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ember 24, 2007

胡錦濤重視弱勢 謀持續繁榮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世人對大同世界的追尋,今古皆然。”

講者:石齊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十七大政治報告的主旨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這樣一句長達31個字的「主旨」,對香港人來說,頗有無從入手之感。

  兼任鳳凰衛視評論員的石齊平教授,在香港中華總商會「十七大的啟示」研討會上,教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兩個詞上:⑴小康社會,和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小康社會』是目標,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路徑。」石齊平作出簡單的解讀。

毛澤東時代:三劑瀉藥

  1917年11月7日,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後,進入共產主義時代,歷時74年,至1991年結束。在這一段時間,整個社會由兩種價值操控:計劃經濟和公有制。

  哲學家馬克思指出,18世紀冒起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和效率,但卻過分強調優勝劣敗,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針對此一缺陷,馬克思建議重塑兩個價值:社會公平和社會公義。可是蘇聯卻在實行這兩種價值中,不知不覺地踩入誤區。為了公平,實現了平均分配、計劃經濟;為了公義,社會資源因此不允私人擁有,結果產生公有制。

  「兩者皆違背市場經濟的精神,亦因此不鼓勵個人的積極性。」石齊平說。

  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問題在初期並沒有顯示出來。50年代蘇聯朝太空射發第一枚人造衛星時,甚至震懾全球。順理成章地,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成立時,就把蘇聯的一套也引進來了。

  結果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不但吸收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還加上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光頭兩樣就足以把生產力和人的積極性都綁死了!而文革更徹底地『去私化』,把個人的『私』妖魔化。

  「中國吃的這三副藥,都是瀉肚子的藥,結果瀉得一塌糊塗、奄奄一息。」石齊平繪影繪聲地說。

鄧小平時代:兩副補藥

  但中國命不該絕。1978年,被打倒了三次的鄧小平,以74歲的高齡,再度復出。鄧小平17歲時,曾遠渡重洋,赴法國留學,浸淫在這個國家期間,他對市場經濟深有體會。再加上回國後,親身經歷了社會的衰敗,鄧小平心中更加清楚要為國家的未來,下一個重要決定。

  卒在79年的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向。

  「『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可是不能明說,因為社會的意議形態包袱仍很重……也不能貿然衝向『公有制』這堵牆,只能在牆角挖幾個洞,開出一條活路。」石齊平說,把特區搞起來後,中國又費了相當功夫,終在今年年初,通過象徵保障個人私有財產的「物權法」。

  「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石齊平引用《經濟學人》報道物權法在中國通過那期的封面標題說。「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正是兩帖撥亂反正的大補藥,幸好中國「體質特別好」,沒有出現如拉美國家般走向市場化時出現的大亂子。

  「因為中國人有一種『見錢眼開』基因,所以挺得住。」石齊平說完,引來哄堂大笑。

胡錦濤時代:一煲靚湯

  從1978年到現在,經過了「發展是硬道理」、「先富一部分人」後,中國國力日盛、外儲急增,但市場經濟造成的缺陷,也跑出來了-環境被嚴重污染、生態遭肆意破壞、貧富懸殊加劇……

  領導人開始問一個問題:「當前的繁榮是可持續的嗎?」石齊平說,解決之道是要照顧弱勢社群,即重建公平公義,也就是文首提及的,「社會主義」。

  從十六大開始,胡溫已不斷提出一系列相關價值:「小康社會」、「節約社會」、「環境友好社會」、「科學發展觀」、「以民為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生態文明」等等。

  石齊平說,以上種種價值,統統被放在一起,熬成四滴精華靚湯:社會主義。

  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不再犯馬克思否定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錯誤,但同時也不忽略弱勢社群,「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石齊平說。

  演講尾聲,石齊平朗朗唸出孔子的《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世人對大同世界的追尋,今古皆然。

Saturday, November 10, 2007

與任總對話 學生提問無新意

“為甚麼沒有人舉手問:「任總,你聽過年羹堯的故事沒有?」
或者,「任總,前聯儲局主席格蘭斯班(Alan Greenspan)畢業自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喜歡古典樂;央行行長周小川愛歌劇。請問閣下的音樂喜好是……?」


  或許這些提問,不會出現在香港的校園裏。”

講者: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

  早上出席了立法會會議的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傍晚返母校香港大學與校友及學生對談。

  他看來心情輕鬆。當有人問到,繼金融風暴入市後,港府還會不會有第二次入市干預時,任志剛還拿自己來開玩笑:

