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06, 2009

欲與紐倫看齊 培養文化精英


去年一月的《時代》雜誌以「三城記」(A Tale Of Three Cities)為封面專題,打造了一個新名詞:紐倫港。

我一直懷疑,香港真的有實力與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嗎?不錯,三者都是港口城市、人才樞紐、金融中心,經濟發展在區內獨佔鱉頭。但說到文化質素,香港如何與前兩者媲美?要知道,從古老的阿特蘭大到今天的倫敦或紐約,所有大都會也同時是知識與文化中心──也就是精英與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容我以偏概全吧,一個精英與知識份子集中之地,總養得起一本有質素的雜誌吧?如果說《紐約客》(The New Yorker)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分別代表了紐約與倫敦的精英階層,我一時間還真想不出香港有哪本高質素(而銷量好)的雜誌,可以和前兩者分庭抗禮。

現居紐約的Malcolm Gladwell是個典型的intellectual。他是《紐約客》的職業寫手(staff writer),寫過三本風靡全球的書(The Tipping Point、Blink、Outliers),幾個月前來香港演講,門票竟可索價$6,000一張。最近出版的新書《What The Dog Saw》,是他從自己十三年來發表在《紐約客》的文章裏,挑出最喜歡的十九篇來結集成書。這些文章都是佳作,想知道紐約最好的雜誌達到怎樣的水平,可以從此書開始。


小問題出發 微言大義

Malcolm Gladwell的讀者都知道,這位作家最擅長「微言大義」:從一個小小的觀察或問題出發,抽絲剝繭地縷述背後因由,引人入勝。本書也貫徹了這種風格。

我很喜歡的其中一篇文章「Why Some People Choke and Others Panic」便是一例。Choke和panic都是指人們在巨大壓力下的表現失準,當中有分別嗎?原來大有文章:球手經過長期反覆練習後,發球、接球都成了本能,球怎樣來,腿便怎樣動、手便怎樣揮,完全身念合一,不必細想,一氣呵成。可是一旦緊張起來,便再也不能揮灑自如,動作僵硬一如新手,最後一步步落後比賽──這是”choke”。飛機失事時,機師腦中一片空白,只餘本能反應(如在黑暗中尋找光源),無法集中精神逐一執行飛行指令,結果墮機身亡──這是”panic”。”Choke”是指忽然失去本能反應,結果無法流暢地完成所需動作;”panic”則是指只剩下本能反應,結果無法執行曾經學習過的動作。經驗越多,發生panic的機會越少,但卻不能阻止choke的發生,結果不少運動員,包括世界一流的好手,都因為臨場失準而飲恨。討厭的是我們無法「選擇」在什麼時候會choke,什麼時候會panic,結果在壓力下束手無策。

還有不少文章,顛覆我們的常識。比如人們以為火箭「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實屬意外,但作者細心研究後發現,這不是個別失誤事件,而是一連串看似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同時發生所釀成的悲劇,是制度問題;又如大企業迷信人才,不惜一切招攬及留住明日之星,結果卻縱容出一群狂妄之徒,招致滅亡,Enron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投身廣告被拒 寫作一嗚驚人

眾多文章裏,最感動我的,是作者那短短的幾頁自序。Gladwell說,他從來沒有想過當作家,一心當個廣告人。畢業時,他投考過十八所廣告公司,結果被拒絕了十八次,寫作乃不得已的出路。誰會想到,他後來竟憑一支筆名成利就?他尊重寫作到一個地步是,為了求真,他可以在寫choke & panic那篇文章時,登上小型飛機,要求機師重演小甘迺迪墮機前的動作。我想起書中一篇講「天才」與「大器晚成」的故事:某人在三十歲那年決定放棄薪高糧準的律師工作,開始寫作,結果熬了十八年才一鳴驚人。如果同樣的故事發生在香港,我想像不到主角會承受多大的社會與家庭壓力。香港曾是一個充滿活力、容許失敗、鼓勵「馬死落地行」的城市,但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的社會開始害怕轉軌、不再包容主流以外的選擇、人們拒絕冒險?這可會是香港失去動力的原因?如果有一天,香港出得了一位Malcolm Galdwell,我們就真的距離「紐倫港」不遠了。

Friday, October 23, 2009

知識經濟 美國能港人也能


有人形容,今年的施政報告,是一份「缺乏VIP的『三無』報告:即沒有遠景(vision)、創新(innovation)和計劃(planning)」(見10月21日《國是港事》版評論文章:「三無報告 揭六大產業空殼」,作者為凌鵾),真是一語中的。

慳電膽券 唯一創新措施
本來報告中尚有一個相對創新(innovative)的點子:派發100元慳電膽現金券,以鼓勵市民替換耗電量較大的鎢絲燈泡,提倡環保意識。可惜這唯一創新的意念,卻被說成是利益輸送,如此一來,整份施政報告,幾乎就乏善足陳了,可惜。

施政報告另一重點,乃貫徹經機會早前的建議,發展六大產業。明白無法靠金融一行單天保至尊,是特區政府的一大進步;但特首對產業發展、知識型經濟的掌握與了解有多深,我卻有點懷疑——眾所周知「做好呢份工」是特首的座右銘,但勾勒遠景與進行計劃?似乎不是曾先生的強項。

