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案」後遺症︰北上草木皆兵

講者：張炳玲（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吳靄儀（立法會議員）
　　上周香港記者協會和程翔關注組舉行了一場研討會，討論在內地進行資訊蒐集的困難和可能碰上的陷阱。會上討論到，「程翔案」最令人關注的一點是，不但記者在內地進行採訪有可能誤觸「國家機密」，事實上隨中港兩地交流日頻，一般人在進行學術交流或北上傾生意，也有可能墮進陷阱，頗令人有防不勝防的擔憂。
　　一些商人經常來往中港兩地，接觸不少人，這些人可以有許多頂帽子-民間的、官方的。在閒話家常時，他若提到一些消息，你不可能知道那是不是國家機密，他也不可能透露消息來源，這是陷阱之一；
避敏感題目 損學術水準
　　香港人到內地出差，為某些項目進行資料蒐集，如果「明知」是國家機密，當然不會那麼笨寫出來，但有時候卻很難說，這是另一個陷阱；
　　國內許多「環評報告」，比如說有關三峽的、有關港珠澳大橋的，都屬「國家機密」。從事環保的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副主席葉廣濤說，如果你知道了一些資料，又說了出來，很可能踩中陷阱。
　　他說，若商人和公眾同時知道一些政策方面的消息，那就不叫「商機」；若你想辦法去了解一些內容，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機密的，又是一個陷阱。
　　前記協主席張炳玲，就道出學術界因程翔案引起的草木皆兵。她說，這場研討會本想邀請一些學者談他們進行和內地有關研究的經驗，可是她卻不斷「食白果」。這些學者要不直截了當推卻「千萬別叫我站出去講」，要不表現「鬼祟」，囑在引述其發言時「別弄得人家知道是我」。這令張炳玲感覺到，在學術界做研究，若要蒐集內地資訊，往往要打擦邊球。
　　學者進行研究時，往往需要內地研究夥伴提供大量數據、事實、資料。學者發表論文或研究，按道理應該列明出處，這可保障自己，證明這些是正確無誤的一手資料，非剽竊所得。
　　但若資料來源敏感，怎麼辦？不引的話，論文的學術地位馬上下降；引的話，萬一惹上麻煩，不但自己有禍，也可能連累內地的合作夥伴。
　　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學者只好棄敏感資料不用，轉而研究一些不容易惹上麻煩的領域，這樣，只會愈來愈少人研究中國的政治、權力動向等問題，研究題目愈趨平淡，不尖銳。不但如此，有時學者在內地接觸到一些資料，不敢帶回香港作分析，怕誤觸地雷，只好能記多少記多少，考驗記憶力。
　　張炳玲感慨，如今從事中國研究，「好似做賊一樣」，長此以往，在香港做的中國研究，質素焉有不倒退的？
　　吳靄儀說，無論根據《官方機密條列》或二十三條，程翔若在香港審理，都不可能入罪。
倘在港審理 程翔難入罪
　　以《官方機密條列》來說，若程翔要被判罪成，控方必須證明：
　　（i）所披露的資料是來自官方、
　　（ii）未經授權披露、
　　（iii）被告人明知是來自官方，同時明知未經授權、
　　（iv）明知所披露的資料是受保護的、
　　（v）該披露對國家安全是有損害性的，而且明知那損害性。
　　程翔一案，上面五項都不能證明。
　　至於二十三條，吳靄儀說，用二十三條入罪的機會是提高了，但若案子是在香港審，則
　　（i）舉證的責任在控方、
　　（ii）法庭程序的獨立性有保障、及
　　（iii）審案將會牽涉陪審團，由常人用常理去判斷。
　　這三點足以令一個獨立的檢控專員放棄起訴。
　　而且在香港審理刑事案，是以無罪為起點，控方要合理推論、逐點擧證，不能憑控方一紙「鑑定書」或「確認函」便當作證據。
　　程翔作為香港居民在內地被捕，吳靄儀慨歎，過去我們那麼辛苦地爭取新聞及資訊自由的法律保障、避免兩地遣送等，一下子都變成白費力氣。
　　（註：本文根據程翰所整理的研討會「初步筆錄稿」而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