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統一 可效企業合併

“「假設你想和男朋友分手，但又懼於他一屋子的硫酸、滿口袋的兇器；對方其實也不想把你殺掉，因為他要為此坐牢。有甚麼辦法，可以使你盡管心不甘、情不願，也不講分手呢？」
…答案是「對我更好」。”

講者：聯華電子公司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雄

　　隨明年初立法委員選舉和總統大選的逼近，在陳水扁刻意挑釁下，台灣島內的藍綠抗爭開始白熱化。日前拆除「民主紀念館」（前稱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匾時，更引發流血事件。

統一公投 化解爭端

　　陳水扁為了選票而持續操弄統獨議題，加劇社會矛盾，有企業家終於忍不住發炮，以頭版廣告向總統嗆聲，一石激起千重浪。這位企業家就是台灣集成電路（IC）產業龍頭、聯華電子公司的榮譽董事長曹興誠-陳水扁於2000年上台時，禮聘的國政顧問團之一。

　　曹興誠的倒戈相迎，使陳水扁公開怒罵了他20分鐘，指那是「生意人操弄政治」。這一罵，倒使曹興誠提出的「兩岸和平共處法」，更受矚目。

　　在上周四舉辦的「香江論壇」上，曹興誠提出應以企業合併的眼光，來解決兩岸問題。

　　「企業之間的合併有兩種：善意的，與惡意的。後者聽起來很可怕，但仍可合法，只要程序合乎正義就行了。」曹興誠說，大陸想統一，台灣人感到那就像惡意收購那樣可怕，但現實不必如此。他早前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如此解釋：「大陸要統一，那麼開條件出來，老百姓是老闆，同意就合併，不同意就表明條件不成熟，大家再商量，也不傷感情。」他早在11年前、於前副總統陳誠之子、台灣前監察院長陳履安競選總統時，就已提出這個看法，惜當時時機不成熟。

　　但目前已具備了有關條件。

　　第一，99年，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提出，台灣獨立現象的改變，需要經過全民公投來決定。曹解釋，「『統一』就是『獨立現象的改變』，可見這並沒有排除統一。」

　　第二，05年內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其中提到了要「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因為這最符合兩岸利益。

　　「把這兩項加起來，就是我提出來的『兩岸和平共處法』-即是用《台灣前途決議文》中的『公民投票』，來界定《反分裂法》裏面的『和平方式』。」曹興誠說，大陸若想統一，那就應尊重民意，主動提出「統一公投」，而台灣則不必舉辦獨立公投，「投票後，大家都沒話說，就好像選了陳水扁出來一樣。」曹興誠續道，全民公投的好處是，「兩岸不花一兵一卒、一槍一彈，只費一天工夫，就可以達成統一，並可消滅了內部的統獨聲音……要賣台，大家一起賣。」

撤飛彈批超級CEPA 免台獨

　　緊接曹興誠發言的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雄，一語道破此乃「虛統實獨」，謂它最可取之處，是把主動權交給中共，賭對方不敢輕易發動公投：「台灣除了沒有大使館外，基本上和獨立國家沒有分別啊。」只要台灣不談分裂，維持統一的可能性，那兩岸的關係就可穩定下來。

　　他又以男女關係來為兩岸關係提供出路：「假設你想和男朋友分手，但又懼於他一屋子的硫酸、滿口袋的兇器；對方其實也不想把你殺掉，因為他要為此坐牢。有甚麼辦法，可以使你盡管心不甘、情不願，也不講分手呢？」沈富雄說，答案是「對我更好」。

　　「只要大陸對台灣更好，給予的條件比CEPA更CEPA，又把飛彈通通都撤走，台灣人都會感動得不得了，不必辦甚麼獨立公投，因為捨不得呀。」沈富雄笑道。

內地民主化 統一和平路

“當中國大陸和台灣一樣民主，擁有相同的經濟生活水平時，擁有民主包容的中國大陸還會以武力威嚇反對台灣獨立嗎？對這樣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大陸，台灣還需要反對中國統一嗎？…香港的民主今天，就是大陸的民主明天。”

講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海峽交流基金會首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

　　今年不但是香港回歸10周年，也是兩岸重新開始交往的20周年。

　　自中共於49年建國、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兩岸交流中斷了38年，至87年台灣當局准居民回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逐步恢復。

　　期間，兩岸分別成立了「海協會」及「海基會」，分別由唐樹備和陳長文出任代表之一，進行商討，他們是歷史締造者。

　　一晃眼，20年過去。

　　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有意再次締造歷史，在周四的第二屆兩岸論壇上，玉成二人再度同台演出。結果這對老拍檔不負眾望，一個回顧過去，一個前瞻未來，領聽眾走進時光隧道，穿越未來。

唐：挺「一個中國」 一切可談

　　恢復交往20年來，唐樹備指中台關係經歷了起、落兩個階段。

　　從87年底至93年初，是49年以來，兩岸關係最好的。當時台灣以開放探親為起點，開創了民間往來的新局面。

　　其後，海協會與海基會在92年，於香港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九二共識」，使雙方能在擱置爭議、交流對話的核心精神下，為93年的「汪辜會談」奠下基礎。

