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談阿里巴巴

講者：馬雲 （「阿里巴巴」網站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馬雲說，他相信十年後，全球三大互聯網公司裏，一定有一家是中國的企業；是不是「阿里巴巴」他說他不知道，但「阿里巴巴」卻向著這個目標邁進。人家問他憑什麼那麼大口氣，他滿不在乎：「反正造夢又不花錢（It costs nothing to dream）。」

馬雲的英語是自學的，但他對答如流；對於互聯網，他說他只懂收發電郵和瀏覽，但他卻被稱為中國的互聯網之父。他創辦的「阿里巴巴」Alibaba.com，是全球最大的B2B(Business-to-Business) 網站，在超過兩百個國家裏，擁有2,500萬登記用戶，每天瀏覽人次達五十萬。成立於1999年，它憑什麼快速成長？

唸大學時當過學生會的主席，馬雲說每次搞舞會，都讓他很頭痛：女生太多，供不應求，很多女孩（供應商）沒舞伴，她們會不高興；男生太多，選擇不夠，他們（買家）又會鼓躁。如何平衡男生和女生的數目，是一大學問。年青時搞舞會的經驗，居然和後來Alibaba.com的經營模式，出奇地相似。

Alibaba.com事實上就是一個為中小企業撮合舞伴的平台。那每天瀏覽Alibaba.com的五十萬人，多是來自全球的買家和入口商，在上面尋找中國或其他地方的廠家。一旦配對成功，雙方就可以進行交易，整個過程都是免費的。不過，賣方若想自己的產品獲得更顯眼的位置，或在買家的搜尋名單裏，得到較前的排名，他們可以繳納每年$5,000到$10,000美元的年費，成為Alibaba.com的「金牌供應商」（Gold Suppliers）；而在中國以外的賣方，則可以年費美元$589申請成為「信用會員」（TrustPass members），以得到第三方的信用認證。

從一開始，Alibaba.com的定位就很清晰：服務中小企。馬雲說，大公司應用網上B2B服務，不外乎想減低成本、減少交易時間；可是對中國人來說，時間多的是，減了就什麼都沒有；而公司規模小，成本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服務中小企，最重要是幫他們賺錢，一切都等錢到手後再說。

Alibaba.com的原則就是簡單易用。馬雲說，如果我都懂用的話，那麼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懂用。它們就是憑這理念，擊敗眾多對手，成為網上B2B 的全球第一。難怪馬雲得意地說，Alibaba.com的目的不是賺錢，可是我們卻獲利甚豐。

但馬雲的野心不止於此。Alibaba.com的另一產品、淘寶網（taobao.com)在零三年五月、沙士最猖獗的時候成立，衝著ebay而來，是一個B2C(Business-to-Consumer)或C2C(Consumer-to-Consumer)的交易網站。馬雲說，不為賺錢，我們只是想在中國創立一百萬個職位，鼓勵年青人在「淘寶」上經營一家小店，自己當老闆。馬雲說，九五年他離開學校（他本來在杭州教書）出來闖天下，沒有關係，也沒有很多錢，但他成功了。他說，如果馬雲能成功，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也能夠成功。

去年Alibaba.com更進一步，鯨吞雅虎中國，一躍成為入門網站的一份子，並且在一瞬間，成了所有中國.com的頭號敵人。收購雅虎的代價不菲，但為了站上世界舞台，吸收雅虎的國際經驗，馬雲說他們必須走這步。收購雅虎一年了，馬雲自言重新寫一個搜尋引擎也沒那麼費神，因為雅虎中國是具規模的企業，一切上軌道，員工因而比較因循，沒有鬥心。馬雲說他要像訓練一隊軍隊那樣鍛鍊他們，讓他們擁抱變化──他甚至為此推卻了和美國財長保爾森會面的機會，留在北京為雅虎員工講授領袖課程。

創辦Alibaba.com，收購雅虎，踏足國際舞台──馬雲正一步步迎向自己的夢想。他深信網上商貿(e-commerce)將成趨勢，他希望有一天人們會忘了「阿里巴巴」，忘了馬雲，因為如果有那麼一天，就證明網上商貿將會像電一樣，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

用易經智慧 管理香港機場

講者：彭定中（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鬼才黃霑用兩句歌詞就概括了易經的智慧，而信奉易經的機管局行政總裁彭定中，也用了兩句話來概括他對香港新機場的管理心得：「有所變，有所不變」。他說，只要把不變的基礎管理好，就有更大的力量去應付常變的未來。



應香港美國商會的邀請，彭定中暢談了他管理新機場的理念。他說，科技也許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人情世故卻是恒古不變的。許多千年以前，孔子周遊列國、商旅經絲路通商，其運作和今天的國際機場，是一脈相承的。形式雖然變了，但如何使人盡其才（人流）、物盡其用（物流），這點原則卻沒變。



踏入廿一世紀，有兩個趨勢主導了世界潮流：

第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

第二，競爭白熱化，爭分奪秒（time-based competition）



因應這種變遷，彭定中說廿一世紀的機場必須重新定位：

做匯流中心（Flow Management)

