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從政 先學拆解難題

講者：王易鳴（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

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生甫踏出校門，便步進建制，眼前是一片坦途。
三十年來，當年的天子門生紛紛攀上社會尖峰，運籌帷握；可是這一代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彷彿多了，機會卻好像更少，對茫茫前路感到徬徨的，大不乏人。

七五年自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的王易鳴，長期從事青年工作，自然理解年輕人的憂慮。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傑出校友演講上，她為自己的小師弟、師妹們打氣：「不要後悔今天選擇了社會科學系；將來如果你再取一個專業的學位，你會比許多人棒！」

王易鳴是七十年代尖子的典型，這些年來足跡遍佈不少公營機構，履歷輝煌，得到的專業學位和榮譽學位同樣地多。雖然當年母親很納悶女兒為什麼挑上了社會科學院，而不是法律、醫科或工程，王易鳴卻不以為然：「我覺得我們比純理科或純文科生優越多了。」當時香港正在蓬勃發展，法制、醫療、房屋等社會架構都在草創階段，許多社會科學院的畢業生比同輩有更強的社會觸覺與熱誠，適逢其會，得以參與政策的制定，逐步踏上精英的台階。

但時移勢易，今日香港已是一個成熟的大都會，當年社會需要的人才和今天已大大不同。王易鳴說，這對非「專業」的社會科學學者帶來不少衝擊：
l 科目越分越精細，以往可以參與政策制定的學者，今天也許只合做分析或評論。
l 跨學科是大勢所趨，譬如要有一些理科基礎，才能弄懂溫室效應；這也許造成身分危機。
l 一些基本的觀念受到質疑，如「家庭」不限於一父一母的組成，單親和同性家庭也出現了。
l 大量民間團體冒起兼參與政事，社會科學學者的權威不再。

要正面回應這些衝擊，王易鳴建議社會科學家可從三個層面上發揮專長：
l 從香港的角度出發：解決貧富懸殊、政制改革、公民參與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l 香港與中國關係：香港人可以對國家貢獻良多，在經濟發展、房屋政策等方面，尤需借鑒港人的經驗和意念；
l 國際上的香港：我們不光是偏隅華南的一個小城，更是國際的金融中心，故港人不妨站得更高，思考各種全球化議題。

席上有人問到，許多出色的學者並非一流的政治家，而從政者又往往議題先行，忽略社會科學家的進言，那如何一展抱負呢？

王易鳴坦率地回應：「你可以參選呀！」此外，她說千萬別放棄自己的堅持，如果有機會向政府表達意見，要一語中的，不但嚴謹分析，更要提供解決之道：「當官的都沒有耐性，因為你講的問題他統統知道；他要的是答案。」

在演講上王易鳴反覆強調的，是社會科學家對時事和人際關係的敏銳觸覺，她說：「我可以不吃早餐，但是不能不看報紙。」她認為這種「嗅覺」是社會科學家的優勢。

「知識、創意、人際關係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缺一不可。」末了，王易鳴如此忠告年青人。

不是社論:不是煲呔贏選舉 是梁家傑輸

香港第一次有泛民代表出選的特首選舉曲終人散，曾蔭權以六百四十九票高票當選，而梁家傑則僅獲一百二十三票，比他取得的提名票還少。泛民對這樣的選舉結果應大失所望，因為他們既無法在選舉工程中贏得民望，亦保不住中間派選委的支持。

泛民放下道德包袱，高調參與特首選舉，原本是一次必賺的盤算：對泛民來說，可借選舉直接向政府提出普選訴求，打擊管治班子的威望；公民黨則可藉此提高知名度，提升民主派的聲望，甚至確立其泛民中的領導地位；對梁民傑而言，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二零一二，提早晉身「特首後選人」之列，可助他累積經驗和人氣，以期在下屆選舉中挾更大的優勢捲土重來。

但令泛民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在這種必勝的盤算下，他們竟也輸得一敗塗地。這點可以從民調中梁家傑的支持度中反映出來。

泛民的鐵干支持度約在三成左右，若陳方安生代表民主派出戰特首選舉，可取得百分之二十七、八的支持，一旦超過三成，將被認為有實力擔任特首一職。「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若曾蔭權在選舉中失手，而泛民搶攻成功，其民望可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把政府的支持度削弱至百分之五十五；若雙方皆有超水準表現，打成平手，泛民的支持度可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五，曾蔭權百分之六十五；相反，若曾蔭權打出水準，而梁家傑未能交出功課的話，其民望可直插至百分之十五，使曾蔭權得享百分之七十五的超高民望。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梁家傑的支持度只徘徊在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二，從未突破民主派的固有鐵票，反而更為接近上述三種情況中，泛民表現較差的最後一種。這反映了泛民非但無法爭取廣泛市民的信任，更流失了一定的中間支持者。

