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欠透明度 澳門最大危機

講者：仲量聯行研究部董事陳錦平

　　像半杯水的道理，澳門現在究竟是歌舞昇平，還是開到荼蘼？

　　真是各有各的看法。

　　香港人最現實，那裏有商機，就到那裏去。

　　澳門旅業蓬勃，賭業興旺，港人紛紛過海搵食。那末，澳門會不會繼香港之後，成為另一個長安不易居？

樓市仍旺 需拓交通網絡

　　在香港總商會的午餐會上，仲量聯行研究部董事陳錦平從多方面剖析了澳門目前的形勢，並對其未來之經濟發展作出預測。

（一）地產市道

　　不出所料，席上眾人最感興趣的，就是澳門地產市道之前景。陳錦平斬釘截鐵說，他不認為目前澳門的地產市場供應過盛，反之，他甚看好中檔及豪宅市道。

　　「大量實質需求支持樓市，預計豪宅樓價今年可升一成，明年再升一成。」當然，陳錦平說，豪宅是投資者追捧的目標，至於中檔樓宇，一方面得力於當地人收入上漲而產生買樓意慾，企業迅速發展而招聘的境外駐澳人員亦會帶動中價樓的需求。

　　然而，澳門地產市場會否更上層樓，端視其他規劃之配合——特別是交通網絡。

（二）交通配套

　　陳錦平說，很多到過澳門的人都深受塞車和缺車之苦。他引述了一個調查指，滿意澳門的士服務的乘客只有一半，遠低於香港或新加坡。

　　四處大興土木、路面短小狹窄、公共交通工具短缺……都是造成澳門交通不便的原因。幸好澳門輕軌鐵路系統有望在2010/11年落成啟用，既可紓緩交通，亦可把澳門的中心點由本島轉移至路氹地區。

　　「當澳門的內部連繫進一步提高、環境更舒適可住時，預計更多內地人會喜歡這裏，並安置第二個住處，再進一步帶動樓市。」陳錦平三句不離本行。

（三）人力資源

　　澳門高速發展，對才十分渴求。目前澳門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少於一萬個勞動人口「冇工開」，預計未來三年再增加9.3萬個勞工空缺，本地人根本不足以應付勞工短缺，必須假以外求。

　　「相信屆時有九成空缺，將由港人或內地人填補。」陳錦平說，由於澳門要爭奪香港人才，又在會議旅遊（MICE）業步步相逼，有些人將澳門視作香港的另一個威脅，但兩者其實不可同日而語。

　　「兩者其實是互補關係。不是每一種展覽都需要碩大無比的場地。」此外，澳門經濟蓬勃，亦間接令更多人取道香港，再往當地，兩者其實是雙贏。

（四）最大危機

　　今年「五一」勞動節，澳門過千人上街示威抗議貧富懸殊，又觸發警員鳴槍逐客的意外，令人驚覺澳門繁華背後的一些黑暗面。

資源缺管治差 最大障礙

　　按陳錦平的觀察，目前有兩大限制頗大程度上將影響澳門的經濟發展。

　　首先是資源短缺。和香港一樣，澳門天然資源欠奉，很多原材料需要入口。在大興土木的情況下，建築材料的短缺更形迫切，入口量激增。但陳錦平預期澳門人收入的提高可作出補償。

　　此外，就是政府的管治問題。

　　席上有人問及某些發展項目的審批進度，陳錦平坦言毫不知情。他說，許多類似的發展項目都在排隊待批，但政府透明度欠佳，「這可能是澳門未來發展最大的危機。」陳錦平說。

出生入死 戰地記者寫下歷史

講者：Peter Arnett（著名戰地記者、1966年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人類的歷史，由戰爭塑造……因此我們書寫了歷史的第一稿（We write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73歲的著名戰地記者、1966年普立茲新聞獎得主Peter Arnett，在浸會大學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的一個演講上說。

前越戰記者 32歲奪普立茲獎

　　他任戰地記者45年，32歲已摘下普立茲獎，近代美國最重要的戰爭-越戰和海灣戰爭-他都經歷了。是甚麼令他看破生死，一次又一次進入險地？

　　「戰爭中，真相是往往最早被犧牲的，我去，就是要保存那些真相……而一個普立茲獎，並不是記者的目標。」

　　1962年，曾為《花花公子》雜誌工作、又在別的傳媒機構混過一段日子的Peter Arnett，接到一項新任務：到西貢（Saigon）去採訪越戰。

　　彼時，他還未滿28歲，是美聯社的記者。這是他第一次採訪戰地新聞。

　　結果這一去，他總共在越南待了13年，還在當地娶妻生子，婚姻維持了20餘年。

　　66年，他才32歲，已憑一系列越戰報道勇奪當年的普立茲新聞（國際報道）獎，英雄出少年。

　　然而其戎馬生涯並沒有隨之結束。

　　得獎次年，他就幾乎喪生在越戰其中最慘烈的一場戰役（Hill 875∕875山坡）上；75年回國後，Peter Arnett已經40開外，這輩子大概也不會再進行類似越戰那樣的報道了，豈料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Gulf War），57歲的他被CNN徵召，一去15年，「出征」時間比越戰更長。

　　越戰時，他是初生之犢；此番海灣戰爭，他已是識途老馬。但兩次都讓他獨領風騷-抵埗才兩周，他就採訪了侯賽因，此後他是唯一一個成功在巴格達作出現場報道的記者，在隆隆炮火映襯下，Peter Arnett的報道開創了電視直播戰事的先河，CNN亦因此聞名天下。

