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26, 2008

走出政經陰霾 港人再掀創業潮

“更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創業者不少是年輕(25至34歲)、高學歷(學士學位以上者)者,他們的企業以服務業為主,並有不少(75%)着眼全球,預期客戶並非只是塘水滾塘魚的香港人。
  一個新的創業盛世,是否在隱然誕生中?”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譚安厚教授(Prof. Hugh Thomas)

  1998至2004年間,本港的創業率僅3%,即100人中只有3人創業,是全球最低的之一。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創業率為4.4%。

「我有一個夢…………」香港人的夢哪裏去了?

  孰料去年本地創業率來了個谷底反彈,勁升至10%,不但較美國(9.6%,但該差異在統計學上不顯著)高,還遠勝「宿敵」新加坡(6%)。

多屬高學歷青年 服務業為主


  更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創業者不少是年輕(25至34歲)、高學歷(學士學位以上者)者,他們的企業以服務業為主,並有不少(75%)着眼全球,預期客戶並非只是塘水滾塘魚的香港人。

  一個新的創業盛世,是否在隱然誕生中?

  在香港美國商會有關「全球創業觀察」(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的午餐會上,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譚安厚教授顯得十分雀躍。這也難怪,香港創業率一直是全球(GEM的42個研究對象)最低之一,今年終於吐氣揚眉。

  譚安厚認為這和香港已走出政經陰霾不無關係:「因為97回歸之後,我們經歷了金融風暴、科網爆破、沙氏襲港、還有董建華…………」台下泛起了笑聲,「如今我們已從低谷復元過來。」

  調查中,譚安厚發現港人對創業的看法在這幾年來並沒有大變,比如說,視創業是理想職業、認為企業家應受尊重、覺得自己擁有創業技能與經驗者,比率和過去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心態。

  過去,只有約兩成港人對創業的未來有信心,但去年卻有高達八成受訪者,覺得未來半年都是創業良機。是甚麼令港人眼前滿是薔薇色?

  GEM的報告認為這和本港近年的經濟反彈,還有崛起的中國不無關係。此外,投資者的信心,相信也是關鍵因素。

  「04年前,大部分投資者皆預期10年回報只有76%,等於『預咗蝕』;但去年,投資者預期10年回報高達365%。」譚安厚再滙報出一系列令人振奮的數字。投資者果然雄心萬丈,可惜本地創業家能受惠的,似乎不多。

  里昂證券亞太恒富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何敏說,過去10年,他們共投資了19家企業,其中4家公司已掛牌上市,但全部都是內地企業,當中沒有一家香港公司。

  「我在中大畢業,我在香港生活…………我也很想投資在香港的公司上,可是還沒遇上值得的。」他透露,去年共接獲624份企劃書,但只有18份是港人遞交的,成功獲得他們垂青的,零。內地的創業率高達16.4%,錢隨公司跑,難怪何敏說,他的同事都往北京、上海跑。他也不例外,目前幾乎九成時間都在內地工作。

基金投資新企業 似開拍電戲

  何敏形容,基金投資新企業,有點像開拍電影:「即使這一套電影很成功,下一套也可能是票房毒藥。我們要挑選好劇本、好導演、好演員。」一旦點石成金,「我們固然賺錢,被我們選中的更是身價百倍,回報也許是我們的十倍。」基金以真金白銀投資,不得不慎重。可憐得不到基金青睞的創業者,很難經營下去。

  所以譚安厚的報告也並非報喜不報憂。他們發現,高達54%沒有繼續下去的新企業,是因為無法獲利,惟有黯然離場。

  即使如此,真正有志的創業者應該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實現夢想。

  正如其中一名與會者、元創間LED燈光藝術設計的業務總監杜家禮說:「機會總是有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希望那10%創業的香港人,也有這樣的氣概。

Saturday, January 19, 2008

奧運後中國 經濟繼續騰飛

講者︰遠東經濟評論編輯Hugo Restall

  奧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否放緩?

  有些人相信,為了營造歌舞昇平,凸顯大國崛起,中央無論如何不會在奧運前打壓過熱的經濟。但之後,就難說了。

  一國經濟在奧運後迅速走下坡,歷史上不是沒有例子。中國的經濟將何去何從,太多人關心。

  《遠東經濟評論》的編輯Hugo Restall,曾先後於《華爾街日報》和《亞洲華爾街日報》撰寫社評,他畢業自長春藤大學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學習亞洲研究,後來又在內地學習普通話,對中國的觀點有異於一般西方評論員。Hugo Restall不但不擔心中國經濟在奧運後有可能衰退,甚至認為即使發生輕微經濟放緩,也是利大於弊,因為這有助緩抑過熱的經濟,誠為中國經濟的「大好友」。

