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5, 2006

Dead City Running

講者: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David Eldon)

九五年的《財富》雜誌以封面專題宣佈香港的死亡(The Death of Hong Kong),指九七回歸後,香港將會逐漸喪失國際城市的光環。這個預言並沒有實現──至少在回歸十週年之際,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表現勇猛,市面上歌舞昇平。不過香港總商會主席艾爾敦卻警愓港人,我們仍有三大憂慮,必須居安思危,勿讓當年的預言成真。

香港今年的上市集資額超過紐約、直逼倫敦,令紐約市市長彭博也要急謀對策,正視香港的挑戰。但艾爾敦卻在香港總商會第十三屆香港商業高峰會上發言,指若要香港的經濟有長足增長,我們不得不重視以下三大隱憂:

一. 競爭力

艾爾敦認為,就最低工資立法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消費稅),都是香港競爭力的障礙。

他回憶有一次到溫哥華發表演講,如數家珍地向當地人「唱好」香港:法制建全、資訊流通、貿易自由…但台下反應平平。直至他提到香港奉行簡單低稅制,沒有繁復的稅賦,稅率簡單易明──特別是沒有消費稅──時,台下遂響起熱烈掌聲。艾爾敦深切體會到,現有的稅制是香港其中一項重要的國際競爭優勢。

他同意香港有需要擴闊稅基,但更歡迎政府從善如流,腰斬消費稅的諮詢。艾爾敦說,稅賦往往是造成大政府的催化劑,影響社會的整體競爭力,故香港應從產業增值和創造機會的方向去增加競爭力,而不是打新稅的主意。

二. 環境問題

去年總商會發起《清新空氣約章》運動,得到五百家企業支持,特區政府也於兩週前簽署了約章。可惜,五百家企業相對於香港三十萬家註冊公司、七萬家在珠三角設廠的港商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艾爾敦強調,隨著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日趨成熟,港人應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善生活條件上,畢竟環境問題和營商機會,是密不可分的。

三. 香港精神

香港過去的成功,建基於香港人的「做得到」(can do)精神,這令我們當年從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後來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跳板、再進而發展服務業。但令艾爾敦失望的是,這種香港精神似乎逐漸被「做不到」(can’t do)的負面情緒取代。金融風暴前很多企業認為炒樓比專注本業更賺錢,目前炒樓的風氣,則被追逐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內地IPO所取代。人們捨難取易,不務正業,鑽營抽新股搵快錢之道,卻對上市公司的基本質素和前景不求甚解,令人不安。

一個更不好的現象是,社會上似乎瀰漫著一種奉承、揣摩上意(second guessing)的氣氛。商人推測政府的態度,而政府欲推行新政時,則先猜度立法會的意向;立法會隨風擺柳,視乎民意取向而行,而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在揣測北京想什麼(說到這裏,現場響起一片笑聲,似乎對艾爾敦的一針見血,心領神會)!艾爾敦對此深感憂慮,擔心我們原先的拼博精神,變成瞻前顧後的惶恐,而這種心態將令社會事事妥協,以無傷大雅的政策換取多數人的認同,致強政勵治失效,長遠將蠶食我們的競爭力。

後記:艾爾敦笑言,致辭的其中一項要素是題目需譁眾取寵,所以他從電影Dead Man Walking(《死囚一六八小時》)中擷取靈感,把這天的演講題為Dead City Running(「奔跑的死城」)。

Sunday, December 10, 2006

效法矽谷 跨科技經濟門檻

講者:Prof. Henry Rowen(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

毫無疑問,香港需要經濟轉型。可是香港社會向來功利,R&D(科研)僅佔GDP的0.6%(零四年),和中國的1.44%、新加坡的2.25%、南韓的2.64%相比,瞠乎其後。科研從缺,要走知識經濟之路,困難重重。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學者Prof. Henry Rowen ,研究了太平洋兩岸共六個地區的科技發展形勢,有些策略,值得香港借鏡。

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淑儀,週初邀請了她在史丹福的老師Henry Rowen出席午餐會,分享他研究日本、南韓、印度、北京、台灣和新加坡六地創新科技發展之經驗。Henry Rowen已屆八十一歲高齡,多年來遊走學界、政界,又參與智庫,是高新科技創業的專家。他概述了這六個地區搞高科技的經驗,指各地發展的步伐不很一致,以下是部份重點:

日本:科技和生產的技巧十分優越,但輸入外國技術較少。Henry Rowen指日本曾是最具創業家精神的國家,可惜在二戰後有點裹足不前。

印度:和一般美國人不同,Henry Rowen沒有對印度流露推祟備至之情,他稱讚印度起步雖遲,但速度驚人,唯其官僚架構臃腫,是世上「最不可救藥」的政府。

北京:在所有研究地區中,內地的法制較為落後,對知識產權的保障亦不足,但人才充沛,中關村鼓勵外國企業投資,帶動了國內的資訊科技發展。

台灣:創投基金發展最佳,八十年代推動工業發展,大搞新竹科技園,鼓勵競爭,方向正確。

新加坡:過去甚為依賴跨國企業帶動科技發展,今逐漸傾向發展本土創意,不假外求。

Henry Rowen又談到大學和政府的角色。他說,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大學的角色並非想像中那樣重要。因為很多大學急功近利,追求快速可見的研究來耀武揚威;但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大力支持教育、制定良好法規、鼓勵創意、發展基建。他說,和香港一樣,矽谷也是「高收入、高成本」的地區,面向國際市場,科技發展興盛。香港有條件成為矽谷,最少有兩點可以效法:

1. 輸入人才。有與會者提到本地大學生大都不搞科研,如何令這方面長足發展?Henry Rowen說,美國人其實也不愛工科,所以大學錄取了大量中國大陸學生;新加坡也是這樣,地方雖小,但廣納世界人才。寄語香港在人才爭奪戰中,切莫怠慢。
2. 發展創意服務(innovative service)。在矽谷,創新科技蓬勃,許多配套服務亦應運而生,譬如知識產權的交易平台。這方面,香港其實甚有優勢。許多內地廠商,需要輸入外地技術或專利權,但內地法律制度不建全,合約精神沒有保障,交易很難談妥。香港卻可以利用本地可靠法制的優勢,以中介人角色拉攏技術交易的雙方在香港簽約,既滿足了內地廠商的技術需要,又確保出售技術的公司有所保障。

Thursday, December 07, 2006

效胡溫以人為本 推消費稅

專訪: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羅富昌

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的方案自面世以來,遭一面倒反對。政府以稅基狹窄、收入不穩作遊說,市民聽不進去,不同意小政府需要穩定財源;政府以人口老化、醫療開支將大幅上升作恫嚇,呼籲大家未雨綢繆,市民反感,認為那是杞人憂天。立法會議員見民氣可用,索性動議中止有關諮詢,教政府官員灰頭土臉。

中華廠商會的會長及副會長雖認同稅制改革的必要,但始終不是主流意見,會內唯一的共識是希望諮詢不應停下來,討論要繼續。副會長羅富昌說,上週四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親臨廠商會推銷消費稅,效果不錯,打動了一些溫和派。但羅富昌指出,政府在推銷新稅時,胸襟不夠闊,眼光不夠遠,策略稍欠技巧,難怪焦頭爛額。如果糾正過來,有可能逐步令市民接受。

羅富昌說,第一,我們要承認稅制有結構問題。稅基太狹窄,經濟好,利得稅水漲船高,經濟差,稅收跌得一塌糊塗;和地產有關的收入更不可靠,過去八年,賣地收入的波幅可以上落百分之五百四十!稅收如此不穩定,絕非長遠之策。

第二,就香港的競爭力來說,我們在物流、港口、旅遊上的優勢正逐漸消減,唯有進一步強化金融中心的地位,才可免被邊緣化。廠商會建議在香港搞總部經濟,做其財富中心。現製造業雖北移,但有二十萬家香港企業的總部仍在香港,利潤在香港,融資活動、會計及法律服務,都在香港進行。部份資金用作投資豪宅,支援內地企業的頭寸調動,又帶活了地產市道的氣氛。如果香港進一步爭取內地民企到港成立總部,接軌世界,那香港總部經濟的效應,將會倍增。羅富昌認為,這應是我們長遠發展的綱領。

稅基狹窄,有人搬出寧加利得稅也不加消費稅的豪情壯語,羅富昌直指此乃「開倒車」。從00年到05年,競爭對手新加坡把利得稅從26%調低至20%,近日李顯龍更建議進一步下調,以吸引企業到新加坡營商;然而,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利得稅卻從16%調升至17.5%。新加坡已和我們非常接近,「真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嗎?」羅富昌問。香港的簡單低稅制,是吸引企業到港營商的重大誘因,貿然加稅,豈止趕客,更有悖做總部經濟的理念,絕不可行。

既要擴闊稅基,又要打造總部經濟,開徵消費稅是兩全其美之舉。目前新加坡的構思,也正是輕微調高消費稅,讓政府有空間減所得稅:利得稅減,企業願意進駐;薪俸稅減,就可以吸引人才。

消費稅若有這些好處,市民何以不能體會?羅富昌說,這正正是官員們閉門造車,胸襟不夠、策略不週所致。

他說,消費稅有累退性,小市民買包米都要繳稅,很容易被煽動出劫貧濟富的效果。所以無論行政上有多煩瑣,政府都必須豁免一切基本所需的稅項。其次,羅富昌以大學撥款的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打比喻,說政府應有胸襟,把消費稅收入所得,不管多少,一律全部、甚至加倍,回饋社會。這才可以贏人心,並向市民宣示,政府是為了長遠解決稅基狹窄問題,和穩定社會而行,絕非為了開源,拿市民開刀。

第三,最重要的是,回饋的機制必須以抒緩低下階層和大多數人為主。他舉例,政府考慮因增設消費稅而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酒稅、燃油稅等,這些商品並非民生必需,又偏袒相對富裕人士,完全是本末倒置。要爭取市民支持,必須先以大部份徵收消費稅所得,抒緩民生,照顧原先是稅網以外的市民;然後才減薪俸稅,幫助要繳稅的基層;如果仍有空間,才減利得稅,增加企業到港設總部的誘因。

把消費稅收入統統回饋社會,固然達到減稅的效果,但是人口老化問題豈不是懸而未決?羅富昌說,這就是政府混淆長短期策略所致。眼下經濟正好,是做稅務改革的好時機,目標是推新政,故要贏民心;將來財政來源穩定了,再商量怎麼用就容易多了。

在內地做生意的羅富昌有感而發,他說,胡溫為構建和諧社會,凡事以人為先;香港推銷一個小小政策,卻不懂從大多數市民的出發點設想,應該好好反省。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無懼新力PS3 任天堂藍海突圍


專訪:《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金偉燦(W. Chan Kim)

家庭遊戲機市場競爭白熱化。由去年微軟的Xbox360,到上月面世的SonyPS3,無不掀起搶購潮,機迷通宵排隊輪隊,新貨動輒被炒高幾成。剛在美國推出的任天堂Wii,更令人眼前一亮。它靠動作感應操控遊戲突圍,賣點和前兩者截然不同,卻開發了遊戲機市場的藍海。

《藍海策略》作者、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教授金偉燦,昨天在貿易發展局國際貿易經濟論壇演講,並在其後接受了我們的專訪。他在台上表現生鬼活潑,令數百名聽眾深被吸引。金偉燦說,遊戲機的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紅海。PS3和Xbox360以相似的條件(同時標榜高清畫質),爭奪同一批玩家(典型的18-35歲男機迷),焉會不鬥得頭崩額裂。他們為了戰勝對手,只有不斷壓縮成本、不斷追逐更細緻的畫質,以有涯隨無涯,在紅海中無日無之地撕殺。

但任天堂卻不同。它參考《藍海策略》的建議,試圖把注意力從固有的顧客群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老年人不打機?為什麼師奶不打機?原來對這些人來說,遊戲桿(joystick)難以控制、遊戲說明太複雜看不懂、手指不夠靈活,按掣老是不聽使喚...他們根本無從入手。這些拒絕、迴避、從不打機的顧客,不像原本的玩家般令任天堂一頭栽進紅海中,卻讓任天堂看到未開發的市場──一個人數更龐大的市場。

任天堂另樹一格,它並不追逐更細緻的畫質、更複雜的遊戲,卻開發了一個仿似電視搖控器的感應器。玩家只要揮動感應器,就可以操作電子遊戲──打高球、釣魚、甚至拳擊。Wii不只適合年青人,連老人也可以樂在其中。它改變了遊戲機的意義,也改變了家庭遊戲的意義。最主要的是,一旦形成這個全新的意念後,生產成本一點也不高。結合家庭遊戲和電子遊戲機,這就形成了一個藍海,像金偉燦說:「藍海往往誕生於兩個紅海之中」。

金偉燦說,我們習慣了競爭,從考試爭第一到在市場裏爭做龍頭,一切策略都以競爭為中心、以擊敗對手為原則,但勝利不一定是零和的。藍海策略的意念,建基於「創新」。只要找到藍海,就能不戰而勝。他以Starbucks為例,指美國的咖啡店,並沒有因為Starbucks的出現而遭淘汰,相反,由於Starbucks開拓了仿效在酒店喝咖啡的閒適文化,咖啡的市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Starbucks固然是龍頭,但它沒有絕了其他咖啡店的生路。
Sidebox – 香港的藍海在哪裏?
金偉燦說,藍海策略不一定應用在商場,政府一樣可以思考藍海策略,為自己定位。不久前,新加坡就邀請了金偉燦和他的團隊,與眾政府官員集思廣益。

我們問他可否為受「邊緣化」困擾的香港獻計,他說香港要加強和中國的融合,因為兩者之間還有許多互惠的空間,並利用以下幾個步驟制定藍海策略:
1. 尋找我們目前的定位在哪裏
2. 我們的目標定位在哪裏
3. 這中間的落差是什麼
4. 最後利用「四步框架」(Four Step Framework),找出要剔除(eliminate)、減少(reduce)、提升(raise)和創造(create)的元素,建立和已前不一樣的「價值曲綫」(Value Curve),即理想中的定位和藍海所在。

Sidebox2 – 紅海vs藍海
歷來商管書藉都以競爭策略為核心,《藍海策略》之所以一紙風行,並由零五年出版至今被翻譯成32種語言,皆因作者在研究了過去一百年內超過150個案例後,整理出不把競爭當一回事的「藍海策略」。本書以「紅海」代表陷入苦戰的傳統市場,「藍海」則是創造價值的新市場。

《藍海策略》暢銷,許多企業都慕名請金偉燦為他們制定藍海策略,除了前述的新加坡政府外,韓國的Samsung和LG也是其顧客。金偉燦表示他已在二十四個國家設了辦事處,打算年內在香港擴張。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06

瑞士銀行 教香港做世界第一

講者: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Dr. Urs P. Roth,CEO of Swiss Bankers Association)


不知從那一部港產片開始,「我在瑞士開了一個私人戶口…」成了政商鉅子、電影明星的必講對白。在瑞士擁有一個私人銀行的戶口,暗示了巨大的財富和嚴密的保護,是翻身的機會,夢想的實現。現實裏,瑞士的確很依賴其世界聞名的私人銀行服務,截至零六年,她為客戶所保管的股票,市值達四萬四千億瑞士法郎(折合約港幣二十七萬七千多億)!是港股總市值的兩倍多。

誰不垂涏這巨大的財富?瑞士銀行家協會總裁羅特日前在中文大學出席演講,就以「專業+創新=成功」為題,剖析瑞士私人銀行業務稱霸全球的原因。香港也可借鏡,看我們是否有條件成為亞洲的瑞士。

瑞士銀行業蓬勃,國內共有三百三十七間銀行,以私人銀行為主,四成為外資。其中最大的兩所銀行是UBS和Credit Suisse ,加起來佔整個市場的三分二。在瑞士,銀行業佔全國GDP的10%(香港是8%,英國為4%),僱用了十萬人,經濟貢獻不少。以下是她的一些成功因素:

1. 高度穩定。瑞士一直以來就是中立國,穩定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石,因此政府不敢怠慢,長久以來都保持著政治、經濟、社會、法治和貨幣政策的穩定,令客戶放心把財富交出。
2. 人才滙聚。歷史因素,瑞士本身累積了大量財富管理的專家,從全球聘請精英,遠至新加坡也不放過。為了培育人才,Suisse Finance Institute由政府、學界和商界合作,提供不少教席和博士生研究計劃,源源不絕為業界注入新意和新血。
3. 著重創意。瑞士不斷提供創新的金融產品以貼近客戶需要,舉例,其結構式衍生產品(structured product)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值約二千億美元。
4. 有效監管。和香港一樣,成熟的金融監管系統是穩定市場的不二法門,也是給予公眾信心和維持長期繁榮的基石。
5. 尊重私隱。瑞士在1934年就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銀行保密法,是瑞士銀行業立業之本,為客戶保密是各銀行的第一原則,也是不少政商巨要信賴瑞士銀行的主要原因。不過,其保密原則不免和金融罪案的偵察有所衝突。雖然Dr. Roth沒有解釋銀行界怎樣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強調他們一定會滙報任何洗黑錢或與恐佈組織有關的金融活動,必要時凍結該戶口,絕不妨礙調查,並指瑞士是九一一之後,第一個支持美國對恐佈份子金融活動的打擊。
6. 世界網絡。不少銀行雖以瑞士為中心,但一直以來在全球累積了豐厚的投資網絡,和大量基金、策略投資者合作經年,得以維持其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論那個行業,要維持競爭力,就要做世界第一,而且要做得專。例如瑞士以私人銀行服務為主,羅特坦言,他們的投資銀行業早就萎縮了,同業都跑到倫敦或紐約去,只留下很小部份和財富管理有關的投資銀行留在本土。這就是取捨。此外,瑞士拒絕加入歐盟,一方面為了維持瑞士法郎之穩定,同時為了保時獨立,不受歐洲央行政策左右。這種做法,在全球化的今天能否獨善其身?看來尚未可知。

香港有許多地方和瑞士相似──人口相若,且都缺乏天然資源,而以出口貿易和金融業為主。香港也有條件開發私人銀行服務:據花旗銀行今年二月的調查,香港有二十七萬四千名百萬富翁,平均每人擁流動資產約三百四十萬元,市場不小。但羅特明言,瑞士的一些優勢,是難以仿效的,例如地緣政治的穩定、累積了多年的信譽和專業等。此外,今天香港市面的一片繁華,端賴國企接連來港上市所帶動,似乎沒有必要如瑞士般調整投資銀行和私人銀行服務的比重。

Sunday, November 19, 2006

工業往西看 香港新機遇

講者:梁兆基(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

香港步入中年,危機四伏。但不要以為擔心被邊緣化的只有香港。在國內,幾個經濟區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例如在九十年代崛起的長三角,由於各省市間積極呼應上海的龍頭效應,發展勢頭足,經濟實力已直逼珠三角。為此,廣東省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提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概念,並定下了「輕至重」、「東至西」的發展策略。如果香港了解這套思維,當可把握此機遇,事半功倍地找到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身兼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事務主任的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於週一舉行的研討會上,簡介了珠三角發展的兩大戰略:空間戰略和產業戰略。
· 空間戰略,以「提升西岸,優化東岸」為綱領,大力拓展珠三角的西部;
· 產業戰略,則是推動珠三角產業結構轉變,朝重工業、高新技術和服務業方向走。
這兩大戰略,實行起來是相輔相承的。

