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經濟不放緩 中國難遏過熱

“「我們面對的最大危機，不是美國經濟衰退；而是沒有美國經濟衰退。」王慶說，如果美國經濟不放緩，中國的經濟過熱將無法冷卻，後果更嚴重。”

講者：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

　　內地受雪災牽連，美國經濟又現疲態，市場過去數周波動不已，加上今年又是奧運年，多種複雜因素扣在一起，未來的經濟與投資環境更叫人看不清。

四季喻經濟 雪災影響短暫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本周一出席香港總商會午餐會時，以春夏秋冬為喻，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可能出現的4種情況，輕易助人撥開雲霧。

　　近幾天，電視和報章都有鋪天蓋地的雪災新聞。內地通脹正在升溫，不測風雲令物資供應更形短缺，物價會否繼續飈升？

　　王慶認為雪災的影響只屬短期，故維持對全年通脹4.5%的預測（去年12月通脹為6.5%）。他認為，美國經濟衰退更應受到重視：「我們面對的最大危機，不是美國經濟衰退；而是沒有美國經濟衰退。」王慶說，如果美國經濟不放緩，中國的經濟過熱將無法冷卻，後果更嚴重。

　　他以中國政策取向為經，全球經濟表現為軸，預測本年度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4種情況（見圖）：


　　春（10%）：環球經濟無衰退，內地採緊縮經濟措施，以政策手段達致軟着陸（Policy-induced Soft Landing）；

　　夏（25%）：環球經濟無衰退，內地亦無任何緊縮經濟措施，經濟繼續過熱；

　　秋（60%）：環球經濟衰退，內地不必採取緊縮經濟措施，經濟軟着陸（Imported Soft Landing）；

　　冬（5%）：環球經濟衰退，內地同時採取緊縮經濟措施，經濟硬着陸。

　　「過去兩年，中國一直希望調節過熱的經濟，但都不成功。目前美國經濟轉壞，出口放緩，中央因此不必採更嚴厲的調控手段，對中國而言是件好事。」王慶引述摩根士丹利的報告指，預期美國經濟將出現溫和衰退：首兩季出現負增長、第三季平穩、第四季增長回升，全年最終經濟增長約1%。而受美國經濟的影響，內地的出口增長率將由去年的26%放緩至今年的16%。

　　王慶指出，如果美國不是出現經濟衰退的話，中國要嗎出現經濟過熱（夏），使貿易盈餘和外儲繼續往上飈，要嗎調控政策過緊（春），限制銀行借貸和遏抑投資，這絕非好事。因為若美國經濟不轉壞，中國出口勢必強勁，使熱錢流入，難以調控-「除非人民幣大幅增值百分之二十或以上-但我不認為這會在08年發生。」他估計人民幣今年內將升值7至8%，全年經濟增長為10%。

國債少外儲豐 奧運影響遜預期

　　王慶提到最近到美國出差，曾被問及中國是否有能力達到雙位數字增長，他認為可以，並提出兩大理據：

　　「中國的抵禦能力早已今非昔比。首先，國家債務水平為發展中國家最低，僅佔GDP的18%；此外，國家外滙儲備豐厚，達15個月進口需求，足以抗衡外來衝擊。」

　　至於大家都很關心的奧運，王慶認為其影響將沒意料中大。他以主辦城市對國家的人口和GDP貢獻為指標，比較過去6個奧運主辦城市的經濟表現後，指中國在奧運後的經濟表現，將不會出現和南韓一樣的衰退。

　　「首爾佔韓國的人口和GDP百分之四十以上，但北京不是；她應和阿特蘭大相似。」96年奧運後，美國的股票指數仍節節上升。

　　演講尾聲，王慶打出一張中、印、美、歐在過去300年對世界生產力貢獻的圖表，並引述一位歷史學家的預測道：「18世紀，中國曾獨佔全球生產力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目前形勢雖然不明朗，但屆2015年，大有可能又回到這個水平去。」

　　學者的預測能否成真，將比普選更快得到證實，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走出政經陰霾 港人再掀創業潮

“更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創業者不少是年輕（25至34歲）、高學歷（學士學位以上者）者，他們的企業以服務業為主，並有不少（75%）着眼全球，預期客戶並非只是塘水滾塘魚的香港人。
　　一個新的創業盛世，是否在隱然誕生中？”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譚安厚教授（Prof. Hugh Thomas）

　　１998至2004年間，本港的創業率僅3%，即100人中只有3人創業，是全球最低的之一。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創業率為4.4%。

「我有一個夢…………」香港人的夢哪裏去了？

　　孰料去年本地創業率來了個谷底反彈，勁升至10%，不但較美國（9.6%，但該差異在統計學上不顯著）高，還遠勝「宿敵」新加坡（6%）。

多屬高學歷青年 服務業為主

　　更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創業者不少是年輕（25至34歲）、高學歷（學士學位以上者）者，他們的企業以服務業為主，並有不少（75%）着眼全球，預期客戶並非只是塘水滾塘魚的香港人。

　　一個新的創業盛世，是否在隱然誕生中？

　　在香港美國商會有關「全球創業觀察」（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的午餐會上，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譚安厚教授顯得十分雀躍。這也難怪，香港創業率一直是全球（GEM的42個研究對象）最低之一，今年終於吐氣揚眉。