　　但是，「從93年汪辜會談後到現在，兩岸政治關係急轉直下。」唐樹備說。這和李登輝、陳水扁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獨不無關係。

　　盡管經歷了這些起落跌宕，唐樹備指中共對台政策的三個基本元素，一直不變：

　　（1）堅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及對台獨絕不妥協。

　　（2）穩健：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至胡錦濤，都以「穩健」為上，即先壯大內地本身的實力，以創造解決台灣問題的環境，使之對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最有利。

　　（3）同胞情：「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江澤民），「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綫希望，我們就會百倍努力」（胡錦濤），為免同胞再受妻離子散之苦，將盡力避免戰爭。

陳︰「一國良制」勝「一國兩制」

　　對唐樹備來說，陳長文應該是個難纏的對手。

　　陳憶述二人初次會面時，唐給予他的「震撼教育」：「唐樹備提出，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又提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一部分。」這段對話已記入歷史。

　　陳長文開宗明義，指「統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過是公共政策的選項。」他說，在台灣，只有極少數人支持統一或支持獨立，大部分人都希望維持現狀。

　　「兩岸都應不斷在自由、民主、均富等價值上，追求制度的進步……試想，當中國大陸和台灣一樣民主，擁有相同的經濟生活水平時，擁有民主包容的中國大陸還會以武力威嚇反對台灣獨立嗎？對這樣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大陸，台灣還需要反對中國統一嗎？」陳長文說，對台灣人來說，這樣的「一國良制」，將比「一國兩制」更具說服力。

　　他認為兩岸應以避戰、務實、謙卑及體諒的態度，思考未來的關係。

　　而香港，就是深化民主、推當中國民主的動力，我們的普選，也將成為民主與否的指標。

　　「香港的民主今天，就是大陸的民主明天。」他期望香港全面普選之日，不必等到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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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box︰「海協會」與「海基會」

　　1987年11月，台灣開放人民到內地探親，逐步恢復中斷了38年的兩岸交流，使台灣不得不調整其對內地的「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政策。

　　當局更因此於90年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由這個得到台灣官方授權的民間仲介機構，處理官官「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陳長文被任命為首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而為方便與海基會接觸及商談，中共中央台辦及國務院台辦，則於91年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由汪道涵出任會長。

　　由此，兩岸政府以「海基會」與「海協會」會談形式，多次進行商談與交流。

胡錦濤重視弱勢 謀持續繁榮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世人對大同世界的追尋，今古皆然。”

講者：石齊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十七大政治報告的主旨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這樣一句長達31個字的「主旨」，對香港人來說，頗有無從入手之感。

　　兼任鳳凰衛視評論員的石齊平教授，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十七大的啟示」研討會上，教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兩個詞上：⑴小康社會，和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小康社會』是目標，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路徑。」石齊平作出簡單的解讀。

毛澤東時代：三劑瀉藥

　　1917年11月7日，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後，進入共產主義時代，歷時74年，至1991年結束。在這一段時間，整個社會由兩種價值操控：計劃經濟和公有制。

　　哲學家馬克思指出，18世紀冒起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和效率，但卻過分強調優勝劣敗，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針對此一缺陷，馬克思建議重塑兩個價值：社會公平和社會公義。可是蘇聯卻在實行這兩種價值中，不知不覺地踩入誤區。為了公平，實現了平均分配、計劃經濟；為了公義，社會資源因此不允私人擁有，結果產生公有制。

　　「兩者皆違背市場經濟的精神，亦因此不鼓勵個人的積極性。」石齊平說。

　　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問題在初期並沒有顯示出來。50年代蘇聯朝太空射發第一枚人造衛星時，甚至震懾全球。順理成章地，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成立時，就把蘇聯的一套也引進來了。

　　結果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不但吸收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還加上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光頭兩樣就足以把生產力和人的積極性都綁死了！而文革更徹底地『去私化』，把個人的『私』妖魔化。

　　「中國吃的這三副藥，都是瀉肚子的藥，結果瀉得一塌糊塗、奄奄一息。」石齊平繪影繪聲地說。

鄧小平時代：兩副補藥

　　但中國命不該絕。1978年，被打倒了三次的鄧小平，以74歲的高齡，再度復出。鄧小平17歲時，曾遠渡重洋，赴法國留學，浸淫在這個國家期間，他對市場經濟深有體會。再加上回國後，親身經歷了社會的衰敗，鄧小平心中更加清楚要為國家的未來，下一個重要決定。

　　卒在79年的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向。

　　「『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可是不能明說，因為社會的意議形態包袱仍很重……也不能貿然衝向『公有制』這堵牆，只能在牆角挖幾個洞，開出一條活路。」石齊平說，把特區搞起來後，中國又費了相當功夫，終在今年年初，通過象徵保障個人私有財產的「物權法」。

　　「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石齊平引用《經濟學人》報道物權法在中國通過那期的封面標題說。「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正是兩帖撥亂反正的大補藥，幸好中國「體質特別好」，沒有出現如拉美國家般走向市場化時出現的大亂子。

　　「因為中國人有一種『見錢眼開』基因，所以挺得住。」石齊平說完，引來哄堂大笑。

胡錦濤時代：一煲靚湯

　　從1978年到現在，經過了「發展是硬道理」、「先富一部分人」後，中國國力日盛、外儲急增，但市場經濟造成的缺陷，也跑出來了-環境被嚴重污染、生態遭肆意破壞、貧富懸殊加劇……