　　「我們吃他們的食物，分擔他們的危險，有些甚至和他們一起送命。」談起戰地生涯，Peter Arnett展出一幅他穿上軍服，採訪越戰時的照片。當時的記者，許多都是第一次採訪戰爭新聞，他們隨軍出發，除了身上掛的是照相機而不是槍枝、上膛的是菲林而不是子彈外，其餘的裝束和軍人並無二致。所面對的危險當然也一樣。

　　Peter Arnett記得很清楚，67年11月，距他生日不遠，在接近柬埔寨邊境的一處越南高地（875山坡）上，他經歷了人生中最要命的48小時。

　　一天，軍中接報謂有320名美軍在875山坡上無故失蹤，奉命作出搜索。在隨團廿多卅名記者中，只有三位獲准上山，Peter Arnett是其中之一。

甘於不受歡迎 揭露戰爭真相

　　他們愈爬愈高，處境也愈來愈危險，終於遇上敵方的猛烈攻擊，雙方持續駁火至次日黎明。期間Peter Arnett累極，挖了一個地洞藏身，到他醒來時，已滿目瘡痍。

　　「我看見許多傷兵，有些還在哭。所有軍醫全部陣亡，指揮官也受了傷。」樹木被轟得東歪西倒，情景如地獄般可怕。

　　忽地一個炸彈從天而降，再炸死幾十士兵；須臾，第二枚炸彈又被拋下，正好落在離他20碼處，Peter Arnett心想此次必死無疑，豈知那顆炸彈居然沒有爆炸。他大難不死。

　　「有時我覺得自己不應身處此地，我感覺無用又無助，我不但幫不上忙，更成了軍人們的負擔。」但死去的戰友支持着他：「我知道，他們希望有人把故事繼續寫下去，那些有關軍人們英勇的、絕望的故事。所以我一直寫。」結果Peter Arnett至今未休。

　　Peter Arnett知道，記者絕不是受歡迎的人物，而戰地記者更甚-以越戰為例，當時的美國政府痛恨記者老是作出不利美方的報道，他們希望記者們多報道報捷的新聞，以爭取公眾支持。其中一些政客，為了阻止Peter Arnett繼續下去，甚至出動FBI調查他，希望藉抹黑終止其採訪生涯。

　　「可是我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共產黨。我只是個記者。」官方無可奈何，Peter Arnett則洋洋得意。

　　在演講中，Peter Arnett展示了多幅攝於越戰的經典相片。其中一張清晰展示越南將軍Nguyen Ngoc Loan，在西貢一條大街上處決囚犯Nguyen Van Lem，朝他太陽穴轟槍的相片（圖）。這是另一名美國記者Eddie Adams拍攝的照片，並在69年為他摘下一枚普立茲。

　　Peter Arnett稱讚對方勇氣可嘉：「各位，」演講中他向正舉機朝他拍照的攝影記者們說：「如果我此刻用手槍指着他的天靈蓋，」他朝身旁的年輕華裔助理比劃着，「你們還能夠這樣氣定神閒地拍照嗎？」他說，當時的Eddie Adams，目擊囚犯即將被處決，他屏息靜氣，半分也沒挪動。

　　戰爭會結束，政客會消失，國家也可能不存在，「但這些照片，將永垂不朽。」Peter Arnett以自己的身份為榮。

愈遲付帳 環保代價愈高

講者：加州副州長約翰‧加拉曼蒂（John Garamendi） 　　加州副州長加拉曼蒂周一甫抵香港會見商界，為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說時，幽了眾人一默。 　　他指着維港的一片灰濛濛，問眾人：「那是三藩市的霧嗎？（Is that a San Francisco fog？）」 　　那不是霧。那是我們被污染物籠罩的天空。 　　維港的上空，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恥辱。 　　但加拉曼蒂深明「一根手指指向別人，三根指頭指向自己」的道理，他於同一天，在中文大學的講座上，就坦承美國作為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國家，過去十年，一直沒有好好關注環保問題-「我們抵鬧（We deserve the criticisms）」。 ◆香港做得遲 也有做得好◆ 　　「民調發現，美國人目前最關心的課題是伊拉克戰爭，其次就是環保問題。」他說，環保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的事，可惜目前的領導人小布殊對此漠不關心。 　　作為全球消耗能源最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也是溫室氣體排放最高的兩個國家，每日每國生產的二氧化碳達17公噸。 　　減排、開發再生能源，是大勢所趨。其中，加拉曼蒂特別以德國做例子，指該國實行綠色能源政策以來，成效驕人，值得效尤。 　　「花了十年時間，目前德國每年有20%能源，由太陽能或風能產生。」此舉大大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有助改善氣候暖化和空氣污染。 　　德國何以能在環保方面建奇功？關鍵在經濟誘因：只要用家安裝了太陽能或風能設施產電，再將之售予電力公司，政府就會給予保證回報。 　　加拉曼蒂稱讚，在已發展國家中，歐洲在環保方面下了最多苦功。除以上德國的例子外，歐盟早在零五年起實施針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交易機制》，為碳訂立價格，誘使個人和商界放棄使用含碳量高的產品或服務。 　　世界銀行指出，全球涉及碳的貿易額可達80億美元。此舉既為藍天出力，又可賺取利潤，應予力推。 　　香港在環保方面顯得處處滯後，但出乎意料地，我們亦有可供借鑑之處。 　　「在加州，我們每天起碼耗費兩個小時在汽車上，無可避免地製造污染。」港人則多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且標榜低污染的LPG（液化石油氣）巴士隨處可見，加拉曼蒂直言要向香港學習。 ◆要有藍天 付帳日子已臨◆ 　　隨市民環保觸覺日高，政府也更需要為污染出錢出力。席間有人請教加拉曼蒂，當政府要就環保事項向市民徵費時，有無良策？ 　　加拉曼蒂的答案是：「要不現在給，要不以後給。付帳的日子已經來臨（Pay me now, or pay me later. Pay days are coming.）。」 　　他指市民要明白：「如果我們十年前已開始為環保付出代價，今天就可以少付一些；同樣道理，如果今天不願付出代價，明天要給的就更多。」空氣污染與溫室效應問題，動輒禍延幾代，必須趁早對症下藥。