　　譚安厚認為這和香港已走出政經陰霾不無關係：「因為97回歸之後，我們經歷了金融風暴、科網爆破、沙氏襲港、還有董建華…………」台下泛起了笑聲，「如今我們已從低谷復元過來。」

　　調查中，譚安厚發現港人對創業的看法在這幾年來並沒有大變，比如說，視創業是理想職業、認為企業家應受尊重、覺得自己擁有創業技能與經驗者，比率和過去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心態。

　　過去，只有約兩成港人對創業的未來有信心，但去年卻有高達八成受訪者，覺得未來半年都是創業良機。是甚麼令港人眼前滿是薔薇色？

　　GEM的報告認為這和本港近年的經濟反彈，還有崛起的中國不無關係。此外，投資者的信心，相信也是關鍵因素。

　　「04年前，大部分投資者皆預期10年回報只有76%，等於『預咗蝕』；但去年，投資者預期10年回報高達365%。」譚安厚再滙報出一系列令人振奮的數字。投資者果然雄心萬丈，可惜本地創業家能受惠的，似乎不多。

　　里昂證券亞太恒富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何敏說，過去10年，他們共投資了19家企業，其中4家公司已掛牌上市，但全部都是內地企業，當中沒有一家香港公司。

　　「我在中大畢業，我在香港生活…………我也很想投資在香港的公司上，可是還沒遇上值得的。」他透露，去年共接獲624份企劃書，但只有18份是港人遞交的，成功獲得他們垂青的，零。內地的創業率高達16.4%，錢隨公司跑，難怪何敏說，他的同事都往北京、上海跑。他也不例外，目前幾乎九成時間都在內地工作。

基金投資新企業 似開拍電戲

　　何敏形容，基金投資新企業，有點像開拍電影：「即使這一套電影很成功，下一套也可能是票房毒藥。我們要挑選好劇本、好導演、好演員。」一旦點石成金，「我們固然賺錢，被我們選中的更是身價百倍，回報也許是我們的十倍。」基金以真金白銀投資，不得不慎重。可憐得不到基金青睞的創業者，很難經營下去。

　　所以譚安厚的報告也並非報喜不報憂。他們發現，高達54%沒有繼續下去的新企業，是因為無法獲利，惟有黯然離場。

　　即使如此，真正有志的創業者應該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實現夢想。

　　正如其中一名與會者、元創間LED燈光藝術設計的業務總監杜家禮說：「機會總是有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希望那10%創業的香港人，也有這樣的氣概。

奧運後中國 經濟繼續騰飛

講者︰遠東經濟評論編輯Hugo Restall

　　奧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否放緩？

　　有些人相信，為了營造歌舞昇平，凸顯大國崛起，中央無論如何不會在奧運前打壓過熱的經濟。但之後，就難說了。

　　一國經濟在奧運後迅速走下坡，歷史上不是沒有例子。中國的經濟將何去何從，太多人關心。

　　《遠東經濟評論》的編輯Hugo Restall，曾先後於《華爾街日報》和《亞洲華爾街日報》撰寫社評，他畢業自長春藤大學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學習亞洲研究，後來又在內地學習普通話，對中國的觀點有異於一般西方評論員。Hugo Restall不但不擔心中國經濟在奧運後有可能衰退，甚至認為即使發生輕微經濟放緩，也是利大於弊，因為這有助緩抑過熱的經濟，誠為中國經濟的「大好友」。

歐美縱轉差 中國內需勁

　　「如果奧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輕微放緩，這應該是正面的，因為國家的經濟已經過熱，溫和的減速可以接受……預計08年的經濟增長會比去年的11.5%減少1%左右，這樣的數字仍然傲視全球，對中國來說，不算一回事。」Hugo Restall上周在香港總商會的午餐會上，單刀直入。

　　他接着從四方面闡釋他的觀點：

　　一、奧運因素

　　「我們也許高估了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了。」Hugo Restall說，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奧運對她的影響力，遠不如當年對日本、韓國或墨西哥那樣，更何況，中國身處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實不能與當年的幾個國家同日而語。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心理因素居多。

　　「過去四年，國家投放了400億美元於奧運建設上，這對中國一年的GDP來說，不算甚麼。」

　　他認為，即使在奧運之後，不少大城市以至二綫城市，都有合理的大興土木的需要，經濟不會迅速冷下來。

　　更何況，目前的經濟活動既有實質支持，又無顯著勞工、生產、原材料入口或資金短缺的迹象，Hugo Restall相信奧運之後，經濟仍會繼續暢旺下去。

　　二、通脹與股樓市

　　過去數月，內地通脹持續升溫，但Hugo Restall認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讀：「價格增長集中在燃油和食品上，但其他消費卻有通縮迹象，故對待通脹問題不宜一概而論。」

　　他預計本年度的通脹勢頭將會減緩，但由於銀行出現負利率，加上不少人的財富得到增長，故人們選擇把資金投放在股樓市，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如果股市在奧運之後調整，這反而有助擠出泡沫，減少傷害。

　　「有人說奧運之後，人們會對固定資產投資失去信心，我並不認同，但我們不妨靜觀其變。」他說許多人認為內地的樓價高得不合理，但人們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高不可攀的豪宅上，忽略了實質需求。