歐美縱轉差 中國內需勁

  「如果奧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輕微放緩,這應該是正面的,因為國家的經濟已經過熱,溫和的減速可以接受……預計08年的經濟增長會比去年的11.5%減少1%左右,這樣的數字仍然傲視全球,對中國來說,不算一回事。」Hugo Restall上周在香港總商會的午餐會上,單刀直入。

  他接着從四方面闡釋他的觀點:

  一、奧運因素

  「我們也許高估了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了。」Hugo Restall說,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奧運對她的影響力,遠不如當年對日本、韓國或墨西哥那樣,更何況,中國身處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實不能與當年的幾個國家同日而語。奧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心理因素居多。

  「過去四年,國家投放了400億美元於奧運建設上,這對中國一年的GDP來說,不算甚麼。」

  他認為,即使在奧運之後,不少大城市以至二綫城市,都有合理的大興土木的需要,經濟不會迅速冷下來。

  更何況,目前的經濟活動既有實質支持,又無顯著勞工、生產、原材料入口或資金短缺的迹象,Hugo Restall相信奧運之後,經濟仍會繼續暢旺下去。

  二、通脹與股樓市

  過去數月,內地通脹持續升溫,但Hugo Restall認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讀:「價格增長集中在燃油和食品上,但其他消費卻有通縮迹象,故對待通脹問題不宜一概而論。」

  他預計本年度的通脹勢頭將會減緩,但由於銀行出現負利率,加上不少人的財富得到增長,故人們選擇把資金投放在股樓市,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如果股市在奧運之後調整,這反而有助擠出泡沫,減少傷害。

  「有人說奧運之後,人們會對固定資產投資失去信心,我並不認同,但我們不妨靜觀其變。」他說許多人認為內地的樓價高得不合理,但人們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高不可攀的豪宅上,忽略了實質需求。

  「很多人的工資得到雙位數字增長,他們很自然地會為自己選購更好的房子,這和九七年的香港樓市截然不同。」

  三、出口與內需

  Hugo Restall認為通脹與股樓市都不會出現大問題,但08年真正的危機,相信和奧運無關,要提防的反而是美國與歐洲經濟衰退所引發的骨牌效應。

  「歐美經濟放緩,相信中國的出口貿易將會受到壓力,這會使中國減少依賴對外的貿易,而更注重區內貿易。但由於中國產品在全球具備競爭優勢,故歐美的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亦會比對其他國家的少,因此預計中國的出口仍不弱。」

  際此時刻,中央一直大力鼓勵的「增加內需」,可能即將出現拐點。

  「消費品售賣反應理想,實質需求強勁,持續改善的待遇將進一步推高人們的購買慾。」這將為由於出口不利而受壓的貿易,帶來一場及時雨。

  四、政治考慮

  最後,與奧運沾不上邊的,Hugo Restall提到要留意中共領導層可能出現的政治角力。

慎政治鬥爭 望減行政干預

  有別於鄧小平年代的「改革派」Vs「反改革派」,Hugo Restall認為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可分為「文科官員」(Generalist)和「工科官員」(Technocrat)兩大意識之爭。

  「文科一派是忠黨愛國的主流,他們不少是地方上的官員,傾向給予地方商賈稅務優惠、銀行貸款來加速建設,這可以說是導致經濟增長過熱與通脹的主因。

  工科出身的官員如朱鎔基和溫家寶,則注重價格穩定與中央調控,對經濟過熱絕不鬆懈。」

  Hugo Restall說,大權在握的胡錦濤正在學習,目前他已採納了工科官員們的告誡,這從近月來央行的緊縮政策可見一斑。未來仍有待觀察。

  他期望中央會採納更多市場手段調控經濟,逐步減少行政干預。

Tuesday, January 08, 2008

財儲豐厚快樂煩惱 財爺怎拆解?

“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專訪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

  庫房水浸,還富於民之聲不絕於耳。

  上文提及(1月5日《五分鐘聽一席話》),除派糖換掌聲外,政府既然手握大量財富,應帶頭推動經濟轉型,畢竟花無百日紅。

  但應花多少錢?

  而更重要的前設問題是:應留多少錢?

  如果對於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沒有共識的話,也不會對該花多少錢有共識。這是個哲學問題。

  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說,自50年代開始,歷任財司都很重視財政儲備之適當水平,並每每因應社會狀況,10年左右調整一次。

  然而回歸10年來,已歷兩次修訂,變動如此頻繁,反映了爭議之大。

  這個「快樂煩惱」,不知新任財爺曾俊華會如何拆解?