　　領導人開始問一個問題：「當前的繁榮是可持續的嗎？」石齊平說，解決之道是要照顧弱勢社群，即重建公平公義，也就是文首提及的，「社會主義」。

　　從十六大開始，胡溫已不斷提出一系列相關價值：「小康社會」、「節約社會」、「環境友好社會」、「科學發展觀」、「以民為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生態文明」等等。

　　石齊平說，以上種種價值，統統被放在一起，熬成四滴精華靚湯：社會主義。

　　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不再犯馬克思否定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錯誤，但同時也不忽略弱勢社群，「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石齊平說。

　　演講尾聲，石齊平朗朗唸出孔子的《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世人對大同世界的追尋，今古皆然。

與任總對話 學生提問無新意

“為甚麼沒有人舉手問：「任總，你聽過年羹堯的故事沒有？」
或者，「任總，前聯儲局主席格蘭斯班（Alan Greenspan）畢業自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喜歡古典樂；央行行長周小川愛歌劇。請問閣下的音樂喜好是……？」

　　或許這些提問，不會出現在香港的校園裏。”

講者：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

　　早上出席了立法會會議的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傍晚返母校香港大學與校友及學生對談。

　　他看來心情輕鬆。當有人問到，繼金融風暴入市後，港府還會不會有第二次入市干預時，任志剛還拿自己來開玩笑：

　　「如果發現有操縱市場的情況，例如盛傳某人要退休之類，也許我們就要提神了……」

　　惹來哄堂大笑。

　　在短短一個小時的對話裏，任志剛幾乎無所不談，對於頗敏感的退休以至薪酬問題，他也沒有迴避。

　　可惜現場雖然有不少學生，但提問卻了無新意，僅圍繞幾個主流的議題打轉，幾和立法會上的質詢無異。

　　為甚麼沒有人舉手問：「任總，你聽過年羹堯的故事沒有？」或者，「任總，前聯儲局主席格蘭斯班（Alan Greenspan）畢業自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喜歡古典樂；央行行長周小川愛歌劇。請問閣下的音樂喜好是……？」

　　或許這些提問，不會出現在香港的校園裏。

　　以下是港大社會科學院「與任志剛對話」的部分內容。

　　問：繼金融風暴入市後，港府還會不會有第二次入市干預？

　　任志剛（任）：我希望沒有。我希望我們的金融系統非常可靠，並足以抵禦任何干預的必要。

　　第一次的干預行動來得很痛苦（painful）。我們一向深信「自由市場」，但這個市場卻遭一群「金融作手」（market players）操控了，我們必須將之撥亂返正。

　　處理這個難關，我們得到的經驗是：失望、面對、解決它。

任總︰港元不會被人民幣取代

　　問：美元走弱，人民幣強勢。為甚麼不考慮讓港幣和人民幣、或一籃子貨幣包括人民幣掛鈎？

　　任：首先，歷史上美元不是第一次轉弱，勢頭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一定會有調整。

　　至於和人民幣掛鈎的問題。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的貨幣，在必要時我們未必有足夠的人民幣作出捍衞。關於人民幣可以在甚麼時候自由兌換，我想人人都想知道；總理就說過，滙率改革的過程，必須達到三個條件：可控、漸進、主動。按照這個原則，改革的過程可能慢，也可能快。

　　一籃子貨幣有其技術困難。目前我們的滙率很簡單：你給我若干港元，我給你若干美元；如改為和一籃子貨幣掛鈎，那麼，你給我1元港幣，我是不是要給你一點人民幣、一點日圓、一點歐元……呢？

問：港幣最終會不會被人民幣取代？

　　任：既然港幣不曾被美元取代，為甚麼會被人民幣取代呢？

　　根據《基本法》第111條（說着他從西裝口袋取出一本《基本法》）：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

　　這應該是50年不變的。也許你可以到2047時再問這個問題。

　　目前我們沒有計劃使人民幣取代港幣，也沒有時間表，就讓市場決定吧。

　　問：有批評指你得到了全世界薪酬最吸引的工作。你有甚麼回應？

　　任：我的薪金水平、合約細則等等，都是由財政司決定的，不是由我個人決定的。

　　此外，金管局的薪酬水平和私人企業看齊，不能過低，這是實情。否則我們如何吸納市場上的有能之士？這也是當初設計使金管局不隸屬公務員系統的原因之一。

為國家洩洪 香港也得益

　　問：人民幣持續升值，內地人購買力日強。對於香港為內地資金洩洪的安排，你有甚麼意見？

　　任：有序地疏導內地資金，穩定內地金融市場，對香港也有利。但較早前公布的「港股直通車」計劃卻未盡人意，那只安排一個城市、一家銀行、與一個市場，這注定是失敗的（recipe of failure）。

　　其實應該容許內地人在任何地方投資，不一定光在香港。因為只有當他們分散投資，並獲得穩定回報時，他們就不會出於安全感，而把錢通通儲起來。

　　為內地資金洩洪，其精髓是要幫助國家穩定貨幣與金融發展，令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得以持續下去，這對香港也有益。