香港要發展六大產業,因為香港的經濟需要轉型。經濟需要轉型,因為我們已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不改革,無法維持優勢。甚麼是知識型經濟?讓我們從新書《後海嘯時代 知識經濟求生術》說起。

知識經濟不重土地 重腦力

本書是增訂本,內容比4年前的版本更新了整整一半,目的是以更多後海嘯的例子、變化,來闡釋知識經濟的潛在規則。作者說,「知識經濟的特點是土地不重要,腦力代替勞力,冒險精神更重要,而且知識的更新速度快,複製成本低,對手跨地域、跨行業而來,令競爭變得異常激烈。」

在新經濟下,舊的致勝規則未必有效,尤其像香港這種已發展至屬全球頂尖級別的城市,受知識經濟的衝擊更大,一不小心,很容易變得像日本那樣沉疴不起、因循守舊,被更有活力的城市迎頭趕上。因此香港的經濟必須轉型,即「由工業經濟依賴工業生產,轉型為知識經濟的以高增值、高技術為核心的服務業或高科技行業」。

利用「長高闊」 做知識鬥士

作者認為,美國雖然受金融海嘯衝擊最深,但她卻是眾發達國家中經濟轉型最成功的——美國在「知識經濟行業如資訊科技、生物藥業、創意文化等,仍保持明顯領先優勢」,在「企業改造、政府政策、社會心態、商業文化」等領域,都已隨知識經濟的要求調整過來,相信仍可領先全球好一段時間。

香港能像美國那樣,成功轉型嗎?說難也不難,因為我們具備一些和美國相若的條件:香港是移民城市,港人富冒險精神;而且我們重視速度、靈活多變,符合知識時代的要求。作者說,「知識經濟最重要的不是研發新科技知識,而是蒐集、消化、吸收、運用新知識的能力」,這條件與港人的文化與個性,暗中契合。

要發展六大產業、成功經濟轉型,香港已走對了第一步。將來要穩步向前,關鍵不是喊口號,而是把握我們的基礎優勢:專業、自由與法治,並源源不絕吸納人才。作為香港700萬人之一,我們未必可以改變社會,但我們可以用「長(長遠眼光)、高(企高兩級)、闊(學得更闊)」(見本書第9章「知識戰士靠你發揮」)來鞭策自己,以求在知識經濟的洪流中,立於不敗之地。

書名︰《後海嘯時代 知識經濟求生術》

作者︰曾仲榮(《經濟日報》副總編輯兼總主筆)

Saturday, October 03, 2009

黑天鵝世界裡 不要做火雞

講者: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鵝》The Black Swan作者)

2007年出版的《黑天鵝》(The Black Swan)一書因為去年的金融海嘯而名噪一時,其作者、紐約大學傑出教授、在金融市場打滾21年的Nassim Nicholas Taleb亦因此成為國際大紅人。

紅人數日前應中央政策組之邀來港演說,題目為「黑天鵝危機仍在」,內容一如其書,論點精闢獨到,不管我們是否已安然度過金融海嘯,都值得捧場。

黑天鵝現象是甚麼?市井地形容,那是「以為不會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並招致難以想像的巨大後果。」,「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正是「黑天鵝」現象的表表者,難怪向來特立獨行的Taleb其後被吹捧成先知。

統計學入門告訴我們,只要樣本夠大,一些出現機會極小的「異象」、「異數」(outliers)完全可以被置之不理,因為它們無法對整體結果構成重要影響(Law of Large Numbers)。

少數異象 也可左右大局

這個觀點沒有錯,但現實是在一些情況下,「異象」不但不能被忽略,還會左右大局。

Taleb以出版業為例解釋:每年面世新書成千上萬,但市場上一半書籍的銷量,往往只被5至35本書囊括。

再舉例:若把世上所有人口的財富作出比較,將赫然發現全球一半的財富,可能只被幾個超級富豪(例如微軟創辦人蓋茨)所壟斷。

這情況在金融市場尤為突出,Taleb曾做過小實驗,分析了超過2,000萬個數據(如白銀、期油價格),證實那些「萬中無一」的意外,對價格的波幅影響最為深遠。

黑天鵝特性 無先例可援

這說明了我們同時活在兩個世界裡:在其中一個世界(Mild Mediocristan),單一個案不會對整體構成甚麼影響、一切有跡可尋也有法可依;但在另一個世界(Wild Extremistan),個別或極端事件卻可以對整體造成極大影響(贏家通吃)、過去不曾發生的事未來可能發生(「黑天鵝」的特性就是無先例可援),令人完全束手無策,我們絕不能忽視看似不可能發生的「意外」。

「正如你不可能在一天內減掉一半體重,卻可以在一天內蒸發一半財富。」Taleb說得再簡單沒有了。金融市場正是第二種世界的表表者,一間銀行哪怕能連續一百年錄得盈利,它都可以在一夕間消失。

好,就算我們知道自己活在兩個法規截然不同的世界,那又如何呢?問題就出在這裡:在第一個世界裡,由於一切有跡可尋,所以過去的經驗可以套用在未來;但在第二個世界裡,將發生的事卻完全無法被預測。如果我們把第一個世界的經驗照搬到第二個世界去,即以為我們有能力對未來作出預測的話,將大錯特錯。

讓我再用一個Taleb舉的例子來說明:火雞的故事。

一隻被飼養的火雞,每天按時進食、運動,日日如是。根據統計學,牠每按照這樣的規律多生存一天,其重複這樣生活的可能性就愈大。若根據統計學,牠將毫無疑問地重複這樣的生活直到永遠。這隻快樂的火雞一直抱著這樣的想法活了999天,牠卻在第1,000天、感恩節前夕,被殺了!