香港擅「造星」 北闖媒體商機

專訪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

去年十月七日，一個慶祝二十七歲生日的杭州女孩，大概造夢也想不到，不過短短一年，她竟然從一個沒沒無聞的「內地演員湯唯」，一躍而成聞名華人世界的「王佳芝」吧？

電影製造明星。電影製造神話。電影製造難以估計的經濟效益。

內地明星崛起 港還站得住？

再舉一個例子。當「選美」在香港漸次油盡燈枯，「選秀」卻已在神州遍地開花。其中最為矚目的，當數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這個品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零五年曾估計它值二十億人民幣（註1）。

二十年前，香港最紅的明星是張曼玉、周潤發、劉德華；可惜二十年後，仍是他們。

香港一度是華語世界的荷里活、是兩岸三地「造星業」最發達的地區，但隨著內地明星的崛起，香港還站得住腳嗎？

「香港明星的確不如過去般在內地橫掃千軍，內地人對他們的認同感漸漸減少…幾年前開始，內地有些MTV頻道，甚至已不播香港或台灣的作品了。可是香港人還有一著棋：在內地，沒有人像我們般懂做包裝和推廣。」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說。他從幾年前開始，就專責公司大中華地區有關媒體發展的業務，所接的客戶和案子，皆和電影、數碼廣播（見另文）等傳媒業有關。

目前港商要在內地從事大眾傳媒，制肘仍多，主要囿於政策：電視廣播外資半點沾手不得，即使是節目製作，也必須和當地公司合營。

「所以許多進軍內地的港商，轉而覬覦廣告銷售與節目製作。」香港商人黃宜弘、梁鳳儀的「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近期熱播的無線電視《歲月風雲》也示範了此一商機：和內地電視台合作，提供香港明星，還有製作和管理拍攝的專才。

但勞師動眾拍一套片子，不如捧一個明星來得實際。

捧明星拍廣告 勝賣碟收入

「香港的經理人公司如英皇、金牌，深諳包裝之道，其專業水準暫時仍領先內地同儕。」劉家明說，行內都知道，賣唱片根本賺不到錢。出一張碟子，宣傳活動一大堆，蝕錢是意料中事。真正來錢的，「是拍電影、接廣告、開演唱會。」特別是廣告，既可減少經理人公司的支出，又可以讓旗下明星於大街小巷持續地曝光，一箭雙鵰。

英皇娛樂集團行政總裁吳雨曾作比喻（註2），投資新人就像買股票，如果相信某新人將成「大藍籌」，一年內在彼身上投資千萬是等閒──因為只要一旦造星成功，就可以為企業帶來驚人效益。去年，集團旗下三大皇牌容祖兒、Twins及謝霆鋒，帶來的收入佔整體之百分之四十，即各單位分別為集團賺取2,000到3,000萬。

Sidebox:高清數碼廣播 奧運放異彩

數碼廣播在英國、澳洲、日本和韓國等地早已大行其道，這種傳輸制式的改革，可令頻譜容納更多頻道──用平易近人的話說，即是免費廣播的頻道將更多。

畫面精細 節目增互動

最快屆年底，無線電視將增加一個包括購物、交通等資訊的「高清台」，而亞視則將新設四個頻道（新聞財經、潮流文化、購物資訊、娛樂新聞）。無線透露將投資六億元添置數碼設備（註3）。

除選擇增加外，觀眾又可欣賞畫面更精細的高清（High Depth）廣播，甚至得到更互動的觀賞經驗：「例如在看新聞時，可以選擇是否接受額外詳細的訊息；觀看類似American Idol的真人騷時，可按遙控作出選擇。」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說，高清節目的製作成本約比傳統的貴一成。

對觀眾來說，高清廣播對一些對畫面要求不高的製作，例如新聞，變化效果不大。但對旅遊、體育等「常青」節目，劉家明卻揚言，此將令觀眾耳目一新：「情況就如當年從modem 上網，變成寬頻上網一樣，一旦改變，用家就無法回頭了。」經常到日本出差的劉家明早被「寵壞」，因為在彼邦看球賽，「連腳法和表情都一清二楚！」他興高采烈地說。

劉家明更補充，電視機的更替，其實一直以來都和體育盛事──奧運──密不可分：「六八年日本奧運，電視廣播由黑白轉為彩色；零四年雅典奧運，薄屏電視取代了傳統的CRT電視；接下來的零八北京奧運，將實現史上首次數碼加高清奧運廣播。」

註1：2007年8月2日，《文匯報》副刊視野，《搞流行文化不如流行中搞文化》，保路
註2：2006人手8月16日，《香港經濟日報》商業，《新星得千萬元廣告，免蝕本》，陳倩敏
註3：2007年9月25日，《香港經濟日報》副刊專題，《千呼萬喚始出來》，蕭曉華