如同芝加哥是全美國的匯流中心，香港也要放眼全中國，做中國的匯流中心。香港目前只有四十條通往中國的航線，這是遠遠不足的，必須建立更全面的覆蓋網絡。要做中國的匯流中心，我們要改變觀念，把所有往中國的航線介定為「國內航線」（Domestic)，和「國際航線」（International)區分開；香港要做中國和世界的連接點。

現在中國有一百四十二個機場，按照「十一五規劃」的構思，在五年內，機場數目將增加至一百八十六個，到二零二零年，達二百二十二個。這代表中國將在十年內，於貨運量、載客量、機長和飛機數目上，達到雙位數字的增長。


這不但代表龐大的投資需求，也是香港面臨的挑戰。目前上海、北京和廣州機場紛紛開展擴建計劃，甚至興建第三條跑道，期望到二零二零年時，每個機場的載客量可達每年一億人次。



香港需要第三條跑道嗎？彭定中說需要。但問題是，香港國際機場佔地僅一千二百畝，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小的現代化機場，不像北京、上海或廣州，我們缺乏土地。要填海，得先清除海中的汙泥，工程浩大，成本高昂。因此彭定中認為，先把目前兩條跑道的容量最大化，再考慮興建第三跑道的可能性。



另一個辦法，是加強和珠三角機場的合作。彭定中說，他的想法，是整合整個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門機場的資源，如此一來，該地區可供飛機升降的跑道，將多達七條！這便可發揮最大效益。他說，除了競爭，我們不要忽略合作的可能性（beyond competition, there’s cooperation)。



做好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

先進的科技和有效運輸，拉近了世界的距離，同時也令疾病和危機散佈得更快。彭定中上任以來，最難忘的兩件事就是零三年的沙士，和九一一恐佈襲擊。一場沙士，在短短數月間把香港機場的交通流量減少一半；而九一一之後，冗長的安全檢查也使人習以為常。因此彭定中說，目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保障人流和物流暢通之餘，儘量減少傳染病和危機的散佈。


從事體驗產業（Experience Business)

從「基建產業」到「服務產業」，彭定中指現在的機場管理已進入新階段：「體驗產業」。步進機場後，你可以很放心地卸下行李，因為它會在目的地等你。進入禁區後，踏上厚厚的地氈，就是琳瑯滿目的機場購物區，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享受到這份閒心。彭定中說，香港機場致力製造「無憂」（hassel free)旅遊體驗，就是為了照顧旅客的心靈需要。


彭定中總結，要提升一個機場的最大價值，就是要利用機場的經濟效益，把「城市的機場」（The city’s ariport）發展成「機場城市」（the airport city)。如此，一個城市的機場，就可以成為這個城市最令人引以為傲的之處。

不是社論:印度的挑戰

被稱為插上翅膀的大象，印度在投資界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中國是世界的工廠，而印度的服務業，亦已逐漸形成中國製造業的規模。班加洛和孟買，可以把任何一個國際城市比下去，她們以資訊科技、金融和電影，在世界舞台上初露光芒。可是只要稍稍往北走，譬如到著名的旅遊「鐵三角」德里、泰姬陵和齋甫去，就會發現印度也許是更真實的一面──窮、髒、亂。

印度今天的成功，拜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後，新政府的連串德政所賜。其中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印度投放在高等教育的資源，佔所有教育開支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中國的比重則不足百分之十一）。她每年培養三百萬名大學生，較諸美國的一百三十萬、歐洲的二百九十萬和中國的二百四十萬都要多。而理工系的畢業生，更以翻倍的速度上升。目前全印度的資訊工程師，共有四十萬，光班加洛就有十五萬，比美國矽谷的十三萬要多。當年的決定押對了注，使印度在知識型經濟中大發異采。

不但如此，因為挾英語人口的優勢，印度已然成為美國服務與資訊科技業最強大的後勤基地，並以十分之一的工資成本，直接威脅美國本地科技人才的生計。資訊科技業，每年為印度的GDP頁獻百分之五，三年內將達百分之七。

光從這一角度看，印度的前景一片美好。但如果走進印度，稍微觀察一下這十億人口是怎樣生活的，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印度要向前跑，目前的起步無疑漂亮；但要繼續跑下去，甚至帶來飛躍的進步、超過中國，還須克服幾個重大的挑戰，貧富懸殊必然是其中之一。

印度的貧富懸殊，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以零三年的數字比較，最富之邦的實質人均收入，較最窮之邦多逾四倍。零一年，富邦的整體識字率有六至七成，但窮邦的卻徘徊四至六成之間。自八十年代起，印度經歷了各項改革，可惜二十年來跨邦流動性仍然不足，而且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有拉闊的跡象，因為富邦的經濟增長高於全國平均值，而窮邦的則較低。

在貧民區（這是隨處可見的），衞生環境之差令人瞠目結舌。滿街垃圾堆積，人和牲口住在一起，牛、羊、狗隨處便溺。很多人都知道印度的水不乾淨，其骯髒的程度是令人漱口也感到不愉快，遊客唯有信賴樽裝水。在著名的恒河，人們蜂擁而至，洗澡的洗澡、喝水的喝水，而死在恒河旁的人，則就地在河邊火葬。環境如此令人不安，而人們居然習以為常，其衞生意識惡劣，一旦爆發傳染病真的不堪設想。

