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15, 2008

港人缺文化品味 難追趕紐倫

“「金融市場不足以令一個城市成為國際都會。從古老的阿特蘭大城到如今,所有大都會亦同時是知識與文化中心。」”

講者:柏聖文(Stephen Bradley,英國駐港總領事)

  真是無巧不成書。

  《時代周刊》(Time)1月中以「紐倫港」(Ny-lon-kong)作封面,把香港與世上另外兩大城市紐約與倫敦相提並論。遺憾的是港人忙於鑽營,沒有誰——包括曾誓言把香港打造成另一個紐約或倫敦的特區官員們——加以重視。

  即將告別香港的英國駐港總領事柏聖文(Stephen Bradley),一直對香港的發展念茲在茲。兩天前他在富殖民地情懷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午餐會上發言時,亦力勸政府在鼓勵港人搵錢之餘,應注重培養文化與品味,如此才能和紐╱倫並駕齊驅。

  可惜,柏聖文一番苦口婆心,聽在被流感擺布得暈頭轉向的官員耳中,看來亦難雁過留聲。

京滬藝術豐富 經商更有趣

  《時代周刊》的「三城故事」用紐約、倫敦和香港來包裝,除了因為在全球化下,三地都是叱咤風雲的佼佼者外,亦因三者非常相似:

  ‧生命力頑強——七八十年代,三地都經歷了不同的經濟重創,卻憑打不死的精神強力反彈。

  ‧曾經以製造業為主要發展動力,其後逐步轉型為服務業。

  ‧都(曾)是繁榮的港口。

  ‧是移民城市——倫敦31%人口並非土生,紐約有移民34%,香港更不消說,五六十年代,人口於幾年間從五十萬暴升三倍,都拜移民所賜。

  ‧以金融業為主。

  然而,《時代周刊》在抬舉之餘亦老實不客氣地指出,香港的文化發展遠不及前兩者(「她還年輕」,雜誌如此解釋)。

  柏聖文的演講雖然沒有提及《時代周刊》的內容,但主題卻與之遙相呼應,並在文化上大力落墨。他說,

  「金融市場不足以令一個城市成為國際都會。從古老的阿特蘭大城到如今,所有大都會亦同時是知識與文化中心。」一句話已足以反映其視野。

  柏聖文繼而打了一個比喻:「一群藝術家聚在一起時談的是錢,而一群銀行家聚在一起時談的卻是藝術。」此正反映出當世界愈來愈平、當在各處工作幾乎大同小異時,一地的生活品味才是它吸引人才之處。

  柏聖文說,四年前他履新時,香港剛經歷了沙氏疫潮與五十萬人大遊行,港人信心前所未有地低,對北京、上海的步步進逼惶惶不可終日。

  這幾年經濟反彈了,善忘的港人在股票市場再度大有斬獲,卻漸漸淡忘了被邊緣化的恐懼,以為自己金融中心之位固若金湯,反而忽視了北京、上海在文化與藝術領域上的大張旗鼓——「人們到上海去,顯然不是因為該地比香港更適合做生意,而是因為該地的生活比香港的更有趣。」此話猶如當頭棒喝。

  柏聖文除薄責政府在文化與創意發展上推動不力(見另文),亦表示回歸十年來,特區官員無更主動地發展中港關係,令他詫異。

  「當知道特首本人花了不少私人時間在這方面時,我預期香港應擺放了大量人力資源在北京的代表處,努力為香港的利益向中央進行游說與溝通……」

  然而,特區駐京辦只有職員43人,僅為英國駐當地領事館的五分一。不談中央,特區在中國各城市的辦事處亦往往只小貓三四隻,「內交」嚴重匱乏。

英文國語欠佳 國際化不足

  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然而人們操國際語言——英語或普通話——的水平卻名不副實。柏聖文說,他「走在街上、在店舖內、的士裏」,發現英語正「急速倒退」,盡管有時嘗試用普通話(他自牛津大學畢業後,曾往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但毫無幫助。

  「我明白廣東話是一種了不起的語言,但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這顯然不足。」柏聖文以調侃的口吻說。