港府儲備 遠超國基會建議

  「說還富於民,但怎樣還?」鄧樹雄問。

  他說,還富於民,其實很困難。「還富於民就是把政府的財富還給市民,通過的手法不外乎減稅減差餉。但這牽涉稅收與開支的管理,一般市民未必理解。」鄧樹雄說,必須先弄清楚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然後才是如何「善用財政儲備或盈餘」。

  目前,一些人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不宜過多,減稅一定要大手筆,立法會更敦促制定財政儲備之水平。但官員卻寸步不讓,堅持儲備不能太少,並搬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要將儲備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30至50%,以應付收入波動及未來的人口老化。

  但鄧樹雄認為,國基會的建議有商榷餘地。

  「國基會根據極端不利的財經金融情況下,計算出一個國家需要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30至50%的外滙儲備,以維持該國幣值穩定。

  但港元聯繫滙率制度有百分百美元的外滙支持,非浮動滙率制。

  更重要的是,國基會建議的是一國的外滙總儲備,但港府自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存於外滙基金中,財政儲備只是外滙總儲備的一部分……以外滙基金高達1.2萬多億港元而言,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八成,遠超其建議的30至50%要求。」鄧在4月的一份財經月刊中曾寫道。

  撇開國基會建議引起的爭論不談,對於港府應儲多少、花多少,自50年代起,從未有過結論,近10年來,爭議尤大。

  鄧樹雄曾撰文總結過本港歷任財司釐定的「財備適當水平」,原來多年以來,準則差異甚大:

  50年代,經濟從戰後復甦,當時的財政司歧嘉樂就訂下甚高的儲備最低水平:「在財政年度開始時,財政儲備應不少於該年度的預算稅收。」若該年是盈餘預算,則儲備比全年的預算開支還高。

  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將之修訂為「不少於該年度預算經常開支的一半。」財政儲備的最低水平,被大幅調低至政府預算總開支的4至5個月。

  70年代,夏鼎基認為應以儲備為政府負債作準備,餘下的是「自由財政儲備」,而這部分,「應不少於預算政府總開支的15%」。根據鄧樹雄的比對,該準則比60年代的稍高,約等於5至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

  80年代,彭勵治刪除了有關儲備準則的部分,而繼任的翟克誠卻強調儲備「相對於整體政府開支的比率仍會保持遠在50%以上」,亦即不少於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和夏鼎基的相許不遠。

  90年代,由於回歸問題,中英就香港應維持多少財備爭論不休,而麥高樂堅拒為財政儲備訂出任何正式準則。

  回歸後,賣地收入急漲,98年的財政儲備高達4,400多億元,相等於27個月的政府總開支。曾蔭權當時作為特區首任財政司司長,不但提出儲備「要用來穩定港元聯繫滙率」,以堵截議員要求動用財政儲備的聲音,同時,他還首次提出上下限安排-下限相當於16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上限為26個月。

  由於當時的財政儲備已達曾蔭權提出的上限水平,各界猛烈批評。梁錦松於01年繼任財政司司長後,先取消了儲備穩定港元聯繫滙率的功能,又修訂新準則為「不少於12個月的預算政府總開支」,輾轉之間,我們又回到50年前戰後的水平上去。

何謂適當儲備 再度諮詢公眾

  唐英年於03年接任財爺時,政府的財政儲備已不斷累積至甚高水平,各界再次動員「還富於民」,於是在07年度的財政預算上,唐英年曾為此作出回應,但對於準則為何,「他選擇了不答。」鄧樹雄說。

  但出乎意料地,當翻閱本屆財政預算的諮詢文件時,鄧樹雄卻發覺政府再就本港「財政狀況的穩健程度」和「何謂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諮詢公眾。上月月底,政府公布本年度財政儲備有4,199億元。

  「政府很少這樣問,這是否代表在即將公布的準算案中,會寫下新的財政儲備準則呢?」研究本港稅制多年的鄧樹雄說,《基本法》107條定下了本港「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在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政府需要有足夠的財政儲備,但《基本法》卻沒有提及財政儲備的準則,苦煞一眾財爺。

Saturday, January 05, 2008

用盈餘推經濟轉型 勝派糖


“「派糖很容易,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成功轉型,就要動用盈餘和儲備,資助研發……南韓在98年金融風暴後翻身很厲害,他們把3%GDP花在研發上;而我們只有0.79%。」鄧樹雄說…聰明地運用儲備也好,都涉及重大的理念轉變,「這些都需要負責任的官員去處理。」”

專訪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

  罕有地,當財政司司長仍在為2月的財政預算案籌謀時,特首已率先在去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上,宣布減稅。

  既然政府都敢開出減稅期票,各界更不敢怠慢,紛紛擇肥而噬。年薪千萬的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率先呼籲政府「還富於民」。

  打工皇帝、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亦促政府向中產提供稅務寬免。各政黨的扶貧措施更是五花八門。

  不計外滙基金投資勁賺的千億元(其分帳將撥入財政儲備),本財政年度首八個月已錄得506億元累積盈餘,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預計全年盈餘有700億元,花旗報告更進取,估達750億元。這使曾蔭權有足夠信心宣布,把來年薪俸稅標準稅率減至15%,公司利得稅減至16.5%,使政府每年少收50億元。

好景退稅 不景加稅 不利民生

  庫房水浸,明顯不過。除了派糖與派更多糖外,豐厚的盈餘,難道沒有更好的出路?