　　「很多人的工資得到雙位數字增長，他們很自然地會為自己選購更好的房子，這和九七年的香港樓市截然不同。」

　　三、出口與內需

　　Hugo Restall認為通脹與股樓市都不會出現大問題，但08年真正的危機，相信和奧運無關，要提防的反而是美國與歐洲經濟衰退所引發的骨牌效應。

　　「歐美經濟放緩，相信中國的出口貿易將會受到壓力，這會使中國減少依賴對外的貿易，而更注重區內貿易。但由於中國產品在全球具備競爭優勢，故歐美的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亦會比對其他國家的少，因此預計中國的出口仍不弱。」

　　際此時刻，中央一直大力鼓勵的「增加內需」，可能即將出現拐點。

　　「消費品售賣反應理想，實質需求強勁，持續改善的待遇將進一步推高人們的購買慾。」這將為由於出口不利而受壓的貿易，帶來一場及時雨。

　　四、政治考慮

　　最後，與奧運沾不上邊的，Hugo Restall提到要留意中共領導層可能出現的政治角力。

慎政治鬥爭 望減行政干預

　　有別於鄧小平年代的「改革派」Vs「反改革派」，Hugo Restall認為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可分為「文科官員」（Generalist）和「工科官員」（Technocrat）兩大意識之爭。

　　「文科一派是忠黨愛國的主流，他們不少是地方上的官員，傾向給予地方商賈稅務優惠、銀行貸款來加速建設，這可以說是導致經濟增長過熱與通脹的主因。

　　工科出身的官員如朱鎔基和溫家寶，則注重價格穩定與中央調控，對經濟過熱絕不鬆懈。」

　　Hugo Restall說，大權在握的胡錦濤正在學習，目前他已採納了工科官員們的告誡，這從近月來央行的緊縮政策可見一斑。未來仍有待觀察。

　　他期望中央會採納更多市場手段調控經濟，逐步減少行政干預。

財儲豐厚快樂煩惱 財爺怎拆解？

“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專訪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

　　庫房水浸，還富於民之聲不絕於耳。

　　上文提及（1月5日《五分鐘聽一席話》），除派糖換掌聲外，政府既然手握大量財富，應帶頭推動經濟轉型，畢竟花無百日紅。

　　但應花多少錢？

　　而更重要的前設問題是：應留多少錢？

　　如果對於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沒有共識的話，也不會對該花多少錢有共識。這是個哲學問題。

　　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說，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

　　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

　　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港府儲備 遠超國基會建議

　　「說還富於民，但怎樣還？」鄧樹雄問。

　　他說，還富於民，其實很困難。「還富於民就是把政府的財富還給市民，通過的手法不外乎減稅減差餉。但這牽涉稅收與開支的管理，一般市民未必理解。」鄧樹雄說，必須先弄清楚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然後才是如何「善用財政儲備或盈餘」。

　　目前，一些人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不宜過多，減稅一定要大手筆，立法會更敦促制定財政儲備之水平。但官員卻寸步不讓，堅持儲備不能太少，並搬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要將儲備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30至50%，以應付收入波動及未來的人口老化。

　　但鄧樹雄認為，國基會的建議有商榷餘地。

　　「國基會根據極端不利的財經金融情況下，計算出一個國家需要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30至50%的外滙儲備，以維持該國幣值穩定。

　　但港元聯繫滙率制度有百分百美元的外滙支持，非浮動滙率制。

　　更重要的是，國基會建議的是一國的外滙總儲備，但港府自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存於外滙基金中，財政儲備只是外滙總儲備的一部分……以外滙基金高達1.2萬多億港元而言，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八成，遠超其建議的30至50%要求。」鄧在4月的一份財經月刊中曾寫道。

　　撇開國基會建議引起的爭論不談，對於港府應儲多少、花多少，自50年代起，從未有過結論，近10年來，爭議尤大。

　　鄧樹雄曾撰文總結過本港歷任財司釐定的「財備適當水平」，原來多年以來，準則差異甚大：

　　50年代，經濟從戰後復甦，當時的財政司歧嘉樂就訂下甚高的儲備最低水平：「在財政年度開始時，財政儲備應不少於該年度的預算稅收。」若該年是盈餘預算，則儲備比全年的預算開支還高。

　　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將之修訂為「不少於該年度預算經常開支的一半。」財政儲備的最低水平，被大幅調低至政府預算總開支的4至5個月。

　　70年代，夏鼎基認為應以儲備為政府負債作準備，餘下的是「自由財政儲備」，而這部分，「應不少於預算政府總開支的15%」。根據鄧樹雄的比對，該準則比60年代的稍高，約等於5至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

　　80年代，彭勵治刪除了有關儲備準則的部分，而繼任的翟克誠卻強調儲備「相對於整體政府開支的比率仍會保持遠在50%以上」，亦即不少於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和夏鼎基的相許不遠。

　　90年代，由於回歸問題，中英就香港應維持多少財備爭論不休，而麥高樂堅拒為財政儲備訂出任何正式準則。

　　回歸後，賣地收入急漲，98年的財政儲備高達4,400多億元，相等於27個月的政府總開支。曾蔭權當時作為特區首任財政司司長，不但提出儲備「要用來穩定港元聯繫滙率」，以堵截議員要求動用財政儲備的聲音，同時，他還首次提出上下限安排-下限相當於1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上限為26個月。

　　由於當時的財政儲備已達曾蔭權提出的上限水平，各界猛烈批評。梁錦松於01年繼任財政司司長後，先取消了儲備穩定港元聯繫滙率的功能，又修訂新準則為「不少於12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輾轉之間，我們又回到50年前戰後的水平上去。

