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8, 2009

網上成本低 用「免費」開拓商機




06年暢銷書《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作者、科技雜誌Wired編輯Chris Anderson,上月一出新書《FREE》(暫譯《免費》)便先聲奪人。

首先他得到另一才子、《Tipping Point》與《Outliers》等書的名作者Malcolm Gladwell「垂青」,對方以一篇水準甚高的書評向《FREE》的理論基礎提出質疑,遂引發一場頗文明的筆戰,引起不少讀者注意。

網絡免費下載 登暢銷書榜

其次為表「言行一致」,Chris Anderson宣布該書可利用Amazon的電子書Kindle及於網站Scribd免費下載(省下US$26.99!),此噱頭大收宣傳之效,使該書一舉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

更重要的是,「免費」之勢由網絡席捲現實,報業正是首當其衝的一員。金融海嘯下全球多份報章不約而同因為廣告收入劇減而精簡人手、瀕臨倒閉(或已經倒閉),而予取予攜的新聞網站或免費報紙卻一枝獨秀,更令人關注免費對報業生態的衝擊。

作者指免費此一銷售手法由來已久,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買米送食油、訂購雜誌送贈品、簽24個月合約可獲手機零機價……然而大家心知肚明,免費通常只是引人上釣的餌,顧客最終還是要付全部代價,「先免後費」,因為世上並無免費午餐。

然而,當數碼化愈來愈深入日常生活,「完全免費」似乎真的不再是神話──我們上YouTube聽歌看戲、用Gmail收發郵件、於facebook和新相識眉來眼去……真的不費一文錢--問題是,這些服務供應商如何從中取利?這樣的模式會長久嗎?

網上資源平 經營成本續減

作者說,過去,經濟學有所謂scarcity(有限)的說法:土地、食物、原材料等,終有耗盡的一天,而且因為供應有限,所以價格不可能是零。

但數碼世界卻充斥abundance(無限),更因為科技的一日千里,使網上的資源愈來愈便宜。記憶(storage)、處理(processing)、頻寬(bandwidth)的成本每年以倍數下降(Moore's Law),經營者的成本只會與日俱「減」。

Google就是把免費運用得出神入化而財源滾滾的表表者(它市值200億美元,08年盈利比任何一家美國的汽車或航空公司都多)。其經營手法一言蔽之,就是先以免費策略搶佔市場,再從中取利(「by handing out a lot of things to make money on a few」)。

Google的核心業務是甚麼?是搜尋器。而且愈多人上網、網絡世界愈複雜,它的運算愈準確(和以前的搜尋器剛好相反)。換言之,Google的目的,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包括提供大量免費而有用的網上資源(電郵、地圖、搜索、文書處理等)使人們上網的時間愈來愈多、對它的依賴性愈來愈大、向它提供的個人使用習慣與資訊愈來愈豐富,使Google的搜尋愈來愈精準。然後Google便可以提煉這些信息,壯大它的廣告業務!而且不要忘記:即使免費用戶與日俱增可能造成負擔,它的經營成本只會隨着科技的發展愈來愈低(舉例,每18個月,Google為你提供電郵的成本,將下跌一半)。

當然,不是所有產業都可以複製Google的這套免費模式致勝,而且正如Malcolm Gladwell所質疑的:Google的成本真的可以視作零嗎?以YouTube為例,雖然上載一條影片的成本極低,但將之乘以750億卻是個龐然大數。

報業「微收費」 「山大斬埋有柴」

Gladwell引述Credit Suisse的分析報告,估計在今年內,單是頻寬成本(bandwidth)就會花掉YouTube3.6億美元。

對報業來說,Google這種幾近以本傷人的免費模式,對市場的衝擊尤為迫切--每一個報業老闆都在問:過去的收費/訂閱模式是否必死無疑?兩年前梅鐸買下《華爾街日報》時,無視90萬訂戶帶來的堅實收入,揚言取消訂費,但他終於後悔。目前《華爾街日報》的部分內容完全免費,以保持流量,而另一方面,鐵桿訂戶數量雖少卻維持了收入的穩定。