先講空間戰略。珠三角的中、東、西部分別以廣州、深圳和珠海為中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部實力最強,東、西部發展水平相若;但廿多年後,珠三角的經濟重心明顯向東移,西部大落後(參考表一,各區域GDP總值比較)。主要原因是珠三角西部與香港的聯繫,不及中、東緊密。東部和香港陸路相連,香港的投資者多數可以在三個小時內到達辦廠、採購等,而西部基建落後,故不獲青睞。 

這令珠三角西部的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廣東省決定從基建投入,在宏觀佈局上對西岸傾斜,其中一項重點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橋。大橋落成後,將使香港到珠海的距離縮短到三十公里,行車時間僅半小時(不必依賴海運),令西部諸市也有機會納入以香港為中心的三小時輻射圈內。珠西地理位置優越,它和泛珠三角區域中的西南西省──廣西、雲南、貴州和四川──接壤,這裏人口多、市場大,而且能源和礦產豐富,可與廣東和香港互補。港人若在珠西投資,不但可享有較東部便宜兩至三成的勞動力,更可視之為跳板,進入龐大的西南腹地發展。

對香港影響更深的是珠三角的產業戰略。珠三角將調整「以輕為重」的產業結構,著力發展重工業,香港恐沒有相關配套而吃虧。另外,以往香港和珠三角之間「前店後廠」的局面將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將是「廠店合一」的模式。因為廿多年來,珠三角在做「廠」的同時,正不斷提升「店」的功能,並踏足一些香港的優勢行業,如物流、金融及中介等,有可能把香港從價值鏈中擠出去。

在整個戰略思維中,產業轉型將與空間發展相結合,務求令整個珠三角地區協調發展:
· 中部──做綜合服務中心,即發揮「店」的功能
· 東部──以高科技、電子電器為主,做製造業基地
· 西部──主力發展臨港工業,如能源、重化工等
圍繞城市的週邊地方,則發展成旅遊區。

面對這種變化,兩地有必要探索新的分工模式,香港更要創造新優勢,加強「店」的功能。梁兆基建議,香港可考慮:
· 重點拓展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
· 發展品牌優勢
· 挾豐富國際經驗和網絡,助民營企業「走出去」,鼓勵企業到港發展,以提升其管治能力和開拓海外市場
· 成為區內人才及教育培訓中心

在研討會上,梁兆基不斷強調:內地不等你了。他說,除了積極「向西看」,制訂具針對性的投資策略外,更應強化固有優勢,與內地尋求合作機會,否則將來恐無法佔一席位。

表一:珠三角中部、東部、西部的GDP總值比較
1980(億元) 2005(億元)
中部 86 7949(廣州佔5116)
東部 18 7913(深圳佔4927)
西部 29 2254(珠海佔635)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講者:吳光正(貿易發展局主席)

伙深圳發展高科技 做中國矽谷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很多人以為科技,特別是高端科技,和我們沾不上邊,原來這純屬誤會。零三年用於火星探險的鑽鉗,就是香港理工大學和本地牙醫合作的成果,令人始料不及。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說,香港絕非科技的「塘邊鶴」,去年本地出口總值達22,460億港元,其中三分一,就是OECD分類下的科技產品。若我們能和比鄰的深圳聯手,更有機會發展成中國的矽谷,帶動經濟增長。

吳光正早前分別在香港的「創業投資/私募投資合伙會議」(10月9 日),和在倫敦的貿發局週年晚宴(10月31日)上致辭,講述把香港打造成亞洲技術貿易平台的構思。他說,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重點鼓勵企業的自主創新,這不啻給香港製造了一個大展拳腳的機會。因為香港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和海外國家進行科技貿易和技術交流的集散地。內地既是香港科技產品最大的供應地,也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事實上,香港早已擁有一批科技公司,專攻研發和科技應用,並把生產基地設在內地。我們可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科技貿易,這包括:
1. 地利──珠三角有大量工廠,需要科技支援
2. 融資優勢──香港聚集了超過170家風險投資基金,助企業進行融資活動
3. 自由貿易──可隨時從西方進口高科技設備
4. 建全法制──保障知識產權

和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科技發展上更為大膽進取。目前深圳已有超過一半的工業產品屬高科技類別,她又從全國匯聚了大量科研人才,成績驕人。更令人吃驚的是,吳光正從中央官員口中得知,深圳政府打算把過去二十五年累積起來的財政盈餘,幾乎悉數注入科研開發中,其大膽和果斷應該教香港感到慚愧。

不過,香港和深圳,既是競爭對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過去我們和深圳的發展唇齒相依,未來也應攜手合作,吸引國內和海外的科技公司到這裏來,從事生產、開發甚至服務支援。吳光正認為,如果我們持之以恒,港深兩地有機會建立具有關鍵效應的科技企業群,吸引各地專才,做到類似加州矽谷的科技群聚效應。將來,我們可能不必再叫這裏作「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乾脆叫自己作「矽谷」(Silicon Delta)好了。

四十年前,香港由山寨廠起家,憑藉自強不息,今已成世界第十一大貿易體;二十年前,隨製造業北移,服務業取而代之,香港積極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平台,服務內地及海外企業;如今,隨中國對科技的需求不絕,香港可把握機會做亞洲科技貿易的集散地,並把科技應用在工業和商貿上,相輔相成,為經濟注入活力,帶動第三次經濟增長。

Friday, October 27, 2006

中港人才接軌 改寫國家金字塔

講者: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

八大院校中,以香港大學歷史最悠久,地位最祟高。其校長徐立之的理念很清晰:要使港大成為以研究為主導的綜合大學。可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為眾大學訂下諸多條條框框,研究經費撥款又少得可憐,大學欲突破常規,貫徹徐校長的理念,真是談何容易;想令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更是任重道遠。
大專教育的藍海在哪裏?

徐立之本週三到訪本報,談香港的大專教育及甚前景。他說,每次和教資會開會,被問到大學最想要什麼,港大的答案只有一個字:flexibility(靈活)。教資會對大學生人數的限制,可以去到個位數字,其管制之嚴格可想而知。九月分政府成立高層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領軍,研究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策略,但徐立之說,教資會規定非本地生人數不能超過總數的一成、給予學生的配套設施如宿舍不足、非本地生的出路又成疑,要做教育樞紐,急也急不來。

被問到打造私立大學是不是大學的出路時,徐立之說他理想的大學經營模式是:
第一,政府不干預。大學高度自主,譬如說賺錢的學科多取錄一些學生;
第二,研究經費主要由政府承擔

徐校長不是人又要錢又要的癡人說夢。事實上,教育是非常昂貴的投資,世界上所有研究型大學的經費,沒有一間不是主要來自政府。以哈佛大學為例,它的學費固然高昂,但其實這只佔學校總收入的兩成。零五年,哈佛從聯邦政府那裏獲得的研究經費超過五億美元;在香港,零五年教資會撥款予八間大學的研究經費總和約為五億港元,真是雲泥之別。

原來,像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一類的國際級「私立」大學,其實並不是「私營」的。反之,它們的經費,絕大部份來自美國聯邦政府,只不過這些大學擁有高度財政自主權,故被稱為「私立」,不像「公營」學校般受到政府管制。港大理學院院長郭新教授,曾為本報撰文,剖析這些私立大學的經營和成功之道,總結起來,主要有幾點:

1. 國家把大型實驗室設在校園,交予大學管理。例如,大空總署把噴射推進實驗室設置在加州理工學院,每年經費逾十億美元;
2. 聯邦政府大量支持個人研究,由政府提供經費。一位教授欲申請研究經費,需要額外加上百分之五十的「大學管理費」,經費獲批後上繳予大學。這樣,大學仿如大業主,教授就像小商家,研究就成了一門賺錢的生意;
3. 即使不是大學職員,只要在申請經費時,包括了自己的薪金,大學也會樂意聘請,因此很多大學僱員實際上並不是由大學付薪的。但這些研究員往往無償為大學上課,訓練研究生,兩者相得益彰。
4. 作為全職教員,大學只付九個月薪金,其餘由研究費支付。職員為了保住飯碗固然扭盡六壬爭取研究資助,大學也可以藉此挑選最有能力的人才留為己用。

聯邦政府透過研究費和管理費間接資助大學,靈活性很高;而大學也可藉此擁有高度財政自主,兩者各取所需。香港太小,沒有一個龐大的聯邦政府作後盾,目前想走私立大學之路,很難。但若能和內地接軌,情況就不一樣了。

徐立之提出了一個「人才金字塔」的意念。他說,在一個社會裏,需要少數人才,站在最前端,專心致志從事研究,不必過問生產。然而其他人卻可利用這些少數尖端者的研究成果,套在應用、生產、營銷上,使越來越多人參與其中,漸形成金字塔的中、下層,讓社會經濟活起來。徐立之說,中國的「人才金字塔」也許不是那麼尖,中間寬一點;而香港人少,未必可以設置龐大的生產基地,下層沒有承接。但若讓兩者接軌,港人專注研究,做金字塔的尖端,把生產基地設在內地,我們可以改寫國家的金字塔,亦為自己找到一片藍海。

Sunday, October 22, 2006

「程翔案」後遺症︰北上草木皆兵 

講者:張炳玲(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吳靄儀(立法會議員)
  上周香港記者協會和程翔關注組舉行了一場研討會,討論在內地進行資訊蒐集的困難和可能碰上的陷阱。會上討論到,「程翔案」最令人關注的一點是,不但記者在內地進行採訪有可能誤觸「國家機密」,事實上隨中港兩地交流日頻,一般人在進行學術交流或北上傾生意,也有可能墮進陷阱,頗令人有防不勝防的擔憂。
  一些商人經常來往中港兩地,接觸不少人,這些人可以有許多頂帽子-民間的、官方的。在閒話家常時,他若提到一些消息,你不可能知道那是不是國家機密,他也不可能透露消息來源,這是陷阱之一;
避敏感題目 損學術水準
  香港人到內地出差,為某些項目進行資料蒐集,如果「明知」是國家機密,當然不會那麼笨寫出來,但有時候卻很難說,這是另一個陷阱;
  國內許多「環評報告」,比如說有關三峽的、有關港珠澳大橋的,都屬「國家機密」。從事環保的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副主席葉廣濤說,如果你知道了一些資料,又說了出來,很可能踩中陷阱。
  他說,若商人和公眾同時知道一些政策方面的消息,那就不叫「商機」;若你想辦法去了解一些內容,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機密的,又是一個陷阱。
  前記協主席張炳玲,就道出學術界因程翔案引起的草木皆兵。她說,這場研討會本想邀請一些學者談他們進行和內地有關研究的經驗,可是她卻不斷「食白果」。這些學者要不直截了當推卻「千萬別叫我站出去講」,要不表現「鬼祟」,囑在引述其發言時「別弄得人家知道是我」。這令張炳玲感覺到,在學術界做研究,若要蒐集內地資訊,往往要打擦邊球。
  學者進行研究時,往往需要內地研究夥伴提供大量數據、事實、資料。學者發表論文或研究,按道理應該列明出處,這可保障自己,證明這些是正確無誤的一手資料,非剽竊所得。
  但若資料來源敏感,怎麼辦?不引的話,論文的學術地位馬上下降;引的話,萬一惹上麻煩,不但自己有禍,也可能連累內地的合作夥伴。
  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學者只好棄敏感資料不用,轉而研究一些不容易惹上麻煩的領域,這樣,只會愈來愈少人研究中國的政治、權力動向等問題,研究題目愈趨平淡,不尖銳。不但如此,有時學者在內地接觸到一些資料,不敢帶回香港作分析,怕誤觸地雷,只好能記多少記多少,考驗記憶力。
  張炳玲感慨,如今從事中國研究,「好似做賊一樣」,長此以往,在香港做的中國研究,質素焉有不倒退的?
  吳靄儀說,無論根據《官方機密條列》或二十三條,程翔若在香港審理,都不可能入罪。
倘在港審理 程翔難入罪
  以《官方機密條列》來說,若程翔要被判罪成,控方必須證明:
  (i)所披露的資料是來自官方、
  (ii)未經授權披露、
  (iii)被告人明知是來自官方,同時明知未經授權、
  (iv)明知所披露的資料是受保護的、
  (v)該披露對國家安全是有損害性的,而且明知那損害性。
  程翔一案,上面五項都不能證明。
  至於二十三條,吳靄儀說,用二十三條入罪的機會是提高了,但若案子是在香港審,則
  (i)舉證的責任在控方、
  (ii)法庭程序的獨立性有保障、及
  (iii)審案將會牽涉陪審團,由常人用常理去判斷。
  這三點足以令一個獨立的檢控專員放棄起訴。
  而且在香港審理刑事案,是以無罪為起點,控方要合理推論、逐點擧證,不能憑控方一紙「鑑定書」或「確認函」便當作證據。
  程翔作為香港居民在內地被捕,吳靄儀慨歎,過去我們那麼辛苦地爭取新聞及資訊自由的法律保障、避免兩地遣送等,一下子都變成白費力氣。
  (註:本文根據程翰所整理的研討會「初步筆錄稿」而撰)

Friday, October 13, 2006

還有倒扁的可能嗎?

講者:邱毅 (台灣國民黨藉立委)

十月十日,台灣有一百五十萬「紅衫軍」進行「天下圍攻」,要把陳水扁轟下台。這其中,少了一位倒扁的關鍵人物──有「爆料天王」之稱的台灣立委邱毅。他沒有處身人群中,卻應香江論壇之邀,先來香港參加研討會,討論這場他高度頌揚民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公民運動,再馬不停蹄趕回去。

從九九倒扁、遍地開花到天下圍攻,聲勢浩大的倒扁運動有三大特色:
第一,中產階級很多,其中更包括了許多以往絕跡於抗爭的婦女,使運動深入每個階層,一呼百應。邱毅笑言,漂亮奪目的「辣妹」使這場運動生色不少,是「最被忽略的社會貢獻」;
第二,沒有特定的主群,是不分藍綠、貧富、南北的和平抗爭;
第三,參與者自發上街,因為政府顛倒是非,以「我壞,你更差」作擋箭牌,聒不知恥,群眾為了捍衛台灣的核心價值而戰。

邱毅說,群眾要倒扁,因為陳水扁一家,至少涉及五起弊案(見表),但他本人卻厚著臉,不道歉、不認錯、不辭職,令台灣人忍無可忍。這場倒扁運動可貴之處,在於許多人心裏都清楚,陳水扁為求自保必定忍辱偷生,但明知倒他不了,卻仍「知其不可為而為」,展現公民社會的力量。

儘管認為自己有可能比阿扁更早進監獄,邱毅樂觀地預測,未來令陳水扁下台的機會,還有兩個:
(1)月底國務機要案審結──這案先經審計署查帳,再由以清廉公正見著的陳瑞仁提出檢控,令人民寄予厚望,盼陳水扁終可以得到司法制裁;
(2)年底(十二月九日)台北、高雄將舉行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倘民進黨大敗,為求自保,他們有機會和陳水扁劃清界綫,令阿扁失去最後的護身符。

除此之外,倒扁成功與否,還要看一個人:馬英九。
馬英九本來企圖置身事外,俟零八年總統選舉一到,就穩坐釣魚船,但倒扁運動進行至今,他卻顯得進退失據。邱毅認為,國民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不能讓群眾孤軍深入,袖手旁觀。十月十三日的罷免案既然不能通過,邱毅認為馬英九應該提請倒閣,若通過成案,則可逼陳水扁解散國會,全面改選。因目前民進黨民望低落,屆時藍軍很有可能大勝,三分之二立院通過罷免的機會便大增。


Side box:陳水扁親信所涉及的五宗弊案

台灣民眾對陳水扁管治無方的怨憤日積月累,無處宣泄,遂透過向傳媒「爆料」一泄心中之恨。立委邱毅在台灣有「爆料天王」的外號,自去年開始,不少涉及陳水扁的弊案,都通過他給「爆」出來:
(1)2005年8月:高雄捷運案
牽涉人物有總統府副祕書長陳哲男,及高雄市市長、行政院長謝長廷。
由於和陳水扁的貼身幕僚和他所提拔的官員有關,邱毅認為單就這一宗弊案,阿扁都應該引咎辭職。
(2)2005年12月:總統府炒股案
第一夫人吳淑珍涉嫌漏報股權,且進出股市,每每低買高賣,彷如女股神。
(3)2006年5月:台開案
陳水扁女婿趙建銘介入內綫交易,又被揭發涉嫌賣官鬻爵。
(4)2006年1月:SOGO案
吳淑珍被指收受禮券,此案最近審結,獲脫罪。
(5)國務機要案
總統府涉用假發票申請報銷,審理中。

邱毅說,他還有第六宗弊案捏在手裏暫時不爆,這是他的「壓箱寶」,等陳水扁下台了,失去保護傘後才抖出來。

Saturday, September 30, 2006

台灣民主給香港的啟示

專訪:鄧文正(禧文學舍創辦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陳水扁曾經是台灣人的驕傲。
二零零零年,人民用「一人一票」把陳水扁送上總統寶座,使台灣成為全球第一個實施民主制度的華人社會。
才不過六年光景,陳水扁已成了台灣人的羞恥。他的管治失當、腐敗瀆職,使台灣成了「瞧,這就是民主!」的反面教材。

其實台灣人不必太慚愧,香港人也不必對民主感到迷失。如能藉台灣民主轉型之痛,反省民主的內涵和真諦,深化中國人對民主的認識,未嘗不是我們之福。

台灣走到這一步,是陳水扁一人之過嗎?
不見得。
陳水扁個人的失德固然是主因,但民進黨、國民黨、傳媒和民眾,都有責任:民進黨馬上得天下,一朝得志,形成暴發戶心態,疏忽了自我監督;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沒有好好履行反對的責任,對政府作出適時的鞭撻;傳媒、學者初期沉溺於台灣民主的驕傲,對政府的監管不足;初嚐民主洗禮的台灣人民,以為「一人一票」就是民主,也沒有好好掌握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難怪南方朔說:「民主的領袖要有更高的榮譽感與責任心,民主要有更多元的權力制衡,民主也要有更具警戒心的公民。」

如果這樣說,那實行民主是不是要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呢?曾有人提出,香港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指這會引起民粹主義、福利泛濫,云云。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鄧文正說,雖然台灣的教訓讓我們對「民主」作出反省,這不等於說行民主要有什麼先決條件──兩百年前美國開始實行民主制度時,社會好得到哪裏去?