印度人口雖然可以自由流動，但人們的跨邦流動性甚低，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運輸系統落後。印度的確建有許多鐵路，但火車的開發時間和速度極不可信，買了票的不一定能上車，上了車也不一定能忍受那種侷促的環境。

此外，在大街上，人與車爭路，而牛、羊、大象和駱駝，則不時擦身而過，防不勝防。重甸甸的明顯超載的貨車不斷呼嘯而過，考驗司機駕駛技術和容忍度。

除了貧富懸殊，印度還有一個計時炸彈：種姓制度。印度人按地位分為九等，這是世襲的，一輩子都洗脫不掉，除非你穿州過省，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隱姓埋名努力打拼，那低等的印度人也有機會變得富有。但這個情況仍然少見。比較常見的是，如果你生為乞丐，就必須一生行乞，根本沒有讀書這個選擇。當年為了方便管理，英國人並沒有意圖打破這個行使了數千年的種姓制度，到如今，亦沒有人可以一下子把它打破。

種姓制度引伸出來的問題的，如果這個國家整體都很窮，只有極少數的人富有，那還好，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平等的；但當這個國家逐漸多了富人以後，而有些人仍然很窮，那社會問題就跑出來了。目前中國正處於這樣的轉型階段，社會衝突正在各地每天進行中，而領導人則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推動社會和諧。此外，在印度，女性的地位低下，很多生於郊區的女孩自小就沒有上學的機會。她們不諳英語，與外界脫節，唯一的責任是生兒育女，可以說既無一技之長，又無生產力。這樣下去，不但兩性不平等加劇，亦令國家的生產力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別是印度目前以高技術推動經濟增長，因為階級或兩性衝突引起的社會問題可能很快就出現，考驗領導人的治國能力。

印度正處於國家發展的轉捩點（tipping point)。今天她能引起世界這樣的重視，某程度上是因為印度人善於計算，左右逢源。過去數年，美國和印度的貿易額──特別是在高科技資訊產品的貿易上──錄得強勁增長，美國自然期望這勢頭可以持續下去，予美國企業進入印度龐大的市場從事營商，互惠互利。另一方面，美國亦希望希望拉攏印度，利用她來制衡中國。美國總統布殊希望美印能持續地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並能進一步成為戰略伙伴。去年七月，美印就在核武、經濟、貿易和出口管制上達成一些共識。

對中國來說，印度不是陌生人──歷史上兩個文明古國的友誼始於公元前二百年，期間中國向印度提供了物質文明，輸出絲綢、瓷器和水果；印度則向中國提供了精神文明──佛教。建國初期中印因為巴基斯坦問題交惡，但最近青藏鐵路通車，中印邊境貿易區重開，標誌了重要的歷史意義。中國人的智慧是，多一個朋友就是少一個敵人，與印度重修舊好，何樂不為。

在國際舞台上，印度巧妙地利用了中美的矛盾和角力，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她有接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又與西藏、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燙手山芋接壤，增加了她和大國討價還價的能力，配合本身形合世界潮流的資訊科技發展，實不可多得。但她背負十億人口的包袱，內部窮、髒、亂，問題多多，任何一個環節出事，都可能引起社會震盪。因此投資這類新興市場，若一味光看數字，可能失之偏頗，必須審慎為上。

探討消費稅:人口老化誰來承擔?

五分鐘聽講座
講者：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史泰祖醫生、城大經濟及金融系金融學講座教授張仁良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在工商專業聯會的研討會上，就香港的稅務改革，向市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我們的稅基是否過窄？第二，銷費稅是否最佳出路，及第三，如是的話，該怎樣執行以取得公眾支持？

就現瑒反應所見，似乎大部份參與者均認同香港稅基過窄，需要積縠防饑、未雨綢繆。其中，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史泰祖醫生，及城大經濟及金融系金融學講座教授張仁良，不約而同以人口老化和醫療開支過高，作為支持開徵銷費稅的主要理據。

張仁良力撐唐英年，指政府審慎理財並非杞人憂天。他回憶，零零年立法會曾邀請了他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共同商議應該如何分配當時政府的四千億元盈餘；豈知事隔不足一年，零一年，政府財政就出現赤字。他說，九七年以前，歌舞昇平，有誰會料到之後會接二連三發生金融風暴等衝擊呢？由此可見，居安思危是必須的。

更何況，香港所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將非同小可。張仁良引述數字指，目前香港的男性壽命為全球最長的，達78歲，女性壽命則僅次於日本的，為84歲。到了2031年，預計男女的壽命均會增長四年。此外，生育率持續下降，由七十年代每個家庭平均擁3.5個嬰兒，下降至零四年的0.9個。這些數字表達了一個訊息：將來老人相對就業人口的比例，將持續上升，直至如唐英年所講，達每2.5個工作人口，供養１個長者──相比目前的六比一，增加一倍有餘。