傳媒大亨還有新實驗:微收費(micropayment)。和訂閱模式不同的是,讀者只須為個別詳盡閱讀的新聞付出很低的價錢便可,經營者期望「山大斬埋有柴」。

收費、免費、微收費,哪個會主導未來?Chris Anderson盡管提出了免費模式的觀察,未必可下定論,還待時間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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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FREE》

作者︰Chris Anderson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拓內地航空市場 鞏港「大城市」地位

講者:太古(中國)有限公司主席 陳南祿

  考考你的常識:威尼斯、長安(今西安)和羅馬這3個偉大的歷史名城,有甚麼共通點?

  答案:它們都曾是交通要塞。

  一千年前,當商賈絡繹不絕地往返於絲綢之路時,長安城多麼繁華似錦。

  但隨着海、空交通發展起來,絲路冷清了,長安也黯淡了。一個大城市的命運,就這樣和它的樞紐地位交織在一起。

助賺外滙就業 推廣旅遊

  太古(中國)有限公司主席陳南祿,最近在香港集思會一個探索世界大城市興衰的研討會上,便以「大城市」為題發表了這個看法,並檢視香港未來優勢何在。

  從歷史回到現在,如今世上最繁盛的大都會--倫敦、紐約、法蘭克福、香港、新加坡--無一不是航空樞紐。而它們都擁有一間強而有力的本地航空公司。

為甚麼航空公司對一個大城市如此重要?出身國泰航空的陳南祿解釋箇中原因:

  1.賺外滙。「航空公司有如把一張張空凳開往不同地方,再把一機機外滙載回來。」陳南祿說,去年國泰的860億收入中,75%來自外滙。

  2.投資、建總部、成為重要僱主。國泰一共在香港僱用了26,000名僱員,對本地經濟貢獻不少。

  3.推廣旅遊。

  4.承擔社會責任。陳南祿記得,沙氏期間有一架由香港往台灣的客機,只得一名乘客,而該乘客最後還沒有登機!而當時來往香港與美國的,更只有國泰一家航空公司,「只有本地的航空公司才會為你捱義氣啊!」他說。

  關於航空公司如何協助把一個城市打造成樞紐,陳南祿舉了一個例子。

  由香港往斯里蘭卡哥倫坡(Colombo)的本地乘客向來不多,為甚麼兩地之間可以有直航?

  原因是航空公司把巴黎、倫敦或法蘭克福等地往哥倫坡的乘客都集中到香港來,如此便能湊上足夠人數,承擔得起這條航綫,並方便了港人。這就是由一間航空公司的「網絡優勢」(network strength)帶來的「乘數效應」(Multiplying Effect)。

  「你把世上所有『死前一定要去的地方』之旅客人數加起來,都不及法蘭克福一地的遊客多,為甚麼?就是因為這些『勝地』的交通不方便,大大影響了到訪人數。」由此可見強大本地航空公司,如何對樞紐城市產生貢獻。

優化機場 拓展內地市場

  陳南祿說,當年新加坡不得已獨立時,為了掙扎求存,總理李光耀宣布要建一座世界一流的機場,就是明白欲晉身為大城市,必先成為重要交通樞紐的道理。

  香港國際機場每年迎送4,800萬乘客,世界排名第五。陳南祿說,香港是個「天賜的交通中心」:

  「如果以香港為中心,用五小時的飛行距離為半徑劃一個圓圈,可以到達所有亞洲的大城市,並覆蓋世上一半人口。」

  話雖如此,我們仍需精益求精,力保樞紐之地位,並從三方面鞏固優勢:

  1.優化機場設施

  2.壯大本地航空公司

  3.發展旅遊業等配套政策

  其中,龐大的中國市場更是個不可忽視的寶藏。

  陳南祿說,西歐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德國等,每年約有35至40%人口乘搭國際航綫;在亞洲,日本的比率是12%、韓國為10%,「在中國,比例可能低於1%!」換言之,這個13億人口的市場增長潛力十分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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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崛起︰楊汝萬闡述「香港未玩完」