火雞可能會抗議:為甚麼?這是從未發生的!但現實便是如此:過去不曾發生的事,不等於未來也不會發生。一如金融市場的操作。假設你一直押注在一些你認為「以往不曾發生而將來也不可能發生」的事上,當這件事一旦成真,你將毫無招架之力,這就是金融海嘯殺傷力驚人的原因了。全球化與互聯網,更對這現象推波助瀾,使「黑天鵝」愈來愈多。

伯南克 看不見風暴的機師

Taleb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形容為「看不見風暴的機師」,因為他用第一個世界的方法,來處理第二個世界發生的金融災難,無法對症下藥。

「美國應該消滅債項,而不是把它延續下去。」Taleb說。他反對複雜的金融槓桿產品、認為不應有甚麼「大得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機構,脆弱的就讓它在未成氣候前自然死亡,容許市場自然調節。

「黑天鵝」的確令許多人聞風喪膽,但亦有不少人押注在這些看似不可能的意外上,與大部分人對賭,結果一擊即中,賺得盤滿缽滿。

「錯的不是屠夫,重點是不要成為火雞。」Taleb告誡大家。

Friday, September 11, 2009

巨企倒下的「死亡5部曲」


金融海嘯發生一年了!

一年前,舉世見證着Bear Stearns從「財富五百」(Fortune 500)中消失、百年老店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一夜崩塌、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接連破產……然後危機如火燒連環船般殃及池魚,震央從美國蔓延全球。

看着巨擘一一倒下,我們得到甚麼教訓?

曾任教哈佛商學院、作品(Built to Last與Good to Great)被商管學生與企業主管奉為「聖經」的Jim Collins,最近出版了新書How The Mighty Fall(暫譯:《巨人如何倒下》),正好給我們一些啟示。

過去Jim Collins與研究團隊專挑出類拔萃的公司總結其成功之道,如今時移勢易,研究對象也只得從以往被捧上天的公司中,找出沉沒了的鐵達尼。

盲目擴張招庸才 自亂陣腳

大家不妨猜一猜,當這些牽動多人生計、資金上落「分分鐘億億聲」的巨企步入「死亡5部曲」(Five Stages of Decline,詳見下文)前,有甚麼徵兆?

和鐵達尼的沉沒一樣,答案是:無。

我想起了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1587年,這表面上看來無關痛癢的一年,卻標誌着大明的盛極轉衰,亦埋下中國隨後數百年厄運的種子。

Jim Collins引用托爾斯泰的名言(「All happy families are alike; each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謂,雖然巨企倒下的原因個個不同,但大致依循着一個「死亡五部曲」的框架:

第一階段:目空一切(Hubris Born of Success)

第二階段:盲目擴張(Undisciplined Pursuit of More)

第三階段:漠視危機(Denial of Risk and Peril)

第四階段:藥石亂投(Grasping for Salvation)

第五階段:隨風而逝(Capitulation to Irrelevance or Death)

有點像中國人講的「盛極而衰」,巨企崩塌的首兩個階段,表面看來非但毫無頹喪之像,還表現得相當亢奮:領袖好大喜功、涉獵其他業務、企業版圖一天天地擴大。Jim Collins說,一般人以為那些像恐龍似的一成不變的巨企才會因跟不上時代更迭而被淘汰,其實野心勃勃、為變而變的企業一樣危危乎。他說,「說2008 年華爾街的崩潰是因為缺乏野心或動力,這講不過去吧。」

為甚麼盲目擴張會引來衰敗?讀過《Good to Great》的人都知道,Jim Collins認為一家偉大公司最根本之道,是擁有最好的團隊(Right people at the right seats)。然而在盲目擴張下,企業的成長遠超它能招攬的人才,結果,一些不那麼優秀的人便有機可乘,而企業為了補人才之不足,惟有從制度上加強監管,結果令到架構日趨官僚,並令本來優秀的人才在意興闌珊下離開。

亂中求存 回歸基本鞏霸業

當敗像呈現時,很多公司會垂死掙扎、更換CEO(尤其是引入「明星」管理人)、大搞形象工程……結果自亂陣腳,加快衰亡。其實愈亂愈要定——回歸基本步,重拾當年建立雄圖霸業的堅實文化,一步一腳印地把形勢穩定下來,再謀後動——一言蔽之,就是要留得青山在。

雖說世上沒有日不落之國,也無永不倒下的企業,但Jim Collins認為衰亡不是必然的,有好些企業不但沒有被危機擊倒,反而能在危機中成長,不斷從瓦礫中站起(多難興邦?)。把「死亡5部曲」放大,可以用來看帝國之興衰,把它縮小,也能帶來做人的啟示。如果你的企業或人生面對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仿似捲入漩渦,請記住邱吉爾講過的話:

「(……)never give in, nev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 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large or petty - never gi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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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How The Mighty Fall》