除工作人口的負擔加劇外，醫療開支佔稅收比率，亦會如脫疆野馬般直綫上升──目前每一百元稅收中，有二十二元用於醫療開支；到2033年，其開支將會超過五十元。

難怪醫生史泰祖開宗明義便說，開徵銷費稅的討論絕不能和醫療融資改革脫鈎，因為兩者是唇齒相依的。

他說，從九五年至零五年，醫管局的開支增加了足足一倍。隨人口老化，相信這開支將有增無減。如何持續發展下去？他說，加價並不可行，因為目前公立醫院收費僅為成本之百分之三；成立類似強積金的醫療保險計劃，勢為難中小企；光靠儲蓄又未能分擔風險，似乎只剩下加稅一途。只要政府收入穩定了，不管經濟波幅如何，市民的醫療福利都可以不受外圍因素影響，而得到基本保障。

史醫生又說，他不認為銷費稅是劫貧濟富的惡稅──重視社福的歐洲多國徵收銷費稅由來已久，尚且可以凝聚大部份市民的認同，證明人們能接受多消費者多付稅這概念。他甚至更進一步，指一些已退休的銀髮族消費力強，且因他們享受過社會的黃金時期，更加要繳稅，而銷費稅，則是其中最公平的稅收。

雖然支持稅務改革，但醫者仁心，史泰祖公開呼籲財政司司長，應豁免市民就醫療、教育及基本生活所需之消費作出徵稅，因為那些是別無選擇的消費。

防「有為政府」力抗消費稅

五分鐘聽講座
講者：中原(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施永青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咪冇事食胃藥。」

中原(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施永青，一向推祟「無為而治」，主張隨遇而安，對政府好端端地卻去推銷消費稅，大力鞭撻。他一向反對「大政府」，抗拒政府過份有為，對稅務改革，他呼籲政府一定要慎重。

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舉行有關開徵消費稅的研討會，分別邀請了兩位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領袖發言，陳述其利弊。出席者除施永青外，尚有「反對銷售稅大聯盟」副主席黃家和、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陳茂波和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公共財政小組副召集人阮肇斌，後兩者均支持開徵新稅，認為此有助穩定香港的財政收入，未雨綢謬。

但施永青一於唱反調。他說，為未發生的事作太多準備，結果大多是浪費。他的理據很簡單：香港一向奉行簡單低稅制，百年以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除金融風暴一役外，公共財政大部份時間均無赤字。這就證明香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重大的稅務改革。他說，好端端地卻去施手術，對社會來說，無異是一場「生場災難」（Eco-disaster)，對民間、對商界、對政府，皆百害無一利。

他不諱言：「我為人靈活變通、見招拆招，倘突然發生什麼巨大變化，我一定不會受累；卻苦了那些不擅適應環境的基層。」

支持開徵新稅者大多有兩個理據：第一，香港稅基太狹窄，政府財政收入過份集中於一小撮納稅人身上，具風險；第二，引伸下來，因收入隨環境變化而不穩定，若遇上經濟衰退，政府可能入不敷支，屆時無論加稅或減福利，也不免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施永青對這兩個原因甚為不屑。首先，他不同意香港稅基過份狹窄之說。他認為，政府收取來自地產的間接稅龐大，基本上凡是在捱貴租、捱貴樓的香港人，都在繳稅；其次，他認為一個社會，最忌政府財政收入穩定。很簡單，財赤是一項重要的市場訊息，一旦發生了，政府就會有所警愓，增收入、減開支，應慳則慳，睇餸食飯。反之，若政府的收入穩定了，就會和市場脫節，傾向大花筒，亦不會在經濟衰退時照顧商界，急市民所急。

施永青苦口婆心地說，推政策要按實際情況行事，不是說理念完美就是好──打字機的設計就一點也不完美，但既然大家用得慣用得好，改它作啥？他說，香港的中產階級沒有擴闊，光擴濶了稅基，能起什麼作用？香港的核心問題，是要進行「換血」。香港在轉型，但未能隨社會轉型者眾，這才是大問題。擱著大事不管，卻來弄翻行之暢順的營商環境，施永青說他真的想不通。

Side-box:為何支持消費稅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陳茂波：
1. 過去的成功不能代表未來也成功；我們應該未雨綢謬、居安思危
2. 若財政收入穩定，就可以在逆境時，保持競爭力
3. 消費稅並非只升不降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公共財政小組副召集人阮肇斌：
1. 香港財政收入有結構性問題，需要稅務改革。有關建議得到信貸評級機構支持，有利投資
2. 政府過份依賴賣地及地產相關收入，其波幅太大，致收入不穩定
3. 擴闊稅基不等於加稅，只是穩定收入的一種手段
4. 多收的稅項可用作還富於民，保障低下層

皇仁兩極化 恒商成奇皅 ──談今年放榜的兩個現像

專訪：劉迺強（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委員、保康食配行政總裁）

今年會考放榜，頭條新聞有點不一樣。
向來盛產狀元的皇仁書院一如既往，創造了六名十優狀元，為全港之最，亦為皇仁歷屆之冠。可惜伴隨這件喜事的，是另外兩名學生串謀行劫認罪候判。
有人認為這是隨中學級別五改三後，名校學生兩極化的典型例子，因此傳統名校對五改三的鞭撻更加不遺餘力；但更多人認為，中學級別五改三，減少學校之間的差異和競爭，鼓勵階級流動，對社會整體有利。