　　問：有傳內地有可能取消其中一個黃金周。眾所周知，黃金周的內地客帶旺了香港的零售市場，如果真的取消掉，會不會對香港有不良影響？

　　任：我不認為取消黃金周會對香港很不利。

　　其實我寧願內地人隨時隨地、身懷巨款到香港來購物，不必局限在黃金周。

　　最後一個問題，是現場唯一一道由中學生發問的。對於這位女生的舉手，任志剛初表現得很高興，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可惜小妮子發問時只是照稿唸，用字工整如事先準備，不知有否令任總失望呢？

港生要有新思維 創業追內地

“許多大學商學院的畢業生欠缺salesmanship（推銷員的精神），自己沒有熱情，也沒有感染別人的熱情，根本沒有做企業家的條件。”

專訪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系副教授區玉輝

　　香港超級富豪的比例（擁有逾3,000萬美元資值者佔整體人口百分比）為全亞洲最高，但我們的創業率卻屬全球最低之一。

　　在成年人口中（年18至64歲者），僅3%從事創業，而一般已發展及發展中經濟的創業率，為8%；和我們比鄰的深圳，10.1%。

換言之，大部分香港人靠打工致富。

　　白手興家的富豪？久違了。

　　60年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勇猛、創業精神最澎湃的年代。
　　彼時的年輕人，不懂抽IPO，但肯捲起手袖拼搏，深信賣鹹菜花生也可發達。
　　多得他們，造就了今天的長實、恒地、新鴻基，為數以萬人提供工作、為社會累積無數財富。

但目前香港創業率低到這個程度，40年後，誰來接棒？

　　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系副教授區玉輝很着急：「香港的創業精神，好像消失了。」

文化：誰認識搞創業的叔伯兄弟？

　　「在矽谷，如果你想創業的話，只要到Starbucks蒲一蒲就可以了──很多人都可以給你意見。」但在香港，區玉輝說，創業的人少如片羽吉光，一般人若想創業，根本連商量的對象都沒有，「誰認識搞創業的叔伯兄弟？」他反問。香港欠缺的是創業的「基建」──社會根本沒有提供鼓勵創業的架構。

　　更嚴重的是，本地的創業文化，仍停留在舊思維上。

　　「舊思維是指過去那種山寨廠式創業手法-即做生產、一味挨、搞OEM。這早就不合時宜，可惜創新企業卻不成氣候。」

　　區玉輝口中的「創新企業」，是指發掘出市場空間、懂引入風險投資（risk capital）、甚至一開始便着眼全球的企業，例如一些開始嶄露頭角的web2.0（新二代互聯網，指相對於科網爆破後，較注重用家自主的互聯網時代）企業。

　　這些創新的企業注重的是新的市場和新的產品，絕非大多數人從事的、理念簡單如年宵攤位的買與賣。

教育：商學院只教出大企業的螺絲

　　也許還是要怪到社會頭上去。因為香港這種不注重創業的文化，某程度也是殖民地政策造成的：「過去，教育的目標只不過是為殖民地政府和工商界訓練人才，並非想有甚麼知識的流傳。」區玉輝說。

　　功利的教育程度加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國思想，毋怪乎香港成了一個重「專業」輕「創業」的「文憑社會」（credential society）。

　　「中小學太考試主導……許多學生只是盤算如何用最短途徑考獲五條A然後進入大學，再用最快方法畢業。」區玉輝說，聰明但不肯當書獃子的學生早在中小學已被「打殘」。只有少數此類「孬仔」可循「正路」踏上青雲路。

　　創業家不能只懂一門「專長」，必須有解決各種問題、和自行發現機會的能力。可惜中小學太早分科，不鼓勵多元智慧，而大學商學院又欠缺創業教育，結果只教出大企業的螺絲。

　　「為學生們布置作業時，如果你給他很多資源、很少發揮，他們可以幹得頭頭是道；但你若不予引導，任其發揮的話，他們就大呼救命了！」區玉輝不無感慨，許多大學商學院的畢業生欠缺salesmanship（推銷員的精神），自己沒有熱情，也沒有感染別人的熱情，根本沒有做企業家的條件。

思維：在內地最叻的人都去創業

　　區玉輝說，一個國家的創業率，和她本身的社會發展軌迹形成一種「U」形關係（圖）：



　　一個GDP相對較低的國家，基於生存需要，國民的創業意慾通常很高。例子包括阿根廷、中國、60年代的香港；而GDP很高的國家如美國，其創業率亦相當高；問題是正處於兩者中間的經濟體，這包括日本、一些歐洲國家、還有香港。

　　故香港目前身處的創業低谷，有其發展因素，一時難以扭轉。但政府並非無事可做。

　　「不一定需要作出金錢上的補助，但政府應當向有意創業和投資的人發出清晰信息：做啦，唔會衰。」區玉輝說，在香港，很多start up在萌芽（seed）狀態已無以為繼，因為根本沒有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願意投資，結果它們連成長（growth）的機會都沒有，遑論上市（IPO）。

　　香港不是沒有天使投資者，可是他們要不講多過做，要不根本不諳創新企業的經營模式，故不敢投資。至於欠缺足夠值得投資的項目，當然也是障礙。

　　「在內地，最叻的人都去創業。假如一個人一生中不曾創業，會被視為叻極有限。」這種鼓勵創業的風氣，令內地成了冒險家樂園。因此，即使有不少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把錢「泊」在香港，他們也寧可北上「採礦」，因為香港可供投資的創業項目實在太少。