作者︰Jim Collins

Friday, August 28, 2009

網上成本低 用「免費」開拓商機




06年暢銷書《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作者、科技雜誌Wired編輯Chris Anderson,上月一出新書《FREE》(暫譯《免費》)便先聲奪人。

首先他得到另一才子、《Tipping Point》與《Outliers》等書的名作者Malcolm Gladwell「垂青」,對方以一篇水準甚高的書評向《FREE》的理論基礎提出質疑,遂引發一場頗文明的筆戰,引起不少讀者注意。

網絡免費下載 登暢銷書榜

其次為表「言行一致」,Chris Anderson宣布該書可利用Amazon的電子書Kindle及於網站Scribd免費下載(省下US$26.99!),此噱頭大收宣傳之效,使該書一舉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

更重要的是,「免費」之勢由網絡席捲現實,報業正是首當其衝的一員。金融海嘯下全球多份報章不約而同因為廣告收入劇減而精簡人手、瀕臨倒閉(或已經倒閉),而予取予攜的新聞網站或免費報紙卻一枝獨秀,更令人關注免費對報業生態的衝擊。

作者指免費此一銷售手法由來已久,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買米送食油、訂購雜誌送贈品、簽24個月合約可獲手機零機價……然而大家心知肚明,免費通常只是引人上釣的餌,顧客最終還是要付全部代價,「先免後費」,因為世上並無免費午餐。

然而,當數碼化愈來愈深入日常生活,「完全免費」似乎真的不再是神話──我們上YouTube聽歌看戲、用Gmail收發郵件、於facebook和新相識眉來眼去……真的不費一文錢--問題是,這些服務供應商如何從中取利?這樣的模式會長久嗎?

網上資源平 經營成本續減

作者說,過去,經濟學有所謂scarcity(有限)的說法:土地、食物、原材料等,終有耗盡的一天,而且因為供應有限,所以價格不可能是零。

但數碼世界卻充斥abundance(無限),更因為科技的一日千里,使網上的資源愈來愈便宜。記憶(storage)、處理(processing)、頻寬(bandwidth)的成本每年以倍數下降(Moore's Law),經營者的成本只會與日俱「減」。

Google就是把免費運用得出神入化而財源滾滾的表表者(它市值200億美元,08年盈利比任何一家美國的汽車或航空公司都多)。其經營手法一言蔽之,就是先以免費策略搶佔市場,再從中取利(「by handing out a lot of things to make money on a few」)。

Google的核心業務是甚麼?是搜尋器。而且愈多人上網、網絡世界愈複雜,它的運算愈準確(和以前的搜尋器剛好相反)。換言之,Google的目的,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包括提供大量免費而有用的網上資源(電郵、地圖、搜索、文書處理等)使人們上網的時間愈來愈多、對它的依賴性愈來愈大、向它提供的個人使用習慣與資訊愈來愈豐富,使Google的搜尋愈來愈精準。然後Google便可以提煉這些信息,壯大它的廣告業務!而且不要忘記:即使免費用戶與日俱增可能造成負擔,它的經營成本只會隨着科技的發展愈來愈低(舉例,每18個月,Google為你提供電郵的成本,將下跌一半)。

當然,不是所有產業都可以複製Google的這套免費模式致勝,而且正如Malcolm Gladwell所質疑的:Google的成本真的可以視作零嗎?以YouTube為例,雖然上載一條影片的成本極低,但將之乘以750億卻是個龐然大數。

報業「微收費」 「山大斬埋有柴」

Gladwell引述Credit Suisse的分析報告,估計在今年內,單是頻寬成本(bandwidth)就會花掉YouTube3.6億美元。

對報業來說,Google這種幾近以本傷人的免費模式,對市場的衝擊尤為迫切--每一個報業老闆都在問:過去的收費/訂閱模式是否必死無疑?兩年前梅鐸買下《華爾街日報》時,無視90萬訂戶帶來的堅實收入,揚言取消訂費,但他終於後悔。目前《華爾街日報》的部分內容完全免費,以保持流量,而另一方面,鐵桿訂戶數量雖少卻維持了收入的穩定。

傳媒大亨還有新實驗:微收費(micropayment)。和訂閱模式不同的是,讀者只須為個別詳盡閱讀的新聞付出很低的價錢便可,經營者期望「山大斬埋有柴」。

收費、免費、微收費,哪個會主導未來?Chris Anderson盡管提出了免費模式的觀察,未必可下定論,還待時間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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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FREE》

作者︰Chris Anderson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拓內地航空市場 鞏港「大城市」地位

講者:太古(中國)有限公司主席 陳南祿

  考考你的常識:威尼斯、長安(今西安)和羅馬這3個偉大的歷史名城,有甚麼共通點?