香港的中學向來階級分明。中中vs英中、Band 1 vs Band 5、港島區vs新界區，涇渭分明，毫不含糊。這是香港的特色，更是香港的悲哀。為什麼會這樣？劉迺強認為，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造就了這樣的社會。

香港的中學，過去主要由聖公會、天主教團體和政府轄下的官立學校包辦。私校如一度風光的新法書院，和一些左派學校像倍僑，往往因資源不足、收生有限而被邊緣化。雖然後來不斷有津貼中學投入教育事業，但因為政策傾斜或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傳統名校」，早已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透過中五會考的學位再分派，不少名校藉此「換血」，吸納他校的高分考生入讀預科，把自己表現稍遜的學生拒諸門外，乘機鞏固名校的金漆招牌。這使不少高增值的新校感到意興闌珊，因為他們辛苦教出來的好學生都跑到隔壁的名校去，而被名校篩選出來的，又跑到他們這裏來。這些春風化雨的老師頻為他人作嫁衣裳，越教越辛苦。

這樣的歷史、考試與預科制度，強化了學校之間的差異，名校被神聖化，表現稍遜的學校則難以翻身；此外，學生過早被標籤，容易因為「自我預期」（self-fulfilling）而失去求上進的動力，間接窒息了社會的流動性。

「五改三」和強制執行十四分原校升讀預科，大大拉近了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異；而即將展開的「三三四」學制改革，亦將使名校少了換血的機會，進一步糾正歷年累積起來的階級分化。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過去發生在學校之間的差異(between school)，現在被移植到班級之間去了(within school)──這解釋了名校學生表現的兩極化。

這對「傳統名校」來說，當然不是好事。以往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收取眾生中最優秀的百分之二十，學校即使零增值，其「產品」也必然是最佳的；無怪乎有九龍塘區名校校長，在放榜前事先張揚，抱怨「五改三」將令學校狀元遽減。但這對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說，卻可能是件好事。

第一，班級之間的差異(within school difference)，對學生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今年皇仁書院有兩位十優狀元，向社會作出了「近朱者赤」的最佳示範：中游分子廖匯恒和尖子學生余樂倫一起溫習，互補不足，結果雙雙掄元。

劉迺強回憶，他在六十年代入讀「貴族名校」聖保羅男女書院時，每級之中，有三分之二同學由聖保羅小學直升上來，不少是富家子弟；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是通過「小學會考」或中央派位考進來的，可以說是「陪太子讀書」的一群。但肯吃苦上進的學生激勵了生活安逸的學生，加上當年的校長和老師們，秉承英國傳統公立學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對學生們一視同仁，形成極佳讀書環境。不少窮學生，因此改變命運。

第二，學校之間差異的拉近，減少了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有利莘莘學子和苦心孤脂的家長們。有說香港的中學，從來沒有Banding之分，有Banding的，只是學生。是因為Band 1的學生一窩蜂選擇了一所學校，才使這所學校成了「Band 1」名校。今年因為產生兩名高考6A狀元而聲名鵲起的恒生商學院，就是典型例子。它今年的平均收生分數，是25分，傳統名校亦望塵莫及。它把一所名校的誕生，形象化地表現出來，我們有目共睹。

如今拜「五改三­」所賜，每間學校的學生成份拉闊了，學生又按地區派位，理論上每間學校的水準更加接近，家長和學生們的選擇多了，有助減少競爭，抒緩他們的壓力。

可惜階級觀念深植港人腦海。而今天不少「中產」的一群，更是當年藉「名校」爬升上來的，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希望子女按自己的成功軌迹更上層樓。他們鑽政策的空子，搬家的搬家、信教的信教，千方百計為岌岌可危的「傳統名校」築起血肉圍牆。劉迺強慨歎，這樣的香港人，妨礙了一個良好的教育糾正機制，將來身受其害的，還不是我們自己。

小註：劉迺強長子劉方畢業於皇仁書院，現為港大學生會會長。

香港人的 蘋果橘子經濟學

五分鐘聽一席話
專訪：陳德廉（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Freakonomics（中譯《蘋果橘子經濟學》）自去年面世以來，一直高踞亞馬遜網上書店之銷量十大。作者Steven D. Levitt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在書裏，他先提出一些看來毫無關連的獨立事件──如二十年前一位墮胎被拒的年輕母親Norma，和九十年代美國罪案率呈現的驚人跌幅──然後逐步建構起其因果關聯來。聽起來天馬行空，但看下去卻頭頭是道，頗能自圓其說。

這是芝大經濟學派的魅力。港人熟悉的經濟學家張五常，亦曾問道於芝大，並在那裏從事博士後研究，完成聞名的畢業論文《佃農理論》。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陳德廉，是張五常的學生，他亦頗得恩師真傳，自稱從事「流氓經濟學」，摒棄晦澀難明的術語和數字，融經濟學理論於日常生活中。剛跳出象牙塔的他，順手拈來兩個個案，娓娓道來香港人的「蘋果橘子經濟學」。