何謂適當儲備 再度諮詢公眾

　　唐英年於03年接任財爺時，政府的財政儲備已不斷累積至甚高水平，各界再次動員「還富於民」，於是在07年度的財政預算上，唐英年曾為此作出回應，但對於準則為何，「他選擇了不答。」鄧樹雄說。

　　但出乎意料地，當翻閱本屆財政預算的諮詢文件時，鄧樹雄卻發覺政府再就本港「財政狀況的穩健程度」和「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諮詢公眾。上月月底，政府公布本年度財政儲備有4,199億元。

　　「政府很少這樣問，這是否代表在即將公布的準算案中，會寫下新的財政儲備準則呢？」研究本港稅制多年的鄧樹雄說，《基本法》107條定下了本港「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在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政府需要有足夠的財政儲備，但《基本法》卻沒有提及財政儲備的準則，苦煞一眾財爺。

用盈餘推經濟轉型 勝派糖

“「派糖很容易，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成功轉型，就要動用盈餘和儲備，資助研發……南韓在98年金融風暴後翻身很厲害，他們把3%GDP花在研發上；而我們只有0.79%。」鄧樹雄說…聰明地運用儲備也好，都涉及重大的理念轉變，「這些都需要負責任的官員去處理。」”

專訪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

　　罕有地，當財政司司長仍在為2月的財政預算案籌謀時，特首已率先在去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上，宣布減稅。

　　既然政府都敢開出減稅期票，各界更不敢怠慢，紛紛擇肥而噬。年薪千萬的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率先呼籲政府「還富於民」。

　　打工皇帝、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亦促政府向中產提供稅務寬免。各政黨的扶貧措施更是五花八門。

　　不計外滙基金投資勁賺的千億元（其分帳將撥入財政儲備），本財政年度首八個月已錄得506億元累積盈餘，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預計全年盈餘有700億元，花旗報告更進取，估達750億元。這使曾蔭權有足夠信心宣布，把來年薪俸稅標準稅率減至15%，公司利得稅減至16.5%，使政府每年少收50億元。

好景退稅 不景加稅 不利民生

　　庫房水浸，明顯不過。除了派糖與派更多糖外，豐厚的盈餘，難道沒有更好的出路？

　　「香港向來奉行財政穩定、審慎理財，和西方那一套『反景氣循環』的理念不同……特首眼見經濟景氣而提前宣布減稅，是意料中事，可見他血液中一直有這種傾向。」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說。

　　從殖民地開始，香港即以審慎理財為原則。回歸後，《基本法》107條更把這種理念寫進憲法：「……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審慎理財的理念，是指在政府財政緊縮時，減開支，增稅收，努力平衡赤字；而在經濟暢旺時，則還原稅率，還富於民。

　　這是香港一貫的做法，我們亦早已習以為常。

　　只有一次例外。

　　98年度，當年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預算案中提出減稅、減差餉，彼時的政府赤字是230億元；99年，他再推出多項寬減措施，紓緩市民負擔，那年，政府預測財赤更高，達360億元。結果從98到00年兩個年度，政府的財政負擔大增至500億元。

　　「當時政府回應了社會需要，與民共度時艱（而把審慎理財暫擱置在一旁），這在歷史上十分罕見，深具特殊意義。」鄧樹雄說，當時財政儲備豐厚，政黨又不斷施加壓力，致政府的財政哲學似乎有所轉向。但這只是曇花一現。

　　香港經濟自2000年起持續不景，從98至04年，累積赤字已高達1,900億元。卒在梁錦松任財爺的03╱04年度，政府決心大力消滅財赤，結果犧牲了市民。

　　「直接稅、間接稅一起加，各部門都收到『財政信封』，被勒令嚴控開支。可見赤字當前，政府不得已服從其一貫財政紀律。」鄧樹雄說，從政府角度看，力求收支平衡以穩定港滙、穩定經濟，無可厚非；可是從社會意義看，經濟不景時面對加稅、好景時獲退稅，市民面對的經濟波幅被加劇了，損害的是民生。

　　「港府向來的做法（好景退稅，不景加稅），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但對民生、對社會服務，卻會有很大影響。」鄧樹雄說。

政府不帶頭 經濟轉型難

　　今年股樓大旺，通脹及資產泡沫急漲，再加上減稅、增開支，形同火上加油，恐造成經濟過熱。更甚的是，一旦景氣轉向，政府將少了擴張手段來重振經濟，屆時市民便無法得享雪中送炭。

　　鄧樹雄明白，經濟暢旺如此，市民想有糖派是合理要求，正如金融風暴至沙氏期間，市民願意和政府一起勒緊肚皮一樣。但是，「如果經濟周期短、復甦快，市民當然接受；但假如面對的是長期的不景氣呢？到另一次經濟不景，我們又接受緊縮的生活條件嗎？」港人善忘，回歸後的經濟低迷，早就成了明日黃花。

　　正如現在已沒有人提「經濟轉型」一樣。鄧樹雄手握的新一屆財政預算諮詢文件，也沒有提及。

　　香港經濟倚賴四大支柱行業：金融、物流、旅遊、工商服務。但這些「支柱」要不正在萎縮，要不被周邊城市蠶食。可是，在「市場主導」、「積極不干預」的大旗下，沒有人敢嗆聲。

　　「董建華和梁錦松提出了使產業結構更均衡的看法，建議做多個中心、發展新興產業、搞高新科技。可惜，當年無錢可花。」鄧樹雄說，要經濟轉型而不用政府帶頭、不花一毛錢的，全世界都不曾發生。