  答案:它們都曾是交通要塞。

  一千年前,當商賈絡繹不絕地往返於絲綢之路時,長安城多麼繁華似錦。

  但隨着海、空交通發展起來,絲路冷清了,長安也黯淡了。一個大城市的命運,就這樣和它的樞紐地位交織在一起。

助賺外滙就業 推廣旅遊

  太古(中國)有限公司主席陳南祿,最近在香港集思會一個探索世界大城市興衰的研討會上,便以「大城市」為題發表了這個看法,並檢視香港未來優勢何在。

  從歷史回到現在,如今世上最繁盛的大都會--倫敦、紐約、法蘭克福、香港、新加坡--無一不是航空樞紐。而它們都擁有一間強而有力的本地航空公司。

為甚麼航空公司對一個大城市如此重要?出身國泰航空的陳南祿解釋箇中原因:

  1.賺外滙。「航空公司有如把一張張空凳開往不同地方,再把一機機外滙載回來。」陳南祿說,去年國泰的860億收入中,75%來自外滙。

  2.投資、建總部、成為重要僱主。國泰一共在香港僱用了26,000名僱員,對本地經濟貢獻不少。

  3.推廣旅遊。

  4.承擔社會責任。陳南祿記得,沙氏期間有一架由香港往台灣的客機,只得一名乘客,而該乘客最後還沒有登機!而當時來往香港與美國的,更只有國泰一家航空公司,「只有本地的航空公司才會為你捱義氣啊!」他說。

  關於航空公司如何協助把一個城市打造成樞紐,陳南祿舉了一個例子。

  由香港往斯里蘭卡哥倫坡(Colombo)的本地乘客向來不多,為甚麼兩地之間可以有直航?

  原因是航空公司把巴黎、倫敦或法蘭克福等地往哥倫坡的乘客都集中到香港來,如此便能湊上足夠人數,承擔得起這條航綫,並方便了港人。這就是由一間航空公司的「網絡優勢」(network strength)帶來的「乘數效應」(Multiplying Effect)。

  「你把世上所有『死前一定要去的地方』之旅客人數加起來,都不及法蘭克福一地的遊客多,為甚麼?就是因為這些『勝地』的交通不方便,大大影響了到訪人數。」由此可見強大本地航空公司,如何對樞紐城市產生貢獻。

優化機場 拓展內地市場

  陳南祿說,當年新加坡不得已獨立時,為了掙扎求存,總理李光耀宣布要建一座世界一流的機場,就是明白欲晉身為大城市,必先成為重要交通樞紐的道理。

  香港國際機場每年迎送4,800萬乘客,世界排名第五。陳南祿說,香港是個「天賜的交通中心」:

  「如果以香港為中心,用五小時的飛行距離為半徑劃一個圓圈,可以到達所有亞洲的大城市,並覆蓋世上一半人口。」

  話雖如此,我們仍需精益求精,力保樞紐之地位,並從三方面鞏固優勢:

  1.優化機場設施

  2.壯大本地航空公司

  3.發展旅遊業等配套政策

  其中,龐大的中國市場更是個不可忽視的寶藏。

  陳南祿說,西歐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德國等,每年約有35至40%人口乘搭國際航綫;在亞洲,日本的比率是12%、韓國為10%,「在中國,比例可能低於1%!」換言之,這個13億人口的市場增長潛力十分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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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崛起︰楊汝萬闡述「香港未玩完」

  陳南祿在國泰浸淫多年,自然加倍覺得航空公司對大城市舉足輕重。

  當日研討會上另一位講者楊汝萬教授,則從更宏觀的角度,補充了這個說法。

三大興盛要素 地理創新政治

  楊汝萬說,一個一時無兩的大城市之崛起,通常有三個因素:

  (1)地理。城市的地理位置發揮着永恒的作用。珠西一帶的江門、佛山、肇慶,位處水路交通要塞,曾經千帆並舉,在明朝末年盛極一時。但後來隨着陸、空交通發達,這些城市也隨之衰落。

  (2)創新的經濟與技術。一個大城市,必須有新的立足點,創造財富:「工業革命時,英國曼徹斯特因為紡織業而成為大城市;1910年代,美國的底特律因為汽車業而崛起;1920年代,上海作為多個外國的租界,凝聚了大量人才和資本;1960年代,矽谷冒起,帶旺了三藩市。」楊教授一口氣列出多個這樣的故事,不一而足。

  (3)政治環境。曾為「東方之珠」的上海,40年代因為政局轉變而一落千丈,直到90年代浦東發展才重拾光輝。

  數百年前,西安(當年的長安)亦因為政治中心的轉移而漸漸失色;德國的柏林,也在希特拉時期位處高峰,最後因二戰而衰。

不能吃老本 還看產業創新

  把這些條件套用在香港上,楊汝萬認為,「香港未玩完」:「香港交通中心的地位穩如泰山,海運、空運都很發達;政治方面,由於『一國兩制』要成為台灣的楷模,所以未來政治環境亦不容有失;但在創新方面,則要更加爭氣,不能食老本了。」不知道「六大產業」可會是個好開始?

Monday, August 10, 2009

Malcolm Gladwell教你 看巨變由小開始

講者:Malcolm Gladwell(The Tipping Point作者,《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

暢銷書作者Malcolm Gladwell首度訪港發表演說,四小時的講座盛惠門票$6,000(註1),單憑這點已先聲奪人。
值不值得?
其實不必深究。一場演講的破天荒高價,只不過反映知識經濟的主要特徵:知識有價。而且名氣越大,財富越鉅。
「書中自有黃金屋」,Gladwell先生為這句中國古話下了最佳註腳。

6,000元聽講座 Gladwell顯身

從2000年開始,Gladwell共出版了三本書:The Tipping Point(2000),Blink(2005),Outliers(2008)(見「延伸閱讀」)。三本都是曾高躆《紐約時報》榜首的暢銷書,其中首兩本單在美國,便各自賣出了超過200萬本,令Gladwell名利雙收。

