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11, 2006

皇仁兩極化 恒商成奇皅 ──談今年放榜的兩個現像

專訪:劉迺強(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委員、保康食配行政總裁)

今年會考放榜,頭條新聞有點不一樣。
向來盛產狀元的皇仁書院一如既往,創造了六名十優狀元,為全港之最,亦為皇仁歷屆之冠。可惜伴隨這件喜事的,是另外兩名學生串謀行劫認罪候判。
有人認為這是隨中學級別五改三後,名校學生兩極化的典型例子,因此傳統名校對五改三的鞭撻更加不遺餘力;但更多人認為,中學級別五改三,減少學校之間的差異和競爭,鼓勵階級流動,對社會整體有利。

香港的中學向來階級分明。中中vs英中、Band 1 vs Band 5、港島區vs新界區,涇渭分明,毫不含糊。這是香港的特色,更是香港的悲哀。為什麼會這樣?劉迺強認為,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造就了這樣的社會。

香港的中學,過去主要由聖公會、天主教團體和政府轄下的官立學校包辦。私校如一度風光的新法書院,和一些左派學校像倍僑,往往因資源不足、收生有限而被邊緣化。雖然後來不斷有津貼中學投入教育事業,但因為政策傾斜或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傳統名校」,早已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透過中五會考的學位再分派,不少名校藉此「換血」,吸納他校的高分考生入讀預科,把自己表現稍遜的學生拒諸門外,乘機鞏固名校的金漆招牌。這使不少高增值的新校感到意興闌珊,因為他們辛苦教出來的好學生都跑到隔壁的名校去,而被名校篩選出來的,又跑到他們這裏來。這些春風化雨的老師頻為他人作嫁衣裳,越教越辛苦。

這樣的歷史、考試與預科制度,強化了學校之間的差異,名校被神聖化,表現稍遜的學校則難以翻身;此外,學生過早被標籤,容易因為「自我預期」(self-fulfilling)而失去求上進的動力,間接窒息了社會的流動性。

「五改三」和強制執行十四分原校升讀預科,大大拉近了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異;而即將展開的「三三四」學制改革,亦將使名校少了換血的機會,進一步糾正歷年累積起來的階級分化。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過去發生在學校之間的差異(between school),現在被移植到班級之間去了(within school)──這解釋了名校學生表現的兩極化。

這對「傳統名校」來說,當然不是好事。以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收取眾生中最優秀的百分之二十,學校即使零增值,其「產品」也必然是最佳的;無怪乎有九龍塘區名校校長,在放榜前事先張揚,抱怨「五改三」將令學校狀元遽減。但這對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說,卻可能是件好事。

第一,班級之間的差異(within school difference),對學生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今年皇仁書院有兩位十優狀元,向社會作出了「近朱者赤」的最佳示範:中游分子廖匯恒和尖子學生余樂倫一起溫習,互補不足,結果雙雙掄元。

劉迺強回憶,他在六十年代入讀「貴族名校」聖保羅男女書院時,每級之中,有三分之二同學由聖保羅小學直升上來,不少是富家子弟;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通過「小學會考」或中央派位考進來的,可以說是「陪太子讀書」的一群。但肯吃苦上進的學生激勵了生活安逸的學生,加上當年的校長和老師們,秉承英國傳統公立學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對學生們一視同仁,形成極佳讀書環境。不少窮學生,因此改變命運。

第二,學校之間差異的拉近,減少了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有利莘莘學子和苦心孤脂的家長們。有說香港的中學,從來沒有Banding之分,有Banding的,只是學生。是因為Band 1的學生一窩蜂選擇了一所學校,才使這所學校成了「Band 1」名校。今年因為產生兩名高考6A狀元而聲名鵲起的恒生商學院,就是典型例子。它今年的平均收生分數,是25分,傳統名校亦望塵莫及。它把一所名校的誕生,形象化地表現出來,我們有目共睹。

如今拜「五改三­」所賜,每間學校的學生成份拉闊了,學生又按地區派位,理論上每間學校的水準更加接近,家長和學生們的選擇多了,有助減少競爭,抒緩他們的壓力。

可惜階級觀念深植港人腦海。而今天不少「中產」的一群,更是當年藉「名校」爬升上來的,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希望子女按自己的成功軌迹更上層樓。他們鑽政策的空子,搬家的搬家、信教的信教,千方百計為岌岌可危的「傳統名校」築起血肉圍牆。劉迺強慨歎,這樣的香港人,妨礙了一個良好的教育糾正機制,將來身受其害的,還不是我們自己。