鄧文正指出,只要社會的司法制度公正建全,人民享有自由、對人寬容,那已足夠行民主。就以香港來說,自第一次立法局/立法會選舉以來,政黨之間絕少抹黑或互相攻訐,亦從沒爆出什麼造票醜聞,這就證明香港人高度廉潔,而且信任投票制度;再看零三年的七一遊行,鄧文正說,這可以稱得上是「曠世成就」,因為從沒有一個地方──即使民主如歐洲發達國家──在過十萬人激烈反對政府之下,竟可自發地進行一場井然有序、毫無暴力衝突的遊行。港人質素之高,冠絶全球,足夠實施民主制度有餘。

爭取民主是一回事,但鄧文正指出,民主和有效的管治沒有必然關係。哈佛大學的載雅蒙教授(Larry Diamond)上週在香港出席一系列講座時說過:空有民主而缺乏良好管治,這樣的社會比比皆是。貪污、濫權、瀆職、司法不彰、暴力等,都可令一個民主社會行之不效。鄧文正說,由此可見民主並不完美,它只是相對合理的制度而已。

因此,如果有一天香港實施民主制度,和台灣一樣,我們也有可能選出不稱職的人來。鄧文正說,如果你讓我選,我當然希望多選兩個「吳靄儀」,好過多選兩個「梁國雄」。但如果真的是「梁國雄」比「吳靄儀」多,我也應該尊重多數人的選擇。民主的確是冒險,但香港人連「沙士」都可以挺下來,鄧文正說,我們當然有足夠的能力承受民主轉型之痛。

Side box:一人一票不足百年
「一人一票」是很多人對民主最簡單的詮釋。但鄧文正說,雖然這個概念早於十七世紀在英國萌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真正無分種族和性別的「一人一票」選舉──以前只有白種男人有權投票,女人和黑人都被拒諸門外。鄧文正笑說,既然西方國家的一人一票也實施了不足百年,香港民主的發展,較諸其他民主社會,其實相距不遠。

Saturday, September 23, 2006

馬雲談阿里巴巴

講者:馬雲 (「阿里巴巴」網站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馬雲說,他相信十年後,全球三大互聯網公司裏,一定有一家是中國的企業;是不是「阿里巴巴」他說他不知道,但「阿里巴巴」卻向著這個目標邁進。人家問他憑什麼那麼大口氣,他滿不在乎:「反正造夢又不花錢(It costs nothing to dream)。」

馬雲的英語是自學的,但他對答如流;對於互聯網,他說他只懂收發電郵和瀏覽,但他卻被稱為中國的互聯網之父。他創辦的「阿里巴巴」Alibaba.com,是全球最大的B2B(Business-to-Business) 網站,在超過兩百個國家裏,擁有2,500萬登記用戶,每天瀏覽人次達五十萬。成立於1999年,它憑什麼快速成長?

唸大學時當過學生會的主席,馬雲說每次搞舞會,都讓他很頭痛:女生太多,供不應求,很多女孩(供應商)沒舞伴,她們會不高興;男生太多,選擇不夠,他們(買家)又會鼓躁。如何平衡男生和女生的數目,是一大學問。年青時搞舞會的經驗,居然和後來Alibaba.com的經營模式,出奇地相似。

Alibaba.com事實上就是一個為中小企業撮合舞伴的平台。那每天瀏覽Alibaba.com的五十萬人,多是來自全球的買家和入口商,在上面尋找中國或其他地方的廠家。一旦配對成功,雙方就可以進行交易,整個過程都是免費的。不過,賣方若想自己的產品獲得更顯眼的位置,或在買家的搜尋名單裏,得到較前的排名,他們可以繳納每年$5,000到$10,000美元的年費,成為Alibaba.com的「金牌供應商」(Gold Suppliers);而在中國以外的賣方,則可以年費美元$589申請成為「信用會員」(TrustPass members),以得到第三方的信用認證。

從一開始,Alibaba.com的定位就很清晰:服務中小企。馬雲說,大公司應用網上B2B服務,不外乎想減低成本、減少交易時間;可是對中國人來說,時間多的是,減了就什麼都沒有;而公司規模小,成本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服務中小企,最重要是幫他們賺錢,一切都等錢到手後再說。

Alibaba.com的原則就是簡單易用。馬雲說,如果我都懂用的話,那麼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懂用。它們就是憑這理念,擊敗眾多對手,成為網上B2B 的全球第一。難怪馬雲得意地說,Alibaba.com的目的不是賺錢,可是我們卻獲利甚豐。

但馬雲的野心不止於此。Alibaba.com的另一產品、淘寶網(taobao.com)在零三年五月、沙士最猖獗的時候成立,衝著ebay而來,是一個B2C(Business-to-Consumer)或C2C(Consumer-to-Consumer)的交易網站。馬雲說,不為賺錢,我們只是想在中國創立一百萬個職位,鼓勵年青人在「淘寶」上經營一家小店,自己當老闆。馬雲說,九五年他離開學校(他本來在杭州教書)出來闖天下,沒有關係,也沒有很多錢,但他成功了。他說,如果馬雲能成功,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也能夠成功。

去年Alibaba.com更進一步,鯨吞雅虎中國,一躍成為入門網站的一份子,並且在一瞬間,成了所有中國.com的頭號敵人。收購雅虎的代價不菲,但為了站上世界舞台,吸收雅虎的國際經驗,馬雲說他們必須走這步。收購雅虎一年了,馬雲自言重新寫一個搜尋引擎也沒那麼費神,因為雅虎中國是具規模的企業,一切上軌道,員工因而比較因循,沒有鬥心。馬雲說他要像訓練一隊軍隊那樣鍛鍊他們,讓他們擁抱變化──他甚至為此推卻了和美國財長保爾森會面的機會,留在北京為雅虎員工講授領袖課程。

創辦Alibaba.com,收購雅虎,踏足國際舞台──馬雲正一步步迎向自己的夢想。他深信網上商貿(e-commerce)將成趨勢,他希望有一天人們會忘了「阿里巴巴」,忘了馬雲,因為如果有那麼一天,就證明網上商貿將會像電一樣,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

Saturday, September 16, 2006

用易經智慧 管理香港機場

講者:彭定中(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鬼才黃霑用兩句歌詞就概括了易經的智慧,而信奉易經的機管局行政總裁彭定中,也用了兩句話來概括他對香港新機場的管理心得:「有所變,有所不變」。他說,只要把不變的基礎管理好,就有更大的力量去應付常變的未來。



應香港美國商會的邀請,彭定中暢談了他管理新機場的理念。他說,科技也許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人情世故卻是恒古不變的。許多千年以前,孔子周遊列國、商旅經絲路通商,其運作和今天的國際機場,是一脈相承的。形式雖然變了,但如何使人盡其才(人流)、物盡其用(物流),這點原則卻沒變。



踏入廿一世紀,有兩個趨勢主導了世界潮流:

第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

第二,競爭白熱化,爭分奪秒(time-based competition)



因應這種變遷,彭定中說廿一世紀的機場必須重新定位:

做匯流中心(Flow Management)

如同芝加哥是全美國的匯流中心,香港也要放眼全中國,做中國的匯流中心。香港目前只有四十條通往中國的航線,這是遠遠不足的,必須建立更全面的覆蓋網絡。要做中國的匯流中心,我們要改變觀念,把所有往中國的航線介定為「國內航線」(Domestic),和「國際航線」(International)區分開;香港要做中國和世界的連接點。

現在中國有一百四十二個機場,按照「十一五規劃」的構思,在五年內,機場數目將增加至一百八十六個,到二零二零年,達二百二十二個。這代表中國將在十年內,於貨運量、載客量、機長和飛機數目上,達到雙位數字的增長。


這不但代表龐大的投資需求,也是香港面臨的挑戰。目前上海、北京和廣州機場紛紛開展擴建計劃,甚至興建第三條跑道,期望到二零二零年時,每個機場的載客量可達每年一億人次。



香港需要第三條跑道嗎?彭定中說需要。但問題是,香港國際機場佔地僅一千二百畝,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小的現代化機場,不像北京、上海或廣州,我們缺乏土地。要填海,得先清除海中的汙泥,工程浩大,成本高昂。因此彭定中認為,先把目前兩條跑道的容量最大化,再考慮興建第三跑道的可能性。



另一個辦法,是加強和珠三角機場的合作。彭定中說,他的想法,是整合整個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門機場的資源,如此一來,該地區可供飛機升降的跑道,將多達七條!這便可發揮最大效益。他說,除了競爭,我們不要忽略合作的可能性(beyond competition, there’s cooperation)。



做好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

先進的科技和有效運輸,拉近了世界的距離,同時也令疾病和危機散佈得更快。彭定中上任以來,最難忘的兩件事就是零三年的沙士,和九一一恐佈襲擊。一場沙士,在短短數月間把香港機場的交通流量減少一半;而九一一之後,冗長的安全檢查也使人習以為常。因此彭定中說,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保障人流和物流暢通之餘,儘量減少傳染病和危機的散佈。


從事體驗產業(Experience Business)

從「基建產業」到「服務產業」,彭定中指現在的機場管理已進入新階段:「體驗產業」。步進機場後,你可以很放心地卸下行李,因為它會在目的地等你。進入禁區後,踏上厚厚的地氈,就是琳瑯滿目的機場購物區,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享受到這份閒心。彭定中說,香港機場致力製造「無憂」(hassel free)旅遊體驗,就是為了照顧旅客的心靈需要。


彭定中總結,要提升一個機場的最大價值,就是要利用機場的經濟效益,把「城市的機場」(The city’s ariport)發展成「機場城市」(the airport city)。如此,一個城市的機場,就可以成為這個城市最令人引以為傲的之處。

Tuesday, September 12, 2006

不是社論:印度的挑戰

被稱為插上翅膀的大象,印度在投資界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中國是世界的工廠,而印度的服務業,亦已逐漸形成中國製造業的規模。班加洛和孟買,可以把任何一個國際城市比下去,她們以資訊科技、金融和電影,在世界舞台上初露光芒。可是只要稍稍往北走,譬如到著名的旅遊「鐵三角」德里、泰姬陵和齋甫去,就會發現印度也許是更真實的一面──窮、髒、亂。

印度今天的成功,拜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後,新政府的連串德政所賜。其中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印度投放在高等教育的資源,佔所有教育開支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中國的比重則不足百分之十一)。她每年培養三百萬名大學生,較諸美國的一百三十萬、歐洲的二百九十萬和中國的二百四十萬都要多。而理工系的畢業生,更以翻倍的速度上升。目前全印度的資訊工程師,共有四十萬,光班加洛就有十五萬,比美國矽谷的十三萬要多。當年的決定押對了注,使印度在知識型經濟中大發異采。

不但如此,因為挾英語人口的優勢,印度已然成為美國服務與資訊科技業最強大的後勤基地,並以十分之一的工資成本,直接威脅美國本地科技人才的生計。資訊科技業,每年為印度的GDP頁獻百分之五,三年內將達百分之七。

光從這一角度看,印度的前景一片美好。但如果走進印度,稍微觀察一下這十億人口是怎樣生活的,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印度要向前跑,目前的起步無疑漂亮;但要繼續跑下去,甚至帶來飛躍的進步、超過中國,還須克服幾個重大的挑戰,貧富懸殊必然是其中之一。

印度的貧富懸殊,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以零三年的數字比較,最富之邦的實質人均收入,較最窮之邦多逾四倍。零一年,富邦的整體識字率有六至七成,但窮邦的卻徘徊四至六成之間。自八十年代起,印度經歷了各項改革,可惜二十年來跨邦流動性仍然不足,而且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有拉闊的跡象,因為富邦的經濟增長高於全國平均值,而窮邦的則較低。

在貧民區(這是隨處可見的),衞生環境之差令人瞠目結舌。滿街垃圾堆積,人和牲口住在一起,牛、羊、狗隨處便溺。很多人都知道印度的水不乾淨,其骯髒的程度是令人漱口也感到不愉快,遊客唯有信賴樽裝水。在著名的恒河,人們蜂擁而至,洗澡的洗澡、喝水的喝水,而死在恒河旁的人,則就地在河邊火葬。環境如此令人不安,而人們居然習以為常,其衞生意識惡劣,一旦爆發傳染病真的不堪設想。

印度人口雖然可以自由流動,但人們的跨邦流動性甚低,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運輸系統落後。印度的確建有許多鐵路,但火車的開發時間和速度極不可信,買了票的不一定能上車,上了車也不一定能忍受那種侷促的環境。

此外,在大街上,人與車爭路,而牛、羊、大象和駱駝,則不時擦身而過,防不勝防。重甸甸的明顯超載的貨車不斷呼嘯而過,考驗司機駕駛技術和容忍度。

除了貧富懸殊,印度還有一個計時炸彈:種姓制度。印度人按地位分為九等,這是世襲的,一輩子都洗脫不掉,除非你穿州過省,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隱姓埋名努力打拼,那低等的印度人也有機會變得富有。但這個情況仍然少見。比較常見的是,如果你生為乞丐,就必須一生行乞,根本沒有讀書這個選擇。當年為了方便管理,英國人並沒有意圖打破這個行使了數千年的種姓制度,到如今,亦沒有人可以一下子把它打破。

種姓制度引伸出來的問題的,如果這個國家整體都很窮,只有極少數的人富有,那還好,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平等的;但當這個國家逐漸多了富人以後,而有些人仍然很窮,那社會問題就跑出來了。目前中國正處於這樣的轉型階段,社會衝突正在各地每天進行中,而領導人則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推動社會和諧。此外,在印度,女性的地位低下,很多生於郊區的女孩自小就沒有上學的機會。她們不諳英語,與外界脫節,唯一的責任是生兒育女,可以說既無一技之長,又無生產力。這樣下去,不但兩性不平等加劇,亦令國家的生產力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別是印度目前以高技術推動經濟增長,因為階級或兩性衝突引起的社會問題可能很快就出現,考驗領導人的治國能力。

印度正處於國家發展的轉捩點(tipping point)。今天她能引起世界這樣的重視,某程度上是因為印度人善於計算,左右逢源。過去數年,美國和印度的貿易額──特別是在高科技資訊產品的貿易上──錄得強勁增長,美國自然期望這勢頭可以持續下去,予美國企業進入印度龐大的市場從事營商,互惠互利。另一方面,美國亦希望希望拉攏印度,利用她來制衡中國。美國總統布殊希望美印能持續地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並能進一步成為戰略伙伴。去年七月,美印就在核武、經濟、貿易和出口管制上達成一些共識。

對中國來說,印度不是陌生人──歷史上兩個文明古國的友誼始於公元前二百年,期間中國向印度提供了物質文明,輸出絲綢、瓷器和水果;印度則向中國提供了精神文明──佛教。建國初期中印因為巴基斯坦問題交惡,但最近青藏鐵路通車,中印邊境貿易區重開,標誌了重要的歷史意義。中國人的智慧是,多一個朋友就是少一個敵人,與印度重修舊好,何樂不為。

在國際舞台上,印度巧妙地利用了中美的矛盾和角力,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她有接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又與西藏、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燙手山芋接壤,增加了她和大國討價還價的能力,配合本身形合世界潮流的資訊科技發展,實不可多得。但她背負十億人口的包袱,內部窮、髒、亂,問題多多,任何一個環節出事,都可能引起社會震盪。因此投資這類新興市場,若一味光看數字,可能失之偏頗,必須審慎為上。

Friday, September 08, 2006

探討消費稅:人口老化誰來承擔?

五分鐘聽講座
講者: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史泰祖醫生、城大經濟及金融系金融學講座教授張仁良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在工商專業聯會的研討會上,就香港的稅務改革,向市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我們的稅基是否過窄?第二,銷費稅是否最佳出路,及第三,如是的話,該怎樣執行以取得公眾支持?

就現瑒反應所見,似乎大部份參與者均認同香港稅基過窄,需要積縠防饑、未雨綢繆。其中,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史泰祖醫生,及城大經濟及金融系金融學講座教授張仁良,不約而同以人口老化和醫療開支過高,作為支持開徵銷費稅的主要理據。

張仁良力撐唐英年,指政府審慎理財並非杞人憂天。他回憶,零零年立法會曾邀請了他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共同商議應該如何分配當時政府的四千億元盈餘;豈知事隔不足一年,零一年,政府財政就出現赤字。他說,九七年以前,歌舞昇平,有誰會料到之後會接二連三發生金融風暴等衝擊呢?由此可見,居安思危是必須的。

更何況,香港所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將非同小可。張仁良引述數字指,目前香港的男性壽命為全球最長的,達78歲,女性壽命則僅次於日本的,為84歲。到了2031年,預計男女的壽命均會增長四年。此外,生育率持續下降,由七十年代每個家庭平均擁3.5個嬰兒,下降至零四年的0.9個。這些數字表達了一個訊息:將來老人相對就業人口的比例,將持續上升,直至如唐英年所講,達每2.5個工作人口,供養1個長者──相比目前的六比一,增加一倍有餘。

除工作人口的負擔加劇外,醫療開支佔稅收比率,亦會如脫疆野馬般直綫上升──目前每一百元稅收中,有二十二元用於醫療開支;到2033年,其開支將會超過五十元。

難怪醫生史泰祖開宗明義便說,開徵銷費稅的討論絕不能和醫療融資改革脫鈎,因為兩者是唇齒相依的。

他說,從九五年至零五年,醫管局的開支增加了足足一倍。隨人口老化,相信這開支將有增無減。如何持續發展下去?他說,加價並不可行,因為目前公立醫院收費僅為成本之百分之三;成立類似強積金的醫療保險計劃,勢為難中小企;光靠儲蓄又未能分擔風險,似乎只剩下加稅一途。只要政府收入穩定了,不管經濟波幅如何,市民的醫療福利都可以不受外圍因素影響,而得到基本保障。

史醫生又說,他不認為銷費稅是劫貧濟富的惡稅──重視社福的歐洲多國徵收銷費稅由來已久,尚且可以凝聚大部份市民的認同,證明人們能接受多消費者多付稅這概念。他甚至更進一步,指一些已退休的銀髮族消費力強,且因他們享受過社會的黃金時期,更加要繳稅,而銷費稅,則是其中最公平的稅收。

雖然支持稅務改革,但醫者仁心,史泰祖公開呼籲財政司司長,應豁免市民就醫療、教育及基本生活所需之消費作出徵稅,因為那些是別無選擇的消費。

Friday, September 01, 2006

防「有為政府」力抗消費稅

五分鐘聽講座
講者:中原(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施永青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咪冇事食胃藥。」

中原(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施永青,一向推祟「無為而治」,主張隨遇而安,對政府好端端地卻去推銷消費稅,大力鞭撻。他一向反對「大政府」,抗拒政府過份有為,對稅務改革,他呼籲政府一定要慎重。

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舉行有關開徵消費稅的研討會,分別邀請了兩位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領袖發言,陳述其利弊。出席者除施永青外,尚有「反對銷售稅大聯盟」副主席黃家和、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陳茂波和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公共財政小組副召集人阮肇斌,後兩者均支持開徵新稅,認為此有助穩定香港的財政收入,未雨綢謬。