這說明泛民在從未想過輸的心態下，先後自選委選舉的成功，和一百多張提名票中嚐到甜頭，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忽略了民主派的缺陷：他們根本交不出一份像樣的政綱。

民主派向被詬病為只懂破懷，不懂建設，這次既然有機會和執政者站在同一舞台上較勁，當藉此向市民展示其執政能力，以扭轉能破不能立的形象。可惜其政綱空洞馬虎，反而自曝其短，對比曾蔭權有姿勢（十大矛盾論），又有實際（承諾減稅）的政綱，亦相形見拙，無法取得務實的市民或中間派選委的支持。這是泛民選舉工程最大的敗筆。

此外，泛民的政改方案又指特區官員的任命毋須經過中央批准，這根本脫離現實的說法，搞亂焦點。

梁家傑聲稱自己代表「無權、無勢、無錢」的基層市民，可惜這和他用袋巾、穿皮鞋競跑等舉止格格不入。特首候選人如此放不下身段，實在很難取得基層市民的認同。再加上其「寄生蟲」、「港英餘孽」、「大學生是一嚿飯」等言論，似乎無的放矢，更難予人好感。

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有一句話：不是反對黨贏了選舉，是政府輸了它（oppositions do not win elections, governments lose them），指反對黨如何憑擢破政府的錯處、顯示自己的實力，而取得選舉的勝利。可惜在香港回歸後第一次有競爭的選舉中，反對派的表現卻恰如其反，倒是曲綫增加了小圈子選舉的認受性。

調停者的力量

講者：馬克.葛容（Mark Gerzon）

美國評論家馬克．葛容（Mark Gerzon）到香港主持思匯政策研究所的講座之前，剛剛在台灣辦完了一個為期五天的「領導才能」工作坊。從台灣到香港的客機上，馬克發現大部份乘客是經香港到內地做生意的台商。兩岸的融合勢不可擋，可惜馬克說他看不到有哪一位領導人表現出「調停者」（mediator）的力量，可以整合衝突、解決紛爭。

馬克長期以來為各地政府和企業策劃領袖課程，又訪問了數十位全球領袖，思考如何把衝突轉化為力量，創新局面。從這個層面出發，他把領袖分成三種：

• 煽動家（demagogue)：善於操弄社會或歷史上的各種衝突，來維護權力。
馬克形容他們「常是優秀的演說家，深知如何以語言去孤立及妖魔化『他人』」，他們向群眾灌輸「敵／我」分明的意識，深化既有衝突，利用「敵人」去增加自己的能量，甚至合理化殺戳行為。

馬克不願標籤兩岸或西方國家的領袖裏，誰是典型的「煽動家」。但他們的形象呼之欲出，讀者很容易就可以利用作者提供的框架，分辨出來。

• 管理人(manager)：這種常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公、私團體的領導，令社會運行得更暢順有效。他們以職責來界定自我，注意力集中在本身的組織上，忽略他者，這使他們一旦面臨衝突，或跨界別的矛盾時，完全束手無策。

在相對封閉的社會裏，管理人還能應付裕如；可是全球化模糊了各種邊界，管理人的自我設限，使他們在面對紛爭時漸顯得力不從心。

• 調停者（mediator）：當今最需要的領導人。因為全球化使背景迥異的人增加了接觸，亦間接使衝突更容易產生。調停者卻可以超越個人的立場，著眼於整體利益，以宏觀視野理解各方矛盾並居中調停、求同存異。

馬克認為曼德拉是調停者的代表人物，因為他「導向和諧而非戰爭、公義而非壓迫、永續而非毀滅、尊重而非歧視」，這使他的影響力遍佈全球。

在馬克眼中，一般人也可以應用到曼德拉的「調停力量」：「就好像彈琴或跑步，你不一定能成為世界一流的音樂家或跑手，但要學懂它們卻不難；領導才能也一樣。」他從世界級領袖身上，發掘出八種「調停工具」（見另文），並以此著書立說。

既然如此，為什麼擁有調停者力量的世界級領袖少之又少？

馬克說，因為很多領袖缺乏提升衝突的動力：「他們還未意議到，要邁向全球化，必須懂巧妙地化解各種衝突。」舉例說，如果可口可樂公司在生產飲料之餘，兼顧水源短缺問題，那既有利社會，亦保障了他們生產原料（水）的供應，那跨國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也就可以消弭了。

sidebox八種調停工具：
1. 宏觀視野integral vision
2. 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
3. 完全洞悉presence
4. 探究詢問inquiry
5. 有意識交談conscious communication
6. 對話dialogue
7. 搭建橋樑bridging
8. 創新innovation