  回顧四年任期內在香港生活的點滴,柏聖文認同香港在金融發展上一枝獨秀,但在其他方面,特別是和「國際化」有關的文化與語言,卻未竟全功,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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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頓球場 改造無期

  05年3月,英國文化協會與灣仔區議會邀請了兩位來自英國的年輕設計師,Thomas Heatherwick及Fred Manson,為灣仔修頓球場改頭換面。

  被譽為「新達文西」的Thomas Heatherwick年少有成,兩年前更獲英國菲臘王子設計師大獎,該獎項被視為業界「奧斯卡」。他倆當時被邀來港後,積極展開設計與諮詢工作,並獲傳媒重視,大肆報道二人改造修頓的藍圖。

  7月二人將計劃書公開發表及交予市區重建局,建議以1億至2億元翻新修頓,大增綠化與公共空間。當時灣仔區議員黃英琦還信心滿滿,相信只要獲批,工程在年半至兩年內可完成。

頂尖設計師意念 遭審批扼殺

  計劃原來早已胎死腹中。柏聖文進行游說時,政府表示審核的過程將非常漫長,恐怕每區也會提出各自的要求。柏聖文沒好氣的說,政府若連自己的審批過程都不能簡化,還談甚麼「行政主導」,又,若各區都有類似要求,那就「讓它們都有一個吧!」盈餘充沛,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政府對地區的創意與文化推動,大大不足。

Saturday, March 08, 2008

中國崛起 「大國責任論」壓頂

“先以「別相信史提芬‧史匹堡會毀了奧運」令北大學子笑逐顏開,末了再勾勒了一幅「未來我們用中移動,你們看《經濟學人》」的世界大同畫面令記者們深受感動,但中間的演講重點,仍然不偏不倚地落在近年大行其道的「大國責任論」之主流論述上。”

講者: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文禮彬(David Miliband)

  久違了。說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演講。

  當眾人仍沉醉於美國總統參選人奧巴馬一場又一場激盪人心實際空洞的演講時,冷不防一岸之隔的英國,其30年來最年輕的外相文禮彬,上周五悄悄在北京大學示範了一場絕妙的演出。他言懇意切,而弦外之音昭昭,令人驀然發現:啊,大英帝國仍然人才輩出。

  文禮彬在5日訪華行程結束前,特地走訪內地人才搖籃北京大學,並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演講。

  他形象清新討好,先以「別相信史提芬‧史匹堡會毀了奧運」令北大學子笑逐顏開,末了再勾勒了一幅「未來我們用中移動,你們看《經濟學人》」的世界大同畫面令記者們深受感動,但中間的演講重點,仍然不偏不倚地落在近年大行其道的「大國責任論」之主流論述上。而中國人竟照單全收。

了不起。

  中國的崛起令全世界特別西方國家虎視眈眈。她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接近10%,比歷史任何一個大國(美國、德國、日本)的崛起還快(註1)。國際上最樂觀的估計,是中國的GDP可以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上最大經濟體,重現盛唐雄風。

愛國主義 亦要關心他國


  然而「棒打出頭鳥」。先是「中國威脅論」以不同的形式(政治威脅、軍事威脅、通脹威脅、太空威脅、產品安全)出現,令領導人不得不到處解畫,疲於奔命。

  近期國際上又盛行另一種表面上較為溫和的論述,即「大國責任論」,表示中國已是大國,需負起大國之責,特別在氣候暖化、市場開放與維護弱國人民利益等等議題上,任重道遠。

  文禮彬在北大的演講雖然以「全球化的挑戰」為包裝,但賣的還是同一種藥。

  他開宗明義表示,要化解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國家必須有「主權責任意識」,而這非單指本國的主權意識:「國家不僅要留意本國公民的本土需要,還要留心其他國家公民的國際義務……愛國主義需要國際化。」

  他說,現在我們共面對三種明顯的全球化威脅:

  (1) 保議主義-文禮彬說,保議主義必須被牽制,貿易壁壘必須被打破,其中,中國責任重大:「我們需要中國的外交力量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中發揮作用……給最貧窮國家的人民一定的利益。」

  他表示,歐洲不少企業抱怨中國的貿易設限(例如,壟斷行業外國不得投資、金融業未完全開放)使他們每年損失200億歐元,因此中國須正視這問題,以反駁「中國的出口是以歐洲及北美的經濟繁榮萎縮及失業增加為代價的『零和博弈』」此陳腔濫調。

  (2) 氣候變化
-文禮彬認為氣候變化不但本身是個威脅,也令資源短缺的問題惡化。而最近大幅上漲的食品價格,也得歸咎於天氣變化對收成帶來的影響。

  他一方面讚許中國的一系列減排藍圖,如在2010年前把能源效益提升20%、在2020年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至15%,另一方面,亦大力鼓吹成立「全球碳交易市場」(global carbon market),「使資金及技術能夠從富裕國家流向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為溫室氣體排放負歷史責任,為後進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幫助。」

  他表示,倫敦作為全球碳交易的金融中心,英國是最先向中國提供低碳金融服務的國家。

  (3) 兩難」國家(Faltering states)
-這裏指的是兩種實力極端懸殊的國家:一種國家太弱小,根本無法自行維持法紀,保護公民;另外一種則過分強大,令周邊國家受威脅。

  文禮彬強調,干涉他國內政當然可免則免,但「外交途徑及援助」則無可厚非。

互惠互利 勿抱競爭觀念

  他提及了多個和中國扯上關係而政權不穩的國家,包括非洲諸國、緬甸、伊朗、蘇丹等,又以去年春天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油井受襲,和在尼日利亞的石油工人遭綁架事故為例,說明「現在急需良好的政府管理及法律支持為投資提供保障」,而中國、歐盟及非洲其他夥伴,應以「投資的方式」,助非洲各政府提高透明度與管治能力。

  在總結時,文禮彬強調現在的政治格局和二戰後已大大不同。全球化令各國之間的依賴性增強,所以不應再抱持「競爭利益」的觀念,而應着重互惠互利;不應強調勢力平衡,而應重視共同承擔。

  他以相當軟性的口吻,為這個演講作結:

  「試想一下,在10至20年內,我的電話服務商是中國移動,而你們的是英國電信;在歐洲閱讀《財經》的人和在中國線上瀏覽《經濟學人》的人一樣多;一個中國演員因為主演了一部在法國拍攝的英國片而獲得美國奧斯卡獎;我們的孩子一起在互聯網上合作最新的地理課項目……」

文禮彬的姿態與用詞俱很動聽,但「大國責任論」對中國來說,究竟是橄欖枝還是緊箍咒,得視乎我們如何應對。畢竟已沉睡百年,欲再圓盛世夢,絕非一朝一夕。

Saturday, March 01, 2008

打「反華牌」 無礙希拉莉選情



“大選時打出「中國牌」,「在尼克遜的年代可能管用,但現在已不能影響選情,最多只能作為對內凝聚的手段。」”

專訪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旭暉

  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已進入倒數狀態。

  當麥凱恩在共和黨內的參選資格幾已固若金湯時,連敗11州、形勢稍微落後的民主黨希拉莉仍對對手奧巴馬緊咬不放。

  在下周「小型超級星期二」(見下文)初選迫在眉睫之際,希拉莉終於沉不住氣,為了討好有可能被中國人搶飯碗的工人選民,大打「反華牌」,炮轟中國輸出有毒產品及操縱人民幣滙價等。

  翻查資料,發現「妖魔化中國」可以說是近年美國大選的必然手段,從克林頓到小布殊皆如是。

究竟這招是否真的奏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旭暉說得直截了當:「沒有一份學術文章研究過並且能證明,在美國總統大選時打出『中國牌』是有效的。」

  但他補充,美國在外交上有所謂的「八星期理論」,指總統在當選初期,通常都會對中國擺出一副極強硬的姿態,以此滿足選民,表示其重視參選承諾。

  舉例,克林頓在參選時曾厲言譴責「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們」,當選後又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鈎,處處顯得咄咄逼人。