  「如果發現有操縱市場的情況,例如盛傳某人要退休之類,也許我們就要提神了……」

  惹來哄堂大笑。

  在短短一個小時的對話裏,任志剛幾乎無所不談,對於頗敏感的退休以至薪酬問題,他也沒有迴避。

  可惜現場雖然有不少學生,但提問卻了無新意,僅圍繞幾個主流的議題打轉,幾和立法會上的質詢無異。

  為甚麼沒有人舉手問:「任總,你聽過年羹堯的故事沒有?」或者,「任總,前聯儲局主席格蘭斯班(Alan Greenspan)畢業自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喜歡古典樂;央行行長周小川愛歌劇。請問閣下的音樂喜好是……?」

  或許這些提問,不會出現在香港的校園裏。

  以下是港大社會科學院「與任志剛對話」的部分內容。

  問:繼金融風暴入市後,港府還會不會有第二次入市干預?

  任志剛(任):我希望沒有。我希望我們的金融系統非常可靠,並足以抵禦任何干預的必要。

  第一次的干預行動來得很痛苦(painful)。我們一向深信「自由市場」,但這個市場卻遭一群「金融作手」(market players)操控了,我們必須將之撥亂返正。

  處理這個難關,我們得到的經驗是:失望、面對、解決它。

任總︰港元不會被人民幣取代

  問:美元走弱,人民幣強勢。為甚麼不考慮讓港幣和人民幣、或一籃子貨幣包括人民幣掛鈎?

  任:首先,歷史上美元不是第一次轉弱,勢頭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一定會有調整。

  至於和人民幣掛鈎的問題。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的貨幣,在必要時我們未必有足夠的人民幣作出捍衞。關於人民幣可以在甚麼時候自由兌換,我想人人都想知道;總理就說過,滙率改革的過程,必須達到三個條件:可控、漸進、主動。按照這個原則,改革的過程可能慢,也可能快。

  一籃子貨幣有其技術困難。目前我們的滙率很簡單:你給我若干港元,我給你若干美元;如改為和一籃子貨幣掛鈎,那麼,你給我1元港幣,我是不是要給你一點人民幣、一點日圓、一點歐元……呢?

問:港幣最終會不會被人民幣取代?

  任:既然港幣不曾被美元取代,為甚麼會被人民幣取代呢?

  根據《基本法》第111條(說着他從西裝口袋取出一本《基本法》):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

  這應該是50年不變的。也許你可以到2047時再問這個問題。

  目前我們沒有計劃使人民幣取代港幣,也沒有時間表,就讓市場決定吧。

  問:有批評指你得到了全世界薪酬最吸引的工作。你有甚麼回應?

  任:我的薪金水平、合約細則等等,都是由財政司決定的,不是由我個人決定的。

  此外,金管局的薪酬水平和私人企業看齊,不能過低,這是實情。否則我們如何吸納市場上的有能之士?這也是當初設計使金管局不隸屬公務員系統的原因之一。

為國家洩洪 香港也得益

  問:人民幣持續升值,內地人購買力日強。對於香港為內地資金洩洪的安排,你有甚麼意見?

  任:有序地疏導內地資金,穩定內地金融市場,對香港也有利。但較早前公布的「港股直通車」計劃卻未盡人意,那只安排一個城市、一家銀行、與一個市場,這注定是失敗的(recipe of failure)。

  其實應該容許內地人在任何地方投資,不一定光在香港。因為只有當他們分散投資,並獲得穩定回報時,他們就不會出於安全感,而把錢通通儲起來。

  為內地資金洩洪,其精髓是要幫助國家穩定貨幣與金融發展,令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得以持續下去,這對香港也有益。

  問:有傳內地有可能取消其中一個黃金周。眾所周知,黃金周的內地客帶旺了香港的零售市場,如果真的取消掉,會不會對香港有不良影響?

  任:我不認為取消黃金周會對香港很不利。

  其實我寧願內地人隨時隨地、身懷巨款到香港來購物,不必局限在黃金周。

  最後一個問題,是現場唯一一道由中學生發問的。對於這位女生的舉手,任志剛初表現得很高興,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可惜小妮子發問時只是照稿唸,用字工整如事先準備,不知有否令任總失望呢?