政府欠透明度 澳門最大危機

講者：仲量聯行研究部董事陳錦平

　　像半杯水的道理，澳門現在究竟是歌舞昇平，還是開到荼蘼？

　　真是各有各的看法。

　　香港人最現實，那裏有商機，就到那裏去。

　　澳門旅業蓬勃，賭業興旺，港人紛紛過海搵食。那末，澳門會不會繼香港之後，成為另一個長安不易居？

樓市仍旺 需拓交通網絡

　　在香港總商會的午餐會上，仲量聯行研究部董事陳錦平從多方面剖析了澳門目前的形勢，並對其未來之經濟發展作出預測。

（一）地產市道

　　不出所料，席上眾人最感興趣的，就是澳門地產市道之前景。陳錦平斬釘截鐵說，他不認為目前澳門的地產市場供應過盛，反之，他甚看好中檔及豪宅市道。

　　「大量實質需求支持樓市，預計豪宅樓價今年可升一成，明年再升一成。」當然，陳錦平說，豪宅是投資者追捧的目標，至於中檔樓宇，一方面得力於當地人收入上漲而產生買樓意慾，企業迅速發展而招聘的境外駐澳人員亦會帶動中價樓的需求。

　　然而，澳門地產市場會否更上層樓，端視其他規劃之配合——特別是交通網絡。

（二）交通配套

　　陳錦平說，很多到過澳門的人都深受塞車和缺車之苦。他引述了一個調查指，滿意澳門的士服務的乘客只有一半，遠低於香港或新加坡。

　　四處大興土木、路面短小狹窄、公共交通工具短缺……都是造成澳門交通不便的原因。幸好澳門輕軌鐵路系統有望在2010/11年落成啟用，既可紓緩交通，亦可把澳門的中心點由本島轉移至路氹地區。

　　「當澳門的內部連繫進一步提高、環境更舒適可住時，預計更多內地人會喜歡這裏，並安置第二個住處，再進一步帶動樓市。」陳錦平三句不離本行。

（三）人力資源

　　澳門高速發展，對才十分渴求。目前澳門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少於一萬個勞動人口「冇工開」，預計未來三年再增加9.3萬個勞工空缺，本地人根本不足以應付勞工短缺，必須假以外求。

　　「相信屆時有九成空缺，將由港人或內地人填補。」陳錦平說，由於澳門要爭奪香港人才，又在會議旅遊（MICE）業步步相逼，有些人將澳門視作香港的另一個威脅，但兩者其實不可同日而語。

　　「兩者其實是互補關係。不是每一種展覽都需要碩大無比的場地。」此外，澳門經濟蓬勃，亦間接令更多人取道香港，再往當地，兩者其實是雙贏。

（四）最大危機

　　今年「五一」勞動節，澳門過千人上街示威抗議貧富懸殊，又觸發警員鳴槍逐客的意外，令人驚覺澳門繁華背後的一些黑暗面。

資源缺管治差 最大障礙

　　按陳錦平的觀察，目前有兩大限制頗大程度上將影響澳門的經濟發展。

　　首先是資源短缺。和香港一樣，澳門天然資源欠奉，很多原材料需要入口。在大興土木的情況下，建築材料的短缺更形迫切，入口量激增。但陳錦平預期澳門人收入的提高可作出補償。

　　此外，就是政府的管治問題。

　　席上有人問及某些發展項目的審批進度，陳錦平坦言毫不知情。他說，許多類似的發展項目都在排隊待批，但政府透明度欠佳，「這可能是澳門未來發展最大的危機。」陳錦平說。

出生入死 戰地記者寫下歷史

講者：Peter Arnett（著名戰地記者、1966年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人類的歷史，由戰爭塑造……因此我們書寫了歷史的第一稿（We write 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73歲的著名戰地記者、1966年普立茲新聞獎得主Peter Arnett，在浸會大學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的一個演講上說。

前越戰記者 32歲奪普立茲獎

　　他任戰地記者45年，32歲已摘下普立茲獎，近代美國最重要的戰爭-越戰和海灣戰爭-他都經歷了。是甚麼令他看破生死，一次又一次進入險地？

　　「戰爭中，真相是往往最早被犧牲的，我去，就是要保存那些真相……而一個普立茲獎，並不是記者的目標。」

　　1962年，曾為《花花公子》雜誌工作、又在別的傳媒機構混過一段日子的Peter Arnett，接到一項新任務：到西貢（Saigon）去採訪越戰。

　　彼時，他還未滿28歲，是美聯社的記者。這是他第一次採訪戰地新聞。

　　結果這一去，他總共在越南待了13年，還在當地娶妻生子，婚姻維持了20餘年。

　　66年，他才32歲，已憑一系列越戰報道勇奪當年的普立茲新聞（國際報道）獎，英雄出少年。

　　然而其戎馬生涯並沒有隨之結束。

　　得獎次年，他就幾乎喪生在越戰其中最慘烈的一場戰役（Hill 875∕875山坡）上；75年回國後，Peter Arnett已經40開外，這輩子大概也不會再進行類似越戰那樣的報道了，豈料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Gulf War），57歲的他被CNN徵召，一去15年，「出征」時間比越戰更長。

