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仁兩極化 恒商成奇皅 ──談今年放榜的兩個現像

專訪：劉迺強（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委員、保康食配行政總裁）

今年會考放榜，頭條新聞有點不一樣。
向來盛產狀元的皇仁書院一如既往，創造了六名十優狀元，為全港之最，亦為皇仁歷屆之冠。可惜伴隨這件喜事的，是另外兩名學生串謀行劫認罪候判。
有人認為這是隨中學級別五改三後，名校學生兩極化的典型例子，因此傳統名校對五改三的鞭撻更加不遺餘力；但更多人認為，中學級別五改三，減少學校之間的差異和競爭，鼓勵階級流動，對社會整體有利。

香港的中學向來階級分明。中中vs英中、Band 1 vs Band 5、港島區vs新界區，涇渭分明，毫不含糊。這是香港的特色，更是香港的悲哀。為什麼會這樣？劉迺強認為，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造就了這樣的社會。

香港的中學，過去主要由聖公會、天主教團體和政府轄下的官立學校包辦。私校如一度風光的新法書院，和一些左派學校像倍僑，往往因資源不足、收生有限而被邊緣化。雖然後來不斷有津貼中學投入教育事業，但因為政策傾斜或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傳統名校」，早已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透過中五會考的學位再分派，不少名校藉此「換血」，吸納他校的高分考生入讀預科，把自己表現稍遜的學生拒諸門外，乘機鞏固名校的金漆招牌。這使不少高增值的新校感到意興闌珊，因為他們辛苦教出來的好學生都跑到隔壁的名校去，而被名校篩選出來的，又跑到他們這裏來。這些春風化雨的老師頻為他人作嫁衣裳，越教越辛苦。

這樣的歷史、考試與預科制度，強化了學校之間的差異，名校被神聖化，表現稍遜的學校則難以翻身；此外，學生過早被標籤，容易因為「自我預期」（self-fulfilling）而失去求上進的動力，間接窒息了社會的流動性。

「五改三」和強制執行十四分原校升讀預科，大大拉近了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異；而即將展開的「三三四」學制改革，亦將使名校少了換血的機會，進一步糾正歷年累積起來的階級分化。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過去發生在學校之間的差異(between school)，現在被移植到班級之間去了(within school)──這解釋了名校學生表現的兩極化。

這對「傳統名校」來說，當然不是好事。以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收取眾生中最優秀的百分之二十，學校即使零增值，其「產品」也必然是最佳的；無怪乎有九龍塘區名校校長，在放榜前事先張揚，抱怨「五改三」將令學校狀元遽減。但這對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說，卻可能是件好事。

第一，班級之間的差異(within school difference)，對學生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今年皇仁書院有兩位十優狀元，向社會作出了「近朱者赤」的最佳示範：中游分子廖匯恒和尖子學生余樂倫一起溫習，互補不足，結果雙雙掄元。

劉迺強回憶，他在六十年代入讀「貴族名校」聖保羅男女書院時，每級之中，有三分之二同學由聖保羅小學直升上來，不少是富家子弟；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通過「小學會考」或中央派位考進來的，可以說是「陪太子讀書」的一群。但肯吃苦上進的學生激勵了生活安逸的學生，加上當年的校長和老師們，秉承英國傳統公立學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對學生們一視同仁，形成極佳讀書環境。不少窮學生，因此改變命運。

第二，學校之間差異的拉近，減少了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有利莘莘學子和苦心孤脂的家長們。有說香港的中學，從來沒有Banding之分，有Banding的，只是學生。是因為Band 1的學生一窩蜂選擇了一所學校，才使這所學校成了「Band 1」名校。今年因為產生兩名高考6A狀元而聲名鵲起的恒生商學院，就是典型例子。它今年的平均收生分數，是25分，傳統名校亦望塵莫及。它把一所名校的誕生，形象化地表現出來，我們有目共睹。

如今拜「五改三­」所賜，每間學校的學生成份拉闊了，學生又按地區派位，理論上每間學校的水準更加接近，家長和學生們的選擇多了，有助減少競爭，抒緩他們的壓力。

可惜階級觀念深植港人腦海。而今天不少「中產」的一群，更是當年藉「名校」爬升上來的，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希望子女按自己的成功軌迹更上層樓。他們鑽政策的空子，搬家的搬家、信教的信教，千方百計為岌岌可危的「傳統名校」築起血肉圍牆。劉迺強慨歎，這樣的香港人，妨礙了一個良好的教育糾正機制，將來身受其害的，還不是我們自己。

小註：劉迺強長子劉方畢業於皇仁書院，現為港大學生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