  陳南祿在國泰浸淫多年,自然加倍覺得航空公司對大城市舉足輕重。

  當日研討會上另一位講者楊汝萬教授,則從更宏觀的角度,補充了這個說法。

三大興盛要素 地理創新政治

  楊汝萬說,一個一時無兩的大城市之崛起,通常有三個因素:

  (1)地理。城市的地理位置發揮着永恒的作用。珠西一帶的江門、佛山、肇慶,位處水路交通要塞,曾經千帆並舉,在明朝末年盛極一時。但後來隨着陸、空交通發達,這些城市也隨之衰落。

  (2)創新的經濟與技術。一個大城市,必須有新的立足點,創造財富:「工業革命時,英國曼徹斯特因為紡織業而成為大城市;1910年代,美國的底特律因為汽車業而崛起;1920年代,上海作為多個外國的租界,凝聚了大量人才和資本;1960年代,矽谷冒起,帶旺了三藩市。」楊教授一口氣列出多個這樣的故事,不一而足。

  (3)政治環境。曾為「東方之珠」的上海,40年代因為政局轉變而一落千丈,直到90年代浦東發展才重拾光輝。

  數百年前,西安(當年的長安)亦因為政治中心的轉移而漸漸失色;德國的柏林,也在希特拉時期位處高峰,最後因二戰而衰。

不能吃老本 還看產業創新

  把這些條件套用在香港上,楊汝萬認為,「香港未玩完」:「香港交通中心的地位穩如泰山,海運、空運都很發達;政治方面,由於『一國兩制』要成為台灣的楷模,所以未來政治環境亦不容有失;但在創新方面,則要更加爭氣,不能食老本了。」不知道「六大產業」可會是個好開始?

Monday, August 10, 2009

Malcolm Gladwell教你 看巨變由小開始

講者:Malcolm Gladwell(The Tipping Point作者,《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

暢銷書作者Malcolm Gladwell首度訪港發表演說,四小時的講座盛惠門票$6,000(註1),單憑這點已先聲奪人。
值不值得?
其實不必深究。一場演講的破天荒高價,只不過反映知識經濟的主要特徵:知識有價。而且名氣越大,財富越鉅。
「書中自有黃金屋」,Gladwell先生為這句中國古話下了最佳註腳。

6,000元聽講座 Gladwell顯身

從2000年開始,Gladwell共出版了三本書:The Tipping Point(2000),Blink(2005),Outliers(2008)(見「延伸閱讀」)。三本都是曾高躆《紐約時報》榜首的暢銷書,其中首兩本單在美國,便各自賣出了超過200萬本,令Gladwell名利雙收。

本次演講共有兩個講題,各長一個半小時。題目一是Gladwell的首本名作「The 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題目二為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 Crisis(解構金融海嘯;見另文),Gladwell以說故事的形式,娓娓道來人性弱點如何捲起世紀海嘯,風格與他的幾本著作類似,毫不欺場。

還記得什麼是Tipping Point(引爆點)嗎?
直覺上,我們以為改變總是個緩慢、漸進、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間必須傾盡人力物力來改轅易轍。但Gladwell說,大部份翻天覆地的改變(transformation)並不漫長,而是一觸即發的,且多由看來不值一提的因素主導而成。那個從無(或很少)到有的一瞬間,就是tipping point。

舉例,九十年代初,紐約市曾以高罪案率而惡名昭彰,居民亦已接受了這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必然代價,並深信除非引入大規模的變革,否則將束手無策。但奇怪的是,從93年到96年的三年間,紐約市的罪案率竟奇蹟地暴跌:謀殺案下降三分二,嚴重罪行大減一半。追查之下,Gladwell發現警方並非出動了什麼驚天動地的手段,他們只是勤於打擊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罪行:禁止公眾地方塗鴉、嚴拿垃圾蟲、搜捕地鐵瞞票等,孰料這卻把不少嚴重罪行消滅於萌芽之間。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柏林圍牆倒塌、金融風暴...都是由不大起眼的原因迸發出超乎想像的結果,「巨變的關鍵就是:它往往發生於一瞬間。」Gladwell說。