本次演講共有兩個講題,各長一個半小時。題目一是Gladwell的首本名作「The Tipping Point」(引爆趨勢),題目二為Understanding the Financial Crisis(解構金融海嘯;見另文),Gladwell以說故事的形式,娓娓道來人性弱點如何捲起世紀海嘯,風格與他的幾本著作類似,毫不欺場。

還記得什麼是Tipping Point(引爆點)嗎?
直覺上,我們以為改變總是個緩慢、漸進、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間必須傾盡人力物力來改轅易轍。但Gladwell說,大部份翻天覆地的改變(transformation)並不漫長,而是一觸即發的,且多由看來不值一提的因素主導而成。那個從無(或很少)到有的一瞬間,就是tipping point。

舉例,九十年代初,紐約市曾以高罪案率而惡名昭彰,居民亦已接受了這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必然代價,並深信除非引入大規模的變革,否則將束手無策。但奇怪的是,從93年到96年的三年間,紐約市的罪案率竟奇蹟地暴跌:謀殺案下降三分二,嚴重罪行大減一半。追查之下,Gladwell發現警方並非出動了什麼驚天動地的手段,他們只是勤於打擊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罪行:禁止公眾地方塗鴉、嚴拿垃圾蟲、搜捕地鐵瞞票等,孰料這卻把不少嚴重罪行消滅於萌芽之間。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柏林圍牆倒塌、金融風暴...都是由不大起眼的原因迸發出超乎想像的結果,「巨變的關鍵就是:它往往發生於一瞬間。」Gladwell說。

要把一種行為或產品,在短時間內從不為人知打造成風行之物,還需要兩個要素配合:(1)改變人們的既有想法,(2)利用有社交影響力的人作推手。

以蘋果電腦為例。蘋果的iPod並不是第一部MP3音樂播放器,也不是最好的,它之所以能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整個市場,因為它不把自己定位為予人感覺複雜的「電子產品」,而以超簡潔的外型與用法,自我定位為「潮物」。同樣,iPhone不以「手提通訊裝置」自居,反而標榜它是反映自我的玩意,便能成功取悅市場。在打破舊有框框方面,Gladwell 盛讚蘋果電腦「美妙絕倫、天才!」

交際好手 難被社交網絡取代

如果看過The Tipping Point的話,對以下這個字應該頗有印象:Connectors。
Connector是指很有「社交影響力」(social power)、朋友來自各行各業、彷彿沒有人他不認識的超級交際好手。他們是形成tipping point的靈魂。全靠他們「咩人都識」,才可以把一些陌生的意念,在短時間內滲透各階層。

Gladwell說,Connectors的精髓不是「識得人多」 (know many people),而是「識得不同類型的人多」(know many kinds of people),他們可以進入不同的社交圈子,涉足「不屬於自己的世界」(belong to the world they don't belong to),擁有超強的社交手腕與交際網絡,是整個tipping point的推手。

說到這裏,引起我的好奇。The Tipping Point面世(2000年)時,Facebook、Twitter等網上社交網絡仍未誕生,Connectors自然都是身邊認識的人。但今時今日,一個在網絡世界受萬人擁載的「明星」(比如說超過1,000個FB「朋友」,或過萬Twitter「跟隨者」),是否和現實世界的Connector一樣,擁有同樣強勁的社交影響力?

Gladwell對此有保留。他認為,人際關係的兩端分別是「親密度」(intimacy)和「數量」(size & breadth),即設想你畢生只有兩個朋友,你們之間的關係必然很緊密;若你的朋友數目超過1,000的話,其中點頭之交應大不乏人。因此,關於社交影響力,「這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如何對「大部人」都產生「一些」影響力。Gladwell認為,網上朋友∕追隨者成千上萬的,未必有時間和所有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繫,亦難和現實中的Connector相提並論。

對tipping point這個題目著書立說,Gladwell說,他希望這可以幫人們建立正面的「趨勢」──畢竟,只要你懂得竅門,再巨大的轉變,都可以由小事開始。

註1:主辦機構Next Chapters透露,200多名聽眾中,付全數門票的不足三成,其餘大多享有一些優惠。另外,由於他們與不同的商會合作推廣是次講座,故此不少聽眾是以企業為報名單位的(佔七成),出席者亦以管理層為主,如香港總商會總栽方志偉、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饒恩培、數碼通總栽黎大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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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著作 全登榜首

Malcolm Gladwell寫了三本書,而大部份讀者,都把它們全部看過。對這三件作品,Gladwell自己有這樣的看法(引述自維基百科):

「我希望讀者從The Tipping Point知道,再大的改變都是可以發生的;至於Blink,我想讓人認識直覺的重要性;說到Outliers,是想探討「整體」對成功多麼重要。成功人士之所以突圍而出,並不是純綷因為本身的努力;這是許多人與許多環境因素造成的。」

Gladwell:海嘯是一場精英的失敗

「這不是一場由無知造成的災禍。製造海嘯的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人。這是一場精英的失敗。」Gladwell說。

為什麼這麼聰明的人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原因就是他們過份自信。

Gladwell引述一些心理實驗指出,當一個人擁有的訊息越多,他對事件正確判斷的機會並不會進步很大,但他「認為」自己對的機會,則越來越高。換言之,認知和判斷之間的落差(mis-calibration)越來越大。