但施永青一於唱反調。他說,為未發生的事作太多準備,結果大多是浪費。他的理據很簡單:香港一向奉行簡單低稅制,百年以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除金融風暴一役外,公共財政大部份時間均無赤字。這就證明香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重大的稅務改革。他說,好端端地卻去施手術,對社會來說,無異是一場「生場災難」(Eco-disaster),對民間、對商界、對政府,皆百害無一利。

他不諱言:「我為人靈活變通、見招拆招,倘突然發生什麼巨大變化,我一定不會受累;卻苦了那些不擅適應環境的基層。」

支持開徵新稅者大多有兩個理據:第一,香港稅基太狹窄,政府財政收入過份集中於一小撮納稅人身上,具風險;第二,引伸下來,因收入隨環境變化而不穩定,若遇上經濟衰退,政府可能入不敷支,屆時無論加稅或減福利,也不免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施永青對這兩個原因甚為不屑。首先,他不同意香港稅基過份狹窄之說。他認為,政府收取來自地產的間接稅龐大,基本上凡是在捱貴租、捱貴樓的香港人,都在繳稅;其次,他認為一個社會,最忌政府財政收入穩定。很簡單,財赤是一項重要的市場訊息,一旦發生了,政府就會有所警愓,增收入、減開支,應慳則慳,睇餸食飯。反之,若政府的收入穩定了,就會和市場脫節,傾向大花筒,亦不會在經濟衰退時照顧商界,急市民所急。

施永青苦口婆心地說,推政策要按實際情況行事,不是說理念完美就是好──打字機的設計就一點也不完美,但既然大家用得慣用得好,改它作啥?他說,香港的中產階級沒有擴闊,光擴濶了稅基,能起什麼作用?香港的核心問題,是要進行「換血」。香港在轉型,但未能隨社會轉型者眾,這才是大問題。擱著大事不管,卻來弄翻行之暢順的營商環境,施永青說他真的想不通。

Side-box:為何支持消費稅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陳茂波:
1. 過去的成功不能代表未來也成功;我們應該未雨綢謬、居安思危
2. 若財政收入穩定,就可以在逆境時,保持競爭力
3. 消費稅並非只升不降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公共財政小組副召集人阮肇斌:
1. 香港財政收入有結構性問題,需要稅務改革。有關建議得到信貸評級機構支持,有利投資
2. 政府過份依賴賣地及地產相關收入,其波幅太大,致收入不穩定
3. 擴闊稅基不等於加稅,只是穩定收入的一種手段
4. 多收的稅項可用作還富於民,保障低下層

Friday, August 11, 2006

皇仁兩極化 恒商成奇皅 ──談今年放榜的兩個現像

專訪:劉迺強(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委員、保康食配行政總裁)

今年會考放榜,頭條新聞有點不一樣。
向來盛產狀元的皇仁書院一如既往,創造了六名十優狀元,為全港之最,亦為皇仁歷屆之冠。可惜伴隨這件喜事的,是另外兩名學生串謀行劫認罪候判。
有人認為這是隨中學級別五改三後,名校學生兩極化的典型例子,因此傳統名校對五改三的鞭撻更加不遺餘力;但更多人認為,中學級別五改三,減少學校之間的差異和競爭,鼓勵階級流動,對社會整體有利。

香港的中學向來階級分明。中中vs英中、Band 1 vs Band 5、港島區vs新界區,涇渭分明,毫不含糊。這是香港的特色,更是香港的悲哀。為什麼會這樣?劉迺強認為,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造就了這樣的社會。

香港的中學,過去主要由聖公會、天主教團體和政府轄下的官立學校包辦。私校如一度風光的新法書院,和一些左派學校像倍僑,往往因資源不足、收生有限而被邊緣化。雖然後來不斷有津貼中學投入教育事業,但因為政策傾斜或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傳統名校」,早已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透過中五會考的學位再分派,不少名校藉此「換血」,吸納他校的高分考生入讀預科,把自己表現稍遜的學生拒諸門外,乘機鞏固名校的金漆招牌。這使不少高增值的新校感到意興闌珊,因為他們辛苦教出來的好學生都跑到隔壁的名校去,而被名校篩選出來的,又跑到他們這裏來。這些春風化雨的老師頻為他人作嫁衣裳,越教越辛苦。

這樣的歷史、考試與預科制度,強化了學校之間的差異,名校被神聖化,表現稍遜的學校則難以翻身;此外,學生過早被標籤,容易因為「自我預期」(self-fulfilling)而失去求上進的動力,間接窒息了社會的流動性。

「五改三」和強制執行十四分原校升讀預科,大大拉近了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異;而即將展開的「三三四」學制改革,亦將使名校少了換血的機會,進一步糾正歷年累積起來的階級分化。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過去發生在學校之間的差異(between school),現在被移植到班級之間去了(within school)──這解釋了名校學生表現的兩極化。

這對「傳統名校」來說,當然不是好事。以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收取眾生中最優秀的百分之二十,學校即使零增值,其「產品」也必然是最佳的;無怪乎有九龍塘區名校校長,在放榜前事先張揚,抱怨「五改三」將令學校狀元遽減。但這對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說,卻可能是件好事。

第一,班級之間的差異(within school difference),對學生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今年皇仁書院有兩位十優狀元,向社會作出了「近朱者赤」的最佳示範:中游分子廖匯恒和尖子學生余樂倫一起溫習,互補不足,結果雙雙掄元。

劉迺強回憶,他在六十年代入讀「貴族名校」聖保羅男女書院時,每級之中,有三分之二同學由聖保羅小學直升上來,不少是富家子弟;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通過「小學會考」或中央派位考進來的,可以說是「陪太子讀書」的一群。但肯吃苦上進的學生激勵了生活安逸的學生,加上當年的校長和老師們,秉承英國傳統公立學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對學生們一視同仁,形成極佳讀書環境。不少窮學生,因此改變命運。

第二,學校之間差異的拉近,減少了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有利莘莘學子和苦心孤脂的家長們。有說香港的中學,從來沒有Banding之分,有Banding的,只是學生。是因為Band 1的學生一窩蜂選擇了一所學校,才使這所學校成了「Band 1」名校。今年因為產生兩名高考6A狀元而聲名鵲起的恒生商學院,就是典型例子。它今年的平均收生分數,是25分,傳統名校亦望塵莫及。它把一所名校的誕生,形象化地表現出來,我們有目共睹。

如今拜「五改三­」所賜,每間學校的學生成份拉闊了,學生又按地區派位,理論上每間學校的水準更加接近,家長和學生們的選擇多了,有助減少競爭,抒緩他們的壓力。

可惜階級觀念深植港人腦海。而今天不少「中產」的一群,更是當年藉「名校」爬升上來的,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希望子女按自己的成功軌迹更上層樓。他們鑽政策的空子,搬家的搬家、信教的信教,千方百計為岌岌可危的「傳統名校」築起血肉圍牆。劉迺強慨歎,這樣的香港人,妨礙了一個良好的教育糾正機制,將來身受其害的,還不是我們自己。

小註:劉迺強長子劉方畢業於皇仁書院,現為港大學生會會長。

Monday, August 07, 2006

香港人的 蘋果橘子經濟學


五分鐘聽一席話
專訪:陳德廉(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Freakonomics(中譯《蘋果橘子經濟學》)自去年面世以來,一直高踞亞馬遜網上書店之銷量十大。作者Steven D. Levitt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在書裏,他先提出一些看來毫無關連的獨立事件──如二十年前一位墮胎被拒的年輕母親Norma,和九十年代美國罪案率呈現的驚人跌幅──然後逐步建構起其因果關聯來。聽起來天馬行空,但看下去卻頭頭是道,頗能自圓其說。

這是芝大經濟學派的魅力。港人熟悉的經濟學家張五常,亦曾問道於芝大,並在那裏從事博士後研究,完成聞名的畢業論文《佃農理論》。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陳德廉,是張五常的學生,他亦頗得恩師真傳,自稱從事「流氓經濟學」,摒棄晦澀難明的術語和數字,融經濟學理論於日常生活中。剛跳出象牙塔的他,順手拈來兩個個案,娓娓道來香港人的「蘋果橘子經濟學」。

個案一:為什麼演唱會門券的價格可以企硬,永不劈價?

即使反應欠佳,演唱會門券卻從不在開場前減價求售,這看來是一種有損消費者利益的價格壟斷──但陳德廉認為,這反而是一種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一般來說,演唱會的場地負責人會在大半年前,開始製定來年演唱會的時間表;而作為演唱會的製作人,亦樂意提早賣飛,憑售票反應來決定是否加場。如此一來,消費者冒的風險最大,因為購票時間距離表演時間越遠,他們越不確定自己的行程。一個人如果買了票,臨時卻缺席,只好把票放售。

若因為反應不理想,而臨時以折扣發售門券,那麼那些已經買了票卻未能出席的消費者,就不能用原價來出售他們手上的票──他們必蝕錢。陳德廉認為,為了平衡消費者和演唱會製作人的利益,在儘量提早售票的情況下,保持價格不變,那樣即使持票人想臨時出貨,也不必平售轉讓,這樣就可以把消費者負擔的損失減到最小。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保障消費者的考慮,比如說即使不能出席今天的演唱會,持票人仍可憑票另選日期的話,那麼演唱會製作人就不妨在門券銷路不佳的情況下減價,盡量賣票,能賺多少賺多少。機票就是一例。因為除即日有效的折扣機票外,正價機票的有效期一般長達數月,那麼即使有乘客上不了今天的飛機,他也可以改搭明天的飛機,不必急於把票賣出去;而航空公司為了在最後關頭把滯銷的機票賣出去,亦大可減價求售。

個案二:為什麼連銷店裏不同碼數的成衣,價錢卻一致?

大號成衣不僅耗布量多,而且因為布寬是固定的,裁片越大,所產生的可用碎布越少,加倍令大號成衣的成本較小號成衣高。這樣說來,大號成衣的售價應該比小號的高才對;但成衣的售價卻不問碼數,彼此均等,為什麼?

同時,陳德廉還觀察到另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按競爭理論,只有市場壟斷者才有資格令貨品的售價不合理地高,因為他不必顧慮售價或供求會對產品的銷量造成任何影響。但眾所週知,成衣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但產品的售價卻較其成本高出許多,溢價驚人,這似乎有違經濟學的常理。

想了三年,終於讓陳德廉找到一個合理解釋。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在第一批新衣推出市面時,零售商不肯定它們會否受歡迎,承受的風險很大。如果將同款式中,所有碼數的成衣售價劃一,那麼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就更能從其銷量中反映出來。想像一下,若大號成衣售價高,而其銷量也滯後,你不能十分確定那是由高價造成的,還是因為購買大號成衣者真的較少。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季初的成衣售價,一定比季末高許多──因為作為首批測試顧客反應的產品,零售商已肯定將來能減價,因此第一批貨往往溢價驚人。

一旦掌握了第一批成衣的銷量後,零售商就可以更準確地調節這款新衣的碼數比例,生產第二、三批成衣,並逐步減價。

唯有款式不變、無懼潮流更替的成衣,才可以純綷地以用布量,即以衣服的大小,來訂價。有這樣的例子嗎?
答案是校服。

自日常生活的觀察中,若多抱假設和懷疑,加上證據搜集和分析,可以透視出許多經濟理論來。陳德廉補充,不要滿足於一方面的自圓其說,應嘗試找出反證(在以上的例子中,即機票和校服),才可以使一個理論更加完善。

預告:陳德廉將於下月開始,在完成其印度之行後,為本欄撰文,讀者密切留意。

Sunday, July 30, 2006

不是社論:國家十一五金融改革 香港作先鋒

2006/7/31

在未來五年,為配合國家經濟走向市場化,深化金融市場將成為國家金融改革的主調。其中最大的挑戰包括完善宏觀調控,改善貿易之內外失衡;提升股票市場質素和金融服務業水平,避免過份依賴銀行進行融資活動;還有就是改善金融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即提升會計、法律水平,確保金融安全。作為區內的主要金融中心,配合國家之金融改革,是香港金融業的核心任務,亦是香港力保不被國內城市邊緣化的最佳位置。

國家金融業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資金融通度不足。個人儲蓄率過高,內需升不上去,境內金融活動不活躍;同時,外資又不斷湧入,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日大。如何強化香港作為內地和境外資金的融通之所,和為內地提供資金融通之渠道,是香港應走的方向。

在上一個五年規劃裏,國家為金融改革奠下一些穩固的基礎。首先,是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以利率操控和貨幣供應為手段,確保GDP穩定快速增長,而物價水平則維持低落,實現高增長、低通脹,保持競爭力;其次,是透過股份改革,和動用國家六百億餘元來剝離不良資產,讓四大國有銀行市場化,並逐一來港上市;第三,推出人民幣滙率改革,在去年九月,恢復九四年所提出的浮動滙率制,加上參考一籃子貨幣滙率,讓人民幣按市場規律逐步升值,扭轉過去以人民幣貶值來補貼生產成本的惡性循環。

通過這些金融改革,國家經濟逐步扶上正軌,但更大的挑戰還在前面。目前內地金融市場,正面臨幾個重大問題。第一,中國經濟內外失衡,貿易順差增長太快,前幾年不過是在220-330億美元之間,去年就冒到1,019億美元去了;此外,外滙儲備高速增長,本年六月底已達9,011億美元,頭半年已增加了1,200多億,使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高唱入雲。

第二,一方面囿於傳統思想和對過去苦日子惶惶不安,一方面因為內地的金融服務業不發達,國內居民的個人儲蓄率在過去十年來不斷上升。2004年,個人儲蓄率佔GDP的45%,總消費則不足一半,相對美國,其個人總消費高達GDP八成,內需充沛。鼓勵消費,擴大內需,對中國來說非常必要。

第三,內地金融服務業不發達,間接融資比重過大,高達78%市場融資依賴銀行,通過股票融資的只有6%。金融企業競爭力不足,乏主動創新,抗壓能力弱,如遇上金融風暴隨時被一擊即破。而國家的會計、法律、信用環境等軟件發展,仍大有改善空間,這實在是長路漫漫。 

針對以上金融業面對的困境,國家將會在宏觀調控、利率改革、匯率機制、深化金融市場、完善金融生態環境下再下苦功。在這方面,如果香港可以作出相應的配合,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今年三月,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提出了香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五個方向,概括來說,這五個方向就是強化內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例如,內地水浸,外資大斷湧進,居民儲蓄率高,若利用香港高效、多種貨幣的集資平台,拉攏內地資金和投資需求的結合,讓投資者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股票,則既可以幫助內地儲蓄資金走出去,抒緩其銀行借貸的壓力,亦可使本地的金融市場越做越大,拉遠香港和國內任何一個金融中心的距離,大大化解被邊緣化的危機。

亦可積極推動把香港的金融投資工具,引進內地,特別把是內地企業在港發行的股票,引到內地銷售,給予居民儲蓄以外的投資選擇。香港有的是優質產品、服務、人才、銷售企劃及市場推廣等,如果能將之適當地引進內地,可助擴大內需,做大消費市場,助香港企業搶佔更大的份額。

內地的金融中介機構質素參差、法制保障亦不建全,無法為小市民提供安全的投資環境。但反過來說,金融服務、建全法制,卻是香港的專長,加上中西合璧的管理經驗,這都是香港可以輸出的軟件成就,助促進國家金融改革。

香港被邊緣化並不是危言聳聽。廣州已擺明車馬,儲勢待發,以猛虎撲兔的恣態應戰,欲與香港、上海和深圳較勁,力爭做內地金融中心,並獲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香港人今天擁有的優勢,稍瞬即逝。因此,我們務必緊貼內地政策進展,作出因應之道,並積極思考自己的長處,把握機會力拓版圖。森林規律是,只要不跑最後,就能避免被獅子吞掉,苟延殘喘;但現實是,只有跑到最前,拉遠我們和競爭對手的距離,切莫鬆懈,才可更好地享受長治久安。

Friday, July 28, 2006

培養反對黨 建民主社會

講者: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Paul Keetch)及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Nigel Evans)

「我們的工作,就是把政府拉下馬來,然後取而代之。」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一語道破反對黨存在的意義。

他同行的伙伴、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附和,並期望「我們下次來香港時,你們已經擁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敢向政府說不,屆時香港就是走向了真正的民主。」

思滙政策研究所和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昨日邀請了兩位著名的英國國會議員,祈智忠和艾文思,以「反對意見在議會的價值」為題發表演說。與會者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譚香文,智庫成員史泰祖(新力量網絡)、陳智遠(Roundtable),一些大學生及各大傳媒等。

西方反對黨的工作,大概可以用一句中國人的話來概括:「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正如艾文思所說,作為反對黨,他們的工作就是監察現任政府,並以取而代之為目的。作為「排隊中」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waiting),他們除例行向政府說不外,須為選民提供自己的政策,並且時刻保持可靠(credible)和高效(effective),如此才能獲取選民的信任,逐步邁向執政之路。

祈智忠則開宗明義地描述了反對黨的四大工作原則:

1. 必須和其他反對黨議員順利合作。席間有與會者向兩位提問,反對黨不光反對政府,在各反對黨之間,也必然存在衝突──正如香港的民主派未能取得共識一樣──他很納悶,到底英國的國會議員們,是如何求同存異呢?祈智忠答得簡單:尊重他人。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有一年,一群英國國會議員訪問北京和香港,正計劃是否取道台灣。當時有記者問該組國會議員之首:你們會到台灣去嗎?答案是:我們要去!雖然這在當時未取得英國政府之同意,甚至得不到中方祝福,可是既然這位小組主席決定了,同行的議員們,雖然來自不同黨派,也尊重這決定,集體行動。
2. 敢當不受歡迎的人。去年倫敦發生恐佈襲擊,多人死亡。當時政府希望通過建議,准許警方扣留有關疑犯達九十日,以搜集充分證據作出起訴。一般來說,警方最多可以扣押疑犯十四天。這個建議當然得到一些市民的贊同,特別是那些在襲擊中有家屬喪生的人們。可是祈智忠說,他們明知這會引來選民的不滿,但他們不能接受政府無故扣押疑犯超過十四天,這實在有違他們的原則,因此在投票中作出反對。這引伸到祈智忠所說的第三項原則──
3. 不管多困難,也必堅持到底,即使該決定在當時看來是錯的。因為如果那是正確無誤的,必被時間證明。
4. 通過以上的原則,表現民主的精神。

祈智忠的話不但說得動聽,他看來也有恣勢有實際。他說,我對自己說,選民才是我的老闆,不是英國政府,也不是我的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須得以自己選民的福祉為依歸。難怪他可以連續三屆,冧莊赫爾福德郡(威爾斯邊境上一個原屬英格蘭的郡)的國會代表,成為自由民主黨的一項紀錄。

作為反對黨,在政府「親疏有別」的原則下,發展可謂荊棘滿途。有出席者因此向兩位國會議會請教,指政府手執重大資源和議題設定能力(agenda setting)(例如特首曾蔭權最近的新設議題,就是和環保有關的「藍天工程」),反對黨在不具優勢下,如何取信於民?