　　越戰時，他是初生之犢；此番海灣戰爭，他已是識途老馬。但兩次都讓他獨領風騷-抵埗才兩周，他就採訪了侯賽因，此後他是唯一一個成功在巴格達作出現場報道的記者，在隆隆炮火映襯下，Peter Arnett的報道開創了電視直播戰事的先河，CNN亦因此聞名天下。

　　「我們吃他們的食物，分擔他們的危險，有些甚至和他們一起送命。」談起戰地生涯，Peter Arnett展出一幅他穿上軍服，採訪越戰時的照片。當時的記者，許多都是第一次採訪戰爭新聞，他們隨軍出發，除了身上掛的是照相機而不是槍枝、上膛的是菲林而不是子彈外，其餘的裝束和軍人並無二致。所面對的危險當然也一樣。

　　Peter Arnett記得很清楚，67年11月，距他生日不遠，在接近柬埔寨邊境的一處越南高地（875山坡）上，他經歷了人生中最要命的48小時。

　　一天，軍中接報謂有320名美軍在875山坡上無故失蹤，奉命作出搜索。在隨團廿多卅名記者中，只有三位獲准上山，Peter Arnett是其中之一。

甘於不受歡迎 揭露戰爭真相

　　他們愈爬愈高，處境也愈來愈危險，終於遇上敵方的猛烈攻擊，雙方持續駁火至次日黎明。期間Peter Arnett累極，挖了一個地洞藏身，到他醒來時，已滿目瘡痍。

　　「我看見許多傷兵，有些還在哭。所有軍醫全部陣亡，指揮官也受了傷。」樹木被轟得東歪西倒，情景如地獄般可怕。

　　忽地一個炸彈從天而降，再炸死幾十士兵；須臾，第二枚炸彈又被拋下，正好落在離他20碼處，Peter Arnett心想此次必死無疑，豈知那顆炸彈居然沒有爆炸。他大難不死。

　　「有時我覺得自己不應身處此地，我感覺無用又無助，我不但幫不上忙，更成了軍人們的負擔。」但死去的戰友支持着他：「我知道，他們希望有人把故事繼續寫下去，那些有關軍人們英勇的、絕望的故事。所以我一直寫。」結果Peter Arnett至今未休。

　　Peter Arnett知道，記者絕不是受歡迎的人物，而戰地記者更甚-以越戰為例，當時的美國政府痛恨記者老是作出不利美方的報道，他們希望記者們多報道報捷的新聞，以爭取公眾支持。其中一些政客，為了阻止Peter Arnett繼續下去，甚至出動FBI調查他，希望藉抹黑終止其採訪生涯。

　　「可是我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共產黨。我只是個記者。」官方無可奈何，Peter Arnett則洋洋得意。

　　在演講中，Peter Arnett展示了多幅攝於越戰的經典相片。其中一張清晰展示越南將軍Nguyen Ngoc Loan，在西貢一條大街上處決囚犯Nguyen Van Lem，朝他太陽穴轟槍的相片（圖）。這是另一名美國記者Eddie Adams拍攝的照片，並在69年為他摘下一枚普立茲。

　　Peter Arnett稱讚對方勇氣可嘉：「各位，」演講中他向正舉機朝他拍照的攝影記者們說：「如果我此刻用手槍指着他的天靈蓋，」他朝身旁的年輕華裔助理比劃着，「你們還能夠這樣氣定神閒地拍照嗎？」他說，當時的Eddie Adams，目擊囚犯即將被處決，他屏息靜氣，半分也沒挪動。

