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儲豐厚快樂煩惱 財爺怎拆解？

“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專訪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

　　庫房水浸，還富於民之聲不絕於耳。

　　上文提及（1月5日《五分鐘聽一席話》），除派糖換掌聲外，政府既然手握大量財富，應帶頭推動經濟轉型，畢竟花無百日紅。

　　但應花多少錢？

　　而更重要的前設問題是：應留多少錢？

　　如果對於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沒有共識的話，也不會對該花多少錢有共識。這是個哲學問題。

　　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說，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

　　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

　　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港府儲備 遠超國基會建議

　　「說還富於民，但怎樣還？」鄧樹雄問。

　　他說，還富於民，其實很困難。「還富於民就是把政府的財富還給市民，通過的手法不外乎減稅減差餉。但這牽涉稅收與開支的管理，一般市民未必理解。」鄧樹雄說，必須先弄清楚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然後才是如何「善用財政儲備或盈餘」。

　　目前，一些人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不宜過多，減稅一定要大手筆，立法會更敦促制定財政儲備之水平。但官員卻寸步不讓，堅持儲備不能太少，並搬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要將儲備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30至50%，以應付收入波動及未來的人口老化。

　　但鄧樹雄認為，國基會的建議有商榷餘地。

　　「國基會根據極端不利的財經金融情況下，計算出一個國家需要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30至50%的外滙儲備，以維持該國幣值穩定。

　　但港元聯繫滙率制度有百分百美元的外滙支持，非浮動滙率制。

　　更重要的是，國基會建議的是一國的外滙總儲備，但港府自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存於外滙基金中，財政儲備只是外滙總儲備的一部分……以外滙基金高達1.2萬多億港元而言，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八成，遠超其建議的30至50%要求。」鄧在4月的一份財經月刊中曾寫道。

　　撇開國基會建議引起的爭論不談，對於港府應儲多少、花多少，自50年代起，從未有過結論，近10年來，爭議尤大。

　　鄧樹雄曾撰文總結過本港歷任財司釐定的「財備適當水平」，原來多年以來，準則差異甚大：

　　50年代，經濟從戰後復甦，當時的財政司歧嘉樂就訂下甚高的儲備最低水平：「在財政年度開始時，財政儲備應不少於該年度的預算稅收。」若該年是盈餘預算，則儲備比全年的預算開支還高。

　　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將之修訂為「不少於該年度預算經常開支的一半。」財政儲備的最低水平，被大幅調低至政府預算總開支的4至5個月。

　　70年代，夏鼎基認為應以儲備為政府負債作準備，餘下的是「自由財政儲備」，而這部分，「應不少於預算政府總開支的15%」。根據鄧樹雄的比對，該準則比60年代的稍高，約等於5至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

　　80年代，彭勵治刪除了有關儲備準則的部分，而繼任的翟克誠卻強調儲備「相對於整體政府開支的比率仍會保持遠在50%以上」，亦即不少於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和夏鼎基的相許不遠。

　　90年代，由於回歸問題，中英就香港應維持多少財備爭論不休，而麥高樂堅拒為財政儲備訂出任何正式準則。

　　回歸後，賣地收入急漲，98年的財政儲備高達4,400多億元，相等於27個月的政府總開支。曾蔭權當時作為特區首任財政司司長，不但提出儲備「要用來穩定港元聯繫滙率」，以堵截議員要求動用財政儲備的聲音，同時，他還首次提出上下限安排-下限相當於1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上限為26個月。

　　由於當時的財政儲備已達曾蔭權提出的上限水平，各界猛烈批評。梁錦松於01年繼任財政司司長後，先取消了儲備穩定港元聯繫滙率的功能，又修訂新準則為「不少於12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輾轉之間，我們又回到50年前戰後的水平上去。

何謂適當儲備 再度諮詢公眾

　　唐英年於03年接任財爺時，政府的財政儲備已不斷累積至甚高水平，各界再次動員「還富於民」，於是在07年度的財政預算上，唐英年曾為此作出回應，但對於準則為何，「他選擇了不答。」鄧樹雄說。

　　但出乎意料地，當翻閱本屆財政預算的諮詢文件時，鄧樹雄卻發覺政府再就本港「財政狀況的穩健程度」和「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諮詢公眾。上月月底，政府公布本年度財政儲備有4,199億元。

　　「政府很少這樣問，這是否代表在即將公布的準算案中，會寫下新的財政儲備準則呢？」研究本港稅制多年的鄧樹雄說，《基本法》107條定下了本港「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在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政府需要有足夠的財政儲備，但《基本法》卻沒有提及財政儲備的準則，苦煞一眾財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