　　商界短視，不喜談長期發展，有風險就退縮，能做回老本行的都不想轉型，他們不施壓，政府不會行動；工業界有轉型壓力——數以萬計在珠三角從事加工貿易的廠商，因為中央和廣東政府的新經濟發展策略而需被迫轉型——可是他們的聲音不夠力，特區政府除了幫他們搬走以外，甚麼忙也幫不上。

　　「派糖很容易，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成功轉型，就要動用盈餘和儲備，資助研發……南韓在98年金融風暴後翻身很厲害，他們把3%GDP花在研發上；而我們只有0.79%。」鄧樹雄說，社會和諧與扶貧，和產業結構和教育都有關係。

　　以教育為例，政府最大的開支是教育，約佔全部開支的五分一。「可是，由於政府開支佔整體GDP太少——只有16%——因此教育佔整體GDP少於4%。在最發達的經濟體中，教育應佔GDP的8至9%。」鄧樹雄說，香港進行了一連串教改，錢都花去了，但達不到重心。我們迷信小政府，認為不亂花公帑才好，結果該花的都沒花。

　　經濟轉型也好，聰明地運用儲備也好，都涉及重大的理念轉變，「這些都需要負責任的官員去處理。」鄧樹雄說。

港人熱情好創業 社企有可為

“一般港人大概聽不出這官樣文章有甚麼問題。但應邀出席的兩位英美社企專家，不知會不會交換一個諒解的眼色，並且發出同情的感喟：啊，革命尚未成功。
港人對社企的理解──（一）這是以慈善為號召的中小企，和（二）社企應以扶貧為目標──都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講者：Simon Tucker （Young Foundation副總監）、Chris Cusano （Ashoka總監）

　　特首曾蔭權競選時曾承諾大力發展社企，他上周四在社會企業高峰會上發言時，便提出了一系列推動社企發展的措施。

　　他發言時承認，社企在香港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他最擔心的就是這會否對中小企造成不公平，及其扶貧成效如何。

　　一般港人大概聽不出這官樣文章有甚麼問題。但應邀出席的兩位英美社企專家，不知會不會交換一個諒解的眼色，並且發出同情的感喟：啊，革命尚未成功。

港人對社企的理解──

　　（一）這是以慈善為號召的中小企，和

　　（二）社企應以扶貧為目標──都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來自英國的社企專家Simon Tucker出身商業顧問公司McKinsey & Co.；而生於美國的Chris Cusano，大學一畢業就加入Burma Issues，長期在泰緬邊境從事人權工作。他們迥異的背景，正好說明社企用人的不拘一格。

　　套Chris Cusano的話，把一群成功的社會企業家和一群成功的商人放在一起，雙方很快就會互相了解，因為「他們都有同樣的動力、創意、互信與策略思維」。

商業頭腦+古道熱腸

　　而Simon Tucker則更加直截了當。他說，香港的創業精神應該比英國還強，在這裏社企大有可為，而且完全能在區內起到帶頭作用，「香港的發展，不必限於金融及貿易中心。」

　　發展社會企業，需要商業頭腦與古道熱腸兼備。而這正是香港人的強項。

　　社會面臨種種問題：從氣候暖化到人口老化、從貧窮到饑荒、從疾病到污染、從居住問題到教育問題……在這一座座大山面前，Chris Cusano說，政府、企業、公民的力量都有不足：

　　˙政府擁有強大資源和權力，但是創意不足，決策過程緩慢僵化，而且政治阻力不小。

　　˙私企有效、有錢、有蹺，但沒有民意基礎，而且一切以金錢掛帥，向來不兼顧弱勢社群。

　　˙公民參與是一種新力量。人們自發助人，食腦又落力。可惜他們的資源最單薄，幾乎微不足道。

　　社會企業正正屬於上述的第三種力量。這種力量正在冒起，在各個待解的難題裏它們的參與愈來愈重要：小額貸款、環保、健康……甚至資訊科技- 「Wikipedia（維基百科）就是一個例子，網民助人自助。」Simon Tucker說，社企根本不必囿於扶貧與解決就業問題（見另文）。

走第三條路 慈善與市場兼得

　　結合了創新和慈善精神，社企能為官╱商╱民無法單獨解決的社會問題，提供能持續發展的商業方案。Simon Tucker說，它的好處有幾方面：

　　‧全情投入。社會企業家也是企業家，他們都擁有強烈的信念，可以為理想付出無限熱誠。

　　‧以客為尊。私企由於利潤考慮，有時未必照顧用家的真正需要，社會企業家卻為服務用家而生。他們急人所急。

　　‧團隊精神。有不少社會企家，是受惠於上一次科網熱潮的Start Up founders（科網創辦人），他們推崇團隊精神，而且使命必達。

　　‧專業服務，客串收費。許多參與社會企業的，都是精英與專業人士，他們一方面憑個人的地位與優勢大賺特賺，另一方面卻想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不計酬勞為社企提供專業服務，十分「超值」。

　　Chris Cusano說，社企最大的作用，是把社會的資源作出更佳之分配，使既解決社會問題，又帶來市場機會。

　　「我今天給你說的你都可以忘記，但你一定要記住這點：社企將為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systematic change）。」Chris Cusano說。