　　戰爭會結束，政客會消失，國家也可能不存在，「但這些照片，將永垂不朽。」Peter Arnett以自己的身份為榮。

愈遲付帳 環保代價愈高

講者：加州副州長約翰‧加拉曼蒂（John Garamendi） 　　加州副州長加拉曼蒂周一甫抵香港會見商界，為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說時，幽了眾人一默。 　　他指着維港的一片灰濛濛，問眾人：「那是三藩市的霧嗎？（Is that a San Francisco fog？）」 　　那不是霧。那是我們被污染物籠罩的天空。 　　維港的上空，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恥辱。 　　但加拉曼蒂深明「一根手指指向別人，三根指頭指向自己」的道理，他於同一天，在中文大學的講座上，就坦承美國作為全球能源消耗最大的國家，過去十年，一直沒有好好關注環保問題-「我們抵鬧（We deserve the criticisms）」。 ◆香港做得遲 也有做得好◆ 　　「民調發現，美國人目前最關心的課題是伊拉克戰爭，其次就是環保問題。」他說，環保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的事，可惜目前的領導人小布殊對此漠不關心。 　　作為全球消耗能源最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也是溫室氣體排放最高的兩個國家，每日每國生產的二氧化碳達17公噸。 　　減排、開發再生能源，是大勢所趨。其中，加拉曼蒂特別以德國做例子，指該國實行綠色能源政策以來，成效驕人，值得效尤。 　　「花了十年時間，目前德國每年有20%能源，由太陽能或風能產生。」此舉大大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有助改善氣候暖化和空氣污染。 　　德國何以能在環保方面建奇功？關鍵在經濟誘因：只要用家安裝了太陽能或風能設施產電，再將之售予電力公司，政府就會給予保證回報。 　　加拉曼蒂稱讚，在已發展國家中，歐洲在環保方面下了最多苦功。除以上德國的例子外，歐盟早在零五年起實施針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交易機制》，為碳訂立價格，誘使個人和商界放棄使用含碳量高的產品或服務。 　　世界銀行指出，全球涉及碳的貿易額可達80億美元。此舉既為藍天出力，又可賺取利潤，應予力推。 　　香港在環保方面顯得處處滯後，但出乎意料地，我們亦有可供借鑑之處。 　　「在加州，我們每天起碼耗費兩個小時在汽車上，無可避免地製造污染。」港人則多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且標榜低污染的LPG（液化石油氣）巴士隨處可見，加拉曼蒂直言要向香港學習。 ◆要有藍天 付帳日子已臨◆ 　　隨市民環保觸覺日高，政府也更需要為污染出錢出力。席間有人請教加拉曼蒂，當政府要就環保事項向市民徵費時，有無良策？ 　　加拉曼蒂的答案是：「要不現在給，要不以後給。付帳的日子已經來臨（Pay me now, or pay me later. Pay days are coming.）。」 　　他指市民要明白：「如果我們十年前已開始為環保付出代價，今天就可以少付一些；同樣道理，如果今天不願付出代價，明天要給的就更多。」空氣污染與溫室效應問題，動輒禍延幾代，必須趁早對症下藥。

香港擅「造星」 北闖媒體商機

專訪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

去年十月七日，一個慶祝二十七歲生日的杭州女孩，大概造夢也想不到，不過短短一年，她竟然從一個沒沒無聞的「內地演員湯唯」，一躍而成聞名華人世界的「王佳芝」吧？

電影製造明星。電影製造神話。電影製造難以估計的經濟效益。

內地明星崛起 港還站得住？

再舉一個例子。當「選美」在香港漸次油盡燈枯，「選秀」卻已在神州遍地開花。其中最為矚目的，當數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這個品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零五年曾估計它值二十億人民幣（註1）。

二十年前，香港最紅的明星是張曼玉、周潤發、劉德華；可惜二十年後，仍是他們。

香港一度是華語世界的荷里活、是兩岸三地「造星業」最發達的地區，但隨著內地明星的崛起，香港還站得住腳嗎？

「香港明星的確不如過去般在內地橫掃千軍，內地人對他們的認同感漸漸減少…幾年前開始，內地有些MTV頻道，甚至已不播香港或台灣的作品了。可是香港人還有一著棋：在內地，沒有人像我們般懂做包裝和推廣。」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說。他從幾年前開始，就專責公司大中華地區有關媒體發展的業務，所接的客戶和案子，皆和電影、數碼廣播（見另文）等傳媒業有關。

目前港商要在內地從事大眾傳媒，制肘仍多，主要囿於政策：電視廣播外資半點沾手不得，即使是節目製作，也必須和當地公司合營。

「所以許多進軍內地的港商，轉而覬覦廣告銷售與節目製作。」香港商人黃宜弘、梁鳳儀的「勤＋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近期熱播的無線電視《歲月風雲》也示範了此一商機：和內地電視台合作，提供香港明星，還有製作和管理拍攝的專才。

但勞師動眾拍一套片子，不如捧一個明星來得實際。

捧明星拍廣告 勝賣碟收入

「香港的經理人公司如英皇、金牌，深諳包裝之道，其專業水準暫時仍領先內地同儕。」劉家明說，行內都知道，賣唱片根本賺不到錢。出一張碟子，宣傳活動一大堆，蝕錢是意料中事。真正來錢的，「是拍電影、接廣告、開演唱會。」特別是廣告，既可減少經理人公司的支出，又可以讓旗下明星於大街小巷持續地曝光，一箭雙鵰。

英皇娛樂集團行政總裁吳雨曾作比喻（註2），投資新人就像買股票，如果相信某新人將成「大藍籌」，一年內在彼身上投資千萬是等閒──因為只要一旦造星成功，就可以為企業帶來驚人效益。去年，集團旗下三大皇牌容祖兒、Twins及謝霆鋒，帶來的收入佔整體之百分之四十，即各單位分別為集團賺取2,000到3,000萬。

Sidebox:高清數碼廣播 奧運放異彩

數碼廣播在英國、澳洲、日本和韓國等地早已大行其道，這種傳輸制式的改革，可令頻譜容納更多頻道──用平易近人的話說，即是免費廣播的頻道將更多。

畫面精細 節目增互動

最快屆年底，無線電視將增加一個包括購物、交通等資訊的「高清台」，而亞視則將新設四個頻道（新聞財經、潮流文化、購物資訊、娛樂新聞）。無線透露將投資六億元添置數碼設備（註3）。

除選擇增加外，觀眾又可欣賞畫面更精細的高清（High Depth）廣播，甚至得到更互動的觀賞經驗：「例如在看新聞時，可以選擇是否接受額外詳細的訊息；觀看類似American Idol的真人騷時，可按遙控作出選擇。」麥肯鍚公司亞洲區企業金融咨詢董事劉家明說，高清節目的製作成本約比傳統的貴一成。