陳太葉太相爭 中西文化之爭

專訪香港總商會總裁方志偉

　　無官一身輕的方志偉，在香港總商會履新剛好一年。

　　這天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為同學們發表演講，談香港在全球化下的定位。

　　站在舊課室裏，面對年輕的新面孔，方志偉談得格外揮灑自如，在他身上逐漸找不到為官時的步步為營。

　　的確，回歸都十年了，連曾經一人之下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可走入街市和群眾天南地北，香港又豈能戀棧殖民地的餘暉，一成不變？

◆一場補選 兩太成鬥爭代表◆

　　一場意外補選，一個小小立法會議席，竟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請出來了。

　　坊間的焦點，是兩位官太太的衣着談吐與針鋒相對，而在方志偉眼中，二人所代表的中西文化衝突，卻更值得細味。

　　「陳方安生標榜的是西方價值：法治、高透明度、民主；葉劉淑儀高舉的，卻是東方美德：講求合作和妥協，避免正面交鋒，大家都聽老大哥的話。」曾被派駐紐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5年，後來又以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的身份，在日本待了5年的方志偉，對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敏感。

　　「九七年前，香港人盡一切努力融合、發揮西方文化的優點，九七年後，香港人又忙於鑽研東方文化的美麗。」在為本身定位的過程中，方志偉看到香港的優點：「我們讓兩種鬥爭的力量交流，從中走出新的路。」

　　在調整的過程中，許多人對變化感到疑惑，特別是對政府角色的轉變。過去，「積極不干預」被奉為金科玉律，如今，政府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最新的例子，就是大手入股港交所。方志偉已棄官從商，是否更接受市場主導這一套？

　　「過去，我們周邊的國家，像新加坡、台灣，都是大政府主義，因此，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就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很自然就把人才和資金吸引了過來。」過去我們盡攬優勢，是因為在亞太一隅，我們獨一無二。

　　但全球化把距離縮短、競爭加劇，近年大興土木的杜拜就以香港為目標，而中國的急速現代化，又已把多個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推上國際舞台，若要保持優勢，我們的思維，看來要轉。

　　就以對中國的角色為例，方志偉指出，隨中國由78年的改革開放，到01年的加入世貿，香港的定位一直在變：

　　‧78年以前：門戶（Gateway）

　　在這個階段，香港是往來中國唯一的路，只要資訊和人流暢通，我們就可以坐享其成。

　　‧1978年到2001年：樞紐（Hub）

　　香港工業北移，生產再不是經濟動力，被講究服務與精密計算的物流取代，香港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

　　‧2001年後：平台（Platform）

　　平台的意思，是指不限於實物交收的中轉站，更包括信息、資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為例，我們可以如此發揮平台優勢：

　　物流：香港的航運業已江河日下，空運暫時仍佔優勢，但「與其拉鋸，不如轉型」，方志偉指香港應力拓高增值服務，如和船務有關的軟件設計和服務。

　　商貿：許多來自歐洲的中小型公司到香港來註冊，着眼大陸市場，香港可以提供收購合併服務，成為歐資公司進入內地的夥伴。

　　專業服務：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人才-「香港有好多聰明人，目前駐內地境外人員，香港人佔最大部分」，方志偉說，香港的公關、市場推廣或廣告人才，專業水平高，在內地特別吃香。

　　金融：國家已表明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因此香港的金融服務仍大有可為。

◆建橋效率遜內地 官場要改◆

　　香港要變，香港的官員更要變。

　　方志偉曾在官場打滾廿餘年，深明種種官場積習，他不忍數落舊同袍，但舉了一個例子：上海的杭州灣大橋，02年經國家計委批准立項，03年奠基，今年已全綫貫通，預計明年通車；而港珠澳大橋，經過多年的折騰，現在仍在「講」的階段。

　　「港珠澳大橋由於牽涉三方利益，當然比杭州灣大橋複雜得多-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限制，可以很着數，可以不着數-但政府應承認這（決而不行）是個問題，應該盡量消減，勿給自己藉口。」

中國不當第三世界老大哥

講者：吳建民（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

　　緬甸局勢日趨嚴峻，僧侶和平民連日上街抗議軍政權後，日前終於爆發流血事件，而一度公開露面的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則盛傳再被收押。

　　更令人擔心的是，國防部已把88年因鎮壓群眾示威而屠殺了3,000平民的第22師從邊區調返仰光，血流成河的場面一觸即發。當地呼籲國際介入、向軍政權施壓的聲音愈來愈大，和緬甸長期關係友好的中國，更被寄予厚望。

外交絕不當頭 至今未變

　　隨着國力日盛，中國已漸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大哥、代言人。但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卻反對這種論述，他應亞洲協會邀請，在本周一的演講上強調，中國不代表任何國家，也絕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鄧小平先生提出的『絕不當頭』，至今未變。」他說。

　　的確，背負着13億龐大人口的中國，每一步崛起之路都必須小心翼翼，特別是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上。擔任中國外交工作40餘年的吳建民說，對於中美關係，必須從全球的視點去審視：

　（一）新世界，新秩序

　　吳建民說，目前有四個主要因素正主宰全球：

　　1.發展中國家正在崛起。這不但包括中國，還有印度、南美、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等國。若把這些國家的人口相加，達30多億，「你想想，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在崛起中，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吳建民說，未來將有很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這除了值得慶幸外，也必須謹慎，以防發展中國家重蹈已發展國家在崛起時曾面對的問題，例如環境污染。