  「香港向來奉行財政穩定、審慎理財,和西方那一套『反景氣循環』的理念不同……特首眼見經濟景氣而提前宣布減稅,是意料中事,可見他血液中一直有這種傾向。」浸會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鄧樹雄說。

  從殖民地開始,香港即以審慎理財為原則。回歸後,《基本法》107條更把這種理念寫進憲法:「……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審慎理財的理念,是指在政府財政緊縮時,減開支,增稅收,努力平衡赤字;而在經濟暢旺時,則還原稅率,還富於民。

  這是香港一貫的做法,我們亦早已習以為常。

  只有一次例外。

  98年度,當年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預算案中提出減稅、減差餉,彼時的政府赤字是230億元;99年,他再推出多項寬減措施,紓緩市民負擔,那年,政府預測財赤更高,達360億元。結果從98到00年兩個年度,政府的財政負擔大增至500億元。

  「當時政府回應了社會需要,與民共度時艱(而把審慎理財暫擱置在一旁),這在歷史上十分罕見,深具特殊意義。」鄧樹雄說,當時財政儲備豐厚,政黨又不斷施加壓力,致政府的財政哲學似乎有所轉向。但這只是曇花一現。

  香港經濟自2000年起持續不景,從98至04年,累積赤字已高達1,900億元。卒在梁錦松任財爺的03╱04年度,政府決心大力消滅財赤,結果犧牲了市民。

  「直接稅、間接稅一起加,各部門都收到『財政信封』,被勒令嚴控開支。可見赤字當前,政府不得已服從其一貫財政紀律。」鄧樹雄說,從政府角度看,力求收支平衡以穩定港滙、穩定經濟,無可厚非;可是從社會意義看,經濟不景時面對加稅、好景時獲退稅,市民面對的經濟波幅被加劇了,損害的是民生。

  「港府向來的做法(好景退稅,不景加稅),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但對民生、對社會服務,卻會有很大影響。」鄧樹雄說。

政府不帶頭 經濟轉型難

  今年股樓大旺,通脹及資產泡沫急漲,再加上減稅、增開支,形同火上加油,恐造成經濟過熱。更甚的是,一旦景氣轉向,政府將少了擴張手段來重振經濟,屆時市民便無法得享雪中送炭。

  鄧樹雄明白,經濟暢旺如此,市民想有糖派是合理要求,正如金融風暴至沙氏期間,市民願意和政府一起勒緊肚皮一樣。但是,「如果經濟周期短、復甦快,市民當然接受;但假如面對的是長期的不景氣呢?到另一次經濟不景,我們又接受緊縮的生活條件嗎?」港人善忘,回歸後的經濟低迷,早就成了明日黃花。

  正如現在已沒有人提「經濟轉型」一樣。鄧樹雄手握的新一屆財政預算諮詢文件,也沒有提及。

  香港經濟倚賴四大支柱行業:金融、物流、旅遊、工商服務。但這些「支柱」要不正在萎縮,要不被周邊城市蠶食。可是,在「市場主導」、「積極不干預」的大旗下,沒有人敢嗆聲。

  「董建華和梁錦松提出了使產業結構更均衡的看法,建議做多個中心、發展新興產業、搞高新科技。可惜,當年無錢可花。」鄧樹雄說,要經濟轉型而不用政府帶頭、不花一毛錢的,全世界都不曾發生。

  商界短視,不喜談長期發展,有風險就退縮,能做回老本行的都不想轉型,他們不施壓,政府不會行動;工業界有轉型壓力——數以萬計在珠三角從事加工貿易的廠商,因為中央和廣東政府的新經濟發展策略而需被迫轉型——可是他們的聲音不夠力,特區政府除了幫他們搬走以外,甚麼忙也幫不上。

  「派糖很容易,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成功轉型,就要動用盈餘和儲備,資助研發……南韓在98年金融風暴後翻身很厲害,他們把3%GDP花在研發上;而我們只有0.79%。」鄧樹雄說,社會和諧與扶貧,和產業結構和教育都有關係。

  以教育為例,政府最大的開支是教育,約佔全部開支的五分一。「可是,由於政府開支佔整體GDP太少——只有16%——因此教育佔整體GDP少於4%。在最發達的經濟體中,教育應佔GDP的8至9%。」鄧樹雄說,香港進行了一連串教改,錢都花去了,但達不到重心。我們迷信小政府,認為不亂花公帑才好,結果該花的都沒花。

  經濟轉型也好,聰明地運用儲備也好,都涉及重大的理念轉變,「這些都需要負責任的官員去處理。」鄧樹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