對觀眾來說，高清廣播對一些對畫面要求不高的製作，例如新聞，變化效果不大。但對旅遊、體育等「常青」節目，劉家明卻揚言，此將令觀眾耳目一新：「情況就如當年從modem 上網，變成寬頻上網一樣，一旦改變，用家就無法回頭了。」經常到日本出差的劉家明早被「寵壞」，因為在彼邦看球賽，「連腳法和表情都一清二楚！」他興高采烈地說。

劉家明更補充，電視機的更替，其實一直以來都和體育盛事──奧運──密不可分：「六八年日本奧運，電視廣播由黑白轉為彩色；零四年雅典奧運，薄屏電視取代了傳統的CRT電視；接下來的零八北京奧運，將實現史上首次數碼加高清奧運廣播。」

註1：2007年8月2日，《文匯報》副刊視野，《搞流行文化不如流行中搞文化》，保路
註2：2006人手8月16日，《香港經濟日報》商業，《新星得千萬元廣告，免蝕本》，陳倩敏
註3：2007年9月25日，《香港經濟日報》副刊專題，《千呼萬喚始出來》，蕭曉華

陳太葉太相爭 中西文化之爭

專訪香港總商會總裁方志偉

　　無官一身輕的方志偉，在香港總商會履新剛好一年。

　　這天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為同學們發表演講，談香港在全球化下的定位。

　　站在舊課室裏，面對年輕的新面孔，方志偉談得格外揮灑自如，在他身上逐漸找不到為官時的步步為營。

　　的確，回歸都十年了，連曾經一人之下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可走入街市和群眾天南地北，香港又豈能戀棧殖民地的餘暉，一成不變？

◆一場補選 兩太成鬥爭代表◆

　　一場意外補選，一個小小立法會議席，竟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請出來了。

　　坊間的焦點，是兩位官太太的衣着談吐與針鋒相對，而在方志偉眼中，二人所代表的中西文化衝突，卻更值得細味。

　　「陳方安生標榜的是西方價值：法治、高透明度、民主；葉劉淑儀高舉的，卻是東方美德：講求合作和妥協，避免正面交鋒，大家都聽老大哥的話。」曾被派駐紐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5年，後來又以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的身份，在日本待了5年的方志偉，對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敏感。

　　「九七年前，香港人盡一切努力融合、發揮西方文化的優點，九七年後，香港人又忙於鑽研東方文化的美麗。」在為本身定位的過程中，方志偉看到香港的優點：「我們讓兩種鬥爭的力量交流，從中走出新的路。」

　　在調整的過程中，許多人對變化感到疑惑，特別是對政府角色的轉變。過去，「積極不干預」被奉為金科玉律，如今，政府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最新的例子，就是大手入股港交所。方志偉已棄官從商，是否更接受市場主導這一套？

　　「過去，我們周邊的國家，像新加坡、台灣，都是大政府主義，因此，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就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很自然就把人才和資金吸引了過來。」過去我們盡攬優勢，是因為在亞太一隅，我們獨一無二。

　　但全球化把距離縮短、競爭加劇，近年大興土木的杜拜就以香港為目標，而中國的急速現代化，又已把多個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推上國際舞台，若要保持優勢，我們的思維，看來要轉。

　　就以對中國的角色為例，方志偉指出，隨中國由78年的改革開放，到01年的加入世貿，香港的定位一直在變：

　　‧78年以前：門戶（Gateway）

　　在這個階段，香港是往來中國唯一的路，只要資訊和人流暢通，我們就可以坐享其成。

　　‧1978年到2001年：樞紐（Hub）

　　香港工業北移，生產再不是經濟動力，被講究服務與精密計算的物流取代，香港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

　　‧2001年後：平台（Platform）

　　平台的意思，是指不限於實物交收的中轉站，更包括信息、資金、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為例，我們可以如此發揮平台優勢：

　　物流：香港的航運業已江河日下，空運暫時仍佔優勢，但「與其拉鋸，不如轉型」，方志偉指香港應力拓高增值服務，如和船務有關的軟件設計和服務。

　　商貿：許多來自歐洲的中小型公司到香港來註冊，着眼大陸市場，香港可以提供收購合併服務，成為歐資公司進入內地的夥伴。

　　專業服務：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人才-「香港有好多聰明人，目前駐內地境外人員，香港人佔最大部分」，方志偉說，香港的公關、市場推廣或廣告人才，專業水平高，在內地特別吃香。

　　金融：國家已表明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因此香港的金融服務仍大有可為。

◆建橋效率遜內地 官場要改◆

　　香港要變，香港的官員更要變。

　　方志偉曾在官場打滾廿餘年，深明種種官場積習，他不忍數落舊同袍，但舉了一個例子：上海的杭州灣大橋，02年經國家計委批准立項，03年奠基，今年已全綫貫通，預計明年通車；而港珠澳大橋，經過多年的折騰，現在仍在「講」的階段。

　　「港珠澳大橋由於牽涉三方利益，當然比杭州灣大橋複雜得多-這正是一國兩制的限制，可以很着數，可以不着數-但政府應承認這（決而不行）是個問題，應該盡量消減，勿給自己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