人性另一弱點是,當我們認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很高時,就會誤以為自己在其他方面都一樣優勝(illusional control)。這兩種過份自信的情況發生在「有識之士」身上尤其多,而華爾街更是聰明人聚集之地,毋怪乎引發的問題更複雜:

「成功帶來自信、自信帶來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成功引起過度自信…結果出現災難。」Gladwell說。

雖然Gladwell同意大部份快樂的成功人士都有幾分自視過高,但關鍵是不要走向極端。

「我們應為金融世界注入一點謙遜。」這位來自紐約的精英如此說。

Saturday, August 01, 2009

《香港華爾街的孩子》 反思投行生涯


在處女作《香港華爾街的孩子》面世之前,28歲的投資銀行副總裁妍宇已接受了不少傳媒訪問。記者形容她「人生100%完美」:

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會考9優狀元、芝加哥大學碩士、甫畢業便被投行羅致、已覓得如意郎君……連串令人艷羨的形容詞下,倒更令我好奇,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姑娘,會如何書寫自己?

結果使我意外。妍宇如此形容自己:「生於香港,擁有八分之一的馬來血統,80年代新移民的獨生女,死心塌地的亞洲人,通曉5種亞洲方言。畢業後一直在香港的華爾街工作,卻始終是不折不扣的狂想一族……」她用「根」來描述自己,而不是像大部分精英那樣,忙不迭以成就來代表自己。憑這份謙遜,我已覺得本書值得向學生推介。

曾經對「我的志願」迷茫

往下看,更引證了我的想法。首先,妍宇的文筆很好。第一章「窗緣的女孩」,乃06年香港青年文學獎散文組亞軍作品,堪當中文會考範文。其次,妍宇觀察入微,你能感覺到她在描述事物後面,有一顆敏感的心。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她很能刻劃年輕人的心態。比如說,許多人以為妍宇是天之驕子,必然自小躊躇滿志—— 非也。她和你我一樣,也曾對自己的志向很迷茫:

「理科老師勸我當醫生、文科老師讓我唸法律、父母說還是會計來得實際……於是,我每每在腦海裏一遍又一遍重寫『我的志願』這篇作文,執筆、擱下、着墨、塗改,成了我人生最棘手的題目。」她就是如此坦率。

讀妍宇的《香港華爾街的孩子》,很難不把它和《Liar's Poker》作比較,因為執筆的,都(曾)是年輕的投資銀行家。Michael Lewis當年作為Salomon Brothers的初生之犢,耳聞目睹投資銀行的光怪陸離,辭職後寫下《Liar's Poker》一書,把華爾街的貪婪與狂妄描寫得淋漓盡致,堪稱財經書中的經典之作。基於市場考慮,妍宇不是沒寫投行的花絮(比如說面試的情況、銀行家放生大閘蟹求好運等等),但刻劃人性顯然不是她的目的。她的文章比較像隨筆,很老實地反映內心世界,卻沒有怎樣描繪投行的生態,也不對行業作出批判。

盡管如此,妍宇也在末章作了一番反省。她在引述一個「銀行家與漁夫的對話」前,這樣說:

「在眾人捧腹大笑的背後,我回頭想:我不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小學、中學、大學,反正考到哪一家便去哪一家;畢業了,有投資銀行向我招手,就一直做到現在。我們的人生,真的是如此無選擇嗎?大半輩子後,我也會如此欷歔嗎?」

投資銀行的確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它不光代表財富,更代表認同與地位。相信9月開學後,不少打算考進投行的香港大學生,會把《香港華爾街的孩子》當雞精書「刨」。我不期望一本書能改變社會對「精英」的迷戀,只希望學生看這本書時,多反省自己的志向,然後才決定是否投身其中。畢竟你的生命,不應該由一份職業來定義。

Friday, July 17, 2009

聆聽《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五月,一位生於1948年的財經界老行尊接受一本年輕人雜誌訪問,談到世代交替時,老實不客氣地說:「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呢!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止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

  他還坦言嬰兒潮「話晒事」是理所當然的,「你們在香港一定唔夠我們玩,第一,遊戲規則是我們set的;第二,我們在香港搵老襯搵了幾十年,財雄勢大;還有……我們是一群人,不單止這一群,連官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代,都有共同語言的嘛!We act the same, we think the same!」

面對激烈競爭 容易迷失自我

  我們不知道這番話是真心的,抑或只是長輩以激將法逼年輕人面對現實:上一代並非「老奉」要讓位,你必須自己努力爭取上位。當這篇訪談文章迅速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時,我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書趕出來,好好回應這番話。

  那本書,就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前述老行尊的一番話,並非空谷足音,它可能表達了「Baby-boomers」對下一代的普遍想法:年輕人不長進、不能捱苦、難以委以重任,總之無眼睇。

  香港的年輕人真的如此不成器嗎?我不同意。

  無疑我們成長在一個物質比較富裕的年代,沒有怎樣捱過苦,但這不代表我們不思進取。我們沒有改善生計的逼切需要,所以追求的目標比較虛無縹緲,也需要多一些時間來想清楚到底自己想要甚麼。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鬱悶、會苦惱、會沮喪,我們需要長輩的理解與支持,但許多長輩卻認為我們「不知所謂」。