艾文思也答得簡單。他說,我們有一句話:不是反對黨贏了選舉,是政府輸了它(oppositions do not win elections, governments lose them)。即是說,選民並非不辨是非,他們耳聞目睹政府的不是,自會作出結論,而向政府說不,讓成熟的反對黨黃袍加身。

Friday, July 21, 2006

智慧時代 掌握趨勢才能致富

講者:林宗伯 (台灣行銷趨勢專家)

「時代不一樣了!」
被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路平主任形容為「鑽石頭腦」的台灣行銷趨勢專家林宗伯,在日前以「21世紀的趨勢與未來」的講座上,不嫌其煩地重複這句話。

林宗伯說,在以前的時代,我們學理論、讀歷史,是在跟過去學習;但現在,如果我們想獨當一面,成為有智慧的人,必須向未來學習──先知先覺,掌握趨勢。他以騎在巨人肩上的小人,和在巨人腳下偷生的小人作比喻,解釋「知道趨勢」和「掌握趨勢」的不同。他說,巨人就是趨勢,在他腳下的小人,雖然知道趨勢來了,但只懂眼睜睜地看著巨人走動並感到危機重重、憂心忡忡;但騎在巨人肩上的小人,卻毫不費勁地掌握了正確的方向,輕鬆邁步向前。

知道趨勢不會致富;掌握趨勢才能成為有錢人。

林宗伯以「趨勢洪流」(見圖),解釋現在的時代,和以前的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波文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只要努力,一定成功;
第二波文明,工業革命帶領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只要有效地努力,就能成功;
第三波文明,是完全腦力的智慧時代,資訊爆炸,知識充斥網路,即使有效地努力,如果在錯誤的地方瞎費勁,也絕不會成功,因此必須正確地努力。好比一個國家,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糟糕。

這個被林宗伯喻為不一樣的時代,有以下特徵:
訊息圖像化
吸收知識不光是記筆記,必須做思考的體驗
有別於過去的賣方市場,這個時代是買方主導的時代,行銷人員向客戶「推銷」產品是不夠的,必須讓客戶感到有「需要」,才能售出產品。

這就是「推銷力」和「影響力」的不一樣。
以麥當勞為例,以前他們的口號大意是「歡樂的時光盡在麥當勞」,是以「賣方」作主導的;
但任誰也知道,麥當勞最新的口號是「I’m loving it我就喜歡!」,這是以「消費者」或「買方」為主導的。
林宗伯說,「消費者自覺」的心態,在全世界蔓延著。這些自覺的消費者,被稱為「樂活族」(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他們愛自己、愛家人、也愛地球。賣方必須掌握這種心態,才能生產令消費者稱心滿意的產品。

撇開行銷人員,一般人要怎樣做,才能在這個不一樣的時代裏傲視同儕呢?林宗伯的答案很簡單:發現微小的差異就是智慧。

他高度推薦《富爸爸窮爸爸》。書中提出,貧窮和富裕,只是觀念上的一綫之隔。窮爸爸學歷高,但是越努力越負債;富爸爸只有中學程度,但是越輕鬆越有錢──關鍵是富爸爸發現了收入的微小差異:暫時收入和持續收入。
窮爸爸努力工作,換取月薪,一轉身,就把錢花光了,這份月薪是只是暫時收入;
富爸爸不怎麼工作,但他懂得用錢生錢,把收入用來做生意和投資,這就可以為他帶來持續的收入,並成為夏威夷最有錢的人。

時代不一樣了。中國人的智慧是「失敗乃成功之母」,但到了現在,「成功乃失敗之母」更為貼切。這是因為人一旦成功,就會自我滿足,自我設限,反種下失敗的禍因。他說,不要被過去的觀念所綑綁、不要想當然耳,須得知道自己還有更好的選擇,才能跳出自我設限的框框,打造更佳未來。

圖:趨勢洪流
第一波文明:狩獵時代=>農業時代
第二波文明:農業時代=>工業時代
第三波文明:工業時代=>
(三個階段)資訊時代=>知識時代=>智慧時代

延伸閱讀
1. 《第五項修練》,天下文化,彼得˙聖吉著,郭進隆譯
2. Rich Dad, Poor Dad,Robert T. Kiyosaki,published by Warner Books
3. 《行銷趨勢學之熱迷行銷》,伯飛特著,創見文化

Thursday, July 20, 2006

不是社論:開徵新稅無礙消費 不利小政府

政府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展開為期九個月的諮詢,社會一面倒反對。市民反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消費稅名為擴闊稅基,但把更多人納入稅網,會否劫貧濟富?第二,開徵新稅有違香港長久以來簡單低稅制的作風,甚至打擊消費,有損「購物天堂」美譽;第三,政府從此財政更加穩建,但卻有可能造成國富民貧、不再量入為出,養肥官僚機構。

開徵消費稅,會否劫貧濟富,端視政府如何處理納入的新稅項,如果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補貼低下階層,那末這反有助社會公平;此外,區區數個百分點的消費稅,也不見得會動搖香港購物天堂的地位,因為香港吸引遊客的,不是價廉物美;但我們關注的是,開徵了新稅項,政府不但多了一條水源穩定充足的大水喉,又必需處理其相關的行政事項,名正言順多養一批公務員,這可能坐大官僚機構,有損小政府理念。更重要的是,開稅困難加稅易,一旦落實消費稅,將來政府要加它一兩個百分點太容易了,這好比溫水煮蛙,將來市民肉在砧板上,要表達不滿就難了。

開徵新稅永無一個好時機。經濟好的時候沒有逼切性,經濟差之際叫市民百上加斤,徒然自討苦吃。討論加稅是否恰當時機沒有意義,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官方答案是,香港稅基狹窄,政府過份依賴賣地收入和一小撮人繳納的稅款,在經濟出現逆轉時苦不堪言,必須開徵新稅項,穩定財政收入,有利長遠發展和保持競爭力。國際評級機構如標普和惠譽也對此表示支持,態度正面。而擴闊稅基另一個好處是,將來人人都要納稅,羊毛出自羊身上,以後民粹派議員為低下階層向政府伸手討便宜時,就沒有那麼理直氣壯,中產階級的擔子和怨氣也有所減輕,有利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

而且,按照政府初步建議,綜援家庭和收入較低的非綜援家庭,有機會獲得政府發放的一次過補償金或現金津貼,抒緩其經濟負擔,使其基本生活所需得到保障。對已繳納的其他人來說,政府可能減直接稅,一來一回,可能打個和甚至得到一點甜頭。因此,消費稅作為「使幾多交幾多」的稅項,有其公平性,劫貧濟富這一個說法,站不住腳。

香港是購物天堂,其中,銅鑼灣更是遊客的必經之地。最近位於銅鑼灣的羅素街有新店開張,那就是諾基亞手提電話公司(NOKIA)所開的亞洲首間旗艦店,也是繼俄羅斯和芝加哥後,全球第三間旗艦店。除諾基亞外,近年有許多國際品牌前仆後繼落戶於此:Armani旗艦店、LV旗艦店、GUCCI旗艦店、六星級的四季酒店等等,不勝枚舉。這些國際品牌相繼在港設點,是看中了香港的價廉物美嗎?當然不是。香港租金貴,比得上紐約倫敦;和國內城市比較,人工也高倨不下。燈油火臘,樣樣都是錢。商人數口精,怎會不清楚在香港做零售生意,成本有多高,售價要多貴。這就說明,不論來香港做生意的國際品牌,還是到香港購物的內外地遊客,都不是圖這裏的貨品便宜,而是因為這裏貨品齊全、服務週到、質素值得信賴。撇開高檔貨品不談,君不見許多自由行來香港,是為了掃奶粉買成藥嗎?這就說明,來這裏消費的人不是不著眼價錢,但肯定更注重質素和服務。因此,百分之三到五的消費稅,不會打擊消費者的購物意欲。

有謂不少家庭會為了避開消費稅,而到深圳買菜或置日用品。果如是的話,也不妨由它去吧。要知道在今天沒有消費稅的日子裏,已有不少家庭為了省一點家用,不辭勞苦穿梭兩地置裝講物──新界北區樓價久推不上,就是明證──可見消費稅對此不見得有直接影響。

開徵消費稅帶來的最大隱憂,是為政府的財政收入,開啟了穩定的來源,將來再遇上經濟衰退,政府可不會像幾年前一樣「急市民所急」。我們要問,沒有了切膚之痛,政府會量入為出嗎?政府會壓縮公務員人數的增長嗎?政府官員會凍薪嗎?我們感到懷疑。零三年政府呼籲納稅人「共渡時艱」,加了薪俸稅,至今仍未調整過來,亦不見得會調整;如今若一旦開徵了新稅項,說五年內不會再加、說會減直接稅?市民沒有信心。

中外開徵消費稅的國家,稅率有升無降。當然,若市民口袋充裕了,多拿一點出來也許不成問題;但萬一有天市民錢根緊縮,政府卻不察民情,屆時百物騰貴,市民苦不堪言,縱有不滿,亦奈何不得。

因此,我們不反對政府擴闊稅基,尋求更穩建的財政收入,並以開徵消費稅作為手段。但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拿出誠意向市民保證:第一,開徵新稅以擴闊稅基為目的,不是為了增加收入,多收了的稅項,應該補助低下階層,或還富於民。第二,若增加收入不是目的,政府應減直接稅,平衡納稅人的負擔。第三,政府必須稟承小政府原則,開徵新稅,絕不能用於養肥官僚機構。

一稅之利生百稅之念,我們今天群起反持消費稅,因為我們看不到政府有誠意向市民作出以上的保證。一旦落實消費稅,我們就很難再向政府討價還價,因此今天,我們必須有所堅持,向政府表達我們的顧慮和不滿,希望政府廣納民意,以市民福祉為依歸,充分考慮相關的減稅和退稅措施後,才走下一步。

Sunday, July 16, 2006

除下煲呔 環保節能第一步

講者:英國貿易投資及外交事務國務大臣麥家禮

全球氣候暖化,冰山融化、天氣逆轉導致文明危在旦夕,這不一定是數百年後才發生的事。最近《財富》雜誌邀請了三百多位全球政商界精英,出席其一年一度的「腦震盪」會,會上眾人最關注甚至恐懼的,就是氣候暖化問題。

解決污染問題、抒緩溫室效應,這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領袖能促成的,必須全球攜手同心一德,才有希望。亦正如剛走馬上任的英國貿易投資及外交事務國務大臣麥家禮所說,環保和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相反,若可持續發展得到重視,絕對可以和經濟增長相輔相成。

今年五月才就任的英國貿易投資及外交事務國務大臣麥家禮,剛展開其亞洲訪問之旅,首站為香港,其後續往成都、北京、東京及首爾。麥氏本週較早前出席外國記者會舉行的午餐會,就可持續發展與氣候變化為題發表演說。

很多人都知道,氣候暖化引致的其中一個直接後果,為海岸線上升──這對僅香港島就擁有百分之八填海土地的香港來說,尤為重要。大家可知道,香港新機場其實建築在海岸線以上九米,這是因為工程師早已把海水上升的因素計算在內。儘管如此,若位於格陵蘭的冰山持續融化並達至臨界點,麥氏打趣地說,將來恐怕只有水上飛機才能降落於我們美麗的新機場。

麥家禮在演講中引述氣候專家的預測,指全球溫度若持續上升,以下的末日境況,可能會不日發生:
颱風將更頻密發生,這在南中國例如香港尤為明顯。
旱災不斷,影響農作物收成。近年中國大陸南澇北旱的情況早已見慣不怪,對於以農立國的中國來說,影響深遠。
到2080年,海水將上升四十厘米,並可能湮沒世上人口最稠密、經濟活動最繁忙的地區,如香港。
只要氣溫上升攝氏1.5度至2度,就可令格陵蘭冰山發生不可逆轉並有機會持續千年的融化,世界地圖將從此改寫。
以上的氣候變化,最終可導致政治不穩、饑荒、難民潮和國際爭執。

小學生都知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導致溫室效應的主因。而由於它的排放無處不在,全球通力合作、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的行動更形重要。其中,中國和香港都有重大的責任。

目前中國是僅次於美國、在世上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從2000年到2005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耗翻了一翻。據美國政府估計,到了2025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超越美國。而由於煤是未來中國的主要能源來源,更多溫室氣體將會產生。對這點,中國政府並非不聞不問,而是積極回應。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對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和促進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均訂下明確目標。

至於香港,我們在珠江三角洲擁有七萬間工廠、在廣州的總投資額佔其總數的七成、並身為中國大陸幾乎每一個省份裏最大的單一投資者,在幫助中國減少排放污染氣體方面,我們責無旁貸。麥家禮表示,他知道港府已訂下目標,期望於2010年,把再生能源的使用提升至總能源消耗的百分之一到二之間,但他希望港府立下更勇猛的目標,並積極尋求和工商界的合作。

麥家禮自豪地表示,在這方面,倫敦很樂意供香港借鏡。以減少汽車二氧化碳排放為例,他們成功把交通堵塞及進入倫敦市中心的車輛,各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區內二氧化碳的排放減少了百分之十九,而燃料消耗亦少了兩成。而由於七成倫敦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交通以外的燃料消耗,該市正於私人企業合作成位一間能源服務公司,以設計及營運低碳能源系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該市的可持續發展。

他以英國的BP為例,指出重視能源效益所帶來的經濟增長:BP雖然花了二千萬美元建立系統,在九年內達到其減排目標,但公司的淨值卻增加了六億五千萬美元!

除下煲呔,減少能源消耗,是人人都可以做的第一步。接下來,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帶頭,訂立清晰的能源政策,為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做得更多。

Thursday, July 06, 2006

專家不吃香 右腦主宰未來


專訪:鄭志明(ArtHome藝術家創辦人)

知識經濟帶來的其中一項重要挑戰,是過去數十年來極為吃香的「專家」,像會計師、律師、電腦程式設計員、甚至MBA畢業生,都不足以應付全球化的激烈競爭。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他的新書《專業》裏提到,專家或通才這些企業的萬應靈丹,已不再管用,代之而起的是擁有好奇心、能不斷學習,並擁有觀察力、構想力、分析力和整合力的「專業人士」;令自己「專業」起來,是立足廿一世紀的唯一之道。而另一本英美暢銷書A Whole New Mind也提到,未來屬於具備「右腦六思維」的人。

iPod劃時代 典型右腦產品

說iPod是廿一世紀的象徵產品並不為過。它設計簡約,重視和諧,用家即使不看說明書也可以用一根姆指控制全機;再配合電腦播歌、網上購物的潮流,一個掌上的小盒子扭轉了幾十個行業的經營模式,並改變了整個Net Generation(生於八零年以後的年青人)的生活模式。領導iPod發明的Steve Jobs,是非常典型的右腦思考者。套用A Whole New Mind的說法,這種人通常具備六項「右腦才能」:

1. 重視設計Design
2. 懂得說故事Story
3. 重視整體性和協調Symphony
4. 重視感情Empathy
5. 重視玩樂Play
6. 重視生活意義Meaning

右腦思考之所以能取締過去備受重視的左腦思考模式(重邏輯推理、縱向分析),並帶來模式轉換paradigm shift,與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有著密切關係。知識經濟的一大特點,是「知識」佔企業成本的百分比越來越高,但它同時具有速度快、複製性高的特點。舉個簡單例子,大師耗資百萬、籌備經年設計的一襲新衣,標價十萬,但見光後不消一個月在東莞市場就有翻版賣,只費一百。新衣的設計(知識)比布料本身更加值錢,但其複製速度快,一旦被翻版,就會迅速貶值,必須透過更新穎的設計來取代之。設計,就是右腦思考的特色之一。

重感情識玩樂 電腦難取代

此外,由於知識經濟突破了時和地的限制,人的因素更形重要,全球人才之間的競爭亦更顯激烈。大前研一經常說,一隻光碟已足以取代一名稅務會計師。由此可見,單靠硬知識(左腦邏輯),「專家」難以生存,唯有創造價值,令自己不能被取代,才可獨佔鰲頭,贏家通吃。由於右腦思維者重視感情、玩樂、生活意義,這些人性的特點不可能被一隻光碟取代,因此他們才能抓緊自己的市場定位,不被邊緣化。

社會上有創意的人遠較具分析力的人少,但成年後希望提升自己右腦思維能力的,並非沒可能。出身皇仁書院、中大畢業的平面設計師鄭志明,早在零三年已找同輩做實驗,以「右腦繪畫」為基礎,嘗試提高學員的思考能力。零四年,他赴美向右腦繪畫鼻祖Dr. Betty Edwards的兒子拜師學藝,並任助教,今為本港首位獲授權教授右腦繪畫的導師。在美國,Dr. Betty Edwards的理論和課程,為IBM、GE、蘋果電腦等,指定為企業創意培訓的教材。

右腦畫畫 企業指定教材

零五年鄭志明自立門戶,最近更自設畫廊。他本想以教授兒童繪畫為主,豈料其右腦畫畫課程深受成人歡迎,目前成人和兒童學生的比例,約各佔一半。他更常獲邀到大企業,例如國泰航空,作演講甚至開班授徒。鄭志明不諱言,右腦繪畫越來越有市場,和社會的轉變、對創意和全人發展的重視,不無關係。他的學生以中產居多,即使其基礎素描課程的學費,比坊間類似的貴約百分之二十,仍具吸引力。

上過鄭志明課的人就知道,其右腦思維能力的提高,無法用言語表達,只有通過自己的作品,才能體會和作出解釋。鄭志明也同意:「畫畫,就是思考的過程,其珍貴度不下於完成品。」

香港市場小,生意做不大。但鄭志明目前沒有考慮北上神州,除了因為生於斯長於斯,對香港有感情(右腦六思維之一)外,還有以下原因:
1. 大陸不重視知識產權;
2. 香港人開明,成人對知識追求的市場很大;
3. 香港資訊流通,訊息交流的平台比比皆是,限制少;
4. 港人國際視野豐富,因此易於接受新事物,如右腦繪畫便是。

(知識經濟.香港的藍海二之二)
藝術家網頁http://www.arthome.com.hk/

延伸閱讀:
1.《知識經濟求生術》,經濟日報出版社,曾仲榮著
2.《專業》,天下文化,大前研一著,呂美女譯
3.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時報出版,貝蒂.愛德華著,張索娃譯
4. A Whole New Mind, Daniel Pink, Riverhead Hardcover (March 24, 2005)

Thursday, June 29, 2006

不是社論:盡吸人才 建珠三角成大香港

千呼萬喚,入境處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終在上週三出爐,並獲得良好反應。已有一名申請人在綜合計分中獲一百廿五分,有望成首位「優才」;而入境處自計劃推出後,平均每天接獲逾二百宗查詢,亦可見其吸引力。可惜優才計劃反應雖佳,但入境處「寧缺勿濫」、畏首畏尾,又自設限制把名額訂在一千名以內,在在顯示了他們的官僚和短淺眼光,反映他們對全球化趨勢的一知半解。