SideBox: 優秀社企家 更大影響力

　　Chris Cusano服務的Ashoka組織，其中一項使命，是發掘優秀的社會企業家，授予Ashoka Fellowship，推動其發揮更大影響力。在高峰會上，Chris Cusano特別舉了兩個例子：

1.Ron Layton（服務貧窮國家裏種植咖啡豆的農民）

　　產自埃塞俄比亞的咖啡豆價錢一點也不便宜，可是由於它從生產、出口到上架的流程中，存在大量中間人，農民所得十分卑微。Roy Layton跳出「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框框，想出一個法子幫助農民：效法法國的酒莊。

　　法國的紅酒、香檳皆以出產的莊園為品牌，那是一瓶好酒最值錢的地方。Roy Layton想：為甚麼咖啡豆不可以呢？

　　於是他為這些窮困的農民打造品牌，把版權交予他們，使農民可以直接介入市場，並能享受品牌效應帶來的好處。

2.Andreas Heinecke（服務身體有缺陷的人）

　　許多人提起傷殘人士，只想到他們「殘」的一面，卻忽略了他們「強」的另一面。

　　比如說，盲人的聽力特別好，而聾子又特別能觀人於微。德國人Andreas Heinecke靈機一觸：為甚麼不針對傷殘人士優勝的一面，為他們提供機會，並為社會提供良才？

　　於是，他嘗試為盲人提供電話訪談的工作-他們對於受訪者的吞吞吐吐，特別敏感，又為聾人提供機場的檢驗工作-如果有人攜帶違禁品，神色總有一點不尋常。

　　「這樣做，並不是行甚麼好心；純粹因為他們將會比別人幹得更好。」Chris Cusano介紹Andreas Heinecke的工作時說。他說，社會企業家改變人的觀念、想法和價值，這就是它能翻天覆地之處。

沃爾瑪落戶神州 店大不欺客

“畢竟身處中國這樣一個冒險家樂園，既誘惑處處，亦危機重重。即使強大如沃爾瑪，也得既有雄圖偉略、大刀闊斧，也要細細籌謀，步步為營。”

講者：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陳耀昌

　　崛起的中國，是任何一個跨國集團夢想開拓的市場。

　　沃爾瑪集團（Wal-Mart）1996年才在深圳開設他們在中國的第一間店，十餘年光景，已經在全國遍地開花，不久前才慶祝了他們在北京開的第一百家分店。

　　在中國僱用了超過4萬人、服務近500萬消費者的沃爾瑪集團，憑甚麼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顧客至上 價格領先

　　在上周貿發局舉行的「國際貿易經濟論壇」上，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陳耀昌以「沃爾瑪拓展中國市場之道」為題，娓娓道來他們的成功方程式。

　　全球第一間沃爾瑪在1962年成立於美國阿肯色州（Arkansas）一個小鎮上，擺明車馬為顧客提供最廉價的貨品。如今落戶神州，宗旨仍然不變。

　　沃爾瑪雖然財雄勢大，卻絕不店大欺客。「售價、貨品種類與食物安全，是中國消費者最滿意沃爾瑪的地方。」陳耀昌說，沃爾瑪吸引顧客，不但貨品價格低廉，更重要的是服務體貼：免費送遞、穿梭巴士，皆旨在利誘顧客，使他們死心塌地，不作他選。

　　能夠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貨品，沃爾瑪的本土採購策略功不可沒：「我們盡量採購本地產品，與當地的農民、生產商合作，壓縮成本。」陳耀昌說，沃爾瑪共有兩個由中央管理的分銷中心，又通過第三者進行質量監控，確保效率與質素。

打造本地團隊 與供應商共舞

　　貴為在全球擁有3,000分店的龐然巨物，沃爾瑪並無輕蔑他在中國的合作夥伴。

　　「大部分沃爾瑪的合作夥伴，都是中國的中小企。」陳耀昌說，他們不但不恃勢凌人，反而樂意幫助夥伴成長，最終令自己得益。

　　陳耀昌舉了一個例子，10年前，沃爾瑪其中一個供應商是個只有16名員工、年銷售額僅38萬元的小店。

　　但隨着雙方關係愈來愈緊密，這家小小的供應商現已擁有400名員工，年銷售額暴漲至1,700萬元。

　　此外，沃爾瑪亦注重人才的培訓。「零售是勞工集中（labor intensive）的行業，我們亦大量起用本地勞工，落力培訓。」

　　和早些年大不一樣，如今在中國做生意的外資，除了注重業績、帶動就業、提供服務外，亦當緊跟中央政策，即不忘「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兩個大原則。

　　以沃爾瑪為例，該集團不但注重售賣食品的安全（直接影響民生），亦非常關注環保和能源節約，以「可持續發展」為己任。

　　此外，集團亦引入西方那套文化，鼓勵員工當義工、利用公餘時間為社會出一分力，促進社會和諧。

　　

港澳「聯婚」 做亞洲服務娛樂中心

“單去澳門，「很令人尷尬，」若換成「澳門-香港」遊，那麼，「太太開心、家人開心、CEO也開心！」他說，因為「香港不會令人尷尬」，說到此處，大前忍不住哈哈笑。”

講者：大前研一博士
　　
出身顧問公司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 Inc.）的大前研一，是世界知名的「策略大師」，擅長以恢宏視野，洞悉時局。