個案一：為什麼演唱會門券的價格可以企硬，永不劈價？

即使反應欠佳，演唱會門券卻從不在開場前減價求售，這看來是一種有損消費者利益的價格壟斷──但陳德廉認為，這反而是一種保障消費者的措施。

一般來說，演唱會的場地負責人會在大半年前，開始製定來年演唱會的時間表；而作為演唱會的製作人，亦樂意提早賣飛，憑售票反應來決定是否加場。如此一來，消費者冒的風險最大，因為購票時間距離表演時間越遠，他們越不確定自己的行程。一個人如果買了票，臨時卻缺席，只好把票放售。

若因為反應不理想，而臨時以折扣發售門券，那麼那些已經買了票卻未能出席的消費者，就不能用原價來出售他們手上的票──他們必蝕錢。陳德廉認為，為了平衡消費者和演唱會製作人的利益，在儘量提早售票的情況下，保持價格不變，那樣即使持票人想臨時出貨，也不必平售轉讓，這樣就可以把消費者負擔的損失減到最小。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保障消費者的考慮，比如說即使不能出席今天的演唱會，持票人仍可憑票另選日期的話，那麼演唱會製作人就不妨在門券銷路不佳的情況下減價，盡量賣票，能賺多少賺多少。機票就是一例。因為除即日有效的折扣機票外，正價機票的有效期一般長達數月，那麼即使有乘客上不了今天的飛機，他也可以改搭明天的飛機，不必急於把票賣出去；而航空公司為了在最後關頭把滯銷的機票賣出去，亦大可減價求售。

個案二：為什麼連銷店裏不同碼數的成衣，價錢卻一致？

大號成衣不僅耗布量多，而且因為布寬是固定的，裁片越大，所產生的可用碎布越少，加倍令大號成衣的成本較小號成衣高。這樣說來，大號成衣的售價應該比小號的高才對；但成衣的售價卻不問碼數，彼此均等，為什麼？

同時，陳德廉還觀察到另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按競爭理論，只有市場壟斷者才有資格令貨品的售價不合理地高，因為他不必顧慮售價或供求會對產品的銷量造成任何影響。但眾所週知，成衣零售商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但產品的售價卻較其成本高出許多，溢價驚人，這似乎有違經濟學的常理。

想了三年，終於讓陳德廉找到一個合理解釋。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在第一批新衣推出市面時，零售商不肯定它們會否受歡迎，承受的風險很大。如果將同款式中，所有碼數的成衣售價劃一，那麼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就更能從其銷量中反映出來。想像一下，若大號成衣售價高，而其銷量也滯後，你不能十分確定那是由高價造成的，還是因為購買大號成衣者真的較少。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季初的成衣售價，一定比季末高許多──因為作為首批測試顧客反應的產品，零售商已肯定將來能減價，因此第一批貨往往溢價驚人。

一旦掌握了第一批成衣的銷量後，零售商就可以更準確地調節這款新衣的碼數比例，生產第二、三批成衣，並逐步減價。

唯有款式不變、無懼潮流更替的成衣，才可以純綷地以用布量，即以衣服的大小，來訂價。有這樣的例子嗎？
答案是校服。

自日常生活的觀察中，若多抱假設和懷疑，加上證據搜集和分析，可以透視出許多經濟理論來。陳德廉補充，不要滿足於一方面的自圓其說，應嘗試找出反證（在以上的例子中，即機票和校服），才可以使一個理論更加完善。

預告：陳德廉將於下月開始，在完成其印度之行後，為本欄撰文，讀者密切留意。

不是社論:國家十一五金融改革 香港作先鋒

2006/7/31

在未來五年，為配合國家經濟走向市場化，深化金融市場將成為國家金融改革的主調。其中最大的挑戰包括完善宏觀調控，改善貿易之內外失衡；提升股票市場質素和金融服務業水平，避免過份依賴銀行進行融資活動；還有就是改善金融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即提升會計、法律水平，確保金融安全。作為區內的主要金融中心，配合國家之金融改革，是香港金融業的核心任務，亦是香港力保不被國內城市邊緣化的最佳位置。

國家金融業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資金融通度不足。個人儲蓄率過高，內需升不上去，境內金融活動不活躍；同時，外資又不斷湧入，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日大。如何強化香港作為內地和境外資金的融通之所，和為內地提供資金融通之渠道，是香港應走的方向。

在上一個五年規劃裏，國家為金融改革奠下一些穩固的基礎。首先，是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以利率操控和貨幣供應為手段，確保GDP穩定快速增長，而物價水平則維持低落，實現高增長、低通脹，保持競爭力；其次，是透過股份改革，和動用國家六百億餘元來剝離不良資產，讓四大國有銀行市場化，並逐一來港上市；第三，推出人民幣滙率改革，在去年九月，恢復九四年所提出的浮動滙率制，加上參考一籃子貨幣滙率，讓人民幣按市場規律逐步升值，扭轉過去以人民幣貶值來補貼生產成本的惡性循環。

通過這些金融改革，國家經濟逐步扶上正軌，但更大的挑戰還在前面。目前內地金融市場，正面臨幾個重大問題。第一，中國經濟內外失衡，貿易順差增長太快，前幾年不過是在220-330億美元之間，去年就冒到1,019億美元去了；此外，外滙儲備高速增長，本年六月底已達9,011億美元，頭半年已增加了1,200多億，使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高唱入雲。

