濟。目前美國人最擔憂的是國家的經濟狀況，而如何重振經濟，也是奧巴馬的首要重任。這是未來影響世界格局最主要的力量。

　　（2）能源。隨愈來愈多國家邁向工業化，能源需求將有增無減；中國也注意到這點。

　　（3）環境。氣候暖化是全球包括中國的最大挑戰。

　　（4）教育。鮑威爾是軍人，又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說在商學院進修那兩年的重要性不下於從軍的經驗。而最重要的不但是學會領導和管理技巧，更是向出色的人學習。

　　這些訓練，有助他管理龐大的團隊和財產（「300萬人、龐大基建計劃、上萬億帳面財產」他帶笑形容）。鮑威爾說，在美國仍有一半少數族裔無法完成高中課程，是很嚴重的問題。

生果金無審查 恐窮子女養富爸媽

“大前研一提出了一個很破格的問題：日本高齡人士在養老金制度下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且他們儲蓄豐厚，為甚麼他們仍可獲得種種津 貼與優惠（如乘車優惠）？相反，年輕人負擔重、無儲蓄，卻嘗不到半分好處。不是應該向有錢的人收費嗎？為甚麼要沒有錢的年輕人供養有錢的老人呢？

長此下 去，世代之間的貧富差距勢必加劇。”

書名︰《後五十歲的選擇》（作者︰大前研一）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建議為「生果金」引入資產審查制度，招來一面倒批評，惟有「從善如流」，擱置審查的建議。

　　香港人富同情心，普遍認同生果金對長者表達心意的精神，不忍看到勞碌半生的老人再受折騰，所以大都反對審查制度。這個出發點是善意的，但觀察的角度未必全面，其中有些問題未必得到充分的反思：例如，審查制度是否絕不可取？若所有老人都需要照顧，最終誰來埋單？

日本長者富有 平均擁200萬

　　資深商業顧問、日本的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新書《後五十歲的選擇》中，提出了一個很破格的問題：日本高齡人士在養老金制度下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且他們儲蓄豐厚，為甚麼他們仍可獲得種種津貼與優惠（如乘車優惠）？相反，年輕人負擔重、無儲蓄，卻嘗不到半分好處。不是應該向有錢的人收費嗎？為甚麼要沒有錢的年輕人供養有錢的老人呢？長此下去，世代之間的貧富差距勢必加劇。

　　大前發現，高齡者擁有的資產、儲蓄很多，60歲或以上的長者，平均儲蓄金額是2,500萬日圓（約200萬港元）；而30、40歲的年輕人在儲不到錢之餘，還要負擔樓宇按揭和老人的養老金！因此他們供款的比例在增加，但將來可領到的錢卻變少。此外，國家的債務將以稅款的形式加諸他們身上，但到他們退休時，國庫可能像一滴水都不剩的水瓶，這樣的財政狀況不可能持續下去。

　　大前認為，政策向高齡者傾斜，是因為長者投票率高，而年輕人投票意慾低——投票率與選民的年紀約成正比，65歲的人當中有65%去投票，25歲的人只有25%。聰明的政治家自然瞄準高齡階層，擬定對長者有利的政策了。

　　當然，大前研一的觀察，未必可以照搬到香港來，因為日本社會的發展，比香港走前幾步，但他分析的框架，卻值得參考。首先，目前在香港年滿65歲或以上的長者，出生於1943年或以前。他們成長於抗戰時期，飽受苦難，受的教育不多，工作以體力勞動為主，收入少、福利少、儲蓄也少。對這些老人，政府應義無反顧提供起碼的保障，這點當無異議。

　　那麼，對將於2011年步入退休的嬰兒潮（1946至1965年出生）世代來說，劃一、不受審查的生果金制度是否最合適？讓我們看看，嬰兒潮出來社會工作時，香港經濟正步入上升軌，而學歷尚未貶值，故當時的年輕人不管投資在教育或工作上，都有領取獎品、獲得回報的機會；當年社會求才若渴，大量職位空缺，正等待新一代接力。現在一個50歲的中高層，仍在指點江山，15年後才準備交棒……屆時他們若申請生果金的話，是誰在供養他們？

否定審查制 資源用得其所？

　　是目前的20、30或40世代，請注意，這些20、30世代和嬰兒潮面臨的社會環境已大大不一樣。對於一個30多歲的人來說，他還沒有擁有自己的物業，就先成為「負資產」——因為他在出來社會不久、金融風暴前夕買了樓。而對一個20多歲的人來說，他還未開始賺錢就先孭了一身債——學生貸款和信用卡消費——而他畢業幾年都沒有打過一份「長工」，因為外判與合約制已成潮流，職位大大縮減，「鐵飯碗」亦今非昔比。若干年後，當現在的50世代步入退休年齡時，日本那種沒有錢的年輕人供養有錢老人的情況，將會在香港出現。

　　這亦合乎政府的估計——到了2033年，每四人中有一名長者、一名22歲或以下青年、兩名勞動人口。若生果金不設審查的話，每名勞動人口每月將承擔500元生果金，這是可持續的嗎？

　　大前研一的日本經驗，值得香港借鏡。理性地看，資源有限，更應用得其所，讓有需要的人得到更充分照顧。在訴諸情緒的氛圍下，生果金審查制度被否定，這對長者、供養人和香港來說，是最佳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