  我們又面對超乎上一代想像的競爭,30、40年前,香港經濟剛起飛,各行各業求才若渴,你只要稍微有一點相對優勢(比如說,懂簡單英語),要找一份工作不太難。接着隨社會的進步,你也就平步青雲了。但我們不一樣。我們從幾歲大便要習慣競爭,否則進不了好的小學、好的中學,甚至上不了大學,最終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少許「相對優勢」哪裏管用,我們必須一生下來就「好打得」,懂不同樂器與兩文三語只是最低要求,還要既獨立又善於交際……(下刪一千字)。大人要求我們是全人,我們開始迷失自己。

港建制沒放手 青年人難上位

  年多前敝報《國是港事》版開了一個欄目叫「新香港人」,通過幾位博客,收集年輕人對社會和自己的反省,目的正是希望閱報的「大人」有機會聽聽「細路」的心聲。一年下來,「新香港人」累積了80多篇文章、近 300個網上回應,我們從中精挑細選,再加上新文章與部分讀者留言,輯錄成《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我們不期望一本小書會為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至少,我們希望上一代可以聽聽我們怎樣想。正如為本書寫序的呂大樂教授道:

  「香港是一個沒有輪替的社會:政治上明顯如此,政治以外也不見得比較好。基本上,在過去十多年裏,我們不斷重複自己,而且重複到一個令人覺得極其納悶的程度。香港社會需要在各方各面重新開放……將代際輪替閱讀為社會流動渠道淤塞,年輕一代爭取『上位』遇上阻力,是片面的理解。真正的問題在於目前香港社會建制沒有放手,學懂欣賞新生代的專長、念頭,讓後者有更多機會憑着新感性付諸實踐。簡單的說,是還未聽清楚他們有何主張,便已經決定沒有必要聽下去。這種態度是當前香港社會求變的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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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作者:鄧曉楓、葉宇堃等

Friday, July 03, 2009

Twitter︰用140字掀起的革命

  今年夏天,有一個網絡名詞比「綠壩」更火,你不能不知道:Twitter。

  不必拘泥於甚麼是「Twitter」,因為說穿了它簡單得令人吃驚。如果facebook的功能多得令你眼花繚亂,那Twitter再適合你不過了。它只有一個「預設」功能(下文會解釋為甚麼稱之為「預設」):利用140個字元,輸入你此刻在做甚麼。

  Twitter本來只是美國一家IT公司員工之間的「玩具」,誕生於06年,用法類似手機短訊(所以才以140個字元為上限),唯一不同之處,是這個「短訊」可以同時被多人接收,並且與網絡連結。

無聊短訊不無聊 掀伊朗革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手機、短訊、網絡三者撞在一起後,竟然迸發出驚人的力量。

  首先,「我在寫稿」、「今天之內一定要把這本書看完」、「連卡佛大減價開始了」之類我此刻正在做/想甚麼的信息,原來並沒有我們想像中「低能」。這些輕短的、無聊的信息,有點像茶水間或電梯大堂的閒扯,雖然不着邊際,卻在不知不覺間滋潤了人際關係。

  更進一步,當一個名人也搞上這玩意後,效果就很立竿見影了——比如說,假設陳奕迅用Twitter說「錄音中,D冷氣好凍」、劉鑾雄寫「今天福臨門的麻蓉飽令人驚喜,我吃了3個」、曾蔭權說「幸好七一人不多」時,你會否覺得與他們拉近了距離?正因如此,美國已有不少明星與政客已開設了Twitter帳戶,作為個人宣傳的一着奇招。

  但這還不算Twitter最厲害之處——它掀起了一場真真正正的革命:伊朗事件。伊朗因大選舞弊爆發騷亂,不少參與的群眾(以年輕人為主)依賴Twitter作平台,實時報道事件、發放信息及動員上街,其效果之龐大,氣得政府截斷手機通訊,甚至宣布軍管互聯網(在中國,類似現象也在悼念「六四」中表露無遺,使政府不得不出手關閉Twitter及類似網站)。專制的政府從中得到教訓:盡管你可以控制傳媒,但當平民的傳播力量得到整合後,反而更加無孔不入,滴水穿石。

手機結合互聯網 顛覆社會

  Twitter的成功,顯示了手機與互聯網結合後的強勁化學作用。它雖然簡單、每個信息最長只有140個字元,但在網絡世界,它卻可以無限大:任何可以被一條URL代表的東西,包括照片、影片、網頁……一切,都可以透過Twitter這140字傳播。當一道簡單的短訊能在彈指間被傳予千千萬萬網民後、當普通市民和網民之間產生互動後,強大動員力量由此引發。這種力量,遠遠超過了Twitter的「預設」功能,真正顛覆了社會。

  《Twitter Power》一書很適合Twitter新手,它非常易讀,解釋了有關Twitter的一切,末章還有一個「三十天計劃」,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在 Twitter上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它更適合市場或營銷從業者,因為書中的「貼士」相當實用。比如說,如果你想以Twitter宣傳公司品牌,不妨發放較人性的信息,以軟性一面打動顧客;若以建立個人形象為主,則可以包含較「無聊」內容,令人感到更親切。

  你想知道我此刻在做甚麼?何不加入Twitter,並把我加到名單中?
http://twitter.com/wongle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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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Twitter Power

 作者:Joel Co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