　　2.全球化令國與國之間的倚賴性日強。1971年，作為一個初級外交官，吳建民初訪美國，在超市裏面，他找不到任何一件貨品是「中國製造」的。當時「文化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即使國家經濟陷崩潰邊緣，但中國對世界任何一國，卻無關痛癢——「我們當時沒有貿易戰、沒有外國投資、也謝絕任何與別國的交流」。但到今天，吳建民說，「2月27日上海股市大跌，即觸發全球股市隨之下瀉；我們已同坐一船了。」

　　3.世界面臨嚴峻挑戰。恐怖襲擊、氣候變化、污染問題、傳染病……世上無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4.伊拉克之戰。吳建民說，美伊之戰帶給全球的啟示是：用戰爭解決兩國紛爭的方法已不再適用-「四年半了，沒有問題得到解決，但戰爭帶來的新問題卻愈來愈多。」沒有大國可以承受戰爭的洗禮，一切必須透過戰爭以外的對話，才有望解決。

中美鷸蚌相爭 不如友好合作

　（二）中美共同的挑戰

　　中美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大棋盤，吳建民說若中美能互補合作，可造福全球：「首先，我們可以在安全問題上-例如北韓核武-攜手，令世界更和平。

　　此外，中國能源效益很低，我們佔世界GDP5.5%，但卻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如果美國可以在技術上為中國提供協助，我們可以令世界更清潔。」中美兩國相加，人口佔全球四分之一，若中美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全球亦能受惠。

　　吳建民總結說，未來中美合作之道的前提，是兩國須聚焦在共同利益上，特別是能源問題，與其鷸蚌相爭，不如友好合作。「冷戰和對立那一套已不再適用，中美之間並非零和遊戲。」若能互諒互解，締造和平合作之路，功在千秋。

香港第四代 社運另闢天地

專訪Roundtable共同召集人、獨立媒體編輯部及本土行動成員林輝

　　8月1日上午11點，數百警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一個小時內，把擾攘竟日的皇后碼頭清場。最後離場的，是一個以單車鏈把自己脖子鎖在石柱上的青年。他叫林輝。

　　清場前不過兩天，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才用母親的口吻向這些抗爭的年輕人說：「我當年讀大學時……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你們有這樣的激情是好正常，我都後生過……」

　　言猶在耳，警方已揮動巨剪，割離林輝和「皇后」。林輝張嘴高呼的電視畫面，成了整個運動從高潮嘎然終結的一個休止符。

　　但第二代香港人（生於40至60年代嬰兒潮，如林鄭月娥）和第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的下一代，生於70年代末或之後，如林輝）之間的抗爭並無完結。

我搞運動

　　第二代香港人踏入社會時（60至80年），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他們只要腳踏實地，努力不懈，就可以平步青雲，與建制抗爭的激情只屬於大學年代。目前在香港指點江山的，就是這一代。

　　第四代香港人出身時（約從回歸前後開始），最紙醉金迷的香港卻已隨英國國旗落幕。由於父母的努力，他們從小物質生活豐裕，所以高薪厚祿早就不是他們的目標。

　　「我們這代人橫豎沒有甚麼職業保障，反而可以追求生活質素-像好的環境、融洽的人際關係，而並非純粹的物質享受。」林輝說，90年代香港股樓最暢旺的時候，小島上幾乎全無學運；因為那是搶錢的年代。

　　深度介入保衞「天星」和「皇后」抗爭的「本土行動」和「獨立媒體」，就是繼90年代的斷層後，新一代社會運動的標誌。

　　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等人創辦的「獨立媒體」，以互聯網作平台，讓青年有機會在主流媒體以外就時事發表文章。

　　而「獨立媒體」的骨幹成員，又在天星碼頭的抗爭結束後，組成「本土行動」，把網上的聲音，在現實生活中延續下去。

　　林輝說他們不是為反而反，但作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心痛政府對歷史的漠視、對保育的冷感。他們要捍衞這片他們所愛的土地。

　　別人問及「本土行動」接下來會不會轉戰灣仔街頭時，林輝引用博柯（Foucault）的話回答：「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反抗。」

又寫博客

　　「我們經常一手包辦整宗新聞，不但自編自導自演，還自己買好票進場觀賞。」林輝笑着打比喻道，「獨立媒體」既發掘新聞，也會參與其中；不但邀請主流媒體進行採訪，而且自己也會作出報道，並利用博客，盡一切努力把心聲擴大。

　　之所以要不惜一切發聲，因為主流媒體的地盤，被第二代牢牢緊握，水潑不進、針插不入，他們必須另闢天地。

　　舉個例子。林輝去年報讀中文大學社工系碩士時，曾參與實習計劃，其中有整整半年時間，他在正職以外每周抽18小時，隨外展社工於新界北區「執仔」-駕駛7人車在區內穿梭，主動接觸流連在街上的青少年。

　　那些年輕人，十之八九都有濫藥習慣。

　　每次看着天空從漆黑漸漸泛白，見證青春在毒品中燃燒，林輝都很感觸。

　　在自己的博客上，林輝這樣寫：

　　「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們或被冠以雙失、三低、夜青、邊青等銜頭，他們是教育制度和勞工市場中的最底層……主流社會太輕易用上『唔識諗』、『唔成熟』、『唔自愛』來總結他們濫藥的原因……卻沒有人願意許諾，給青年人一個公平的社會、像樣的家庭、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參選議員