要把一種行為或產品,在短時間內從不為人知打造成風行之物,還需要兩個要素配合:(1)改變人們的既有想法,(2)利用有社交影響力的人作推手。

以蘋果電腦為例。蘋果的iPod並不是第一部MP3音樂播放器,也不是最好的,它之所以能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整個市場,因為它不把自己定位為予人感覺複雜的「電子產品」,而以超簡潔的外型與用法,自我定位為「潮物」。同樣,iPhone不以「手提通訊裝置」自居,反而標榜它是反映自我的玩意,便能成功取悅市場。在打破舊有框框方面,Gladwell 盛讚蘋果電腦「美妙絕倫、天才!」

交際好手 難被社交網絡取代

如果看過The Tipping Point的話,對以下這個字應該頗有印象:Connectors。
Connector是指很有「社交影響力」(social power)、朋友來自各行各業、彷彿沒有人他不認識的超級交際好手。他們是形成tipping point的靈魂。全靠他們「咩人都識」,才可以把一些陌生的意念,在短時間內滲透各階層。

Gladwell說,Connectors的精髓不是「識得人多」 (know many people),而是「識得不同類型的人多」(know many kinds of people),他們可以進入不同的社交圈子,涉足「不屬於自己的世界」(belong to the world they don't belong to),擁有超強的社交手腕與交際網絡,是整個tipping point的推手。

說到這裏,引起我的好奇。The Tipping Point面世(2000年)時,Facebook、Twitter等網上社交網絡仍未誕生,Connectors自然都是身邊認識的人。但今時今日,一個在網絡世界受萬人擁載的「明星」(比如說超過1,000個FB「朋友」,或過萬Twitter「跟隨者」),是否和現實世界的Connector一樣,擁有同樣強勁的社交影響力?

Gladwell對此有保留。他認為,人際關係的兩端分別是「親密度」(intimacy)和「數量」(size & breadth),即設想你畢生只有兩個朋友,你們之間的關係必然很緊密;若你的朋友數目超過1,000的話,其中點頭之交應大不乏人。因此,關於社交影響力,「這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如何對「大部人」都產生「一些」影響力。Gladwell認為,網上朋友∕追隨者成千上萬的,未必有時間和所有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繫,亦難和現實中的Connector相提並論。

對tipping point這個題目著書立說,Gladwell說,他希望這可以幫人們建立正面的「趨勢」──畢竟,只要你懂得竅門,再巨大的轉變,都可以由小事開始。

註1:主辦機構Next Chapters透露,200多名聽眾中,付全數門票的不足三成,其餘大多享有一些優惠。另外,由於他們與不同的商會合作推廣是次講座,故此不少聽眾是以企業為報名單位的(佔七成),出席者亦以管理層為主,如香港總商會總栽方志偉、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饒恩培、數碼通總栽黎大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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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著作 全登榜首

Malcolm Gladwell寫了三本書,而大部份讀者,都把它們全部看過。對這三件作品,Gladwell自己有這樣的看法(引述自維基百科):

「我希望讀者從The Tipping Point知道,再大的改變都是可以發生的;至於Blink,我想讓人認識直覺的重要性;說到Outliers,是想探討「整體」對成功多麼重要。成功人士之所以突圍而出,並不是純綷因為本身的努力;這是許多人與許多環境因素造成的。」

Gladwell:海嘯是一場精英的失敗

「這不是一場由無知造成的災禍。製造海嘯的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人。這是一場精英的失敗。」Gladwell說。

