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12, 2010

香港也步入「低IQ時代」嗎?



翻開大前研一的新作《低IQ時代》,愈讀愈觸目驚心:談的明明是發生在日本之種種「集體智慧衰落」現象,但對照香港,何其相似。

一窩蜂:自己沒有甚麼判斷的標準,只會跟隨大部分人的選擇。例如,一本書受到吹捧,所有人都去買那本書看,令它長踞暢銷書榜,一強獨大。電視上說「吃納豆有助減肥」,就忙不迭去搶購納豆,說「早上吃香蕉能瘦身」,又去囤積香蕉。人家說某套電影「很感動」,便千方百計購票進場,在差不多的情節,同聲一哭。

不動腦筋:很多人不想思考,甚至畏懼思考,如果不能想也不想便有答案的,最好二選一了事。這見諸電視台以搞笑和胡鬧的遊戲節目為主打、新書以簡單做招徠,吹噓「三分鐘學會XXX」,「十二小時成為XXX」、填鴨式教育固然受到唾棄,取而代之的是幾近鼓勵不勞而獲的「輕鬆上課」。

凡事情緒主導,怠於研究討論——這在政治上尤其明顯。大前曾經參選東京都知事,與麥肯錫團隊花了半年時間,精心策劃了一份政策白皮書,可是卻受到冷待。記者看也不看便直批那場選舉沒有政策、沒有結果,上電視台造勢,主持人也只懂問是非題,重視候選人的立場多於內容。政治家為達目的,簡化議題,挑起大眾情緒,然後借勢為己用。

集合聰明人 卻沒令施政更有效

以上是否耳熟能詳?各位不妨自行把香港的種種光怪陸離,一一對號入座。

大前說,日本人個別的IQ可以很高,但當許多人集合成一個團體後,卻出現集體IQ低落,結果迷失20年不止,還在全球化的洪流裏被甩在後面。香港何嘗不是如此?個別政府官員可能「好打得」,從外面招攬的人才也個個獨當一面,可是這麼多聰明人集合在一起,沒有令施政更有效、令民情能上達,卻每每反應遲鈍,鬧出笑話。

如果你說這是制度的問題、是官僚的錯,那麼,為甚麼有些國家卻能突圍而出,展現非凡的集體高IQ?大前特別點名稱讚三個國家:美國、德國、新加坡。

美國雖然因為金融海嘯受創至深,但仍掌握了全球40%的經濟,它的國力即使有所消減,但在21世紀中葉之前,仍會是世界的中心。美國憑甚麼?大前說,憑開放的移民政策,吸納全球最優秀的人才。

德國和韓國不過是中規模國家,不如美國強大,卻因為能成功對應全球化,化危機感為動力,故能成為贏家。

至於小規模的國家中,大前認為新加坡最值得學習。新加坡最突出的是重視教育教策,竭盡所能為國家的未來,努力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擺脫社會低智 靠自己站起來
大前認為,要根治社會的集體智慧低落,說難不難,只要有一位非常優秀的領袖就可以了。這個領袖須具備四項能力:指示方向、指示程度和方法、具體示範、把會的人帶進來。新加坡的李光耀、英國的戴卓爾夫人、中國的朱鎔基,都是表表者,他們都能在國家面對危機時,力挽狂瀾,開啟盛世之端。

偉大的領袖可遇不可求,我們可以憑自己力量,掙脫社會的集體智慧衰落嗎?當然可以。大前說,要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有三大兵器:英語能力、IT知識、金融素養。如果你覺得自己未符條件,不要緊,只要你有這樣的危機感,拒絕思考懶惰,坐言起行就可以了。

大前說,「即使國家衰退了,個人還是有無數的方法可以讓自己不跟着衰退。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依賴國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真符合香港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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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低IQ時代》

作者:大前研一

Monday, February 01, 2010

反高鐵捉錯用神 官民雙輸

專訪:沈旭暉(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反高鐵一役使「八十後」成了最炙手可熱名詞,「世代抗爭」也因此變為熱門話題。