這樣下去,再好的優才計劃最終都可能雷聲大雨點小。因此,官員們必須先搞活思想,放開「大香港」心態,著眼未來香港/深圳的區域經濟發展,盡吸人才,始可以把一個好的優才計劃盡情發揮,為香港帶來最大效益。

入境處官員的畏首畏尾,反映在他們自設優才入境限額,和七年後才予優才居港權的規定上。這種表現,顯示官僚們根本不明白大勢所趨,仍緊抱不合時宜的保護主義,以為「寧缺勿濫」才是上策。錯了。全球化帶來的啟示是,在商業活動上,國家概念模糊化,跨國的區域經濟體(megalopolis)代之而起。跨國企業在全球搜刮人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這樣,才能稱霸全球。

最佳例子莫如各大球會對實力球員的求才若渴。且以球會車路士為例,這個「植根」英國的球會由俄羅斯首富擁有,旗下球員,絕非清一色英國人,反之,她向全世界搜羅人才──前鋒有德國的波歷克,中場是烏克蘭的舒夫真高──唯其如此,才能盡攬球壇精英,成為球場上的霸主。西班牙的皇馬,亦如出一轍。車路士可沒有設什麼輸入外地球員上限,倒是規定了英國人應佔的最少人數──即使落場踢時,可以一個英國人也沒有。

明白這個道理,就明白入境處的優才計劃,為什麼因為官僚的思想僵化而先天不足。在優才計劃公佈之前一天,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轄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亦發表了一項有關香港人口政策的諮詢文件。報告指出,隨香港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持續老化,未來香港可能面對沉重的挑戰,這包括勞動人口萎縮、長者的增加使醫療及福利開支高企、內地和海外人才擇木而棲等,最終減低香港的朝氣和活力。

由此可見,解決香港的人才不足,是刻不容緩的事。這一方面可從鼓勵甚至獎勵生育上著手,另一方面,就是輸入人才。生育率低是全球一線城市的共通點,倫敦和紐約的生育率雖然比香港略高,但好不到那點去。這些一線城市之所以能趷立不倒,和車路士、皇馬的策略並無二致:不問國藉,吸引最優秀的人才留為己用。如前所述,全球化模糊了國家的概念,由相鄰城市融合而成的各區域經濟體,比國家的發展更猛烈,甚至可以說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最新一期《新聞週刊》以衞星圖片刻劃了地球上大約二十個大經濟體,其中有約一半位於美國,其於散落全球。這些區域經濟體僅佔全球約一成人口,但產生了世界上一半的經濟活動,以最大亦最歷史悠久的波士頓/華盛頓經濟體為例,她擁人口五千五百萬,生產近二萬五千億美元的經濟活動,為世上第四大經濟體,高於法國和英國。由此可見區域經濟融合的威力。

根據區域經濟融合的理論,人才滙聚時各人均可產生更大的生產力,這使得該地的經濟生產力呈幾何上升,在區域內意念流通更暢通、行動執行更迅速,又反過來使此地更具吸引力。人才滙聚的效果,甚至可以突破一些經濟學上的限制,例如曼克頓寸金尺土,樓價高得不合理,但仍有不少人前仆後繼,落戶於此。

香港資訊流通量高、法制建全、行低稅政策,這正是香港吸引人才之所在,亦解釋了為何入境處優才計劃一出爐,即獲熱烈反應。只要香港大開中門,歡迎全球人才進駐,按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香港仍可繼續在世界舞台上佔一席位;反之,若香港故步自封,則無異自掘墳墓,不但把送上門的人才拱手相讓,甚至有可能令這個城市最寶貴資產──人才──外流,最終損失慘重。

此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不要擔心人口太多,最終會令香港負苛不來。所謂長安不易居,不能適應此地劇烈競爭的人,自然會向中心城市的週圍遷移──這並非壞事,反而可令一線城市週邊的二線城市亦發展起來,與之構成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體。因此,香港不但不要懼怕和深圳進一步合作,反而要加快兩地的融合,例如和深圳市政府商議,放寬一線收緊二線,為香港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此不但對香港有利,深圳亦可得益,是相得益彰之舉。這樣,香港/深圳才有足夠實力和大北京,或上海/南京等中國其他區域經濟體競爭,不被邊緣化。
入境處的優才計劃,雖然走出了第一步,但其背後理念卻無異開倒車。要力保香港的競爭優勢、力爭對香港有興趣的人才不被拒諸門外,入境處不要再等一年後再作檢討了,宜立即取消入境限制,加快批核優才居港權之速度,人才之爭爭朝夕,再拖下去,對香港百害無一利。

不是社論:惟願孩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

Saturday, June 24, 2006

混血優勢 盡吸人才 香港一定得2006.6.24


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各大企業必爭之地。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鍚的報告顯示,在未來五年,內地需要75,000名具國際視野的實力派新血來配合各企業的業務增務,但目前中國具這樣條件的人才,僅3,000至5,000人。

人才供不應求,令一些企業以為銀彈政策是挽留人才的必殺技,麥肯鍚公司全球資深董事兼大中華區領導人高安德(Andrew Grant)指出,這是錯的──若有人為了錢加入這家公司,將來他也必將因為更多的錢而離開它。高薪養才此路不通,高安德說,恰如其反,企業不妨以較低的起薪點聘請新人,在三至五年後,才給予其合理的市場價格──彼時其薪酬增長應呈幾何級,而非綫性,上升。怎樣令初出茅廬的新人在三至五內脫胎換骨、展示飛躍的進步,並為企業帶來最大回報,高安德有絕招。

如果有看過近代企管聖經Good to Great(台譯:《從A到A+》;中譯:《從優秀到卓越》),或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推薦的暢銷書Tipping Point(《引爆點》),閣下可能對S-Curve這個概念不感陌生。簡單來說,不論企業的成長,或意念的傳播,皆非呈綫性以均速發展,它們發展的趨勢,是呈幾何級的S形。在事物發展初期,進度緩慢,增長不明顯,但當累積了一定「能量」或具體點說,累積了足夠的「臨界多數」(critical mass)後,事物會瞬間突飛猛進,以幾何級數上升,直至意念被社會充分吸收後,或企業已充分發揮本身潛力後,才出現平坦的高原期。細菌的繁殖便是一例。

高安德把這個概念套用在新人的職場發展上──他強調這不光是中國人獨有的發展趨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並指出,在聘請新人的首二至三年,企業不能預期他們會帶給公司什麼回報。這個階段,是新人實力和經驗的累積期,也是企業的投資期。此情況在中國尤為明顯,因為相對歐美新人甫上班已準備就緒並蓄勢待發,內地新人通常只有60% ready(六成熟),他們需要更多培訓才能追上西方新人的起點。由於公司投放較多資源於人才培訓上,而新人又未能為公司帶來可觀回報,在這階段,工資宜少不宜多。

三到五年後,是新人的轉型期。在麥肯鍚,可能有大部份人會被請離場,剩下的繼續接受更高難度的挑戰;在其他公司,有實力的新人們開始尋覓新的發展空間,實力稍遜的,或已出現疲態,不宜更上層樓。這時才是企業使出銀彈政策的時機:對於那些準備就緒隨時飛龍在天的新人來說,他們的工資,可能是入職時的三倍──因為他們的實力、或說白一點、其市場價值,已騰飛了三倍。企業不應對他們吝嗇──這是「新人王」展示高投資回報的階段。有些「不識貨」的企業,在這個階段拒絕了實力新人的「草裙舞」,這不啻是他們的最大損失,可謂血本無歸。

除了發掘具潛質的新人外,高安德提醒內地企業萬不可忽視職業女性的力量,因為她們往往展現了比男性更強的實力。Girl Power(女性力量)在內地尤為明顯,原因有四:
1.「女子能頂半邊天」──自立國後,這句口號在內地社會人人瑯瑯上口。因此在文化上,內地應比西方國家更接受女性當權的思想。
2. 一孩政策使內地婦女即使在生育後,也沒有太大的負擔,加上夫婦二人上一代(即孩子的祖父輩)對獨生子的關愛,使她們可放心在職場上繼續打拼。
3. 幼兒托管服務在內地的收費,遠比在西方國家的經濟。
4. 她們來自家庭或經濟上的壓力較小。

不過,高安德亦補充,內地婦女比西方婦女對自我的要求更高。她們很多是完美主義者,渴望在職場和家庭中擔當完美的角色──完美的員工、配偶、母親和女兒。因此企業在聘用這批女將時,必須對她們更加體諒,給予她們更多彈性,助她們在家庭和職場上掌握平衡。高安德說,麥肯鍚中國自加強了這方面的關注後,女性員工的流失率大幅減少,員工願意留下的比率自20%攀升至50至60%。

最後,高安德提出了 “hybrid vigor”(混血優勢)這概念──而這也是香港人在被邊緣化的危機裏,所擁有的終極武器。高安德說,一頭狗跟一頭羊並不能進行交配,生出集二者優點的下一代;但兩頭品種相異的羊,卻可以。他打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西方人的管治模式或智慧,不能硬套在內地身上,因此西方人進入大陸市場,鮮有不碰釘的。但香港人卻不同了。香港人可能是全世界在接受西方思想影響下、文化上和大陸人最相似的「外國人」,我們混合了兩者的優勢:地理上擁成熟的市場環境,思想上具優秀的管理經驗,加上中國式的傳統觀念,在全球化浪潮中、在人人覬覦中國市場的今天,香港人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

雖然他斬釘截鐵地說香港人被邊緣化這一說法是錯的,但他強調,香港人要居安思危,特別是在人口政策上,應該更加進取和更加「揀擇」,要爭取更大的輸入人才主導權,盡量吸納優質人才,而不是過濾他們。他笑說,香港人自開埠以來就擅於搞貿易做生意,擔當中間人、轉口站的角色,到了今天,仍可發揮此優勢,只是交易的不是商品,是人才。

Caption: 高安德是紐西蘭的「羅德學人」(Rhodes Scholar),肆業於英國牛津大學。他九二年加入悉尼麥肯鍚,零三年被調往大中華區麥肯鍚,今為其領導人。

Friday, June 16, 2006

中印共創環球經濟新秩序2006.6.17

講者:S. Ramadorai(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行政總裁)

中國和印度,世上最古老的兩個國度,其友誼始於公元前二百年,延續了逾一千載。期間中國向印度提供了物質文明,輸出絲綢、瓷器和水果;印度則向中國提供了精神文明──佛教自傳入後,影響至今,善惡、因果、慈悲是大部份中國人自小就接受了的觀念,如今再被領導人引為抒緩社會貧富懸殊的一帖藥方。

第二個千禧年來臨,古老的巨人被喚醒,中國成了躍飛的龍,印度則是插上翅膀的象,雙雙成了西方人眼中「金磚四國」(另包括巴西和俄羅斯)的之一。環球軟件服務業之首、亞太區資訊科技龍頭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行政總裁Mr. S.Ramadorai,日前來港出席講座,以中印的合作與機遇為題,大談兩國在經濟發展上,如何共跳探戈,更上層樓。

開宗明義,S.Ramadorai列舉了三項中印為全球提供的機遇:
1. 世界級企業。舉例,TCS就是一所植根印度、但在全球五十三個國家設點的跨國企業,它不但與微軟組成聯營公司(Joint Venture)進行投資,更透過網路為先進國家提供工作機會。
2. 龐大的中產消費群。誰能抗拒擁有十億人口的新興市場?
3. 分工合作。中國的製造業,和印度的服務業,如太極陰陽,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但中國和印度亦各自面對阻力不小的挑戰,雙方如何捨短補長、互補不足,將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在印度,
1. 基建設施遠遠落後先進國家。
2. 監管、特別在金融市場方面,尚有不足。較早前發生的小股災便暴露了其缺陷。
3. 女性和年輕人的就業率不足,適合他們的工種欠奉。

至於中國,則存在金融市場發展欠成熟和國民英語欠佳的問題。S.Ramadorai認為,如兩國加強交流,特別是着重兩者成功經驗的分享和求同存異,對雙方均有莫大裨益。他進一步指出,目前資訊科技業佔了印度人均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之五,預計三年內將達百分之七;但當中國59%的出口來自製造業時,印度的製造業卻僅佔全國出口之15%,他深信印度需要在這方面加把勁,因此他們向中國取經的地方多著。

S.Ramadorai預測,隨全球化的深化,意念、人才、物流與資訊的流通將更發達,令全球均大為得益。此外,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界綫會越來越模糊,因此中印這對結緣已千年的朋友,可藉此強強聯手,共同打造環球新秩序。

S.Ramadorai認為,人才不足是兩國發展的瓶頸,因此以TCS為例,他們早就進佔大學校園,聘請最好的畢業生並為他們提供最密集的在職培訓,冀製造更多專業人才服務公司。因此,目前為青島市政府提供諮詢服務的TCS,被問及給予了客戶什麼意見時,S.Ramadorai笑言:“I ask them to produce more guys so we can absorb them.”(我叫他們培養多些人才,那我們便可以盡情吸納)。

至於怎麼看美國在中印之間的角色,S.Ramadorai一派商人口脗:「不過是為了多做些生意而已!」。他說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印度,美國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多賺錢,擴大其資本家的世界版圖。他避談了美國在中印之間掀起微妙制衡關係的意慾。

Friday, June 09, 2006

港深合作之機遇­ 2006.6.10

講者:劉遵義(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早在港深合作的討論還沒有今天的白熱化時,位於沙田的中文大學,其實已開始悄悄地和深圳「一體化」了──中大和深圳市僅廿多分鐘車程,中大學生往深圳買書購物,可以說比到銅鑼灣還方便。難怪中大校長劉遵義和深圳常務副市長劉應力於週二的公開講座中,多次提到中大要在深圳建第二校園,好使兩者親上加親。

港深兩地的合作,不限於學術或高等教育上。
劉遵義以「港深合作之機遇­」為題,指出兩地合作的多種可能性,及為增加兩地交流而作出一些極具參考價值的建議。

劉遵義說,找合作的夥伴,兩者越不一樣越好,這樣雙方的優勢互補才越強,而產生的利益也越大。他說香港的優勢在於:
高等教育,人才培訓;
良好法規,重視企業的監管和透明度,及知識產權的保護;
優秀和成熟的資本與金融市場。

深圳則擁有高科技人才和產業。港深兩地配合,可成為南中國,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服務中心,提供金融、後勤、運輸、設計及營銷、廣告、旅遊、教育等高增值服務。

按劉遵義的觀察,未來十至二十年,兩地環境將會出現以下的主要變化:
人民幣有望於十年內達到自由兌換,屆時港人可能不再持有港幣,改用人民幣;
環球貿易增長將會從目前GDP增長的三至四倍,遞減至與之相若。換言之,貿易將不再是香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隨中國加入世貿的深化,貨物經香港進入內地的意願將大減,一度是香港支柱的轉口貿易,恐遭邊緣化。

為促進港深進一步合作,劉遵義向深圳市提出「放鬆一綫,拉緊二綫」的建議。
他說,深圳市可以考慮將邊防檢查站北移至二綫,使港人可以自由往返香港和深圳一綫地區。屆時香港可以保持入境檢查,而把出境檢查取消,依賴深圳市做好二綫的邊防檢查,令兩地進一步融合。這樣,深圳幾可成為與港媲美的自由港。
深圳市更可進一步考慮讓香港車輛進入深圳,使兩地人流物流更暢旺。

除了在官方層面的增加融合外,劉遵長說,香港人應該多說點普通話,而深圳人也應該多說些英語,令雙方的溝通更佳。

就港深兩地的人才共融,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應力也打了一個很好的比方。他說,在內地,最精英的人才都往北京、上海去了;可是,深圳有的卻是創新的人才──這和香港不謀而合。一般海歸派(留學返國生)回到故鄉發展,是因為一份「回家情結」;但到深圳來闖天下的海歸,卻因為一份「創業情結」。這份冒險精神和香港人的打拼精神一脈相連。

劉應力稱他們很明白香港人到深圳工作時,對治安的擔憂和關注。他表示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視這方面,並會增加公安部門的人手。他指深圳市的犯案率正在下降,而市政府則會繼續不懈努力。

Monday, June 05, 2006

巴士阿叔熱爆媒介網絡堀金2006.6.3


專訪:林永君(慧科訊業有限公司創辦人及V.D.O. Corpration行政總裁)

個多月前,三十四歲的慧科訊業有限公司(WiserNews)創辦人林永君和朋友,還有幾個廿多歲的年青人食飯。席上那幾個年青人興緻勃勃地分享自己打網球的經驗,繪形繪聲,並相約改天一起切磋。這時林永君的朋友忍不住插嘴說上幾句,好等自己看起來和年青的沒有代溝。豈知朋友甫說完,年青人如恍然大悟:「哦,原來你在說真的網球!」

原來這群年青人在席上談過不休的,是電腦上的模擬網球遊戲,並非落場揮拍打的那種「傳統的」運動。林永君深受震撼。

26歲年輕人 不買報紙或唱片

他去年開始在中大新聞系兼教新媒體碩士課程,心中一直醞釀對傳統文本媒體(text-based media)的懷疑,認為科網形成後市場尚未真正走進新媒體(rich media,以影像和音效為主)時代。年青人一句話,讓他感到新媒體時代已經準備就緒,當中潛藏的商機無可估計。

林永君首先研究這群出生於八十年代、被稱為「網絡世代」(Net Generation)的年青人有什麼特徵,這是他的發現:
· 網絡世代一般不超過二十六歲;
· 他們約在中三時擁有第一部個人電腦,其時幾乎所有電腦已安裝了視窗95──即具備上網功能。
· 他們從雅虎等入門網站讀取新聞,可能從未買過報紙;聽音樂以MP3為主,幾乎不沾手唱片。

網絡世代的生活模式從根本上顛覆了整個傳媒生態。舉例,傳統媒介的載體和資訊密不可分:要聽歌,你需要買唱片;要看新聞,你得買報紙。但來到新媒體時代,載體和資訊可以完全分隔──用過iTunes的人都會明白,買歌可以不必買唱片;看新聞和買報紙沒有必然關係。此外,以文本為主的傳統媒介,跳不出以提供資訊為主的框框;但新媒體揉合影像和聲音,除資訊外,更可提供大量娛樂。由網絡世代帶動,文本時代已經夕陽西下,新媒體即將取而代之。

外地設點 香港作用最重要

過去新媒體之所以舉步維艱,因為寬頻尚未普及,影音的傳輸受到限制。但到今天,全球寬頻滲透率已超過百分之四十,其中以南韓和香港領先全球,內地和日本也不落後。林永君深信一切已準備就緒,他開始馬不停蹄地進行心中的藍海策略。

林永君的藍海是這樣的:他將成立一個靠廣告維持的網站,它有幾個組成部份──
· 內容供應:提供多段以數分鐘為限的片段,例如電影預告
· 影像編輯:網站提供一系列剪接和混音軟件,讓用家對片段進行編輯,並讓公眾瀏覽與評分
· 片段轉售:最受歡迎的片段可售予流動電話網絡供應商,轉售公眾