　　他周四應貿發局「國際貿易經濟論壇」之邀訪港，以「下一個世界經濟大舞台：全球化下亞洲的機遇及挑戰」為題演講，不但點評多個亞洲國家的未來，又建議香港與澳門珠聯璧合，上演21世紀的「雙城記」，在全球大舞台上，迸出光芒萬丈。

亞洲夢幻團隊 生產iPod

　　大前研一說，東亞各國雖無聯盟之名，卻有聯盟之實。各國之間，以中國為中心，貿易頻繁，經濟環環相扣：

　˙中國依賴台灣提供管理、出口、資金與就業；

　˙韓國依賴中國的自由貿易區；

　˙中、台、韓均依賴日本的技術及關鍵零件；

　˙日本依賴中國的起飛復甦經濟（大前打趣道：「這對漸呈老態日本企業來說，效果相當於服食『偉哥』。」）。

　　而最能形象化地呈現各國間之緊密合作的，是iPod。

　　大前說，iPod由位於美國矽谷的蘋果電腦提供概念和設計，交予印度的工程師開發，並由日本和韓國提供記憶體與零件，生產於台灣公司設在內地的廠房，活脫脫「是亞洲的夢幻團隊」。

　　而亞洲各國之中，除中國以勢如破竹之態大步崛起外，大前最看好的，是台灣。

　　「只有台灣人，才精通日語、國語和英語。」大前說，不少高科技產品都依賴日本提供技術和零件，將之放在內地加工生產後，再出口美國。只有精通該三語的台灣人，才能應付裕如。因此在未來的亞洲大舞台上，台灣的角色將最矚目。

　　「這使日本在市場上必須向上流，集中發展品牌和高端技術；而韓國則被迫往下走，攻佔更低端更廉價的市場，否則無法生存。」大前說。

那香港該往何處去？

　　「香港曾經為中國的現代化貢獻良多，但在目前的時局中，已不再舉足輕重。香港經驗對中國來說，亦不再獨一無二。香港必須轉型，做亞洲區內的服務及娛樂中心，才能服務中國與全球。」大前研一說，香港不是要和深圳融合，而應與比連的澳門融合，攜手力推專業服務、娛樂與購物。

澳門經濟名大於實 與港互補

　　澳門自開放賭牌後，人均GDP已超越香港，四處大興土木，可見策略成功。可是人才不足，生產力也名大於實：「在賭城拉斯維加斯，每個遊客的平均逗留時間為3.6天，可是在澳門，只有1.1天。」大前研一說，澳門沒有具規模的酒店和商場，大型會展設施與服務也不及香港先進。如果兩地結合，可得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應。

　　「拉斯維加斯只有娛樂設施，可是澳門加上香港，卻娛樂與會議兼得，多棒！」更重要的是，單去澳門，「很令人尷尬，」若換成「澳門-香港」遊，那麼，「太太開心、家人開心、CEO也開心！」他說，因為「香港不會令人尷尬」，說到此處，大前忍不住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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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A Whole New Mind》， Daniel Pink

　˙《The Mind of the Strategist》， Kenichi Ohmae（《策略家的智慧》，大前研一）

　˙《The Borderless World》， Kenichi Ohmae（《無國界的世界》，大前研一）

　˙《The Invisible Continent》， Kenichi Ohmae（《看不見的大陸》，大前研一）

　˙《The Next Global Stage》， Kenichi Ohmae（《全球舞台大未來》，大前研一）

兩岸統一 可效企業合併

“「假設你想和男朋友分手，但又懼於他一屋子的硫酸、滿口袋的兇器；對方其實也不想把你殺掉，因為他要為此坐牢。有甚麼辦法，可以使你盡管心不甘、情不願，也不講分手呢？」
…答案是「對我更好」。”

講者：聯華電子公司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雄

　　隨明年初立法委員選舉和總統大選的逼近，在陳水扁刻意挑釁下，台灣島內的藍綠抗爭開始白熱化。日前拆除「民主紀念館」（前稱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匾時，更引發流血事件。

統一公投 化解爭端

　　陳水扁為了選票而持續操弄統獨議題，加劇社會矛盾，有企業家終於忍不住發炮，以頭版廣告向總統嗆聲，一石激起千重浪。這位企業家就是台灣集成電路（IC）產業龍頭、聯華電子公司的榮譽董事長曹興誠-陳水扁於2000年上台時，禮聘的國政顧問團之一。

　　曹興誠的倒戈相迎，使陳水扁公開怒罵了他20分鐘，指那是「生意人操弄政治」。這一罵，倒使曹興誠提出的「兩岸和平共處法」，更受矚目。

　　在上周四舉辦的「香江論壇」上，曹興誠提出應以企業合併的眼光，來解決兩岸問題。

　　「企業之間的合併有兩種：善意的，與惡意的。後者聽起來很可怕，但仍可合法，只要程序合乎正義就行了。」曹興誠說，大陸想統一，台灣人感到那就像惡意收購那樣可怕，但現實不必如此。他早前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如此解釋：「大陸要統一，那麼開條件出來，老百姓是老闆，同意就合併，不同意就表明條件不成熟，大家再商量，也不傷感情。」他早在11年前、於前副總統陳誠之子、台灣前監察院長陳履安競選總統時，就已提出這個看法，惜當時時機不成熟。

　　但目前已具備了有關條件。

　　第一，99年，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提出，台灣獨立現象的改變，需要經過全民公投來決定。曹解釋，「『統一』就是『獨立現象的改變』，可見這並沒有排除統一。」