Saturday, November 03, 2007

港生要有新思維 創業追內地

“許多大學商學院的畢業生欠缺salesmanship(推銷員的精神),自己沒有熱情,也沒有感染別人的熱情,根本沒有做企業家的條件。”

專訪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系副教授區玉輝

  香港超級富豪的比例(擁有逾3,000萬美元資值者佔整體人口百分比)為全亞洲最高,但我們的創業率卻屬全球最低之一。

  在成年人口中(年18至64歲者),僅3%從事創業,而一般已發展及發展中經濟的創業率,為8%;和我們比鄰的深圳,10.1%。

換言之,大部分香港人靠打工致富。

  白手興家的富豪?久違了。

  60年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勇猛、創業精神最澎湃的年代。
  彼時的年輕人,不懂抽IPO,但肯捲起手袖拼搏,深信賣鹹菜花生也可發達。
  多得他們,造就了今天的長實、恒地、新鴻基,為數以萬人提供工作、為社會累積無數財富。

但目前香港創業率低到這個程度,40年後,誰來接棒?

  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系副教授區玉輝很着急:「香港的創業精神,好像消失了。」

文化:誰認識搞創業的叔伯兄弟?

  「在矽谷,如果你想創業的話,只要到Starbucks蒲一蒲就可以了──很多人都可以給你意見。」但在香港,區玉輝說,創業的人少如片羽吉光,一般人若想創業,根本連商量的對象都沒有,「誰認識搞創業的叔伯兄弟?」他反問。香港欠缺的是創業的「基建」──社會根本沒有提供鼓勵創業的架構。

  更嚴重的是,本地的創業文化,仍停留在舊思維上。

  「舊思維是指過去那種山寨廠式創業手法-即做生產、一味挨、搞OEM。這早就不合時宜,可惜創新企業卻不成氣候。」

  區玉輝口中的「創新企業」,是指發掘出市場空間、懂引入風險投資(risk capital)、甚至一開始便着眼全球的企業,例如一些開始嶄露頭角的web2.0(新二代互聯網,指相對於科網爆破後,較注重用家自主的互聯網時代)企業。

  這些創新的企業注重的是新的市場和新的產品,絕非大多數人從事的、理念簡單如年宵攤位的買與賣。

教育:商學院只教出大企業的螺絲

  也許還是要怪到社會頭上去。因為香港這種不注重創業的文化,某程度也是殖民地政策造成的:「過去,教育的目標只不過是為殖民地政府和工商界訓練人才,並非想有甚麼知識的流傳。」區玉輝說。

  功利的教育程度加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國思想,毋怪乎香港成了一個重「專業」輕「創業」的「文憑社會」(credential society)。

  「中小學太考試主導……許多學生只是盤算如何用最短途徑考獲五條A然後進入大學,再用最快方法畢業。」區玉輝說,聰明但不肯當書獃子的學生早在中小學已被「打殘」。只有少數此類「孬仔」可循「正路」踏上青雲路。

  創業家不能只懂一門「專長」,必須有解決各種問題、和自行發現機會的能力。可惜中小學太早分科,不鼓勵多元智慧,而大學商學院又欠缺創業教育,結果只教出大企業的螺絲。

  「為學生們布置作業時,如果你給他很多資源、很少發揮,他們可以幹得頭頭是道;但你若不予引導,任其發揮的話,他們就大呼救命了!」區玉輝不無感慨,許多大學商學院的畢業生欠缺salesmanship(推銷員的精神),自己沒有熱情,也沒有感染別人的熱情,根本沒有做企業家的條件。

思維:在內地最叻的人都去創業

  區玉輝說,一個國家的創業率,和她本身的社會發展軌迹形成一種「U」形關係(圖):



  一個GDP相對較低的國家,基於生存需要,國民的創業意慾通常很高。例子包括阿根廷、中國、60年代的香港;而GDP很高的國家如美國,其創業率亦相當高;問題是正處於兩者中間的經濟體,這包括日本、一些歐洲國家、還有香港。

  故香港目前身處的創業低谷,有其發展因素,一時難以扭轉。但政府並非無事可做。

  「不一定需要作出金錢上的補助,但政府應當向有意創業和投資的人發出清晰信息:做啦,唔會衰。」區玉輝說,在香港,很多start up在萌芽(seed)狀態已無以為繼,因為根本沒有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願意投資,結果它們連成長(growth)的機會都沒有,遑論上市(IPO)。

  香港不是沒有天使投資者,可是他們要不講多過做,要不根本不諳創新企業的經營模式,故不敢投資。至於欠缺足夠值得投資的項目,當然也是障礙。

  「在內地,最叻的人都去創業。假如一個人一生中不曾創業,會被視為叻極有限。」這種鼓勵創業的風氣,令內地成了冒險家樂園。因此,即使有不少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把錢「泊」在香港,他們也寧可北上「採礦」,因為香港可供投資的創業項目實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