　　搞過運動，做過社工，林輝還曾經參選區議員-盡管一切並非意料之中。

　　04年，大學畢業後不久，林輝參加了一個由嶺南大學副教授李彭廣舉辦的議員助理訓練班。課程結束後，他被前來招聘的觀塘啟業邨區議員歐玉霞相中，成為其全職助理。

　　歐玉霞28歲便當選區議員，連任18載，但任期未滿，便撒手塵寰，辭世時才47歲，遺下丈夫和女兒。

　 　她很受街坊愛戴，「我們為她在邨內的籃球場舉行追悼會，結果來了幾百個人，擠都擠不下。」林輝說，歐玉霞遺下的議席，其上屆對手、民建聯的施能熊早就虎 視眈眈。結果，在街坊與義工的眾望所歸下，林輝扛下了補選的擔子。但他最終以四成得票率而飲恨。他承認那是因為自己力不從心。

　　「做議員 助理做到一個地步，到底為了甚麼？是不是真的想做區議員呢？這好像是一份『大兼職』，做了，又怎樣呢？區議員永遠影響不了政策，又沒有政治影響力。甘乃威 即使在地區上受擁護到飛起，但等了20年還是沒有參選立法會的機會，好慘！」林輝說，他看不到在香港當區議員，有甚麼出路。

繼續尋夢

　　選舉雖然落敗，但林輝反而得到尋夢的機會。因為林輝工作3年多以來，從未放過長假——「最長的一次，只有4天。」他打算10月中孤身出發，從四川、雲南、西藏開始，再一路往西，起碼流浪3個月。途中他會拍照、寫作，更重要的是，好好思考未來的路。

　　搞社運、忙上網，有工作不好好幹（林輝是持牌社工），遇到挫敗就去旅行散心，這完全衝擊了第二代的價值觀，是他們不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但偏偏這是第四代心中的理想生活。

　　「雖然我賺不了多少錢，但我希望做自己覺得對和開心的事，若能影響社會，更令我鼓舞。」還未為自己選定一個身份的林輝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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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四代香港人》，呂大樂著

　林輝的博客

　香港獨立媒體

中美二人三足 互補締雙贏

　　繼人權與知識產權後，「中國製造」的產品，接棒成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抽秤」中國的新把柄。

內地製產品不安全 亦涉設計

　　一會兒說食物有害，一會兒說玩具危險，貨品被整批整批地回收或銷毀，商人們不但賠上聲譽，而且血本無歸，成了大國角力下最無辜的犧牲品。

　　中國某些產品質素之劣，是世界公認了的，美國因此更是大條道理，指指點點。

　　當中國人自己都不敢捍衞自己時，百人會會長、美國軍中第一位華裔將軍傅履仁，卻理直氣壯地為「中國製造」平反：

　　「沃爾瑪（Wal-Mart）不顧一切壓價，廠方無奈將貨就價，這裏頭雙方都有責任……產品安全固然重要，但玩具若不安全，相信亦涉及產品設計的問題。」他認為產品安全的責任，不應光由中國廠商來承擔。

　　商人一哭二鬧三上吊，官員舟車勞頓費盡三寸不爛之舌，不及傅履仁一句話來得鏗鏘有力。無他，百人會集美籍華人頂尖精英，政商人脈深且廣，影響力非凡。舉例：

　　1995年，百人會要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所有旅美華人都是間諜」之言，在電視公開道歉，而對方罕見地接受。

　　99年，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被美方指從事間諜活動，引起軒然大波，百人會不但向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表達擔憂，亦促使能源部長就此事在百人會的年會上發言。

　　創會伊始，百人會即以「求同存異」、促進中美互相理解為宗旨。為了維持百人會高度尊崇的地位，以爭取中美政府都重視其發言，百人會只向在個人所屬領域獲高度傑出成就的美籍華人招手，其成員有：

　˙首名華人美國州長駱家輝

　˙雅虎創辦人楊致遠

　˙Google中國部總裁李開復

　˙愛滋病專家何大一

　˙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

　˙導演吳宇森

　˙大提琴家馬友友

　˙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

　˙利豐主席馮國經

六四事件 觸發成立百人會

　　百人會是華人之光，但其創會經過，卻與近代中國其中一件最沉痛的政治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

　 　「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人心惶惶，貝聿銘收到大量媒體查詢，紛紛對發生甚麼事、中美關係何去何從表達關注。」傅履仁說，此事觸發貝聿銘拉攏其好友馬 友友成立百人會，以推動中美了解，助美籍華人融入美國社會為己任。創會時會員總數不過40餘人，今已擴大到140多人。

　　除了為華人發聲、爭取機會外，百人會亦從事研究，冀就中美之間的誤解，對症下藥。01年他們發表了一份全美民意調查「美國人對美國華裔和亞裔的看法」，搜集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數據，如：

　　25%美國人對美籍華人印象負面

　　32%受訪者認為美籍華人對中國比對美國忠誠

　　68%視中國為未來的威脅

　　這些數據顯示，當年美國社會對華人存在頗普遍的敵意情緒。

　 　時而勢易，傅履仁認為目前的公眾，對華人印象應較前為佳，因為兩國人民交流日多，得以慢慢累積好感，但在人權、環境污染與軍事上，相信美國人對中國的成 見仍多：「這和20年前他們對日本崛起所產生的敵意不同：日本是民主國家，對美國的威脅純綷是經濟上的；但中國是共產主義社會，理念和美國完全不一樣，因 此中國帶來的威脅，軍事和經濟都有。」

　　傅履仁明白要改變這種偏見並非朝夕之間，但百人會將不懈推動中美的互動，希望讓兩國人民明白，中美就像二人三足，其中一個若摔跤，另外一個也會跌下，兩國互補，對雙方都有好處。