馬克認為其中最困難的，是如何「探究詢問」，因為許多人不肯聆聽和自己身份或見解相悖的意見。但謙卑地發問卻是八種工具中最重要的，他舉了一個例子：尤努斯教授（Mohammed Yunus，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農村微型借貸服務，源於他向一位編竹凳的女孩問了一連串簡單的問題，得知她僅僅因為二十二美分，而墮入中間人放債的高息陷阱。這個發現，造就了其後數十億美元的小額放款，幫助無數窮人脫貧。

延伸閱讀：調停者的力量，馬克．葛容（Mark Gerzon）著，商業周刊出版

哈佛得獎概念 扶貧賺錢雙贏

專訪：蘇芷君（ Ventures in Development行政總裁、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碩士）

特首曾蔭權的扶貧大計之一是要推動「社會企業」。
很多香港人都對這個新鮮名堂一知半解，搞不懂它和非牟利組織、慈善團體有什麼不一樣。
「三十會」因此搞了一個講座，讓廿多個具中產背景的成員，聽一位只有二十七歲的女孩，自述如何在中國西部推動「社會企業」。

蘇芷君去年自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畢業，她的「社會企業」概念在哈佛大學一年一度的商業企劃比賽中脫穎而出，不但獲得校方頒發的一萬五千美元獎金，還得到不少創投基金垂青。她和一位哈佛的女同學利用這筆資金成立了一間公司Ventures in Development，現在共進行兩個社會企業項目。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曾接觸過蘇芷君，問她有沒有興趣在本月一個社聯的活動上，售賣旗下的產品。

「但我怎麼好意思向他們直言，這會影響我們的檔次呢？」她們的產品，包括一種質量與茄士咩(cashmere)相若的牦牛絨(yak down)圍巾，零售價約港幣兩千元，即將在百貨公司Harvey Nichols有售。這和我們在同情心驅動下，向慈善團體購買的手工製品，截然不同。

「社會企業必須達到兩個目標：社會責任（social impact)和盈利（financial returns），缺一不可。

傳統慈善團體總是先想到扶貧（grassroot），再考慮市場（market）；但我們是先研究市場需要什麼，然後思考低下階層能提供什麼，並為他們增加市場價值。」蘇芷君說。

去年春天，蘇芷君到中國的青藏高原考察，發現當地的牧民生活很清苦，他們主要的資產，就是自己蓄養的牦牛，衣食住行都靠牠。日常裹腹的是用牦牛奶做的「奶渣」（類似乾乳酪）、身上披的是用牦牛毛織的斗蓬、帳幕也是用牦牛毛造的。除此以外，牧民幾乎一無所有，小孩也沒有上學的機會。

但蘇芷君發現，牦牛肚子上的絨毛非常柔軟，她把收集到的絨毛樣本送到美國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實驗室化驗，發現其質量與茄士咩相若。這裏有一個未被發掘的藍海。

回到美國，蘇芷君和同學積極推銷自己的概念，得到消費者和投資者極佳的回應，更增加她們創業的決心。

波士頓地區除名校林立外，也有許多創投基金在等機會──他們有的是錢，只期盼自己有銳利的眼光，投資在下一個Google上。校方亦鼓勵學生創業，因此哈佛才有一年一度的商業企劃比賽，撮合創業家和投資者，形成匯聚效應(clustering effect)。對比之下，香港雖是名符其實的金融中心，但要推動社會企業與創業精神，看來仍須努力。

有了商業概念和資金（seeding money），才能助牧民改善生活。一般商人向牧民收購牦牛絨，每公斤出價五十元人民幣，再以一百五十元的高價轉手，從中牟取暴利。但蘇芷君的公司，卻以每公斤四百元的價錢向牧民取貨，不從中抽榨，直接增加牧民收入。這個八倍的差距，也正是以牟利為主的私人企業，與以推動社區發展為目的的社會企業，最大的分別。

「我們要賺錢（profit making），但不是要賺大錢（profit maximizing）。」蘇芷君解釋。當地人也懂採摘野生冬蟲草兜售，一樣可以賣得高價，但冬蟲草的收成極不穩定，也不符合社會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直接增加牧民收入是短期目標，長遠而言，蘇芷君希望能增加受助的牧民家庭，並把盈利盡量投放在當地的社區建設上。