為什麼這麼聰明的人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原因就是他們過份自信。

Gladwell引述一些心理實驗指出,當一個人擁有的訊息越多,他對事件正確判斷的機會並不會進步很大,但他「認為」自己對的機會,則越來越高。換言之,認知和判斷之間的落差(mis-calibration)越來越大。

人性另一弱點是,當我們認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很高時,就會誤以為自己在其他方面都一樣優勝(illusional control)。這兩種過份自信的情況發生在「有識之士」身上尤其多,而華爾街更是聰明人聚集之地,毋怪乎引發的問題更複雜:

「成功帶來自信、自信帶來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成功引起過度自信…結果出現災難。」Gladwell說。

雖然Gladwell同意大部份快樂的成功人士都有幾分自視過高,但關鍵是不要走向極端。

「我們應為金融世界注入一點謙遜。」這位來自紐約的精英如此說。

Saturday, August 01, 2009

《香港華爾街的孩子》 反思投行生涯


在處女作《香港華爾街的孩子》面世之前,28歲的投資銀行副總裁妍宇已接受了不少傳媒訪問。記者形容她「人生100%完美」:

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會考9優狀元、芝加哥大學碩士、甫畢業便被投行羅致、已覓得如意郎君……連串令人艷羨的形容詞下,倒更令我好奇,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姑娘,會如何書寫自己?

結果使我意外。妍宇如此形容自己:「生於香港,擁有八分之一的馬來血統,80年代新移民的獨生女,死心塌地的亞洲人,通曉5種亞洲方言。畢業後一直在香港的華爾街工作,卻始終是不折不扣的狂想一族……」她用「根」來描述自己,而不是像大部分精英那樣,忙不迭以成就來代表自己。憑這份謙遜,我已覺得本書值得向學生推介。

曾經對「我的志願」迷茫

往下看,更引證了我的想法。首先,妍宇的文筆很好。第一章「窗緣的女孩」,乃06年香港青年文學獎散文組亞軍作品,堪當中文會考範文。其次,妍宇觀察入微,你能感覺到她在描述事物後面,有一顆敏感的心。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她很能刻劃年輕人的心態。比如說,許多人以為妍宇是天之驕子,必然自小躊躇滿志—— 非也。她和你我一樣,也曾對自己的志向很迷茫:

「理科老師勸我當醫生、文科老師讓我唸法律、父母說還是會計來得實際……於是,我每每在腦海裏一遍又一遍重寫『我的志願』這篇作文,執筆、擱下、着墨、塗改,成了我人生最棘手的題目。」她就是如此坦率。

讀妍宇的《香港華爾街的孩子》,很難不把它和《Liar's Poker》作比較,因為執筆的,都(曾)是年輕的投資銀行家。Michael Lewis當年作為Salomon Brothers的初生之犢,耳聞目睹投資銀行的光怪陸離,辭職後寫下《Liar's Poker》一書,把華爾街的貪婪與狂妄描寫得淋漓盡致,堪稱財經書中的經典之作。基於市場考慮,妍宇不是沒寫投行的花絮(比如說面試的情況、銀行家放生大閘蟹求好運等等),但刻劃人性顯然不是她的目的。她的文章比較像隨筆,很老實地反映內心世界,卻沒有怎樣描繪投行的生態,也不對行業作出批判。

盡管如此,妍宇也在末章作了一番反省。她在引述一個「銀行家與漁夫的對話」前,這樣說:

「在眾人捧腹大笑的背後,我回頭想:我不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小學、中學、大學,反正考到哪一家便去哪一家;畢業了,有投資銀行向我招手,就一直做到現在。我們的人生,真的是如此無選擇嗎?大半輩子後,我也會如此欷歔嗎?」

投資銀行的確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它不光代表財富,更代表認同與地位。相信9月開學後,不少打算考進投行的香港大學生,會把《香港華爾街的孩子》當雞精書「刨」。我不期望一本書能改變社會對「精英」的迷戀,只希望學生看這本書時,多反省自己的志向,然後才決定是否投身其中。畢竟你的生命,不應該由一份職業來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