第二，一方面囿於傳統思想和對過去苦日子惶惶不安，一方面因為內地的金融服務業不發達，國內居民的個人儲蓄率在過去十年來不斷上升。2004年，個人儲蓄率佔GDP的45%，總消費則不足一半，相對美國，其個人總消費高達GDP八成，內需充沛。鼓勵消費，擴大內需，對中國來說非常必要。

第三，內地金融服務業不發達，間接融資比重過大，高達78%市場融資依賴銀行，通過股票融資的只有6%。金融企業競爭力不足，乏主動創新，抗壓能力弱，如遇上金融風暴隨時被一擊即破。而國家的會計、法律、信用環境等軟件發展，仍大有改善空間，這實在是長路漫漫。　

針對以上金融業面對的困境，國家將會在宏觀調控、利率改革、匯率機制、深化金融市場、完善金融生態環境下再下苦功。在這方面，如果香港可以作出相應的配合，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今年三月，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提出了香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五個方向，概括來說，這五個方向就是強化內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例如，內地水浸，外資大斷湧進，居民儲蓄率高，若利用香港高效、多種貨幣的集資平台，拉攏內地資金和投資需求的結合，讓投資者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股票，則既可以幫助內地儲蓄資金走出去，抒緩其銀行借貸的壓力，亦可使本地的金融市場越做越大，拉遠香港和國內任何一個金融中心的距離，大大化解被邊緣化的危機。

亦可積極推動把香港的金融投資工具，引進內地，特別把是內地企業在港發行的股票，引到內地銷售，給予居民儲蓄以外的投資選擇。香港有的是優質產品、服務、人才、銷售企劃及市場推廣等，如果能將之適當地引進內地，可助擴大內需，做大消費市場，助香港企業搶佔更大的份額。

內地的金融中介機構質素參差、法制保障亦不建全，無法為小市民提供安全的投資環境。但反過來說，金融服務、建全法制，卻是香港的專長，加上中西合璧的管理經驗，這都是香港可以輸出的軟件成就，助促進國家金融改革。

香港被邊緣化並不是危言聳聽。廣州已擺明車馬，儲勢待發，以猛虎撲兔的恣態應戰，欲與香港、上海和深圳較勁，力爭做內地金融中心，並獲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香港人今天擁有的優勢，稍瞬即逝。因此，我們務必緊貼內地政策進展，作出因應之道，並積極思考自己的長處，把握機會力拓版圖。森林規律是，只要不跑最後，就能避免被獅子吞掉，苟延殘喘；但現實是，只有跑到最前，拉遠我們和競爭對手的距離，切莫鬆懈，才可更好地享受長治久安。

培養反對黨 建民主社會

講者：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Paul Keetch)及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Nigel Evans)

「我們的工作，就是把政府拉下馬來，然後取而代之。」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艾文思，一語道破反對黨存在的意義。

他同行的伙伴、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祈智忠附和，並期望「我們下次來香港時，你們已經擁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敢向政府說不，屆時香港就是走向了真正的民主。」

思滙政策研究所和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昨日邀請了兩位著名的英國國會議員，祈智忠和艾文思，以「反對意見在議會的價值」為題發表演說。與會者包括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譚香文，智庫成員史泰祖（新力量網絡）、陳智遠（Roundtable），一些大學生及各大傳媒等。

西方反對黨的工作，大概可以用一句中國人的話來概括：「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正如艾文思所說，作為反對黨，他們的工作就是監察現任政府，並以取而代之為目的。作為「排隊中」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waiting），他們除例行向政府說不外，須為選民提供自己的政策，並且時刻保持可靠（credible）和高效(effective)，如此才能獲取選民的信任，逐步邁向執政之路。

祈智忠則開宗明義地描述了反對黨的四大工作原則：

1. 必須和其他反對黨議員順利合作。席間有與會者向兩位提問，反對黨不光反對政府，在各反對黨之間，也必然存在衝突──正如香港的民主派未能取得共識一樣──他很納悶，到底英國的國會議員們，是如何求同存異呢？祈智忠答得簡單：尊重他人。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有一年，一群英國國會議員訪問北京和香港，正計劃是否取道台灣。當時有記者問該組國會議員之首：你們會到台灣去嗎？答案是：我們要去！雖然這在當時未取得英國政府之同意，甚至得不到中方祝福，可是既然這位小組主席決定了，同行的議員們，雖然來自不同黨派，也尊重這決定，集體行動。
2. 敢當不受歡迎的人。去年倫敦發生恐佈襲擊，多人死亡。當時政府希望通過建議，准許警方扣留有關疑犯達九十日，以搜集充分證據作出起訴。一般來說，警方最多可以扣押疑犯十四天。這個建議當然得到一些市民的贊同，特別是那些在襲擊中有家屬喪生的人們。可是祈智忠說，他們明知這會引來選民的不滿，但他們不能接受政府無故扣押疑犯超過十四天，這實在有違他們的原則，因此在投票中作出反對。這引伸到祈智忠所說的第三項原則──
3. 不管多困難，也必堅持到底，即使該決定在當時看來是錯的。因為如果那是正確無誤的，必被時間證明。
4. 通過以上的原則，表現民主的精神。