「社會企業要成功，光靠一腔熱情是不夠的，一定要有企業精神和創新意念。」蘇芷君閃動著大眼睛說。

有關社會企業的網址：
www.nextbillion.net
www.bidnetwork.org
www.venturesindevelopment.com

寧高原牧牛 不杜拜掘金
中五畢業後離港赴美的蘇芷君，零一年在美國西北大學畢業，唸工程出身，曾經在寶潔（P&G）和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工作過。從大學開始，她一直參與聯合國轄下的發展計劃，零四年她申請入讀哈佛甘迺廸政府學院，更曾被杜拜王子羅致旗下，為他掌舵的Dubai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Authority出謀獻策。

杜拜的暴富與青藏的赤貧有著天淵之別。杜拜王子曾經展開一幅地圖，圈出一塊地，向蘇芷君說，我把這裏給你，你幫我實現你的中國策略。但蘇芷君最終不為所動，寧可到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與牧民為伍，為他們積累財富，改善生活。

全球暖化 危機可變商機

講者：陸恭蕙（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

　　講「溫室效應」彷彿遙不可及，但當剛過去的新年，我們穿着短袖上衣去拜年、瞥見路旁的杜鵑吐芯盛放時，大概應隱約感到：全球暖化已迫在眉睫。

穿短袖拜年 反映危機迫眉睫

　　也許始料不及，但暖化問題不僅妨礙我們的生活，更影響我們的生計-許多香港公司投資在珠三角的低窪地區，那裏面臨海岸綫上升、水淹成災的危機，對公司利潤，甚至上市公司的股價，都有潛在的威脅-屆時即使洪水未淹至，手持該等公司股票的股民恐已損失慘重。

　　在一個商界的午餐會上，研究顧問Alexandra Tracy因此直截了當地說：「氣候變化絕非單純的環境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商業問題。」

　　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陸恭蕙亦向與會者展示了不少圖表和相片，指出工業生產排放的溫室氣體，正在改變我們的氣候。以下的情境我們已不感到陌生：

　　˙氣溫上升。據估計，至本世紀末氣溫有機會上升攝氏五點五度，為地球的環境和生態帶來無法逆轉的傷害；

　　˙暴雨成災；

　　˙颱風加劇；

　　˙水位上升。如果香港的水位上升六米，連國金一類的高樓亦無法倖免。

　　即使末日未至，由於氣候暖化的影響，許多商業活動將被波及，影響公司和股東利益，Tracy指這些影響包括：

　　˙收入下降。特別是一些受天氣影響較大的行業如物流業，延期交貨將無可避免導致收入受累；

　　˙營運成本上升。因為公司需要增加保費、預留資金作風險管理等；

　　˙稅賦加重。國家斥資抗衡暖化問題，這些開支將轉嫁至納稅人身上，如英國花70億美元在泰晤士河興建堤壩，開支最後由納稅人承擔；內地官方環保意識加強，亦很可能效法之；

　　˙外國直接投資減少。如果珠三角受水災影響的風險日增，致成本上漲，在商言商，許多投資者將把生產綫移師其他地區；

　　˙股東利益招損。股價反映公司業績表現，當企業的收入被拖累，股價也好不到那裏去，大小股東齊當災。

紅星駕環保車 向暖化say no

　　不止物流、製造業等想當然會受氣候變化影響生產力，連金融業也有可能遭殃-當氣候惡化（如水災、颱風）影響電力供應、通訊與基建時，金融活動亦難倖免。

　　有人把剛過去的奧斯卡電影頒獎禮形容為「綠色奧斯卡」，除了因為前任美國副總統戈爾有份粉墨登場、落力推廣的環保電影《絕望真相》奪得最佳紀錄片外，許多赴會的名人紅星，包括妮歌潔曼、桂莉芙柏德露等均身體力行，駕駛環保車到場，示範如何向全球暖化say no。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寬減十三款環保車的首次登記稅；香港的金像獎頒布在即，不知道作為東方荷里活香港，有沒有明星響應，帶頭正視氣候暖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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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些︰廢氣可交易 創富減污染

　　身兼港交所董事的陸恭蕙一直大力提倡在香港推行排污交易，她說港交所有意委託顧問作出研究，期望年中有報告結果。

　　「京都條約」規定，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配額之企業，可向競爭對手購買配額，或透過資助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計劃，換取配額。

　　陸恭蕙曾撰文指出，透過排污權交易，可為碳定下價格，促使企業減少使用含碳量高的產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污染。世界銀行指出，全球涉及碳的市場，貿易額可達80億美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力拓這個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