　　第二，05年內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其中提到了要「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因為這最符合兩岸利益。

　　「把這兩項加起來，就是我提出來的『兩岸和平共處法』-即是用《台灣前途決議文》中的『公民投票』，來界定《反分裂法》裏面的『和平方式』。」曹興誠說，大陸若想統一，那就應尊重民意，主動提出「統一公投」，而台灣則不必舉辦獨立公投，「投票後，大家都沒話說，就好像選了陳水扁出來一樣。」曹興誠續道，全民公投的好處是，「兩岸不花一兵一卒、一槍一彈，只費一天工夫，就可以達成統一，並可消滅了內部的統獨聲音……要賣台，大家一起賣。」

撤飛彈批超級CEPA 免台獨

　　緊接曹興誠發言的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雄，一語道破此乃「虛統實獨」，謂它最可取之處，是把主動權交給中共，賭對方不敢輕易發動公投：「台灣除了沒有大使館外，基本上和獨立國家沒有分別啊。」只要台灣不談分裂，維持統一的可能性，那兩岸的關係就可穩定下來。

　　他又以男女關係來為兩岸關係提供出路：「假設你想和男朋友分手，但又懼於他一屋子的硫酸、滿口袋的兇器；對方其實也不想把你殺掉，因為他要為此坐牢。有甚麼辦法，可以使你盡管心不甘、情不願，也不講分手呢？」沈富雄說，答案是「對我更好」。

　　「只要大陸對台灣更好，給予的條件比CEPA更CEPA，又把飛彈通通都撤走，台灣人都會感動得不得了，不必辦甚麼獨立公投，因為捨不得呀。」沈富雄笑道。

內地民主化 統一和平路

“當中國大陸和台灣一樣民主，擁有相同的經濟生活水平時，擁有民主包容的中國大陸還會以武力威嚇反對台灣獨立嗎？對這樣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大陸，台灣還需要反對中國統一嗎？…香港的民主今天，就是大陸的民主明天。”

講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海峽交流基金會首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

　　今年不但是香港回歸10周年，也是兩岸重新開始交往的20周年。

　　自中共於49年建國、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兩岸交流中斷了38年，至87年台灣當局准居民回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逐步恢復。

　　期間，兩岸分別成立了「海協會」及「海基會」，分別由唐樹備和陳長文出任代表之一，進行商討，他們是歷史締造者。

　　一晃眼，20年過去。

　　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有意再次締造歷史，在周四的第二屆兩岸論壇上，玉成二人再度同台演出。結果這對老拍檔不負眾望，一個回顧過去，一個前瞻未來，領聽眾走進時光隧道，穿越未來。

唐：挺「一個中國」 一切可談

　　恢復交往20年來，唐樹備指中台關係經歷了起、落兩個階段。

　　從87年底至93年初，是49年以來，兩岸關係最好的。當時台灣以開放探親為起點，開創了民間往來的新局面。

　　其後，海協會與海基會在92年，於香港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九二共識」，使雙方能在擱置爭議、交流對話的核心精神下，為93年的「汪辜會談」奠下基礎。

　　但是，「從93年汪辜會談後到現在，兩岸政治關係急轉直下。」唐樹備說。這和李登輝、陳水扁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獨不無關係。

　　盡管經歷了這些起落跌宕，唐樹備指中共對台政策的三個基本元素，一直不變：

　　（1）堅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及對台獨絕不妥協。

　　（2）穩健：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至胡錦濤，都以「穩健」為上，即先壯大內地本身的實力，以創造解決台灣問題的環境，使之對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最有利。

　　（3）同胞情：「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江澤民），「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綫希望，我們就會百倍努力」（胡錦濤），為免同胞再受妻離子散之苦，將盡力避免戰爭。

陳︰「一國良制」勝「一國兩制」

　　對唐樹備來說，陳長文應該是個難纏的對手。

　　陳憶述二人初次會面時，唐給予他的「震撼教育」：「唐樹備提出，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又提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一部分。」這段對話已記入歷史。

　　陳長文開宗明義，指「統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過是公共政策的選項。」他說，在台灣，只有極少數人支持統一或支持獨立，大部分人都希望維持現狀。

　　「兩岸都應不斷在自由、民主、均富等價值上，追求制度的進步……試想，當中國大陸和台灣一樣民主，擁有相同的經濟生活水平時，擁有民主包容的中國大陸還會以武力威嚇反對台灣獨立嗎？對這樣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大陸，台灣還需要反對中國統一嗎？」陳長文說，對台灣人來說，這樣的「一國良制」，將比「一國兩制」更具說服力。

　　他認為兩岸應以避戰、務實、謙卑及體諒的態度，思考未來的關係。

　　而香港，就是深化民主、推當中國民主的動力，我們的普選，也將成為民主與否的指標。

　　「香港的民主今天，就是大陸的民主明天。」他期望香港全面普選之日，不必等到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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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box︰「海協會」與「海基會」

　　1987年11月，台灣開放人民到內地探親，逐步恢復中斷了38年的兩岸交流，使台灣不得不調整其對內地的「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政策。

　　當局更因此於90年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由這個得到台灣官方授權的民間仲介機構，處理官官「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陳長文被任命為首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而為方便與海基會接觸及商談，中共中央台辦及國務院台辦，則於91年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由汪道涵出任會長。

　　由此，兩岸政府以「海基會」與「海協會」會談形式，多次進行商談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