有人擔心社會將走向激進,官員們也對此嚴陣以待,但研究國際關係的青年學者沈旭暉卻不以為然。

若從抽離與宏觀的視野出發,把「反高鐵」與60年代席捲全球的學運相比,就會發現反高鐵所謂的「偏激」,實在「小兒科」。

既然事件沒有甚麼大不了,沈旭暉說,政府應放下「滅火」心態,認真聆聽其中的正面信息,才有利社會進步。

反高鐵沒串連 偏激屬小兒科

「『反高鐵』是一樁個別事件,它沒有和其他城市的學運有所串連,在學術角度來看根本不算一回事,只是其他人過度演繹了八十後的行為而已。」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說。

沈旭暉口中的「大串連」,是指在60年代末,全球不約而同捲起的青年運動。

法國的「5月風暴」是其中之一,「一些學生甚至計劃炸燬羅浮宮,整場運動充滿無政府傾向與浪漫主義。」學生們以哲古華拉、毛澤東和存在主義大師薩特(Jean-Paul Sartre)為偶像,滿載革命的激情。在學運的高峰期,法國全國有20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遊行。

藉群眾運動 塑世代身份認同

同期,美國也出現一波又一波反越戰浪潮。嬉皮、吸大麻、「make love no war」、樂與怒等文化與態度貫穿整場運動,挑戰社會價值。

無獨有偶,「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也在這年展開。「這種發生在全世界青年身上的亢奮,並非偶發性。」沈旭暉說,年輕人如此投入於群眾運動,除了一腔革命熱情外,也反映了他們多麼渴望凸顯自己與上一代的不同。

這種以群眾運動的形式來塑造一個世代的身份認同,在反高鐵事件中亦表露無遺。沈旭暉說,劃分世代的,不是年齡,而是一些共同經歷的特定事件。他在一篇文章裡說:

「人們在青年期對某些政治事件的第一身經驗,對於構成及後對政治的認知系統有著重要的影響,而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經歷了同一的事件而產生共鳴,這便會構成一個世代。」

反高鐵燃起了年輕人的熱情,因為當中鼓吹的保育、可持續發展、本土文化等價值,都是引起「八十後」世代產生共鳴的元素,「這和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或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並無衝突。」沈旭暉說。可惜一件有正面含義的事件,卻落得政府得不到聲望、青年達不到目的的雙輸下場。

正面回應訴求 利社會進步

「政府對事件的定性有問題,忽略了當中的正面價值。」沈旭暉以清拆皇后碼頭作對比,謂當年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回應積極得多,她事後把保育準則納入發展土地的既定程序中,改變原來的遊戲規則。但這種「對口」的回應卻沒有出現在反高鐵事件裡。

此外,反高鐵的組織者也有責任,「在同一個運動裡,有太多信息混雜其中,從保育、『發展不是硬道理』,到鼓吹本土文化,甚至爭取民主、反對功能組別。訴求不夠清晰,結果受眾只選擇性地抽取了部分信息,扭曲了整個運動的意義。」然而沈旭暉強調,青年運動當然有其激進的一面,組織上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政府若能接納其中比較正面的信息,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一味擔心年輕人是否和泛民合流、有沒有被外國勢力煽動,實在捉錯用神。

「發生六七暴動後,當時的政府便回應得很好,結果誕生了『香港節』、9年免費教育、10年建屋計劃等。」法國經過「5月風暴」後,龐畢度接替戴高樂當上總統,他不但推行經濟改革,亦回應了增加福利的訴求,並積極推廣文化、藝術,其做法也值得港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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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術上的意義外,反高鐵運動也給擔任青年組織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的沈旭暉,帶來另一些啟發。

「身邊朋友中,有些反對興建高鐵,表現得比較激進,像林輝(他是Roundtable Community的總幹事);但也有些本身不熱衷政治、身為專業人士的舊同學,覺得高鐵事件被政治化,於是『反反高鐵』。」

他將致力為Roundtable吸納理念南轅北轍的年輕人,「一個組織的同質性太強,就會失卻多元文化。我們要把光譜撐大,才可以發掘更多學術研究空間。」沈旭暉的理想是在香港建立兩個具規模的智庫,一個著眼於國際層面,另一個關注本地議題。他即將前往位於華盛頓的Brookings Institution,為這個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擔任訪問學人,正好順道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