小註:劉迺強長子劉方畢業於皇仁書院,現為港大學生會會長。

Monday, August 07, 2006

香港人的 蘋果橘子經濟學


五分鐘聽一席話
專訪:陳德廉(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Freakonomics(中譯《蘋果橘子經濟學》)自去年面世以來,一直高踞亞馬遜網上書店之銷量十大。作者Steven D. Levitt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在書裏,他先提出一些看來毫無關連的獨立事件──如二十年前一位墮胎被拒的年輕母親Norma,和九十年代美國罪案率呈現的驚人跌幅──然後逐步建構起其因果關聯來。聽起來天馬行空,但看下去卻頭頭是道,頗能自圓其說。

這是芝大經濟學派的魅力。港人熟悉的經濟學家張五常,亦曾問道於芝大,並在那裏從事博士後研究,完成聞名的畢業論文《佃農理論》。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陳德廉,是張五常的學生,他亦頗得恩師真傳,自稱從事「流氓經濟學」,摒棄晦澀難明的術語和數字,融經濟學理論於日常生活中。剛跳出象牙塔的他,順手拈來兩個個案,娓娓道來香港人的「蘋果橘子經濟學」。

個案一:為什麼演唱會門券的價格可以企硬,永不劈價?

即使反應欠佳,演唱會門券卻從不在開場前減價求售,這看來是一種有損消費者利益的價格壟斷──但陳德廉認為,這反而是一種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一般來說,演唱會的場地負責人會在大半年前,開始製定來年演唱會的時間表;而作為演唱會的製作人,亦樂意提早賣飛,憑售票反應來決定是否加場。如此一來,消費者冒的風險最大,因為購票時間距離表演時間越遠,他們越不確定自己的行程。一個人如果買了票,臨時卻缺席,只好把票放售。

若因為反應不理想,而臨時以折扣發售門券,那麼那些已經買了票卻未能出席的消費者,就不能用原價來出售他們手上的票──他們必蝕錢。陳德廉認為,為了平衡消費者和演唱會製作人的利益,在儘量提早售票的情況下,保持價格不變,那樣即使持票人想臨時出貨,也不必平售轉讓,這樣就可以把消費者負擔的損失減到最小。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保障消費者的考慮,比如說即使不能出席今天的演唱會,持票人仍可憑票另選日期的話,那麼演唱會製作人就不妨在門券銷路不佳的情況下減價,盡量賣票,能賺多少賺多少。機票就是一例。因為除即日有效的折扣機票外,正價機票的有效期一般長達數月,那麼即使有乘客上不了今天的飛機,他也可以改搭明天的飛機,不必急於把票賣出去;而航空公司為了在最後關頭把滯銷的機票賣出去,亦大可減價求售。

個案二:為什麼連銷店裏不同碼數的成衣,價錢卻一致?

大號成衣不僅耗布量多,而且因為布寬是固定的,裁片越大,所產生的可用碎布越少,加倍令大號成衣的成本較小號成衣高。這樣說來,大號成衣的售價應該比小號的高才對;但成衣的售價卻不問碼數,彼此均等,為什麼?

同時,陳德廉還觀察到另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按競爭理論,只有市場壟斷者才有資格令貨品的售價不合理地高,因為他不必顧慮售價或供求會對產品的銷量造成任何影響。但眾所週知,成衣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但產品的售價卻較其成本高出許多,溢價驚人,這似乎有違經濟學的常理。

想了三年,終於讓陳德廉找到一個合理解釋。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在第一批新衣推出市面時,零售商不肯定它們會否受歡迎,承受的風險很大。如果將同款式中,所有碼數的成衣售價劃一,那麼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就更能從其銷量中反映出來。想像一下,若大號成衣售價高,而其銷量也滯後,你不能十分確定那是由高價造成的,還是因為購買大號成衣者真的較少。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季初的成衣售價,一定比季末高許多──因為作為首批測試顧客反應的產品,零售商已肯定將來能減價,因此第一批貨往往溢價驚人。

一旦掌握了第一批成衣的銷量後,零售商就可以更準確地調節這款新衣的碼數比例,生產第二、三批成衣,並逐步減價。

唯有款式不變、無懼潮流更替的成衣,才可以純綷地以用布量,即以衣服的大小,來訂價。有這樣的例子嗎?
答案是校服。

自日常生活的觀察中,若多抱假設和懷疑,加上證據搜集和分析,可以透視出許多經濟理論來。陳德廉補充,不要滿足於一方面的自圓其說,應嘗試找出反證(在以上的例子中,即機票和校服),才可以使一個理論更加完善。

預告:陳德廉將於下月開始,在完成其印度之行後,為本欄撰文,讀者密切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