近期熱爆的「巴士阿叔」事件,是林永君藍海的最佳示範。目前林已在北京成立了技術部門,並在香港、東京和北京設點。他的意念並得到來自香港和日本的「天使投資者」(Angel Investors;創投基金一種)垂青,期望四個月後可以營運。

有別於十年前,香港廠家為了成本效益而把技術或後勤部門設在內地,林永君把技術部門設在北京並非為了省錢──他看中的是內地的龐大市場。只有貼近這個市場,才能掌握這個由消費者帶動的產業,賺取最大利潤。

但這不表示香港被邊緣化。恰恰相反,林永君說香港是他整個計劃中最吃重的部份。這有兩個方面:
· 北京的技術部門,由香港的資深設計師和管理人員領軍。原因有三:香港人具國際視野,有豐富的營商經驗;香港人的創意大大領先內地;香港人靈活,不但掌握了內地人的營商模式,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尊重知識產權,不會為個人利益出賣公司產品。
· 即使在東京和北京均已設點,林永君也不可能放棄香港,因為本地法治完善,資金籌集能力強勁,而且其創意工業領先亞洲。

Side Box(美國例子):幾元一份報紙 成就百億生意

今天的網絡世代是不超過廿六歲的年青人;八年前,也是廿六歲的林永君,得到政府創新科技基金資助,創立了他第一盤生意:慧科訊業有限公司(WiseNews)。

相信現今沒有一個大學生未用過Wisers;它更是各傳媒、公營機構、公關公司營運的一部份。這是一個典型知識經濟的產物:高增值、高度專業、高擴散(概念複製性強),並取代勞動和資本,以知識為產業結構的生產要素。

說穿了,慧科的服務概念極簡單。報紙的售價很便宜,資訊在香港泛濫至幾乎不值錢。慧科不是提供資訊;它提供的是資訊過濾服務。其增值在於:
· 以關鍵字和搜尋資料庫(search database)為客戶提供過濾條件(criteria)
· 把搜尋所得的資訊,作出分類(folder)和排序(order),方便閱讀

慧科自其五百多名客戶中收取月費維持運作,收入與其內容供應商──即中港台英美等地接近六百份媒體──分帳,締造雙贏。慧科向客戶收取的月費,由四千元至十萬元不等,關鍵在資訊處理的複雜度和分類的多少。林永君不便透露慧科的營業額,但據他研究,類似的公司在英美至少有三家: Lexis Nexis(倫敦),Thomson及Factiva,每間公司每年營業額超過十億美元(七十八億港元),除Factiva外,其餘兩家已上市。至於慧科,它在香港幾乎是獨市生意,並擁有先行者優勢,其發言人指其每月營業額接近一千萬港元。

不是社論:金磚四國 以俄為尊

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經濟表現凌厲,其中以中印最獲投資者青睞,短期有望繼續被看高一線。但若從長綫觀望,則俄羅斯因為擁有豐富能源,並且在普京領導下積極改善官僚陃習,可望在全球以能源為主調的列強競爭中,東山再起。

中國是世界工廠,出口強勁,熱錢紛紛炒作人民幣升值;印度資訊科技業一日千里,其服務業漸見中國製造業的規模,亦有機會在知識經濟中突圍而出。可是金融體制始終是內地發展的障礙,貪污官僚亦拖著國家發展的後腿;而印度最近爆發的小股災,亦揭示了她在金融監管上的不足之處。但最大問題是,中印的能源儲備,不足以支持兩國長期穩定發展。

中國每天石油消耗達七百萬桶,其中由中東進口的超過一半。目前石油價格高企,布蘭特期油每桶已升穿七十美元,國家能源負擔日益沉重,並且尚未找到完善解決之道,令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得頻頻出訪,四處尋油。印度的清況更堪虞,按Oil & Gas Journal零六年一月的估計,她的天然石油蘊藏量僅及中國的三分之一,即少於六十億桶,分分鐘出現能源危機,拖慢社會發展進程。

在此形勢下,俄羅斯因為幅員廣大,石油、天然氣和煤礦含量豐富,在全球能源爭奪戰中,有機會乘勢而起。

眾所週知,小布殊以反恐為名南征北討,實際上是覬覦中東國家豐富的油藏,期望盡握石油,一統天下。阿富汗已成美國囊中之物,伊朗顯然是下一個目標。按美國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零四年年報顯示,美國石油儲備約為二百億桶,天然氣含量則接近二萬億平方公尺。至於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由於許多中亞國家紛紛獨立,油儲已大不如前,但其石油儲備仍高達七百二十億桶,為世界第八;天然氣含量接近十七萬億平方公尺,全球第一。基於這項優勢,俄羅斯至少可從兩方面扭轉全球局勢:

第一,藉油氣價格高企,增加國家庫房收入,令國家經濟自谷底反彈。有分析指列根時代為打擊前蘇聯,曾拉攏伊拉克等產油國,壓低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令蘇聯最大輸出收入大減,致改革經濟乏力。反過來說,如今時移勢易,能源價格有升無跌,油價將升至百元一桶的說法高唱入雲,俄羅斯如能把握此項優勢,可望大發石油財,借此助力發展國家經濟。

第二,利用其他國家對俄羅斯能源輸出的依賴箝制之,並換取最大利益。四分之一歐洲石油由俄羅斯供應,若俄國向歐洲說不,威脅中斷供應,歐洲亦奈何不得。另一明顯例子是中國。由於能源儲備有限,供應緊張,而中東的海上石油運輸又被美國所箝制,中國一直希望和俄國達成協議,舖設油管,循陸路石油東送。可是俄羅斯卻攞出一副你急我唔急的恣態,屬意價高者得;加上日本這個程咬金,中俄之間能否水到渠成,仍充滿變數。即使最後如願以償,然因為中國的命脈掌握在俄國之手,將來發生年初烏克蘭「斷氣」的情況亦未可知。

除此以外,不得不提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在國內雷厲風行的反貪運動。貪污腐化消耗國家競爭力,輕則大大影響經濟發展,重則引致亡國。俄國一項民調顯示,普羅大眾每年得額外付出三十億美元「換好處」,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工商界每年送出的紅包更上千億美元,不可謂不駭人。普京近日鐵腕肅貪,已落馬的俄國高官從海關系統、聯邦安全局到內務部均有,可見其決心。

另一方面,為掌握石油行業,早於去年夏天,普京已向俄國首富霍多爾可夫斯基、尤斯科石油公司總裁開刀。下一個目標,是把國營油氣公司Gazprom上市,藉此改革國企陃習,增加效率。

由此可見,俄羅斯欲借能源此軟實力力谷經濟,捲土重來,投資者若看好金磚四國之前景,不得不察此要點,甚或避重就輕,調整投資組合。

Saturday, May 27, 2006

香港雖彈丸地 堪全球借鏡2006.05.27

專訪:Steven L. Salyer (Salzburg Seminar薩爾茨堡論壇行政總裁)

歐洲小國奧地利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僅是個旅遊點。學過音樂的也許知道維也納;年紀稍長的可能對《仙樂飄飄處處聞》用來取景的古堡有依稀印象。

哈佛舊生牽頭 青年化敵為友

將近六十年前(1947年),三個哈佛大學舊生,在這裏舉行第一次薩爾茨堡論壇,力邀其他城市的年青人共聚一首,討論天下大事,尋求真知炙見。大家濟濟一堂時,赫然發覺今天同桌的新朋友,竟是兩年前在戰壕上你死我亡的敵人,其震撼可想而知。打破籓籬、求同存異的願景,更形重要。於是這個每年一度的約會被保存至今,其規模不斷壯大,迄今全球會員達18,000人,分佈於各政府部門、學術機構、商界及國際組織等。

去年才走馬上任的第八屆行政總裁Steven Sayler日前到訪東京、北京及香港。在颱風過後難得的晴天,我們與他進行專訪,了解一下外人眼中的香港,能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爭一席位,而非不進則退。

在地圖上,香港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但Steven Sayler認為,城市的地位不在其地理大小、人口、人均生產之類,而在其價值──有沒有找對策略,盡展優勢。紐約、倫敦、蘇黎世,都不是很大的地方,但在全球舉足輕重。他列舉了香港科技大學為例:一所建校才十五年的大學,其與美國西北大學Kellogg管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榮登去年倫敦《金融時報》全球排名榜次席,足證香港在全球的地位。

香港三強勢 續領先世界

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增加論壇的曝光率,以吸引更多香港青年的參與。他認為,參與者不但可以長進自己的世界視野,把來自香港的觀點帶到世界舞台,更可藉此向全世界推銷香港。以下幾點,是Steven Sayler眼中世界應向香港借鏡之處:

· 預防傳染病爆發。沙士一役,令香港在全球聲名鵲起。但香港人沒有丟架,我們身處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雖為沙士的源頭,卻令它在港絕跡已三年。「1:99」、「洗手洗手洗手」人人也耳熟能詳,值得向外宣掦我們怎樣上下一心,打贏這場仗。
· 城市規劃及發展。又是因禍得福。香港地少人多,數不清的參天巨廈拔地而起、交通網絡發達、電力供應穩定,這是很多大城市望塵莫及之處。
· 馬會與慈善。Steven Sayler不無驚訝地說,他從來沒有聽過博彩和賭博的金錢,最終竟有部份能有系統地落到有需要人士手上,他稱之為「The formation of new good」(創造了新的好東西)。

Steven Sayler預言在可見將來,香港仍可維持其在全球的領先地位。優秀的策略和適當的投資,可為港培養領導人才和發展國際視野;同時,大學務必擴大收取外來生的比例,才有機會成為真正殿堂級國際學府。

Side Box 1 – 董事局需獨立 財政來源多元化

到薩爾茨堡論壇履新之前,Steven Sayler曾於美國廣播界服務三十年,離開前其工作單位是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一所公營廣播機構,職位為行政總裁。Steven Sayler對電台的經營很有一套。

首先,他認為「獨立」的新聞機構應有兩重含義:
1. 編採人員感到自己可以自主自由地執行新聞的真締
2. 機構不應只倚賴單一的消息來源。他認為不同的觀點非常重要,只有這樣聽眾才不會感到那是「一言堂」
他說世上有不只一個模式可以支持獨立的電台:BBC主要倚賴公帑,但美國的公營廣播機構僅接受政府資助開支的一成,證明不論公營或私營廣播,皆可有出色獨立的表現。

此外,他有些心得和香港公營廣播機構分享:
1. 電台的董事局成員需要獨立,及來自不同背景──除官方代表外,也應有普羅大眾的代表
2. 財政來源應盡量多元化
3. 管理層務必進取盡責,並以平衡和正直為己任;可設「申訴專員」處理來自官方和公眾的投訴,並盡快作出公開回應

Side Box 2 – 五天聚會 受用一生

薩爾茨堡論壇於一九九八年才接待第一位來自香港的會員,目前全港會員七十五人,多數年齡為三十至四十歲,主要來自政府、公營機構、大學及傳媒等。Steven Sayler不諱言私人機構的參與甚少,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參與者需由提名的機構負責交通及旅程開支(以參加一個五天的課程計,成本約三千歐元即三萬港元,不包括機票),很多商業機構思想轉不過來,看不到花錢讓旗下員工參加此類論壇對企業有什麼回報。

Steven Sayler慨嘆,回報雖不能量化,但讓一個有潛質更上層樓的中級職員離開工作崗位幾天,全身浸淫於一個全球化的組織中,卻可讓他們重新檢視自己、更宏觀地看香港、培養領導才能等。他這次訪港,曾見過一位現服務於警界的舊生,這位警員坦言薩爾茨堡論壇不能令他「行咇」捉賊的的技巧突飛猛進,但卻令他眼界大開,受用一生。

論壇的網頁:www.salzburgseminar.org

Saturday, May 20, 2006

香港三優勢 促進中美關係(2006.5.20)

講者:David McCormick (美國商務部副部長)

去年整體中美貿易額高達2,850億美元,但美國出口往中國的僅佔410億,雙方貿易差額高達2,000億。龐大的貿易差額引發中美激烈討論。中方官員認為,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制裁,是雙方貿差的主因。但美國商務部副部長David McCormick在美商會的一個講座上,對此否認。他列舉了一個簡單的數字:在那410億元的美國出口中,只有少於百分之六的出口需要申請許可證。換言之,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僅杯水車薪。

對華出口限制 美需與時並進

美國對中國實施出口限制,主要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不希望中國把原本屬於商業用途的高科技產品,應用於軍事上。David McCormick進一步說,在去年價值123億美元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八成毋需出口許可──當中絕大部份是技術含量甚低的產品如個人電腦及傳真機之類。商務部需檢討如何在限制出口高科技產品被中國應用於軍事發展的前堤下,積極推進大眾層面的合法產品應用──例如容許精密的機器部件出口,並被應用於民航客機,而不是戰機。

David McCormick承認,美國的出口限制條文必須與時並進。目前商務部正與國家防禦和知識產業部門合作,希望力求從中取得平衡。其中,國家副總理吳儀與David McCormick在華盛頓(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上會面,雙方並同意成立小組,尋求擴大民用高科技產品的貿易,這對促進中美貿易無疑踏出了重要一步。此外,在這方面香港亦起了積極作用。

站反恐前綫 自由貿易保知識產權

David McCormick指出,香港的獨特地理和戰略位置,在促進中美關係上無可代替。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 反恐和制止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擴散。發生於峇里的恐佈襲擊顯示了亞洲也是恐佈活動的目標之一。香港作為世上最繁忙的港口,是資訊,貨物和人流的集散地,一直在站在反恐的最前線,保障了全球安全。
· 自由貿易。香港對自由貿易的擁抱使其在貿易全球化中享有絕對優勢,世貿會識去年得以在香港順利完成,顯示了香港有志履行其國際承諾,支持全球自由貿易。在這方面,美國和香港一直緊密合作,相輔相承。
· 知識產樣的保護。David McCormick指出,知識產權和人民幣滙率是中美貿易的主要障礙。但香港在打擊盜版活動和產品方面不遺餘力,對促進資訊流通和高科技發展大有裨益。


中美如履薄冰 美印康莊大道

相對於中美在貿易上的亦敵亦友,如履薄冰,美國和印度的關係似乎康莊得多。David McCormick透露,美國總統布殊一直很著重美國和印度的關係,希望彼此能持續地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並能與印度進一步成為戰略伙伴。去年七月,美印就在核武、經濟、貿易和出口管制上達成一些共識。過去數年,美國和印度的貿易額──特別是在高科技資訊產品的貿易上──錄得強勁增長,David McCormick期望這勢頭可以持續下去,予美國企業進入印度龐大的市場從事營商,互惠互利。

Caption

David McCormick於去年加入美國政府成為商務部副部長。他畢業於西點軍校,曾服役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其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職知名顧問集團McKinsey & Co., 年青有為。

Saturday, May 06, 2006

黑社會真的愛國嗎?(2006.05.06)

專訪:廖子明(前上訴法院法官、特區金紫荊星章)

杜琪峰執導的電影《黑社會》和《以和為貴》在沒有神化三合會下,以凌厲的影像向普羅大眾展示了香港黑社會的活動,讓我們從某角度一窺其歷史及神祕面貌。早在杜琪峰之前多年,前上訴法院華人法官廖子明,已撰書(見副文)就三合會的歷史和活動作詳細研究。廖子明搜集了九七回歸前十多年至其後一年多的有關資料,研究三合會在回歸過渡的十多年間,有沒有被政治團體利用或借用。

廖子明發現,因反清復明而於清初崛起的三合會,在動盪的歷史裏不斷捲入各種政治漩渦中。三合會既正義愛國又兇殘卑劣的精神分裂特質,令它在香港及全世界找到了生存和壯大的土壤。他相信中方代表和三合會之間,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期間,已開始就香港的回歸過渡接觸。對中方來說,他們有必要確保香港的順利過渡和治安穩定;對三合會來說,沒有什麼比在回歸後繼續在香港和內地撈油水來得重要。但廖子明相信,最後中方和三合會之間並無必要就香港的過渡達成任何協議。

原因有三:第一,他認為當時中方深信,香港警方有足夠能力維持回歸的穩定;第二,三合會在內地的投資或家屬,令他們有把柄抓在中方手裏,不致輕舉妄動;最後,三合會在香港的業務日趨合法化,令中方放心他們不會在港採取什麼破壞行動。而且鄧小平和喬石均曾公開斬釘截鐡宣稱,中國永不會像一些國家那樣,依靠黑社會協助維持社會秩序。有這樣的說法不足為奇,因為政府和有組織集團互利互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蘇聯解體後,遍體鱗傷的俄羅斯政府因無法向社會提供安全保證和急需的服務,唯有身不由己地任由俄羅斯的犯罪集團,在這段時間為人民提供了一些基本服務,並好歹維持了社會表面的安寧和商業交易的秩序。

說黑社會愛國也並非毫無根據。國父孫中山就是一位三合會份子,其職位是426紅棍,負責紀律,率會眾約五十人。廖子明再舉了兩個例子:韓戰時期,中國受禁運影響,國內物質短缺。有三合會利用走私販賣的機會,向內地進口一些必需物資,接濟同胞。此外,近年曾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出訪美國,他途經三藩市時,因美國政府未能為其提供被認可的適當保護,領導人亦有依靠當地「堂口」提供的保障措施。由此相信,九三年公安部長陶駟驅「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一言,並非事出無因。

但一點愛國行徑不足以否定三合會漠視法紀的行為。所謂水清無魚,中國共產黨尤其講究平衡之道。要在香港的黑白之間拿捏得宜,廖子明說要有四大條件:


  ˙經濟要好。經濟欠佳,三合會便會不惜一切行兇走險,組織之間爭地盤搶生意,必令社會雞犬不寧;三合會頭子照顧不了手下,亦自然無法控制大局。六、七十年代的殖民地社會,便是最佳例子。
  ˙政府要掌握情報。香港在無二十三條立法保障,以及政治部遭取消情況下,極為不智。他估計,中方不可能甚麼都不做,沒有國家是無地下行動的。
  ˙三合會業務正當化。他們循合法途徑賺錢愈多,不法行為擾亂或鋌而走險的誘因便會減少。
  ˙香港需與國內反黑人員積極合作。

《黑社會》兩部曲 弦外有音

看過電影《黑社會》和《以和為貴》的讀者,可以閱讀前上訴法院法官廖子明撰寫的《驚濤歲月中的香港黑社會》,會對電影的閱讀有煥然一新之感,因為該書提供的框架和視點,能令觀眾更深層次地解構電影。

該書和電影表面上題材一致,但兩者的主題卻截然不同,不能相提並論。電影英文名為Election,其含意不言而喻。

姑且自電影一、二集中「斷章取義」一點對白大意,供讀者細味:

  • 「那幫人吃飽了飯沒事做,搞什麼選舉?像『新記』那樣,老豆傳仔不是很好嗎?」(《黑社會》,吳廷燁飾演的警官吃飯盒時有感而發)
  • 「 我那一點及不上阿樂?為什麼他可以當辦事人,我卻不可以?」(《黑社會》,梁家輝飾演的大D在牢房裏向王天林飾演的鄧伯咆哮)
  • 「如果你不挺我,未來兩年我什麼都不做,只緊盯著你打。」(《黑社會》,任達華飾演的阿樂迫大D在合作和對抗之間抉撰)
  • 「我們希望這枝龍頭棍永遠屬於你,因為我們信任你,不想下次選了個像阿樂那樣的人,搞砸平衡的局面」(《以和為貴》,內地公安代表要求古天樂飾演的Jimmy永遠做社團的「話事人」,不欲再有選舉,Jimmy認為被騙,激動地揮拳相向)

    篇幅所限,有關電影其他對白、情節、角色的安排,讓讀者自行發掘好了。

Saturday, April 29, 2006

活用任五招 無懼邊緣化(2006.04.29)

講者:任志剛(金管局總裁)

一手把「邊緣化」這個詞炒得沸騰的金管局總裁任志剛,過去兩週分別應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邀請,為中大工商管理學院EMBA學生、高中學生和部份公眾人士舉辦了兩場私人講座,解釋他擔心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邊緣化的來龍去脈。

席上有唸高中的初生之犢,鼓起勇氣問任總,如果有一天中國不再以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我們在既無天然資源又無製造業的困境下,是否要靠旅遊維生?任總以最強硬的語氣回答:「你的假設是錯的。」他說,我們正在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而不懈努力,因為按基本法第109條的規定,我們有這個責任。作為中國境內最先進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做到像美國的紐約一樣,甚至做紐約做不到的事。

任總不諱言鄧小平是他其中一個學習對象,所以口袋裏總裝著一本鄧小平語錄。在講座中,他多次提到,鄧小平說過,「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做得好,經濟就可以活起來。可是,在共四十八章的「十一五」規劃中,僅第三十八章有半句話涉及金融;而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竟然在「十一五」規劃中音蹤杳然(在附件中有被提及),這怎不教任總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憂心忡忡。

任志剛說,為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被邊緣化,香港可以朝兩個方向走:
第一,繼續擔當內地和境外資金融通的中間人;
第二,調整角色,以適應內地金融活動的需要。

第一點港人已做得很好,問題是怎樣使其持續發展;至於第二點,任志剛指出,按他的觀察,內地資金融通的效率低,並過份集中於銀行渠道(股票和債券市場欠成熟),造成一連串問題:國民儲蓄率超過GDP的四成但投資渠道欠奉、外匯不斷流入引致人民幣有升值壓力、國家外匯儲備過高等。香港必需成為內地和境外投資者之間的平台,讓金融活動可以經香港順利進行,把儲蓄有效地轉介到投資上。他進一步提出五個具體方案:

第一,讓香港金融機構「走進去」為內地提供服務。就這點,CEPA起了關鍵作用,逐步放寬了香港金融機構進入內地市場的限制。任總鼓勵香港的銀行要積極利用這個優勢,開拓內地市場。年青人也要有進入內地工作的思想準備。
第二,香港作為內地資金「走出去」的大門。復活節前出台的QDII計劃正是沖這個目的而來的,香港金融界應大大利用這個機會,引進國內資金。
第三,香港金融工具進入內地。他期望內地應考慮把香港的金融的工具,特別是內地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引入到內地銷售。這可滿足內地投資者的需求,又令香港IPO中心的地位得以維持。
第四,香港金融系統加強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的交易處理。任志剛說,貨幣只是方便買賣的工具,既然我們和內地進行金融活動,那以人民幣作結算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說這方面在技術上沒多大問題,只要綠燈一亮,五個星期內就可以將人民幣加入香港的多貨幣即時支付系統,達到人民幣、港幣、美元和歐元四種貨幣都能在香港同步交收,這將會是全球唯一可以用四種貨幣作交易的金融中心。
第五,加強兩地金融基礎設施的聯繫。

任總深信,如果香港能朝這五方面發展,便可無懼邊緣化。怕的是內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種種棘手的社會問題,令領導人疲於奔命,並拖慢經濟進程。

任總教你 BED SIDE Story
任志剛說,金融歸根咎底就是資金的融通,要令資金流通暢順,金融渠道必須多元化,即擁「BED」市場:
B- Bank銀行
E- Equity證券
D- Debt債券
如果資金融通過份集中在其中一個渠道上,一旦它發生任何意外,金融活動在無其他選擇下可以完全被中止,今整個經濟系統崩潰。任志剛說,內地就是太集中在銀行這單一渠道上;反觀香港,除債市稍遜外,銀行業和證券業發展都很成熟。

所謂「SIDE」是任總用來衡量金融系統的簡寫:
S- Stability穩定性
I- Integrity忠誠度
D- Diversity多元化
E- Efficiency效率
任志剛指內地的D和E,即「多元化」和「效率」都不合格,因而產生上文所提及的種種金融問題。

Saturday, April 22, 2006

反日不如多了解日本

講者:北村隆則 (日本駐港總領事)

想像一下你家和鄰居已相識了差不多三十五年,兩家既是文化背景相似的朋友,又是生意伙伴,還經常到對方家裏作客。可是,儘管交往如此頻密,你們卻互相仇視,口角不斷,憎到出面。這有可能嗎?

聽起來荒謬,可這正是中日兩國關係的縮影。中日雙邊貿易額去年達2271億美元,連續兩年超越美日貿易額;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在去年僅次於香港,達六十五億多美元;還有,去年有多達四百萬中日居民到對方國家旅遊,比零一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但歷史問題像一根刺,扎在中日人民心中,使雙方對對方的不滿度,分別高達六至七成。日本駐港總領事北村隆對中日之間的糾紛直認不諱,但他在上週於香港大學的講座中表示,只要雙方增加民間交流,加強在能源和環境議題上的合作,兩國關係可望走向成熟。

中日關係戰後自一九七二年起開始正常化。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日本率先宣佈全力支持,包括提供「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累積達2000億港元。八十年代是中日的美好年代,七成日本人表示喜歡中國。可是從踏入九十年代至今,中日之間波瀾不斷。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標誌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內地經濟高速增長,民間逐漸形成一股愛國甚至民粹主義。其中共產黨抗日的功勳再度被高舉,日本人認為這不多不少形成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負面印象。

對日本來說,隨中國的崛起,九十年代卻是他們面臨連串經濟衰退的開始。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同時觸發了日本走進國際舞台的希望。但日本企圖在國際上爭取地位的舉措,卻被許多國家視為軍國主義的復僻。

在這種背景下,「教科書篡改」和「靖國神社參拜」成為一年前中國反日風暴的導火線,不難理解。但看問題要看多角度,在中日關係的審視上,也不例外。以教科書篡改為例。北村隆則指出,有關戰爭歷史的教科書中譯本可以在日本外交部的網頁內找到,它們並沒有迴避日本的戰時惡行。

反日不如知日。日本最近主動提出,組織中日學者共同研究涉及兩國關係的近代史,緩和教科書問題;中國亦頻頻接待訪華的日本團,冀從民間層面促進雙方的認知和交流。北村隆史任日本駐港總領事前,曾駐日本中國大使館,當被問及港人與內地人對日本看法的比較時,他說,香港人好和平,社會比較成熟。這句話可圈可點──比對港人多次大規模的和平示威,內地可借鏡之處不少。這點,相信是香港值得驕傲的地方,也是香港作為名符其實的國際中心、可以為修補兩國關係出一分力之處。

日本十七校 用右翼教科書
部份日本右翼組織如「新歷史教科書創造會」的成員,成立教科書出版社,重新詮釋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角色。此舉挑動了中韓人民的不滿,大力反對,指他們欲在日本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隱去日本侵略的罪行,淡化戰爭對中韓人民的傷害,「漂白」歷史。目前日本採用這套教科書的學校,除智障和弱能學校外,只有十七間,僅佔整體學校0.1%。

Saturday, April 08, 2006

中印高速崛起 美國也被邊緣化?(2

講者:Clyde Prestowitz (美國華府智庫「經濟策略研究所」總裁,原列根政府美國貿易談判代表)

內地經濟高速發展,港人漸意識到將被邊緣化的危機。強如美國,面對製造業和服務業外判成風,加上十億印度人口在訊息工業特別是軟件設計上的蠢蠢欲動,也發現其絕對優勢正在逐漸轉弱。華府智庫「經濟策略研究所」總裁Clyde Prestowitz警告,美國必須正視國家債台高築和貿赤高企的問題,否則很有機會因為一個微不足道的觸發點,在全球化的骨牌效應下,產生一發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機。

Clyde Prestowitz上週在瑞信亞洲投資論壇上以他的新書《三十億新資本主義者》(見「延伸閱讀」)為題發表演講,指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這三個佔全球一半人口的國家,經歷了長期衰落後,正以猛虎撲兔的恣態大力發展經濟,欲搶佔美國的領導地位。特別是印度,她在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獨立後,憑藉在殖民地時期累積的豐富資產──廣大的英語人口、受西方教育的領導人才、資本主義的基本體系和優秀的硬體設施──儼然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中心,並開始威脅到美國本土人才的就業機會。他預言,世界東西方權力分佈即將大逆轉。Clyde Prestowitz更引用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美國年青人對未來的憂心忡忡。

一個冬天,Clyde Prestowitz和任職高階軟件設計師的長子在加州滑雪,兒子遊說父親和他合資在當地發展一家剷雪公司。他忍不住大叫,為什麼兒子會對如此平凡的行業產生興趣?兒子說:「爸,他們總不成把雪運到印度去吧。」Clyde Prestowitz費了好一段時間,才明白兒子的意思──越來越多大公司打算把業務外包到印度去,以節省成本,令即使從事高增值行業的人才,也開始擔心起自己的生計來。

印度的服務業,逐漸有了中國製造業的規模。Clyde Prestowitz描述,有一次他到印度的電子城參觀,沿途見到川流不息的馬路上「應有盡有」,除轎車外,還有駱駝、大象、牛…可是,當他抵步後,眼前的景象卻讓他大吃一驚。他以為自己進入了先進的廿二世紀,偌大的建築物仿似大學城,衣著隨便的年青人舉目皆是,牆上貼滿標語:「我充滿自信!」、「加油!」、甚至「贏!」,令人感到朝氣勃勃。年青人接受了語音矯正訓練後,用地道的口音在這裏接聽美國客戶的來電,禮貌週週。事實上除了客戶服務外,印度還承包了來自美國的稅務、醫學檢驗等後勤工作。和美國相隔十一個時區的印度,可以說使「一天工作四十小時」變成可能。

對比八十年代日本單一個國家的飛躍進步,現今中印俄的轉變在經濟上可謂帶來前所未見的質變。互聯網和全球速遞服務壓縮了時間和距離,為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帶來結構上的改變。Clyde Prestowitz說,有了互網聯,世界的確是平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是傾斜的:美國幾乎是唯一的消費者,國民淨儲蓄近乎零,國家開支大部份花在醫療和個人需要上,教育的投資日趨萎縮;其餘的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則是生產者,他們製造、出口、儲蓄、投資,不斷累積財富,經濟快速增長。

世界進一步傾斜、美國國債和貿赤再高倨不下的話,Clyde Prestowitz相信美元貶值並非不可能,但很多美國人仍然自我感覺良好,缺乏應有的危機感。為促進美國經濟,他對總統有以下建議:
l 加稅
l 控制貿赤
l 減少國民消費的誘因
l 加速發展電訊網絡(他曾在南韓目睹一個乘客在火車上用3G電話高談闊論,任火車進出山區和隧道,訊號都不曾中斷,爾後對方還用手機看起電視來。他說,在華盛頓打電話,斷訊三、四次是等閒事,能在火車上不間斷地通電話是奇蹟。)
Clyde Prestowitz說美國步向滅亡不是危言聳聽──當鐵達尼號撞上冰山時,船上的人還在得意洋洋地互相稱許。

延伸閱讀:
Clyde Prestowitz, 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 Basic Books (May 3, 2005)
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著,陳俐雯譯,《全球經濟新霸主》,商智文化

Saturday, April 01, 2006

合作利之所在 中美關係可轉好(2006.04.01)

講者:貝克James Addison Baker (前美國國務卿)

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在即,中美官方對是次訪問的性質各自表述,而人民幣滙率亦成焦點。但前美國國務卿貝克認為,國際間一廂情願地視中美衝突為必然,實在低估了兩國維護共同利益的決心。他說,若中美之間發生任何齷齪,其後果不但影響兩國人民,更會波及全球。他相信中美關係將逐步向好。

貝克上週四出席香港美商會及香港總商會合辦的午餐會時指出,要審視目前的中美關係,必須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認為中美之間必然發生衝突,一方面忽略了兩國在經濟及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低估了兩國領袖求同存異的能力。他說,找敵人的最佳方法莫過於主動挑一個,認為中國崛起會危害美國地位無疑增加兩國之間的不信任,把中美關係複雜化。

貝克說,現有兩種現象塑造了全球局勢。第一,是美國的一國獨大。蘇聯解體後,世界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上可堪與美國匹敵。世界分成兩個敵對陣營的情況已不復見。第二,是中國的崛起。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平均以每年約百分之十的速度飛快增長,可謂史無前例。在這種形勢下,視中美之間發生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但貝克強調,我們不可不考慮兩國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關係。

貝克所說的中美共同利益體現在四方面。
第一,是經濟方面。中美兩國不但是主要的貿易伙伴,更重要的是,雙方都相當重視全球經濟的穩定。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對雙方都有利。而這種經濟上的合作關係,更會隨中國經濟的成熟而日趨穩定。另一方面,隨兩國之間經貿往來日多,雙方發生衝突時的代價便更大,這樣,兩國為了各自人民的福祉,必然傾向以和平手段去解決一切可能發生的矛盾。
第二,是能源方面。隨中國漸成強大的石油輸入國,中美之間在石油儲備和維護石油輸出國區域穩定的目標亦漸趨一致。例如伊朗的核武計劃威脅著波斯灣局勢穩定,中美兩國在此形勢下,會盡力避免波斯灣國家發生任何核武競爭。貝克認為,這亦將會是中美合作上的一次考驗。
第三,是反恐。紐約的九一一事件可以在倫敦、新德里甚至香港重演。雖然中美之間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可能存在分歧,但在情報交換和針對反恐的立法上,雙方可以合作的範圍很廣。
第四,是北韓問題。一旦北韓政府發動核武襲擊,南韓和日本必緊隨其後。這不但會造成人命上的傷亡,更會動搖整個東北亞洲的局勢。貝克相信中國作為六方會談的成員之一,必會盡力阻制這個危機發生。他認為此將會是中美與各國未來緊密合作的重點。

當然,貝克也承認中美之間的分歧也很多──台灣問題是其中之一。要減少磨擦,兩國必須多進行對話與溝通,此不但應表現在元首之間,兩國也應鼓勵民間多進行學術和科研交流,促進雙方關係。中美的地位無法被對方取替,兩國只要以遠大的眼光衷誠合作,亞洲以至全球必有所得益。

Side box

面對中美之間的龐大貿赤,美國不斷有聲音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否則向中國入口美國貨品徵收高達兩成七五關稅。貝克認為,貿易保護主義不能使國家得益,而且,即使人民幣上升一成,也只能令美國貿赤減少百分之一,因為中國佔美國貿易份額太大。說中國操縱人民幣滙率只會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他又引八十年代日本的崛起為例,說當時也有人說日圓價值被低估,又指日本將取美國代之,成為全球大國,但這些都沒有發生。貝克相信中國也希望人民幣滙率由市場決定,並最終達致自由兌換,但這些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在壓力下逼使中國這樣做。透過對話和外交方法去解決才是正途。

Saturday, March 25, 2006

十一五撥亂反正 減政府干預(2006.03.25)

吳敬璉(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內地著名經濟學者、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教授上週四於中文大學以「增長模式轉換與內地工業化道路」為題發表演講。他指出,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令內地面臨金融風暴的危機,十一五規劃將對症下藥,逐步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

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 – 1957)開始,企圖沿蘇聯的工業化道路,以粗放式經濟增長和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實現現代化。這個脫胎自十八世紀後期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不但帶來「大躍進」一類的巨大災難,更造成一系列經濟和資源消耗上的惡果。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試圖把計劃經濟扭轉成市場經濟,但蘇聯直到解體那天都未克成功,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困難重重。今年的十一五規劃,中央試圖以連串戰略目標來落實這種體制上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下,資源由政府配置,一些不獲青睞的產業固然寸步難行,即使受惠於政策傾斜的行業,亦往往只得表面風光,國家資源不能用得其所,社會最終得不償失。「電解鋁」市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受惠於優惠政策,中國電解鋁年產量由九十年代的300萬噸激增至零四年的970萬噸。零三年,電解鋁的出口為國家帶來了八億人民幣的帳面利潤。不過,計算以下因素,電解鋁實際上使國民損失至少一百億!
l 多用電能的機會成本
l 環境污染造成的社會成本
l 資源緊張帶來的民生損失

「世界工廠」的稱號,令中國付出大量勞工成本,但由於她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加工裝配,根本不能嚐到真正的甜頭,更要背上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傾銷等惡名,真是吃力不討好。零四年《華爾街日報》一則評述Logitech公司在蘇州工廠的故事,對此作了最佳說明。

Logitech,一間瑞士、美國合資的公司,每年出售二千萬隻由蘇州一間工廠製造的滑鼠,其零售價為四十美元。其中,
l Logitech得8元(20%)
l 分銷商和零售商得15元(37.5%)
l 配件供應商得14元(35%)
l 承擔了工人工資、電力和其他開支的蘇州工廠得3元(7.5%)

此外,計劃經濟還為國家帶來其他短期和長期風險:
l 短期而言,產能過剩造成產品滯銷。生產增長快,但低下層的生活沒有得到顯著改善
l 長期方面,由於中國的投資效率低(每增加一億元GDP需要投資五億元;美、德、法、印等國的投資為一至二億元而已),在過量投資主要靠銀行信貸支撐下,銀行系統潛在呆壞帳和金融風險的隱憂

為撥亂返正,十一五規劃制定了一系列重點政策(見附表)。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政府必須減少行政干預。總理溫家寶曾說:「各級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應該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該由政府管理的事卻沒有管好。」按溫家寶的說法,政府的職能必須面臨改變,即:
l 提供法治環境,公正執法
l 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l 提供免費教育
l 建構基本社會保障網絡

香港是依靠效率提高和發展高增值產業來實現現代化的典範,其中完善的法制和市場制度都值得內地參考。

經濟發展 要現「微笑」
為加快社會從粗放經濟增長轉變為集約經濟增長,落實市場經濟的目標,十一五規劃確定了以下戰略重點:
l 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l 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和服務業,鼓勵製造業向價值鏈的上、下游延伸(見圖)
l 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利用信息服務提升經濟效率
l 推進新農村建設,使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

施振榮(1992)的「微笑曲線」:隨著經濟發展,產品附加值不斷向價值鏈的上、下游轉移。
上游產業:R&D、原材料採購
下游產業:品牌、物流、金融

中游產業的附加值最低,它包括了加工、組裝、製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