  至於小布殊,他在2001年當選後不久,即於南海進行航空母艦演習,向中國耀武揚威。

希拉莉轟華 姿勢多於實際

  但這些都是姿勢多於實際。

  沈旭暉說,大選時打出「中國牌」,「在尼克遜的年代可能管用,但現在已不能影響選情,最多只能作為對內凝聚的手段。」

  事實上,這些初期對中國毫不客氣的美國總統們,在卸任前往往轉軚,表現親切,說穿了也是為未來鋪路。

  若「中國牌」沒有想像中的威力,希拉莉為甚麼會以此作為絕地反擊的手段?

  沈旭暉說,許多本土美國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中國是怎樣一回事,所以根據他的判斷,參選人不會因為對華政策而令選票受影響,「但是他們卻能借『中國牌』鞏固其本身形象,藉此拉攏選民。」希拉莉高調對華發炮,只不過想藉此凸顯她有能力和中國交手,顯示相形之下,她比奧巴馬在經驗上有相對優勢。

  如果明瞭「中國牌」只是總統參選人藉此鞏固本身形象的手段,而非大選的焦點,那就不難掌握各人的對華政策,是如何的度身訂造了(見另文)。

  一向以來,中國傾向和右派(共和黨)打交道,因其立場較靈活,特別在經貿上,比民主黨更「有偈傾」。但從表面看來,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的對華態度卻相當強硬,反而擺出調解者姿態的奧巴馬,其廣義的「融和」立場,對中國最有利。

  盡管這樣,沈旭暉認為不論誰最終當選美國總統,中美關係都不會出現重大改變。因為有許多關鍵人物都比一個不怎樣熟悉中國的總統,在中美關係上更舉足輕重。而且不管誰執政,最終都得倚賴一眾中國專家和技術官員,來貫徹兩國的交往。

網民認真回應 反顯幼稚

  「現在中美發展的大方向是,美國希望中國能成為一個盡責的大國,要求中國做符合美國利益的事。若想有好處,就要遵守多項條件,如在主權和人權問題上負起更大責任等。未來的趨勢是,只要中國在當地有貿易,美國都會以人權為由向中國施壓。」沈旭暉說。

  明乎此,就知道中國對希拉莉求勝心切下的忽然強硬,不必太在意,亦不須作出反應。「有些內地網民,對希拉莉的指摘逐一回應,甚至乎挑動起民族情緒,認真對待。這感覺幼稚,徒顯他們對遊戲規則的不熟悉。」

  沈說,太正規回應一名總統參選人的話,只會降低自己的彈性,不如好整以暇,隔岸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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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凱恩(共和黨)

  越戰軍人形象深入民心,因此他的對華政策亦着重保安和軍事層面。如聲稱中國若和台灣開戰,就要自食其果,又表示中國應提高其軍事透明度,及主張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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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莉(民主黨)

  主打「女性」和「人權」,貫徹其丈夫克林頓的「人權外交」政策,認為人權是外交的基石,而中國不但有責任尊重境內人權,亦有責任改善世界的人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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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民主黨)

  走勢凌厲的奧巴馬得助於其個人的種族背景(他有肯尼亞血統,又曾隨母親改嫁,幼時在印尼雅加達接受教育),強調種族大融和是他的中心議題之一,並以自己作為黑人仍「撈得掂」的經歷,證明融和有出路。他曾表示中國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但相對來說,歐日不是對手,是盟友),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先,不主張意識形態上的非友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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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何謂小型超級星期二

  下周二(3月4日)美國將有4個州同時進行初選,包括德克薩斯、俄亥俄、佛蒙特和羅得島。民主黨在德、俄兩州共有389張選舉人票,對參選人贏得黨內初選舉足輕重。

  目前希拉莉得票1,266張,奧巴馬1,362張。

  根據民調,希拉莉在擁有161張選舉人票的俄亥俄州的支持率較高,而奧巴馬在擁228張票的德克薩斯州勝算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