才俊棄矽谷 為社企搭橋鋪路

專訪Schwab Foundation東南亞總監張寶耀

　　特首曾蔭權大力鼓勵港人搞社會企業，但我們身邊的例子只有弱智人士開設的餐廳、雙失青年負責的速遞。

　　簡單來說，就是和幫助低成就者的福利機構沒分別。

　　張開眼睛吧。

環看世界，原來社會企業的規模，可媲美星巴克；從事社會企業的人，與來自矽谷或投資銀行的沒兩樣。例如張寶耀。

　　34歲的張寶耀是新加坡人，服役後赴英國的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唸電腦，繼而到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深造，並往矽谷掘金。

電腦工程師 受蘋果主席感染

　 　兩年前，他辭去原來的工作，偕妻子由美國加州搬到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WEF,World Economic Forum，71年由瑞士商學院教授Klaus M. Schwab成立，每年舉辦論壇，邀全球政商及非政府組織NGO領袖出席，就重大環球議題討論或辯論）的總部，擔任WEF旗下薩普基金會的東南亞總監 （Head of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Schwab Foundation）。

　　從此開始接觸完全不一樣的人，展開完全不一樣的生命。

　　張寶耀在矽谷7年，專長軟件工程，曾任Sun Microsystems的首席工程師，在行內擔當過不同崗位，很吃得開。

　　「但我只是對電腦在行，卻不愛它。（I was good at it but I didn’t love it.）」和許多同行一樣，張寶耀留在矽谷只是一心賺錢。

　　他看過蘋果電腦主席喬布斯Steve Jobs 05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禮上的演講後，深深認同：人應該做自己熱愛的事。

　　他離開矽谷是遲早的事。

　　轉捩點不久來臨。張寶耀看了WEF一個有關柬埔寨貧窮問題的報告，十分感動，豈料幾天之後，他就發現WEF旗下的薩普基金會亮出了的空缺。他即下了決定，一頭栽進去。

　　基金會的服務對象是相對發展成熟的社企，它並不提供任何財政資助，卻利用本身的資源，特別是其全面的政、商、慈善團體網絡，為這些社企構建平台，搭橋鋪路，解決一系列「成長」問題。

　 　舉例，「微型貸款」（micro-financing）在印度大行其道，為許多窮人創業脫貧，可是當其達到一定規模時，貸款額聚少成多時，便有可能受限 於法例。薩普基金會此際便可為他們約見財金官員，促進雙方交流，化解障礙。此外，基金會每年舉辦「年度社會企業」比賽，讓全世界的社企藉這機會躍上國際舞 台，增加曝光，打響名堂。

說服妻子 為孩子改變未來

　　回想兩年前的轉工決定，張寶耀坦言一點也不容易，特別是要說服妻子：「我花了很多時間和她談，問她想生活在怎樣的世界？希望我們的未來是怎樣的？想不想為未出生的孩子和將來，作出一點改變？」

　　善解人意的妻子最終被他打動，和他一起走，二人兩個月前還同遊巴黎呢。

　　終結經驗，張寶耀說 如你想改變世界、改變人生，不要奢想第二天就要成為社會企業家，可以先從一些你關心的事做起，一步一步來：「我有一個朋友，專門去牛津大學唸了一個工管碩 士，認識社企理念。書唸完後，他又回到投資銀行工作，他浪費了時間嗎？不。我朋友利用所學，成立了摩根士丹利裏的第一個『微型貸款』基金。」

　　的確，不是甚麼都要推倒重來，改變也可以從內部做起。

　　「最重要是找出自己真正在乎的是甚麼，有甚麼值得令你窮一生去追求，令你永遠感到新鮮。」張寶耀閃動着明亮的眼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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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於史丹福大學上的演講

　˙ 微軟大中華業務發展總監，8年前離開微軟，成立社會企業Room To Read，為山區兒童帶來閱讀機會的自傳：Leaving Microsoft to Change the World, An Entrepreneur's Odyssey to Educate the World's Children, by John Wood

從政如入娛樂圈 年輕人要面皮厚

專訪匯賢智庫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

　　對香港的精英來說，從政只是錦上添花。

　　富豪第三代，有錢有權有品味，在家族旗下一集團當總裁之餘，若身兼建制裏某諮詢委員，恍如古董茶杯再被鍍上金邊，一般的公子哥兒更難望其項背。

　　年過四十的企業家，年輕時艱辛創業，如今名利雙收，在自己的王國裏呼風喚雨，若能投身官場，當個議員，甚至某公營機構的頭頭，當真此生無憾。

　　若以上兩項皆不是，而是一個挾世界級名校學位的年輕人，有官不去考，有錢不去賺，卻隨一個曾經辭官的前輩從政，矢志「讓政治成為生命的一大部分」，這不是很令人疑惑嗎？在香港，政治從來都不是一個職業選擇。

　　陳岳鵬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

　　他25歲，家裏做生意，不算很富裕但衣食無憂；他是老么，上有兄姊，沒家庭負擔；在史丹福大學唸了個公共政策學士後，又考了個政治及比較社會學碩士，畢業時準備考取政務官，連表格都填好了，卻臨門扭軚，決定隨亦師亦友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回港成立智庫，一邊學政策研究，一邊在薄扶林置富花園搞地區事務。

　　不知就裏的人覺得他太傻，但他看得很透徹：「走上這條路，我輸贏都係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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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本報記者　答——陳岳鵬