祈智忠的話不但說得動聽，他看來也有恣勢有實際。他說，我對自己說，選民才是我的老闆，不是英國政府，也不是我的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須得以自己選民的福祉為依歸。難怪他可以連續三屆，冧莊赫爾福德郡（威爾斯邊境上一個原屬英格蘭的郡）的國會代表，成為自由民主黨的一項紀錄。

作為反對黨，在政府「親疏有別」的原則下，發展可謂荊棘滿途。有出席者因此向兩位國會議會請教，指政府手執重大資源和議題設定能力（agenda setting）（例如特首曾蔭權最近的新設議題，就是和環保有關的「藍天工程」），反對黨在不具優勢下，如何取信於民？

艾文思也答得簡單。他說，我們有一句話：不是反對黨贏了選舉，是政府輸了它（oppositions do not win elections, governments lose them）。即是說，選民並非不辨是非，他們耳聞目睹政府的不是，自會作出結論，而向政府說不，讓成熟的反對黨黃袍加身。

智慧時代 掌握趨勢才能致富

講者：林宗伯 (台灣行銷趨勢專家)

「時代不一樣了！」
被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路平主任形容為「鑽石頭腦」的台灣行銷趨勢專家林宗伯，在日前以「21世紀的趨勢與未來」的講座上，不嫌其煩地重複這句話。

林宗伯說，在以前的時代，我們學理論、讀歷史，是在跟過去學習；但現在，如果我們想獨當一面，成為有智慧的人，必須向未來學習──先知先覺，掌握趨勢。他以騎在巨人肩上的小人，和在巨人腳下偷生的小人作比喻，解釋「知道趨勢」和「掌握趨勢」的不同。他說，巨人就是趨勢，在他腳下的小人，雖然知道趨勢來了，但只懂眼睜睜地看著巨人走動並感到危機重重、憂心忡忡；但騎在巨人肩上的小人，卻毫不費勁地掌握了正確的方向，輕鬆邁步向前。

知道趨勢不會致富；掌握趨勢才能成為有錢人。

林宗伯以「趨勢洪流」（見圖），解釋現在的時代，和以前的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波文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只要努力，一定成功；
第二波文明，工業革命帶領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只要有效地努力，就能成功；
第三波文明，是完全腦力的智慧時代，資訊爆炸，知識充斥網路，即使有效地努力，如果在錯誤的地方瞎費勁，也絕不會成功，因此必須正確地努力。好比一個國家，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糟糕。

這個被林宗伯喻為不一樣的時代，有以下特徵：
訊息圖像化
吸收知識不光是記筆記，必須做思考的體驗
有別於過去的賣方市場，這個時代是買方主導的時代，行銷人員向客戶「推銷」產品是不夠的，必須讓客戶感到有「需要」，才能售出產品。

這就是「推銷力」和「影響力」的不一樣。
以麥當勞為例，以前他們的口號大意是「歡樂的時光盡在麥當勞」，是以「賣方」作主導的；
但任誰也知道，麥當勞最新的口號是「I’m loving it我就喜歡！」，這是以「消費者」或「買方」為主導的。
林宗伯說，「消費者自覺」的心態，在全世界蔓延著。這些自覺的消費者，被稱為「樂活族」（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他們愛自己、愛家人、也愛地球。賣方必須掌握這種心態，才能生產令消費者稱心滿意的產品。

撇開行銷人員，一般人要怎樣做，才能在這個不一樣的時代裏傲視同儕呢？林宗伯的答案很簡單：發現微小的差異就是智慧。

他高度推薦《富爸爸窮爸爸》。書中提出，貧窮和富裕，只是觀念上的一綫之隔。窮爸爸學歷高，但是越努力越負債；富爸爸只有中學程度，但是越輕鬆越有錢──關鍵是富爸爸發現了收入的微小差異：暫時收入和持續收入。
窮爸爸努力工作，換取月薪，一轉身，就把錢花光了，這份月薪是只是暫時收入；
富爸爸不怎麼工作，但他懂得用錢生錢，把收入用來做生意和投資，這就可以為他帶來持續的收入，並成為夏威夷最有錢的人。

時代不一樣了。中國人的智慧是「失敗乃成功之母」，但到了現在，「成功乃失敗之母」更為貼切。這是因為人一旦成功，就會自我滿足，自我設限，反種下失敗的禍因。他說，不要被過去的觀念所綑綁、不要想當然耳，須得知道自己還有更好的選擇，才能跳出自我設限的框框，打造更佳未來。

圖：趨勢洪流
第一波文明：狩獵時代＝＞農業時代
第二波文明：農業時代＝＞工業時代
第三波文明：工業時代＝＞
（三個階段）資訊時代＝＞知識時代＝＞智慧時代

延伸閱讀
1. 《第五項修練》，天下文化，彼得˙聖吉著，郭進隆譯
2. Rich Dad, Poor Dad，Robert T. Kiyosaki，published by Warner Books
3. 《行銷趨勢學之熱迷行銷》，伯飛特著，創見文化