　　問：你當初真的放棄了報考特區政府的政務官（AO）嗎？

　　答：對，因為我很了解AO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跟葉劉從政 不比當官差

　　入職頭十年，AO只是龐大官僚架構的一員，日常工作就是準備Q＆A、立法會簡報、為老闆整理工作日誌、逢重大議案投票時便到立法會當「狗仔隊」，力保一票不少，起碼要做到首席助理秘書長後，才有機會沾手政策研究。

　　現在我甫入行就跟隨一位曾在政府工作多年的前局長，讓她手把手教我政策研究技巧，這個學習機會不見得會比在政府裏差。

　　問：可是你還要兼顧地區工作（見另文），對不對？

　　答：是。但我很享受我的地區工作。作為從政者，政策研究和選舉經驗（或民意基礎），缺一不可。

　　問：然而當官也可從事地區事務，而且薪酬和前途穩定得多。在香港全職從政，保障不會比紮鐵工人好多少。

　　答：AO是公務員，不但有保障，而且一切都可預料-連人工也被逐點列出來，你可以預計自己10年後能賺多少、在哪個位置、做甚麼。參政的不確定因素高得多，風險也高得多。但正因為這樣，其滿足感和得着，也高得多。

　　問：你在香港考完會考後赴美升學，本來考入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唸生物醫學工程，將來當醫生，為甚麼唸了一年卻轉校？

　　答：我一向對數理化着迷，又好鍾意計數-直到大學一年級。

　　彼時我在原校修讀了一些哲學課程，發現原來人類都可以用像研究分子（molecule）那樣的方法去研究，感到趣味盎然。

　　一天晚上，我通宵準備一份功課，在學校的電腦室裏踱步，苦苦思索甚麼是社會公義，就在那一刻，我忽然頓悟：啊，原來在大學、在一個不起眼的電腦室裏，真的可以思考甚麼是社會公義！這是一個虛無縹緲不着邊際的議題，卻實實在在是追求學問的一部分。

　　問：開竅後，你就決定轉校了？

　　答：嗯。我決定在理科和政治之間作出取捨。

　　我想通了：計數只是我的興趣，了解社會卻是我的激情。

　　雖然醫生參政的例子很多 —— 如李國章、楊永強 —— 但我卻想把政治變成生命的一大部分、想把自己浸淫在政治的藝術中。

　　當時我很清醒，今天放棄了考取專業的途徑，就是放棄長遠的工作穩定，但這是好事呀，我本來就喜歡冒險。

無後顧之憂 要為社會做點事

　　問：去矽谷創業（start-up）、為對冲基金工作，也很冒險。

　　答：讓我換個說法。

　　環顧世界，甚麼人願意放棄私人企業的高薪厚祿，跑去參政、當政治領袖？真正對政治有興趣、肯花心血的，不少恰巧都是社會上享受着特權、生活優裕的人。

　　我從小也享受着種種「特權」-家境不錯、會得讀書、在同輩和師長中都得寵、又喜歡與人接觸-其實我沒有怎樣付出過努力，這些幾乎都是與生俱來的。我問自己：為甚麼我擁有這些？既然我擁有了這些，是否可以為社會做一些事？

　　問：唔，如果連你這種無後顧之憂的人都不肯冒險，還有誰願意為政治冒險呢？

　　答：是。在大學裏，我學過被公認為本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John Rawls所寫的《社會公義》（A Theory of Justice）。他的理念肯定了我的志向，讓我確定我應該轉校、我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問：可否簡單談談John Rawls的理念？

　　答：可以。

　　人一生下來，有許多東西已不由你選擇：智商、性格、家庭、國籍等等。可以這樣說：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

　　John Rawls的核心思想是：當社會沒有絕對的平等，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義時，這種不公義，應有利於最弱勢的人。

　　問：把這個理念套用在你身上，即是說？

　　答：即是說，我知道我比許多人幸運、能力也許比別人高，得到的比較多，因此，我有責任，把我的幸運和能力，與比我條件稍遜的人分享。

　　問：明白。那就是說你多付出一些，他們少付出一些，這本來不公平，但此種不公卻可以幫助比你弱勢的人。不過，這是否包括犧牲你的私隱？

　　答：哈哈哈，是啊，我搬屋都曾被傳媒大書特書。

　　其實從政和加入娛樂圈真是沒有分別，都是在爭取人氣、知名度、回報與影響力。

　　我們都是各自演好自己的一台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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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居民 「企街」當磨練

　　大約兩個月前開始，陳岳鵬若沒事在身，每天上、下班時分，總會帶上幾個印有他姓名，還有和葉劉淑儀合照的易拉架，站在域多利道的交通要塞，向每一架途經的車輛揮手、微笑、欠身。

　　除了這天因遷就記者而僅站了個多小時外，他每次都站上兩個鐘頭；頻密的時候，一周上下午合起來差不多站十次。

為什麼要這樣站？

　　「如果不是這樣站法，我根本沒可能和所服務的居民碰面。

　　這裏的人，出入都駕車，路上幾乎碰不到任何人；而居民很中產，有甚麼事自己解決，不會貿然走到地區辦事處來，我不能單靠傳媒、第三者或通訊來和他們接觸。

　　見過面、揮過手，那份親切感便很不一樣。」

　　不難堪嗎？

　　「剛開始的一天半天是有點尷尬，但當有人揮手向我回禮時，就沒事了。」陳岳鵬開心地說。

　　就在此時，一輛私家車呼嘯而過，車上的年輕人朝陳岳鵬大喊：「Good Luck！」他笑得更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